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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癌症患者,要想不犯错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受到的威胁和压力太大,面对的蛊惑和煽动太多,即使是最具大智大勇和独立精神的人,也要花上一段时间,方能看清什么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
我们的第一个念头是到医生那里去寻求救命之道。医生有许多话很权威,也很有意义。不过,我还注意到,医生也有很多话并没有真正的价值。
1985年,我的父亲被查出患有肝癌。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找到最好的医生。一番调查之后,我認定全国最优秀的肝胆外科专家当数上海长海医院的吴孟超大夫。我赶到上海,问他是否可以为父亲做手术。他静静地听我陈述,又仔细查看病人的所有影像资料和化验结果。然后,他对我说,可以做手术,而且还能保证手术成功,但他劝我不要做手术。手术将给病人带来极大痛苦,且对延长病人的生命意义不大。
听了这一番话,我们只好放弃为父亲做手术的想法,转而采取保守治疗方法。10个月后,父亲去世。我留下一个疑团:如果坚持完成一次肿瘤切除手术,父亲的结果会不会更好些呢?
2005年,我的一个亲戚被查出患有肝癌,其情形和父亲当年的情况如出一辙。这位亲戚以最快速度进了手术室,手术很成功,肝部肿瘤被切除。可惜的是,病人很快去世了,整个过程不到三个月。噩耗传来的那天,我在悲伤中前前后后仔细回想,最后得出结论:这位医生的所谓“手术成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手术除了给病人带来痛苦,还有极大可能缩短了他的生命,至少没有延长病人的生命。
现在,同样的难题轮到我自己了。
在经过一番求医问诊的经历之后,我才知道,今天大多数医生面对病人时,已经不会像当年吴孟超大夫那样客观中肯和超越自身功利。他们倾向于把自己说得无所不能,并且有意无意中给病人造成一个印象:如果不把你的金钱和生命交给他们,就将是死路一条。当然他们是用另一句话来表达这个意思的:“贻误最佳治疗时机”———这对病人和病人家属来说,几乎是个“撒手锏”。
“最佳治疗时机”当然重要,但是我相信,“正确的治疗方向”更重要———也许比选择一个具体的治疗时机还重要。
我回想当初在“要不要做手术”的问题上进退两难的情形,如果听从医生建议,立即切除颅内肿瘤,那么即使是最成功的手术,结果也只能是:
1.恶性肿瘤。全切除。造成部分脑损伤。
2.恶性肿瘤。部分切除。没有损伤正常脑组织,但剩余病灶仍会迅速长大。
3.良性肿瘤。全切除。没有损伤正常脑组织,或者造成部分脑损伤。
无论哪一种结果,我都将庆幸自己经历了一次成功的手术。我会对医生千恩万谢,也许还会以此鼓励其他癌症患者勇敢地走向手术台。即使留下后遗症———眼斜嘴歪,吃饭拿不住筷子,走路不再像个健康人那样腿脚利索,我也不会产生任何怀疑。因为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如果不做手术,我的生命将会怎样。
但是,由于我没有听从医生劝告立即做手术,所以有机会看到另一种结果。我已经跨过医生所谓的“死亡预告期”,不仅什么都没有发生,而且我还能清晰地感到头部病灶带来的不适减轻了。不能说这是痊愈的迹象,但它已经证明———至少在我的病例中———所谓不立即锯开脑袋就会贻误“最佳治疗时机”的说法,其实只是医生的错误判断。
我并不排斥手术,我只是坚信,病人千差万别,肿瘤的性质更是大相径庭,一律选择某些治疗方式,或者一律拒绝,都有可能导致你走向错误的方向。由于我的家族中出了好几个癌症病人,也由于身边很多类似的故事,更因我本人的切身体验,我渐渐意识到一件事:与癌症的较量是没有后悔药的,一着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因此每一个决定都必须有足够的理由,都必须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不是冲动和盲从。
请记住,用我们的脑子救命,而不是用我们的腰包救命。
我们的第一个念头是到医生那里去寻求救命之道。医生有许多话很权威,也很有意义。不过,我还注意到,医生也有很多话并没有真正的价值。
1985年,我的父亲被查出患有肝癌。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找到最好的医生。一番调查之后,我認定全国最优秀的肝胆外科专家当数上海长海医院的吴孟超大夫。我赶到上海,问他是否可以为父亲做手术。他静静地听我陈述,又仔细查看病人的所有影像资料和化验结果。然后,他对我说,可以做手术,而且还能保证手术成功,但他劝我不要做手术。手术将给病人带来极大痛苦,且对延长病人的生命意义不大。
听了这一番话,我们只好放弃为父亲做手术的想法,转而采取保守治疗方法。10个月后,父亲去世。我留下一个疑团:如果坚持完成一次肿瘤切除手术,父亲的结果会不会更好些呢?
2005年,我的一个亲戚被查出患有肝癌,其情形和父亲当年的情况如出一辙。这位亲戚以最快速度进了手术室,手术很成功,肝部肿瘤被切除。可惜的是,病人很快去世了,整个过程不到三个月。噩耗传来的那天,我在悲伤中前前后后仔细回想,最后得出结论:这位医生的所谓“手术成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手术除了给病人带来痛苦,还有极大可能缩短了他的生命,至少没有延长病人的生命。
现在,同样的难题轮到我自己了。
在经过一番求医问诊的经历之后,我才知道,今天大多数医生面对病人时,已经不会像当年吴孟超大夫那样客观中肯和超越自身功利。他们倾向于把自己说得无所不能,并且有意无意中给病人造成一个印象:如果不把你的金钱和生命交给他们,就将是死路一条。当然他们是用另一句话来表达这个意思的:“贻误最佳治疗时机”———这对病人和病人家属来说,几乎是个“撒手锏”。
“最佳治疗时机”当然重要,但是我相信,“正确的治疗方向”更重要———也许比选择一个具体的治疗时机还重要。
我回想当初在“要不要做手术”的问题上进退两难的情形,如果听从医生建议,立即切除颅内肿瘤,那么即使是最成功的手术,结果也只能是:
1.恶性肿瘤。全切除。造成部分脑损伤。
2.恶性肿瘤。部分切除。没有损伤正常脑组织,但剩余病灶仍会迅速长大。
3.良性肿瘤。全切除。没有损伤正常脑组织,或者造成部分脑损伤。
无论哪一种结果,我都将庆幸自己经历了一次成功的手术。我会对医生千恩万谢,也许还会以此鼓励其他癌症患者勇敢地走向手术台。即使留下后遗症———眼斜嘴歪,吃饭拿不住筷子,走路不再像个健康人那样腿脚利索,我也不会产生任何怀疑。因为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如果不做手术,我的生命将会怎样。
但是,由于我没有听从医生劝告立即做手术,所以有机会看到另一种结果。我已经跨过医生所谓的“死亡预告期”,不仅什么都没有发生,而且我还能清晰地感到头部病灶带来的不适减轻了。不能说这是痊愈的迹象,但它已经证明———至少在我的病例中———所谓不立即锯开脑袋就会贻误“最佳治疗时机”的说法,其实只是医生的错误判断。
我并不排斥手术,我只是坚信,病人千差万别,肿瘤的性质更是大相径庭,一律选择某些治疗方式,或者一律拒绝,都有可能导致你走向错误的方向。由于我的家族中出了好几个癌症病人,也由于身边很多类似的故事,更因我本人的切身体验,我渐渐意识到一件事:与癌症的较量是没有后悔药的,一着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因此每一个决定都必须有足够的理由,都必须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不是冲动和盲从。
请记住,用我们的脑子救命,而不是用我们的腰包救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