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俞伯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他才抱琴弹奏，在旁边的樵夫钟子期就能听出琴声所表达的内容。而同时期的公明仪则是一个很不幸的人，尽管他的琴弹得非常好，才开始弹时，还能引来无数的鸟儿和蝴蝶倾听，后来他对老水牛弹奏时，老水牛就不听，而且还愤怒地走开了。
　　难怪古人说：相逢侠客需出剑，不遇知音莫弹曲。
　　社会的百工之人，虽然每一个人都具备一个大脑，但由于从小受的教育、生活环境不同，对社会的认识也是三六九等的。比如说世事洞明的人，人情练达的人，常常显得聪慧而高效;比如榆木脑袋的人，因循守旧的人，则常常显得呆板而低效。
　　有人说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持“成事在天”观点的人有点消极被动。那个守株待兔的农夫，守了几个月都没有看到兔子再次撞树，自己也因为守株待兔而误了农时，最终兔子没有捡到，还少了一年的种田收入;持“谋事在人”观点的人有点主观能动性。孟母三迁其居，就是有计划地引导孟子，让孟子脱离白丁群，走进鸿儒堆。孟母主动出击，让孟子没有受那些引车卖浆之徒的干扰，让孟子成为中国杰出的思想家。
　　孟母是个有见识的人，她能为孟子的发展选择好的环境;孟子是个幸运的人，少年时就遇到了能为他发展披荆斩棘的人。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就没有孟子这样的幸运了，从小在农村和山区生活的人，同他们谈笑的多数非鸿儒，往来是白丁。
　　其实，一个人出生平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甘于平庸。如果一个人甘于平庸，就是一种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的麻木。如果不甘平庸，就会有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冲动。比如出生在韶山冲的毛泽东，如果他甘于平庸，完全可以守在韶山冲当一个山区农民，找一个山区女人做媳妇，天天老婆娃娃热炕头。根本不用天天头悬梁、锥刺股地看书;也不用在16岁时不知愁滋味地写：“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也不用提出读奇书，交奇友的构想。不用冒风险突破师塾老师的防范去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富有反抗精神的书，不用通过征友方式征到罗章龙等奇友及后来的蔡和森等人。
　　在中国，孔子的地位很高，不祭拜“天地君亲师”的人很少。特别是文化人，如果不把孔夫子奉为至尊，就没有文化人的低气。在儒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写得一手好文章是光宗耀祖的事，更是仕途升迁的台阶石。要想写好文章，就必须拜孔子为师，但无缘拜见孔子的人，则只能买一个孔子的塑像来家中一早一晚地拜。而无钱买孔子塑像的人，则只能去文庙里拜了。文化人都知道近朱者赤，近孔者昌的道理。只有同孔子攀上关系，才能意味着染上孔子的文气，象孔子一样懂礼仪、有道德、会治国、文章好。孔子的学生中，颜回的德行，冉求的政事，宰予的言语，卜商的文学，都是脍炙人口的，都是很有说服力的事实。
　　孔子被后人尊称为“万事师表”，是名符其实的。他提倡有教无类，贫民化教育。无论什么人，无论出生高低贵贱，只要有心学习的人，只要带上“束修”（也就是举行过结发修身仪式的人）就可以收为学生;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无论学习什么，都要努力奋进而不能讨厌，教诲别人要耐心细致，不能因为学生的悟性低而感到疲倦。
　　孔子这样的老师，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老师。能成为孔子的学生是幸运的，不能成为孔子的学生是非常遗憾的。但中国那么大，孔子只一人;历史那么长，孔子才活七十三，怎么能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他的学生呢？
　　有人提出“孔夫子面前卖文章”，其实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举动。文章不到孔夫子面前卖，莫非到目不识丁的人面前卖？只有到“孔夫子面前卖文章”，才能得到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凭孔夫子的为人，凭孔夫子的求贤若渴的心态，到他面前卖文章，他一定会细细地拜读你的文章，会苦口婆心地帮助你分析文章的得失，让你今后能写出好文章。如果是去一个目不识丁的人面前卖，他不但不能阅读，而且也无法辨别你文章的好坏，更谈不上按质论价了;如果是俞伯牙遇到钟子期，那是幸运的。如果是公明仪遇到了老水牛，那将是一个悲剧。
　　虽说行行出状元，但种田是不能离田头，做生意是不能离行头的。有如一个吃不饱饭饥肠咕咕的人学习种田，不如多花点时间和路费去见见袁隆平;有如去同一个屡商屡败的人去学习做生意，不如买本李嘉诚的书来读读。
　　所谓高手，就是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又善于自己创新的人。拜会这样的人，他会指导你从一个只能看到五尺天宽的山谷，走向极目万里的高山。
　　纵观居于百工之人的宝塔顶尖者，没有哪一个不讲究投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