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彼得斯(Chris Peters)还只是微软一名普通的软件编程人员，但是，当他把微软的股票期权兑现之后，就一下子成了百万富翁。
　　当他听说职业保龄球手协会准备出售时，马上拉来几个朋友，一起把这个协会盘了过来。事实上，彼得斯原来就是个程序员，对运动、传媒，以及相关行业都一无所知，本人也根本没什么运动天赋。
　　彼得斯说，自己投资保龄球手协会，有两个原因，一是突然有了一大笔钱，总得投资点什么，一是过去非常喜欢与父亲打保龄球。
　　斯蒂芬妮(StephanieDeVaan)1995年将微软股票期权兑现，虽然当时股价还远未达到最高点，但这已足够让她成为百万富翁。她当时只有34岁，此前在微软做了五年Office软件营销。
　　刚开始，斯蒂芬妮到一家慈善机构做了几年志愿者。2002年，她的兴趣从慈善转向政治，先是出钱支持堕胎权，随后又成立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
　　彼得斯与斯蒂芬妮都住在西雅图，那里也是比尔·盖茨与保罗·艾伦起家的地方，至今仍是微软总部所在地。
　　他们两个在工作中职务并不太高，能力也算不上超群，但他们加入了美国历史上最幸运的员工队伍。他们年纪轻轻，就获得了其它人终生都难以企及的财富，除了工作努力之外，只是因为他们在正确的时间，加入了正确的公司。
　　对他们两位而言，那就是任职于1986-1996年间的微软。从1986年到1996年，微软的很多员工，每周工作60小时，虽然每天吃不好睡不好，但他们获得了微软的股票期权，这是一项超值补偿。
　　随着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与Office软件席卷全球，10年时间，微软股价翻了100多倍，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几乎所有在此期间获得股票期权的员工，都成了暴发户。
　　理查德(Richard Conway Jr)是微软聘用的经济学家，专门研究微软对华盛顿的影响。他说：“微软到底创造了多少百万富翁，没人能准确统计，但2000年之前，至少有1万人已经兑现，成为名符其实的百万富翁，这个数字已经相当惊人。”
　　虽然微软这些“暴发户”挣钱的方式各个相似，但他们花钱的方式却各不相同。
　　每当微软的股价达到一个新高度，几天后，微软总部门前的停车场上。通常会出现几辆新跑车。而在另外一些员工的家里，会添置大屏幕家庭影院，或者带有夏威夷风格的室内游泳池。
　　有人把全家老小几十口子都接到五星级旅游胜地，度假一周；有人为自己捐个剑桥教授头衔。有人离开微软，成立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寻找有创意的新公司，希望自己也能栽培一个微软式的公司。
　　更多的人本来想彻底告别商业，投身运动、政治或者慈善事业，享受随心所欲的生活，但他们做不到，因为微软在带给他们巨额财富的同时，还在他们身上打下了烙印，那就是很多人从此无法接受没有效率，没有激情的生活。
　　彼得斯盘下职业保龄球手协会时，投资人都是他在微软的同事。他决定接管这个协会，刚开始也是从兴趣出发，因为他从小与父亲经常玩保龄球，对此项运动颇有感情。
　　但是他的兴趣很快就从玩球转向了球队经营。仅当家作主一个月之后，虽然对运动产业仍一窍不通，但他马上从耐克挖来一个团队。从此，彼得斯投入几乎全部精力，向他们学习球队管理，设计训练与比赛方案。
　　经过五年努力，职业保龄球手协会收入翻倍，赞助商达到19个，在青年观众中，比赛收视率提高80％，从而扭亏为盈。
　　彼得斯说：“在微软的日子很苦，但很有激情，我愿意舍弃微软，但不愿意舍弃这种激情。事实上，正是这种激情帮我拯救了职业保龄球手协会。”
　　与彼得斯相似，斯蒂芬妮离开微软后的选择也受家人影响，她的外祖母、母亲都是女权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所以如今她几乎成为职业政治家，每天穿梭于华盛顿各大部门之间，为堕胎权等女权奔走。
　　斯蒂芬妮说：“我在微软的时候，那里虽然说不上个个都是天才，但个个都是工作狂，一转眼工夫，事情就已经完成了，这是让我至今都无法忍受低效率生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