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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的“石渠宝笈特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展”、首都博物馆的“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一個个国家级、省级大馆展览一经开幕，无一不是人气爆棚。
一改过去“养在深闺”待人识的境况，博物馆主动向社会大众敞开胸怀，以更多更好的展览、活动，吸引公众走进博物馆，享受“有内涵”的公共文化生活。作为封存历史碎片的博物馆，也随之变得“活起来”。
人类文明的殿堂
“博物馆最初是作为收藏保存各类艺术品的场所，供人们祭祀和观赏。”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安来顺说。
文艺复兴时期，博物馆的功能转向收藏与研究并重。17世纪中叶，随着欧洲产业革命兴起，社会对新知识的渴望空前增加，大学和科研机构为顺应时代需要，纷纷向社会开放，博物馆大门也随之打开。
最早出现在中国的一批博物馆是由西方传教士开设的，如1868年创办的震旦博物馆、1874年创办的上海博物院、1914年创办的北疆博物院，办馆理念皆照搬西方。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近50年间，博物馆史上发生了被业内称为“博物馆的现代化运动”，此后博物馆变成面向社会大众服务的教育机构。期间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强化了博物馆的公共教育功能。
国际博物馆协会1974年通过的《国际博协章程》规定：“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营利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性机构。它为了学习、教育和欣赏之目的，收集、保存、研究、传播和展示有关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质见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的博物馆发展道路和建设模式。一系列地志博物馆因此兴起，历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自然三部分成为博物馆陈列的“标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博物馆开始与国际博物馆发展理念接轨，文化艺术属性慢慢回归，意识形态印迹淡化。博物馆呈现专业化、地域化，展览呈现精品化、考古化和“声光电”特点，力图让“文物自己说话”。
博物馆的新变化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发现，一些博物馆囿于保存条件有限，藏品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损坏。一些博物馆对藏品“家底”“账目”不清，还有一些博物馆大量藏品“长眠”库房。令人欣慰的是，博物馆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让未来变得可期。
首先是博物馆及其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数量快速增长，更多“长眠”库房的文物“重见天日”。据文化部公布的数据分析，2005～2015年十年间，我国博物馆保持着年均200余家的增量，博物馆总数翻了一番；展览总量也由2014年的2万个左右增至2016年的3万多个。
其次是策展思路发生变化，博物馆的展览更加“亲民”，更有“黏性”。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表示，过去的展览只孤立地展示“物”，或者更多是“精品展”，“现在要求展览展示体现出藏品和藏品，藏品和人、和环境、和社会的关系。”
第三是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得到更多重视。最直接的体现是，2015年颁布实施的《博物馆条例》较2008年颁布的征求意见稿中博物馆的三大目的做了次序调整，由过去的“研究、教育和欣赏”变成“教育、研究和欣赏”。
龚良在《东南文化》上发表《从社会教育到社会服务——南京博物院提升公共服务的实践与启示》专题文章，指出2009年南京博物院率先将“社会教育部”更名为“社会服务部”的深意。他认为，“公众文化需求引领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关键是服务，核心是教育。为了更好地服务公众，博物馆首先要成为教育者、服务者和传播者。”
南京博物院所有业务评价均要与社会公众建立交集，曾经闭门做研究的人也被要求参与策展，接受公众“检阅”。“倒逼”工作取得实效，观众接待量连续三年保持平均每年30万人次的增量，去年16～30岁的观众占到70%。“更多年轻人进博物馆是好事，可以带动社会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龚良说。
统计表明，我国博物馆参观量已从2014年之前的5亿～6亿人次，增加到2016年的9亿人次，首次超过美国的博物馆参观量。
营造发展“生态”
事实上，上述新变化还主要集中在大馆、省馆和特色馆的一些方面，博物馆全面系统活起来的“气候”尚未形成。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思路。一些博物馆还停留在过去的思路窠臼中，重保护轻利用，重“物”轻“人”。在博物馆工作了30年的韩永曾任首都博物馆馆长，亲眼见证了我国博物馆的“改革开放”。他说，国家文物局负责管理的文物对象包括地上文物、地下文物、社会文物和馆藏文物。其中，前两类以保护“物”为核心，第三类以交易“物”为核心，馆藏文物以传播藏品的文化价值为核心，但却常常被带入以“物”为核心的管理思路中，或受考古工作文保思路“挤压”，或受文物商店艺术品市场的文物价格“挤压”。
龚良坦言：“如果一个博物馆丢失或损毁一件文物，馆长可能面临‘渎职’处罚。九功不抵一过。”“馆长为了规避风险，有时在举办展览时会选择宁愿上复制品和参考品，也不会上等级文物。”韩永说。
至于“物”的利用还局限在“物”本身。比如展览重“精品”，宣传重“镇馆之宝”，解说局限在文物的基本物理信息。“切入点不对，就注定难以‘活起来’。”国家博物馆社教部主任黄琛表示：“‘让文物活起来’更重要的，是让人了解是在什么文化生态下产生了今天看到的‘遗产’，而非仅着眼单一的‘物’本身。”
二是体制机制。龚良称，我国国有博物馆属于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和工资总额包干制度。好处是保障了博物馆的公益性，但弊端是奖懒罚勤，“干多干少都一样”。“多干事多出错，少干事少出错，不做事不出错”是客观存在的心态。
另外，同样实行工资总额包干管理，行政单位有行政许可和行政执法的硬性要求，而博物馆没有。这意味着现行体制并未硬性要求博物馆开展有指标性的公共文化服务。
对比当前社会对博物馆的强烈需求和相关部门印发的促进鼓励博物馆“活起来”的意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现有的博物馆管理体制已经构成博物馆“活起来”的一大障碍。
有关业内人士表示，尽管中央号召“让馆藏文物活起来”，媒体也在宣传，但业内真正动起来的不多。一些做得好的博物馆，其动力更多地来自对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情怀”和“热爱”，非可持续发展之计。
一改过去“养在深闺”待人识的境况，博物馆主动向社会大众敞开胸怀，以更多更好的展览、活动，吸引公众走进博物馆，享受“有内涵”的公共文化生活。作为封存历史碎片的博物馆，也随之变得“活起来”。
人类文明的殿堂
“博物馆最初是作为收藏保存各类艺术品的场所，供人们祭祀和观赏。”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安来顺说。
文艺复兴时期，博物馆的功能转向收藏与研究并重。17世纪中叶，随着欧洲产业革命兴起，社会对新知识的渴望空前增加，大学和科研机构为顺应时代需要，纷纷向社会开放，博物馆大门也随之打开。
最早出现在中国的一批博物馆是由西方传教士开设的，如1868年创办的震旦博物馆、1874年创办的上海博物院、1914年创办的北疆博物院，办馆理念皆照搬西方。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近50年间，博物馆史上发生了被业内称为“博物馆的现代化运动”，此后博物馆变成面向社会大众服务的教育机构。期间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强化了博物馆的公共教育功能。
国际博物馆协会1974年通过的《国际博协章程》规定：“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营利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性机构。它为了学习、教育和欣赏之目的，收集、保存、研究、传播和展示有关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质见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的博物馆发展道路和建设模式。一系列地志博物馆因此兴起，历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自然三部分成为博物馆陈列的“标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博物馆开始与国际博物馆发展理念接轨，文化艺术属性慢慢回归，意识形态印迹淡化。博物馆呈现专业化、地域化，展览呈现精品化、考古化和“声光电”特点，力图让“文物自己说话”。
博物馆的新变化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发现，一些博物馆囿于保存条件有限，藏品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损坏。一些博物馆对藏品“家底”“账目”不清，还有一些博物馆大量藏品“长眠”库房。令人欣慰的是，博物馆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让未来变得可期。
首先是博物馆及其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数量快速增长，更多“长眠”库房的文物“重见天日”。据文化部公布的数据分析，2005～2015年十年间，我国博物馆保持着年均200余家的增量，博物馆总数翻了一番；展览总量也由2014年的2万个左右增至2016年的3万多个。
其次是策展思路发生变化，博物馆的展览更加“亲民”，更有“黏性”。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表示，过去的展览只孤立地展示“物”，或者更多是“精品展”，“现在要求展览展示体现出藏品和藏品，藏品和人、和环境、和社会的关系。”
第三是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得到更多重视。最直接的体现是，2015年颁布实施的《博物馆条例》较2008年颁布的征求意见稿中博物馆的三大目的做了次序调整，由过去的“研究、教育和欣赏”变成“教育、研究和欣赏”。
龚良在《东南文化》上发表《从社会教育到社会服务——南京博物院提升公共服务的实践与启示》专题文章，指出2009年南京博物院率先将“社会教育部”更名为“社会服务部”的深意。他认为，“公众文化需求引领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关键是服务，核心是教育。为了更好地服务公众，博物馆首先要成为教育者、服务者和传播者。”
南京博物院所有业务评价均要与社会公众建立交集，曾经闭门做研究的人也被要求参与策展，接受公众“检阅”。“倒逼”工作取得实效，观众接待量连续三年保持平均每年30万人次的增量，去年16～30岁的观众占到70%。“更多年轻人进博物馆是好事，可以带动社会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龚良说。
统计表明，我国博物馆参观量已从2014年之前的5亿～6亿人次，增加到2016年的9亿人次，首次超过美国的博物馆参观量。
营造发展“生态”
事实上，上述新变化还主要集中在大馆、省馆和特色馆的一些方面，博物馆全面系统活起来的“气候”尚未形成。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思路。一些博物馆还停留在过去的思路窠臼中，重保护轻利用，重“物”轻“人”。在博物馆工作了30年的韩永曾任首都博物馆馆长，亲眼见证了我国博物馆的“改革开放”。他说，国家文物局负责管理的文物对象包括地上文物、地下文物、社会文物和馆藏文物。其中，前两类以保护“物”为核心，第三类以交易“物”为核心，馆藏文物以传播藏品的文化价值为核心，但却常常被带入以“物”为核心的管理思路中，或受考古工作文保思路“挤压”，或受文物商店艺术品市场的文物价格“挤压”。
龚良坦言：“如果一个博物馆丢失或损毁一件文物，馆长可能面临‘渎职’处罚。九功不抵一过。”“馆长为了规避风险，有时在举办展览时会选择宁愿上复制品和参考品，也不会上等级文物。”韩永说。
至于“物”的利用还局限在“物”本身。比如展览重“精品”，宣传重“镇馆之宝”，解说局限在文物的基本物理信息。“切入点不对，就注定难以‘活起来’。”国家博物馆社教部主任黄琛表示：“‘让文物活起来’更重要的，是让人了解是在什么文化生态下产生了今天看到的‘遗产’，而非仅着眼单一的‘物’本身。”
二是体制机制。龚良称，我国国有博物馆属于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和工资总额包干制度。好处是保障了博物馆的公益性，但弊端是奖懒罚勤，“干多干少都一样”。“多干事多出错，少干事少出错，不做事不出错”是客观存在的心态。
另外，同样实行工资总额包干管理，行政单位有行政许可和行政执法的硬性要求，而博物馆没有。这意味着现行体制并未硬性要求博物馆开展有指标性的公共文化服务。
对比当前社会对博物馆的强烈需求和相关部门印发的促进鼓励博物馆“活起来”的意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现有的博物馆管理体制已经构成博物馆“活起来”的一大障碍。
有关业内人士表示，尽管中央号召“让馆藏文物活起来”，媒体也在宣传，但业内真正动起来的不多。一些做得好的博物馆，其动力更多地来自对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情怀”和“热爱”，非可持续发展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