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推出近十年，成为国民必备软件也有五年多了，用户们意识到朋友圈内容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凡尔赛文学”=“凡尔赛” “文学”，重点并非“凡尔赛”，而是“文学”——一种在社交媒体说话的方式。构成“凡尔赛”的元素是西方的和贵族式的，前有《围城》中的褚慎明到处宣传自己和罗素的“朋友”关系，后有《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启明出国前嘚瑟护照，直到“人在国外，刚下飞机”的“知乎体”，文化人一直擅长抓住每个机会塑造“凡尔赛”式自我。但以看似不经意的“文学”姿态出圈，却是在近几年互联网生态中才能发生的，二十年前在网上发言，如果摆出“凡尔赛”式（假装）不在乎是否有人关注的样子，那就真的不会有人关注。论坛的讨论要成为热点，发言者都是赔本带吆喝，建起标志性“高楼”，最好和人大吵一架，引来围观。例子非常多，比如二00五年在“天涯社区”，很多人观摩了“周公子大战易烨卿”的热帖，ID“易××”（下文简称为“易”）接连在论坛发言鄙视底层穷人，说话风格像一名趾高气扬的富婆，与另一ID“北纬×××”，后来自称姓周的某世家后裔（下文简称为“周”）展开辩论，为了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贵族”，两个ID唇枪舌剑展现优越。易说自家每月旅游世界各地机票钱就好几万美元，周就说我家从来不买机票都坐私人飞机;易说自己的衣服都是某奢侈品牌，周则说我们的衣服没有牌子，都是巴黎的高端定制……争论又進入比家世、血统的环节，旷日持久，围观者众多。后来《南方周末》用头版头条报道，称之为“一场虚拟世界的反歧视大战”，ID易发表了等级歧视的言论，成了反派，ID周也就被作为伸张正义的神秘人物受到追捧。实际上这场口水战成为热点，绝非因为反对歧视底层这类毫无争议的正确想法大获全胜，而是两个ID争相炫富，碾压对手的各种话术，如同相声表演。
　　那时候论坛发言环境像是嘈杂的菜市场，虽有黄金摊位和高音喇叭，也要摊主赤膊上阵才能吸引人流，野生网红们把爱拼直接写在脸上，摆不出高冷姿态。这种热闹很快成为过往，就像菜市场从大城市消失。应用平台崛起，移动客户端占主导地位，关注度成为特殊的商品，社交媒体广泛用于商业。上网不再像逛市场似的随意走走看看，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页面弹窗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凡尔赛文学”也是流量经济大环境下一种新的“带货文化”，被职业网红普遍使用过，证明可以成功激发羡慕——模仿——购买行为的叙事，经过调侃戏仿后，依然作为“正确”炫耀的方式，火速汇入互联网经济洪流。现在连微商们都学会了发布内容之前加上一句“我要‘凡尔赛’一下”，像已经摸出香烟和打火机的人作态征求邻座同意一样。
　　“凡尔赛”式叙事体现了一个基本事实，人人都有等级提升的意愿。由于上层阶级人数极少，大多数人的这种愿望最终会落空，那么最切近的渴望就是在社交行为中尽可能展示（自己认为）属于更高阶层的等级信号，以获得尊敬，实现暂时的自我满足。后来人们得知，天涯论坛的“周易大战”论战双方均属于“角色扮演”，ID周营造“上流社会”生活场景所用的思路和素材，主要来自美国评论家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写作的畅销书《格调》。这本书出版于一九八三年，用轻松幽默的笔调描绘了美国社会各阶层的众生相。作者意欲回应法国学者政治家托克维尔一八三二年游历美国做出的观察，一个社会通过暴力革命打破既有的阶级体制，新政权做出人人平等的承诺之后，人们反而会前所未有地渴望等级。
　　昔日革命之地发展成为消费大国之后，成为上层阶级依然是所有人的愿景。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广播、电视和纸媒是引导公众想象的主要渠道。很多中产订阅《纽约客》，因为他们以为这是一本上层人士读物，而《纽约客》的广告页正是精准营销中产的这种心理。美国的中产民众体量最大，对等级信号最敏感，成功的“成功学”有一大部分是指导中产民众如何在衣着仪表、言谈举止、家居布置等方面表现得更像上层人士的读物。一九九九年《格调》中文版首次印刷，我国网民对等级这个话题的反应与书中描写的美国民众一样，敏感易怒同时又非常热衷。ID易以有钱人的姿态发言，说“人分三六九等、高低贵贱”，引起公愤，但是ID周作为“真正的贵族”出场，恰说明人们心中已默认了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绝对优势，等级秩序不可颠覆。如果一个“富人”在观念上有问题，从观念层面说理完全无效，非得由另一个更富的富人出面奚落前者的财富不值一提才能打击他的气焰。
　　等级差异真实存在而又不可言说的状况经常是激发消费最直接的动力。《格调》作为一本畅销书，有趣之处在于入木三分地讽刺了中产的虚伪势利之后，又提供了心灵自由的“另类”这样一种令中产乐于自我代入的形象，书的畅销说明其读者群恰是中产。这本书对等级的划分主要以职业为依据，中产阶级的平庸趣味体现了这一阶层的职业特征，他们是政府机构、公司、企业中的雇员，时刻处于上司的监管考核之下，对他们的监管虽然不会细化到就餐和上厕所的时间，但他们在气派的办公环境中，或深陷行政机关的严厉管控，或奔忙于公司“九九六”的重压之下，深知“自由”之奢侈。然而，作为受教育阶层，难免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文艺之气质指认为自己的人格理想，并据此建立自己的趣味体系。
　　趣味本应出于天性，但审美趣味经常被视为阶级地位的标志，因此人们并不总是诚实表达自己的喜好。布尔迪厄曾把中小资产者文化态度的根本特征概括为“认识”与“认可”之间的差距，前者是他们真正理解与喜爱的，后者是他们崇拜并乐于公开表白的，主要是公认的合法文化。布尔迪厄举了很多调查案例，随手一翻就是鲜活的“凡尔赛文学”。例如一个关于戏剧观众的调查显示，往往文化上最贫乏、住处远离巴黎、没有多少机会去看戏的人，反而对戏剧的正面功能大加赞赏，认为新的娱乐形式电影肤浅庸俗。至今我们仍然会遇到很多对古旧事物没有任何客观了解却盲目推崇的人，因为他们认为崇古是有文化的标志。对合法文化的无条件崇拜被布尔迪厄称为“文化顺从声明”，其总是包含着大量“误识”，因为这些文化信息并非被熟习、理解，经过判断后获得，而是由社会上的文化代理人和趣味制造者抛售的，很多人在附庸风雅的过程中成了文化误识的受害者（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 　　“认识”对“认可”的服从是等级焦虑在文化心理上的体现。我国有“唯有读书高”的传统，书店赚钱或融资后都扩大了休闲区，吸引其实很少阅读但喜欢在有文化氛围的背景下拍照的消费者，也有大量“天堂应该是书店的样子”这类人为制造的“误识”。文化产品进入“合法文化”序列后就更容易经过包装成为大众消费对象，文化代理人和趣味制造者的工作是填补民众认识与认可之间的落差，并激发消费行为。他们可以是制度拣选出来的文化资本持有者，如果一位大学教授出现在电视访谈中，他的角色就转化为文化代理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如作家、记者、评论家等也可以成为文化代理人和趣味制造者，为了成功吸引受众他们会释放相应的等级信号。“中产阶级文化，自以为是与通俗对抗的”，这是中产文化产品沿用至今的特征，后来又加入了叛逆和反物质主义的元素，像吐槽节目一样，只要兑入极少剂量的批判反讽，就能让受众感觉自己在思考，一点儿也不庸俗。
　　“凡尔赛文学”很大一部分是碎片化的中产趣味，之所以必须用抱怨、不情愿的姿态来炫耀，是因为炫耀行为本身与习以为常的状态是矛盾的，这也是等级焦虑的一种体现。今天的中产消费者和布尔迪厄的时代殊无二致，最令他们焦虑的是自己兴致勃勃展示出来的文化消费品被他人审视后划入低级序列。以中产为目标客户的文化代理人都深谙此道，他们最常用的正面推介语除了“经典”——与“通俗”相对，就是“高级”，这个在所有消费领域都能见到的营销用语巧妙回避了对所推荐之物的具体特征归纳（万一被指认有“不高级”的成分呢）而直接占领了消费者欲达到的效果圣地。中产文化产品推崇的属性是主观陶醉式的“迷人”，这个词同样妙在含糊其辞地避免了理性认知及可能被剖析为不“高级”的危险，别问为什么你没被“迷”住，问就是你自己缺乏悟性。
　　布尔迪厄对阶级与趣味的很多分析至今看来仍觉入木三分，但在他所处的二十世纪，教养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一代或几代人在物质及文化资本方面的综合状况，文化品位也是相对稳定的，他观察不到日后电子通讯技术飞速发展后资本可能的样子，今天的信息传媒、电子科技与民众日常消费的深度结合已经很难有人预测其结果。在过去的消费模式中炫耀是消费的伴生行为，而以互联网为架构的消费环境不仅产生了以人类虚荣心和非理性为重要驱动力的流量经济，还有大数据可以探测分析人群的习惯与误识，以精准投放可能引发购买冲动的信息。
　　现在我们有了形形色色的文化代理人，打开手机就能看到他们，在任何领域都有专业人士推送不同风格的“高级感”。网红不再是从前的野生状态，在新兴的流媒体和电商平台上，各种炫耀行为背后早已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是专业团队及其挂靠的资本。互联网是继电视之后最有力且平价的宣传媒介，只要资本充足、操控有力，很多“凡尔赛”风格的文化代理人都能达到预期目的，将受众的追捧转化为购买行为，而不会被指认为“文学”（假的），他们的出现本来基于市场需求，而信息爆炸又大大弱化了人们辨别真伪的意愿。长期接受流媒体资讯喂养的人们对真假之界限也有了不同以往的认知，发布出来的内容经过策划剪辑，就是应该足够“高级”，像数码修图时代的照片比本人光鲜很多一样理所当然。如果把去年哔哩哔哩网站推出的短视频《后浪》当作流媒体平台的一则招聘广告来看待，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争议了。作为广告的《后浪》制作精良、情感充沛，直击目标受众内心。镜头捕捉的每一个精彩瞬间都在向观众发出邀请，你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主角。“把自己的热爱，变成和成千上万的人分享快乐的事业”，这句话已经让人看到炙热的商业计划和奔涌的流量，作为用户的我们也都曾在这些“分享”的内容中乐此不疲地消磨时間，商业正在失去界限，一切信息都有广告性质，被看到的人物都可能是团队包装的作品，用户被熔化为其中微不足道的流量，只有在分享、点赞、下单的瞬间会在这大熔炉中爆出闪亮的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