今年合肥的梅雨最像梅雨，来得早，下得多，拖得长，淅淅沥沥，这样缠绵的雨季最适合阅读回忆、感恩主题的散文集《吾爱吾师》，感伤却又温暖。
　　我与《吾爱吾师》作者俞宁教授至今只见过一面——2018年4月参加河南巩义市杜甫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当时交流并不多，不过，其谦谦君子的气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借助现代通讯技术，这两年在微信中互动较多，增加了我对作者的了解。读其文，识其人。俞宁教授是名门之后，他是中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俞敏先生之子，上世纪50年代中期出生于北京，“文革”中在北京市西城区长安街房管所当工人——做搬砖、砌墙的体力劳动，“文革”结束后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英语系就读，1984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著名英语专家周珏良教授门下读研究生，1986年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1993年毕业并在美国大学工作至今，现为美国西华盛顿大学教授，主讲英美文学。独特的经历和身份孕育了这本独特的书。
　　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而作为最富有文学性的诗歌就是人类表达思想和情感的文体。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诗言回忆”，近代英国浪漫诗人华兹华斯说：“诗来自沉静时回忆所得感情之自然流溢。”与此对应，中国古老的典籍《尚书·尧典》中就有“诗言志”的记载，现代学者闻一多解释“志”有三义：“回忆”“记录”“怀抱”，可见中西有相通之处。人到老年，经历了很多风雨坎坷，回首平生，自然会有很多回忆。作者的身份很独特，《吾爱吾师》便是已逾花甲之年且身在异国他乡的俞宁教授早年在中国北京经历的生动回忆，作者真实记录了从小到出国前所近距离接触的一批老师们关怀、帮助、指导自己生活与成长的过程，表达了对在苦难时代里给予自己关怀、帮助、指导的前辈的感恩，这是一种朴素而高尚的情感。这本感恩主题的书，文字疏朗大气，读来引人入胜，不仅再现了青少年俞宁艰难而幸运成长的故事，而且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和环境里现代学术史上，几位著名学者的不幸遭遇及其面对苦难时的坚守，因此，这本书绝非普通的怀旧书，叙事之中不仅有深情，而且有学问，有见识，甚至有胆识。

我与他们：对文化的共同坚守与传承

　　这本书回忆涉及的人物有陆志韦、启功、俞敏、周珏良、李长之、包天池、傅璇琮等，他们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著名人物，术业各有专攻，都是各自领域实实在在的“大牛”。对这些学者的学术成就、学术贡献乃至基本生平情况，今天的读者比较熟悉，全书因此避开了公众熟悉的专业领域，作者所写的是与他们日常交往中的琐细之事，生活化的视角保证了叙事的真实、平易和亲切，也更好地显示出这个群体所具有的那种共同的高贵品格。
　　最让我们崇敬的是陆志韦先生。作者并没有直接接触过陆志韦，所以回忆的是上世纪40年代末其父母从台湾回到北京在燕京大学任教，并受到时任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先生关怀的轶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身为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韦被日本人投入监狱，日本宪兵要求他写下“悔过书”，但是，陆志韦面对日本人的酷刑竟然写下了“无可悔过”四个大字，显示了这位著名学者的凛然气节！就是这样一位严肃、端正的大学者，在听说俞宁母亲妊娠反应强烈不能吃饭之后，亲自和夫人买了水果前来慰问。
　　最让我们悲伤的是李长之先生。李长之先生少年成名，上世纪30年代在清华大学就读时与季羡林、吴组缃、林庚并称“四剑客”。其40年代完成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研究司马迁的名作，进入50年代便遭到错误批判，“文革”中被剥夺教师资格发配打扫厕所，身心遭到严重摧残，然而，即使遭遇了人生的窘境，他依然不低头，风骨凛然，最后因为患风湿病导致全身萎缩，1978年去世，倒在冬去春来的门槛上，让人不胜唏嘘。
　　这本书着墨不多却让我们觉得亲切的是吴谷茗老师。她虽不是著名学者，却是作者本科阶段的班主任，在俞宁报考北航外语学院时给予他莫大的鼓励，在俞宁就读北航外语学院学习之后给了他和他的同学们无微不至的关爱。在叙述她的故事时，作者特别突出了她脸上和善的微笑，让读者也觉得亲切。
　　让读者觉得最严肃的却是俞宁教授的父亲俞敏先生。他被划为“右派”，“文革”中被剥夺教书的权力，从事打扫厕所的工作，可是，他对打扫厕所也进行深入研究，研究怎么打扫得最干净，可见这位语言学家的严谨。在俞宁到房管所上班成为工人之后，父子俩还研讨如何把墙角砌得好。他对俞宁很严格，教导俞宁做人要正直，给俞宁正确的人生指导。
　　这本书描写最生动的是启功先生。经历晚清民国的社会革命，身为雍正皇帝九世孙的启功，家道中落，由寡母抚养大。后来得到著名文献学家、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栽培、提携，在大学中才谋得教职。“文革”中，处在边缘状态，生活处境艰难。俞宁母亲当时下放外地，父亲属于劳动改造的对象而不能回家，哥哥、姐姐响应号召到“最广阔的天地”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青少年的俞宁就常常寄居于启功先生家里。启功先生落难却不失志，不仅努力钻研学术与书法，而且坚强，乐观，风趣，乐于助人，无微不至地帮助俞宁，给苦难少年俞宁提供了最温暖、精神上也最“富足”的成长环境。
　　作者的叙事立足于一个孩子日常交往的视角，不仅呈现这些知识分子的博学、严谨、认真，而且突出他们的坚强、正直、善良、真诚、单纯，这就是一代学人的高贵品格。还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学者在经历艰难时世、面对生存压力和政治压力时，并没有放弃自己对真理的信仰，没有放弃自己的气节。追求自由，坚持真理，不迷信，不盲从，如同俞宁教授所说，这是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精神——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不同于以老庄思想为本质的狂放的“魏晋风度”。
　　文化，本质上不是文字，而是人的行为方式。在俞宁教授所怀念的老师（师傅）中，有的也并非學术名家，甚至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基层房管所的普通工人，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很有文化。曹士元是俞宁“文革”中在北京市西城区长安街房管所的师傅，他虽不是学者，其朴实的言行却对年少的俞宁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技术高超，为人仗义，他看到俞宁上进好学，就毫无保留地教俞宁劳动技术，在工作中保护、照顾俞宁。俞宁在房管所工作期间有一个同事魏六子，身高大概一米九，“平时身大力不亏，喜欢欺负别人”，工作时劳动热情不高，“身上毛病不少”，可是，在为唐山大地震受灾百姓搭建临时帐篷时，魏六子却每天最早来上工，为的是力所能及帮助地震灾民。启功夫人章宝琛一家从新中国成立前到新中国成立后给了启功先生最温暖的关怀，才成就了启功先生的杰出学术。这些生活在老北京底层的普通百姓，虽读书不多，但他们言行举止却极有文化，显示了基层劳动者的真诚善良，表明历经苦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没有丢，这正是深厚的中国力量。文化虽然是柔软的，但无疑具有改变人类历史的伟大力量。 　　这本书是“感恩”之书，是从作者受到这些人物日常照拂、受到他们的精神哺育的角度所展开的，不仅显示了长辈和普通群众的文化坚守，也显示了精神的传承，才使得作者并没有跟随他的同代人卷入“造反”的潮流中。书中有一些生动感人的细节描写，显示了作者的善良。10岁时，他听说老舍先生投水太平湖，就担心起父亲会效仿，赶紧去看望：
　　于是我开始了自己十年人生中最长的徒步旅行，从原辅仁大学附近的师大宿舍走到太平庄师大“新校”去看看——但愿父亲劳动的地方离湖边还远。连问带摸，我居然找到了师大的主校园……我转了一圈，并没看到湖水，算是放了心。经人指点，又摸上了主楼的六层，一眼看见父亲正用拖把很努力地擦拭着走廊的水磨石地面……只要怹还活着，还有力气劳动就好。（《少年印象》）
　　书中还写到作者和别的同学清晨早起捡马粪卖钱，给父亲买香烟，给李长之先生买他所喜欢的“芝麻酱”：
　　和一个城市贫民出身的同学相约，起大早上街跟着进城的马车走，只要马尾巴一翘起来，我们马上冲过去，因为那是马粪将要新鲜出炉的信号。我们把马粪平分，铲进各自的荆条筐，运到德胜门外马甸，卖给那里的人民公社作肥料。一个早上能挣两三毛钱，累计每月每人能卖出八九块人民币。（《迟来的谢意——怀念李长之先生》）
　　作者还直接说到长辈的言行举止对自己思想性格的深刻影响：
　　那时先父在学校“隔离审查”，母亲在湖北劳动，哥哥姐姐在山西插队。（启功）先生在小乘巷的那间南屋，就是我的家呀。这种温馨、相敬如宾的家庭气氛，使我终身受益。成年后我的性情比较温和，很少有与人争执的时候，对家人从不严厉，想来得益于那几年温情岁月的熏陶。（《曼倩不归花落尽》）
　　这本书生动地展示了两代人对文化的坚守与有效传承。

古今与中西：文化与文明的会通

　　语言学家的儿子为了避免让人觉得走捷径而刻意选择非语言学专业，俞宁留学美国选择的专业是美国文学，不是海外汉学，也不是比较文学。这也是风骨。俞敏和启功对作者出国学业甚为担心。其实，中西文学与文化存在鲜明的差异，对中西文学异同的研究正是比较文学的任务，这是比较文学存在的事实前提，从纯学术的意义上说，比较文学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学术领域。两位长辈显然不是看不上比较文学，而是反对对中西文学都缺少深入研究却“大胆”进行肤浅比较甚至比附。俞宁教授在书中虽没有从纯学术层面深入论证中、西文学比较问题，但书中深度涉及这个问题，比如他谈到自己随着自己对中、西文学理解日深，近些年着手的唐诗研究，就是借鉴西方的形式主义诗论讨论唐诗，他还在傅璇琮先生的帮助下出版了《绿窗唐韵：一个生态文学批评者的英译唐诗》，在这本书中多处引用西方文学阐释中国文学，或者引用中国文学阐释西方文学，不是比较短长，而是强调中西的互鉴与会通。这本书是回忆叙事之书，从全书的叙事立场也可以看到作者的认识，可以看到古与今、中与西文化价值观念深刻的相通与会通。
　　这本书是跨越时空的回忆，是一位生活在现代化时代的人对故旧北京文化的回忆。老北京不仅有作者记忆的牌楼等，更有那个时代人与人互相帮助的故事。虽然作者生活在现代化的今天，却仍然怀念上世纪的北京生活。作者在称呼使用第三人称称呼长辈时，使用了一个今天北京方言中已经不再流行的第三人称敬语词“怹”（第二人称的敬语称谓“您”现在流行全国）。俞宁教授其实意识到时代落差，意识到这个敬称今天已不再流行，但是，他坚持使用这个字，表明他对这种礼仪传统的继承与坚守。可见物质条件、社会组织变迁并不意味着观念与文化必然变化，文化无形而有力，具有超越时代的恒久力量，支撑了社会，哺育着人类。
　　这本书也是一个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对中国生活的回忆。作者不仅是一位亲身经历那个苦难时代的青年，也是在美国生活、工作超过在中国生活、工作时间的大学教授。作者往往站在西方文化立场，肯定中国20世纪一代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经历社会苦难却坚守做人的基本良知——感恩、诚实、善良、正直，这些品质既是中国文化所高度认可的优良品质，也是西方文化认可的优良品质，反映出西方与中国在为人处世方面基本价值观的交叉重合甚至一致。
　　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就是作者跨越时空和社会制度，对老北京所保存的中国文化的生动展示，展示了文化的魅力，表明了人类文明可以跨越时空、跨越人种甚至跨越社会制度实现会通与传承。

平淡与醇厚的交融：一种独特的文风

　　作者撰写该书有着自觉的“文体”意识。他在《天使的香味——回忆陆志韦校长生平片段》中，就明确对自己的写作风格进行定位，他不要写“履历书”，也不是一般的人物传记，他要“为这个伟大的灵魂还原一些血肉”——一个人真实的日常生活侧面，作者采取的是‘二三事’的体例”。什么是“二三事”的体例？至今未见学术界严格的界定和讨论，不过，类似的名家文章不少，如初学语文教材中收录了张中行先生的《叶圣陶先生二三事》，主要的内容就是回忆自己与叶圣陶先生日常交往中的几件小事，从小事中揭示叶圣陶先生的精神品格，显然，这种写法具有独特的选材范围和叙事角度。从文体角度看，属于忆人散文。根据回忆的对象以及作者的身份，我们可以进一步把这本书界定为学者散文的范畴。由于作者是西方文学研究专家，中国文学的修养也极好，所以，无论叙事还是写人，语言简净，文笔生动，表现力很强。
　　看这一段文字，写西城区长安街房管所的师傅曹士元精湛技艺：
　　一次一位师兄提起一个高明的师傅，给顶棚抹白灰时总喜欢穿黑色上衣，为的是工作完成以后向同行显示自己身上一个白点也没有……曹师傅掂一掂行话称为“翻天印”的托灰板，抹子一挑，右臂一展，手腕一抖，白灰顺溜地抹到棚上。他又是一掂、一挑、一展、一抖、一抹，犹如舞蹈一般，煞是好看……原来今天曹师傅竟穿了一件黑色对襟小褂儿。……我前后巡视两遭，不得不说：“还真是没白点儿。”（《两位师傅》）
　　再看作者写李长之先生“文革”中的“劳动改造”：
　　李先生个子不高，面貌清癯，四肢不太灵活，甚至看似羸弱。他扫地时姿势独特：把扫帚抱在怀里，靠腰部的扭动带动扫帚，划出不大的一个弧，扫清不大的一片水泥地。从劳动的角度讲，效率不高。听父亲说李先生做事效率最高的是写作，有一夜写出万字文学评论的神纪录。（《迟来的谢意——怀念李长之先生》）
　　这些细节表现人物性格生动形象，十分傳神，非常有力。
　　全书叙事之中有深情，更有学术，还有见解（比如记录了不少与启功先生讨论书法、诗歌的内容），其中包含着对时代与历史的深刻思考与见识，作者的立场与认识隐埋在字里行间让读者体会，疏朗大气。作为亲身经历时代苦难的学者并在此后置身国外以冷静旁观，俞宁教授要做的当然不只是讲故事，不只是抒情，而是讲有意义、有价值、值得思考的故事，比如论俞敏被错划为“右派”的原因，作者说：“父亲虽然精通旧学，骨子里却是个新式的知识分子。德先生赛先生的精神渗透了他的价值观，因此怹后半生就不太顺畅。”
　　因为具有如此丰厚的内容与思考，总体来看，全书文风融平实、醇厚于一体。这种风格似乎不是来自中国传统，而是来自欧美文学，《吾爱吾师》让我们看到莎士比亚的深刻与犀利、欧文《见闻札记》的博学睿智、梭罗《瓦尔登湖》的自然简净以及爱默生思想短札对道德自足感的崇尚。
　　总之，这是一本独特的回忆录，值得细细品读深入思考。
　　（作者系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