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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爱公务员
当下有一类人，他们固执地把另一半的职业限定在公务员，他们只爱公务员。
朋友给谢军翔介绍女朋友，刚开始他还有点激动。但在知道对方不是公务员后，谢军翔开始嘴上应承，迟迟不见行动。
谢军翔明白，他是不会去和非公务员相亲的。尽管可能错失一段好姻缘，但他依旧坚定地认为未来的伴侣得是公务员。
人生的十字路口
性格内向的谢军翔曾有段让人羡慕的恋情。那一年，武汉理工大学大二学生谢军翔去华中科技大学旁听大课时认识了陈嘉然，他们开始了一段无忧的校园恋情。
2000年，谢军翔大学毕业，考上了武汉的公务员。两年后，陈嘉然也面临毕业，此时两人的感情第一次出现了波澜。谢军翔说服女友去考公务员，他认为职业的稳定会使感情更加稳定。陈嘉然自己同意了，却遇到了父母的反对。
陈嘉然的父亲是华科大的教授，家庭学术氛围浓厚。陈父认为女儿应该考研做学术才会有前途。争论过多次，陈父终于向女儿妥协，同意她边考研边考公务员。
无奈，陈嘉然两次考公务员都止步于面试，最后上了研究生。日子又平静地过了三年。2005年，陈嘉然研究生毕业找工作，再一次把俩人送到了抉择的路口。
这次陈父不再妥协，他坚决不同意女儿再考公务员，他建议女儿选择深圳的一份工作，报酬是武汉的三倍，发展也好。陈嘉然接受了建议，谢军翔曾想过和陈嘉然一起去深圳，但他认为自己父亲不会同意。
她是公务员
谢军翔的父亲是位军人，退伍后到地方做了国家干部。谢军翔对公务员最初的印象来源于父亲。父亲敬业，有着军人的严谨作风，家里时常有叔叔阿姨来和父亲讨论工作。一家三口住在父亲单位分的90多平米的房子里，日子过得简单温馨。
谢军翔高中是理科生，高考报志愿时，父亲让他报法律专业。当时，他已经规划好儿子未来的路：学法律好考公务员，在武汉生活，大家也能常见面。
从送女友上火车那一刻起，一段漫长的异地恋开始了。那时武汉到深圳的高铁还没开通，谢军翔每隔一个周末都坐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去看女友。坐在火车上，谢军翔觉得自己像个漂泊不定的游子。
陈嘉然工作压力大，时常加班，和谢军翔的联系变少了，谢军翔也开始对长途的奔波疲倦。渐渐地，俩人从滚烫的状态变成了温水直至凉水，但谁也没提分手。
一年后的一次聚会上，朋友问谢军翔是否已经分手，都没听他提起过女友。那时，他才木然地意识到：“哦，我们可能已经分手了。”至此，八年的恋情结束。
分手后，谢军翔暗自给自己定了个要求，以后再找女朋友优先考虑公务员。他固执地认为，如果陈嘉然当初考上公务员，他俩的结局不会是这样，而是会像父母一样过着稳定的生活。
谢军翔花了三年多时间才走出了初恋的阴影。2009年的一天，朋友又给谢军翔介绍了一个叫李琳的公务员，他没有排斥。
现实很骨感
李琳家庭条件优越，模样乖巧，谢军翔第一次把她带回家见父母时，父亲很是满意。但问题很快就出来了，谢军翔和李琳的差异开始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李琳喜欢看韩剧，谢军翔没有兴趣；李琳爱去酒吧，谢军翔喜欢宅在家看书，两人的圈子没有交集。有次俩人吵完架，李琳跟謝军翔冷战，后来干脆闹起了失踪，最终谢军翔通过多人才找到了她。李琳跟谢军翔坦言，说他是个好老公的材料，但自己并不愿意改变。谈了一年磕磕绊绊的恋爱，俩人终分手。
谢军翔并没有因此放弃优先考虑公务员的择偶要求，朋友的经历让他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谢军翔的好哥们是公务员，三十多岁，一直想要个孩子。老婆在IT公司上班，竞争压力大，一旦怀孕就可能职位不保，想升至一定职位后再要孩子。
好哥们的父母着急抱孙子，天天在家念叨。夫妻俩长时间不要孩子，便有人传好哥们没生育能力，这话被哥们的父母听到后，家里天天吵闹，夫妻俩最终离婚。谢军翔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哥们的老婆是个公务员，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谢军翔的另一个朋友，老婆是公务员，自怀孕开始，就请假在家直至哺乳期结束，日子过得平淡温馨，让他很羡慕。在百合网贴出的征婚要求中，谢军翔明确限定了对方的职业是公务员。他34岁了，虽有些着急，但始终不愿意放宽要求。
为了孩子，成为北京人
胖子杨魏，1982年出生在保定，16岁那年，他来北京独自打拼。无论生活现实还是家庭历史，他都希望通过婚姻改变将来孩子“外地人”的身份。“没北京户口，条件再好我都不会接受。”
为了孩子
2012年6月，曾与杨魏一道打拼的铁蛋，来和他告别。此时，铁蛋一家已经在北京打拼十年，他们的孩子就出生在北京，离开时孩子正要升中学。
铁蛋的决定令杨魏很意外，“不回不行啊，小子想上崇文区的一所重点中学，借读费就要20万。后面初中，高中都要花借读费。高考也不能在北京考，不如就现在走。”铁蛋回去后，曾给杨魏打过电话，说过得还行，在给别人开车，就是孩子还没适应黑龙江老家的学校。杨魏得出结论：“与其未来因为孩子回保定，不如在结婚的时候就彻底解决掉这个问题”。
1998年，杨魏开始了北漂生涯。初来北京时，杨魏靠摆摊卖冰棍和水谋生。夏天的时候不租房子，晚上睡在公园里或路边的椅子上，这样才能在冬天有钱租房。
直到两年后他才有了一份比较正式的工作，在前门一家饭店做“喊门的”。他也曾离开北京，闯荡过深圳和三亚，搞家装。最后，又回到北京，去医院做广告投放，直到2007年开了家属于自己的包子店。开店时，杨魏每天早上5点起床，6点到店里和面，直到晚上7点多才离开。
2009年的时候，因为与一个姑娘相恋，杨魏倾尽所有在定福庄买了一套小房子。但没想到，女方最后因为彩礼离开了他。唯一幸运的是，他在北京有了自己的窝。现在的杨魏，已经盘出当年的包子铺，在一家网络公司做活动策划。 外地人没有爱
2000年11月13日，杨魏在网上认识了中华女子学院的大学生，也是他的初恋。
11月30号，他们决定见面。杨魏在初恋学校的小卖部等她，“太好看的女孩儿了”，杏核眼、荷叶头，穿着浅蓝牛仔裤、灰毛衫的姑娘立在跟前。
走出小卖部，被冷空气一激，杨魏才缓过劲儿，恢复了网络上的幽默和贴心。然而，还没到一小时，初恋的两个闺蜜在恰好经过此地看到他时，把女孩拉走了。十几分钟后，姑娘像变了个人，告诉他“我们还是别处了，不合适。”
为什么？“因为你是外地人……”后来杨魏才搞清楚原来是闺蜜吹了“耳边风”：他长那么丑，又是外地人，追你的北京小伙多了去，你可千万别犯傻……晴天霹雳就这样落在了杨魏头顶，在初恋的怦然心动和轰然碎裂中，他第一次知道了北京女孩的难以企及。没有户口就只能暂住，房子、车子、孩子，都成了问题。
成为北京人的唯一办法
在这之后他闯深圳、去海南，再回北京，却一直没有再恋爱。直到2008年，才偶遇了另一个女孩，像极初恋。杨魏很激动，拼命地对她好。即便后来知道她有过一段婚史，都觉得没有关系。
日渐情浓，姑娘想把杨魏带回家。没想到，“外地人”三个字一出口，家中父母便勃然大怒。原来，姑娘的前夫就是外地人，在结婚前也是对她百般呵护，但结婚23天后便提出离婚。因为婚姻，那个男人在北京顺利转业，获得北京集体户口，然后离开家庭。“她的父母告诉她，绝对不能再找外地人”，姑娘无法说服父母，她向杨魏提出了分手。又是一次晴天霹雳般的诀别，身份像魔咒一样困住了他。
其实，杨魏本该是个北京人。爷爷和父亲都在北京出生、长大，在父亲18岁时，因为要响应国家政策支援偏远地区，一家老小去了吉林农村。返城时，只有天津大港和河北保定两个选择。当时，大港还是一片沼泽，而去保定可以分配到铁路上。之后，杨魏父母在保定相遇、结婚，杨魏也成了一个祖籍在北京的河北人。
但家里的氛围一直都很“北京”，爷爷和父亲是一口纯正的京腔，谈话间也多是对北京大街小巷、文化风俗的描绘。杨魏所缺乏的，不过是一张北京户口。在杨魏初来北京时老两口也曾百般劝说，但他坚决地要留在北京，“其实，我要是能真的变成北京人，我爸一定很高兴”。
2010年开始，他通过网络也接触了些北京户口的姑娘，但如初恋般怦然心动的感觉却再未出现。但杨魏仍坚持着找京户女的要求，“别太事儿事儿的就行”。
尽管还没有女友，杨魏却已经给父母传授起了如何与北京媳妇相处的“诀窍”：无论何时，如果女方和自己起了争执，公婆一定要向着儿媳妇，必要时还要帮儿媳妇递棍子。定福庄的房子想留给父母住，所以如果找到个有房子的北京媳妇，就把家里拆迁得到的赔偿款给女方，“我得告诉她，现在北京房子真的买不起，我给了你彩礼，就别太给我脸色。”
对于杨魏的这些想法，他的父母都没有意见，离开北京多年，如果可以跟随儿子回到故乡生活，看着未来的孙子成为彻底的北京人，他们愿意付出所有。
柬埔寨新娘在中国
去年11月，有媒体曝出江西省鄱阳县有人做起“介绍柬埔寨新娘”的生意。
继越南新娘之后，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柬埔寨新娘。
“瞎比划”式交流
位于河北张家口的一个靠山的小村庄。王嘉和徐贺分别带着自己的柬埔寨新娘回到本村。此前，他们辗转北京、上海、石家庄三地，才终于完成了自己“年龄段内的头等大事”——结婚。
在王嘉和徐贺两家人看来，对未满一年的涉外婚姻基本满意。但身处当下、面向未来，一些难以回避的新问题也逐渐滋生。王嘉第一次见到新娘，是在上海浦东机场。二人通过网上相亲认识，互传照片后，都相中了对方，他唤她“娜”。
近一年多来，在王嘉家附近的几个乡级行政区，陆续迎来30多位柬埔寨新娘。这些新娘的年龄从22岁到40岁不等，其中以二十三四岁者居多。徐贺家离王嘉家不远，他给自己的妻子起名叫“泰”。由于听不懂柬埔寨语，他和王嘉一样，只能通过谐音给自己的新娘取名。
相对于农村大量涌入城市的务工人员，王嘉和徐贺是为数不多的务农男青年。二人的兄弟姐妹都到城里打工，他们则守在家中，照顾父母。徐贺的父母第一次见到儿媳时，心里直打鼓：“这么瘦，身体会好吗？”但毕竟儿子总算成了家，公婆还是喜迎这位远道而来的黑瘦儿媳。
果然，泰的身体并不好。“有时头疼，有时肚子疼，她说什么也听不懂。”徐母说，怕在村里治不好，还专门带着泰到城里医院看病。同时，他们尽量尊重泰的生活习惯。徐贺家保留着农村一日两餐的习惯，冬天多吃白菜、土豆和面食。来自热带的泰不适应。于是，徐贺家决定“各吃各的”。泰喜欢吃菜花和蒜薹，还不时自制肉干。徐贺妈指指炕上的米饭说：“烙饼我们吃，米饭是给她焖的。”
“只要她好好在家呆着，想干什么就让她干什么。”在徐贺妈看来，23岁的泰远嫁他乡，“没有家人在身边照顾她，咱们就得把这孩子当亲闺女看。”言谈间，泰就站在旁边，不时笑笑，不发一言。她显然还听不懂婆家人是在说自己。语言不通，显然是这类跨国婚姻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在王嘉和娜的日常交流中，手势的使用率极高。若有人问王嘉“和媳妇怎么交流”，王嘉的回答总是：“瞎比划！”
比娶越南新娘更容易
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坚守在土地上的男青年并不多。与此同时，村里的女青年们则一心向往城里的生活，纷纷出外嫁人、打工、定居。
即使有姑娘愿意嫁给本村或临村的男子，按照当地习俗，彩礼钱也不少。“除了彩礼钱，有的還会要家电置备齐全的新房。”一位当地女村民说。这样的硬性物质要求，不少经济条件欠佳或较差的农村家庭是无法承担的。当地甚至有了“娶农村媳妇比娶城里媳妇还花钱”的说法。
几年前，越南新娘涌入中国，婚介机构成为主要推动力。而如今，随着柬埔寨新娘嫁到中国来，虽然仍有婚介机构违法运作的个案发生，这一女性群体自身却已经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她们有的通过网上互传照片相亲；有的主动提出要直接到男方家里见面；有的还因此在来中国前专门学习汉语。 柬埔寨新娘一般持旅游签证入境，在完成婚前体检等一系列法定程序后，到省民政厅涉外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证。之后，到所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机关办理一年的居留许可。
在越南，完成一桩中越两国的跨国婚姻，需男女双方的单身证明，男方还需赴越办理手续。比起越南，柬埔寨女性办理跨国婚姻的手续更加简单，只需女方的单身证明，并且不需要男方赴柬接受询问。
同时，随着“越南新娘”现象可能在本国产生的社会问题，近两年来，越南政府也对本国女性外嫁他国采取了更严格的审核制度。于是，柬埔寨新娘成了新的“香饽饽”。“她没有物质上的硬性条件，只是会抱怨气候、环境没她家那边好。”王嘉说。
水土不服的异国新娘
一天夜里，泰在屋里洗完头发，准备推门穿院，想到正房斜对面的茅房上厕所。公婆和丈夫急忙用手比划着制止：“大冬天外面冷，等头发干了戴帽子再出去。”不知是不是因为听不懂，泰不顾阻拦，跑了出去。次日醒来，她感冒了。
“她那是冻着了头疼。我们赶紧找来医生，给开了药。她家那边没这么冷，不知道这里的习惯。”徐母说。彼时的柬埔寨，平均温度在零上25到28摄氏度，与泰所在的中国北方乡村，温差近30摄氏度。
泰刚过门时，又黑又瘦。嫁到中国后，她不用工作，整天在家。徐贺说，只要泰想吃什么，并且他们能看懂或听懂的，都尽量满足。半年下来，泰圆润了不少，比起刚入境时，漂亮很多。
但泰的汉语水平依然尚在入门阶段，社交活动也仅限于同村另外几位柬埔寨新娘。在柬埔寨的娘家，泰与其中一位柬埔寨新娘家离得不远，便经常走动起来。即使谨慎地相互尊重着，但语言的不通和“不知根知底”，还是让徐母偶尔心生猜疑。
“咱们都不知道她家在柬埔寨的什么地方。问她也听不懂。徐贺说她身上有伤疤，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而且她们几个柬埔寨媳妇总凑在一起嘀嘀咕咕，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不会是想走吧？”徐母说。
与泰相比，王嘉的妻子娜性格温和许多。如今，她已有身孕。有时，在家无事，她会画些简笔画。然而，语言的不通还是会给她的新家庭带来一些沟通上的小麻烦。相处一段时间后，最初“勤劳、忠诚、实惠”的印象逐渐改变，到头来，还是“各人有各人的脾性”。在徐母看来，自己的儿媳泰可比王嘉媳妇娜的脾气倔多了。
飘高的“后续成本”
今年冬天，为了让儿媳安然过冬，徐母特意进城，给泰买了条新棉裤。而她自己的棉裤已经穿了好几年。“就怕她冻着，觉得在这儿过得不好。”徐母说。然而，毕竟经济条件有限。泰常吃肉和绿色蔬菜的习惯，还是让徐贺家负担起来有些吃力。
除却吃穿成本要比本地媳妇高出一截，国际长途电话费也是项重要开支。徐贺爸说：“你得让人家隔三岔五给家里打个电话吧？这费用也挺高。”但只要泰能踏实呆在家，再“添枚新丁”，徐贺的爸妈还是表示愿意承担这样的成本。“回头人家要走，咱也不能留啊。”徐贺妈说。
马年盛夏，王嘉和娜将会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这个混血婴儿的国籍将是中国，户口也将上在王嘉家。然而，娜生产时的住院及其他相关费用，只能全部自费承担。因为外籍“暂住人口”，无法申请或拥有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各类保险。
像泰和娜一样，远嫁中国丈夫的外籍新娘，在结婚满5年后，方可申请永久性居留，继而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在初来乍到的5年间，她们正值一生中的最好年华，没有保险，不能工作；承担着文化融入与生育子女的重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外国人未按照规定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属于非法就业。 “柬埔寨新娘”们普遍没有取得工作许可或工作类居留证件，同时，她们的去留也是自由的。
附近村庄曾出现过柬埔寨新娘悔婚的情况。男方只能选择离婚，再将新娘送回上海浦东机场。适应期过后，如今留下的，几乎都是自愿嫁来的。
王嘉听说，前段时间，邻村一位柬埔寨新娘的表姐过来，伺候完妹妹的月子，作出留在这的决定。随后，这位表姐嫁给了隔壁村一位年长自己七八岁的男村民。
2013年12月，《江西晨报》一则消息称，2013年在江西省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登记的涉外婚姻中，绝大部分是越南和柬埔寨新娘，两者总量超过2000对。其中，柬埔寨新娘有将近1200名。而在2012年，江西省柬埔寨新娘的数量仅为80多人。
随着一位接着一位柬埔寨新娘即将成为母亲，村民们开始猜测腹中胎儿未来的长相。“怎么也是混血呢！”一位當地村民笑眯眯地说。
王嘉和徐贺对自己的外籍妻子呵护有加。然而对于未来，他们依然有许多未知。“孩子和媳妇以后能不能都顺利上户口和保险？”类似的问题，还在将这片靠山的乡村中此起彼伏。
怀有身孕的娜已经决意留下，即使偶尔会因想家而落泪。她的祖国柬埔寨，是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在那里，还有不少想嫁到中国的年轻女性。
当下有一类人，他们固执地把另一半的职业限定在公务员，他们只爱公务员。
朋友给谢军翔介绍女朋友，刚开始他还有点激动。但在知道对方不是公务员后，谢军翔开始嘴上应承，迟迟不见行动。
谢军翔明白，他是不会去和非公务员相亲的。尽管可能错失一段好姻缘，但他依旧坚定地认为未来的伴侣得是公务员。
人生的十字路口
性格内向的谢军翔曾有段让人羡慕的恋情。那一年，武汉理工大学大二学生谢军翔去华中科技大学旁听大课时认识了陈嘉然，他们开始了一段无忧的校园恋情。
2000年，谢军翔大学毕业，考上了武汉的公务员。两年后，陈嘉然也面临毕业，此时两人的感情第一次出现了波澜。谢军翔说服女友去考公务员，他认为职业的稳定会使感情更加稳定。陈嘉然自己同意了，却遇到了父母的反对。
陈嘉然的父亲是华科大的教授，家庭学术氛围浓厚。陈父认为女儿应该考研做学术才会有前途。争论过多次，陈父终于向女儿妥协，同意她边考研边考公务员。
无奈，陈嘉然两次考公务员都止步于面试，最后上了研究生。日子又平静地过了三年。2005年，陈嘉然研究生毕业找工作，再一次把俩人送到了抉择的路口。
这次陈父不再妥协，他坚决不同意女儿再考公务员，他建议女儿选择深圳的一份工作，报酬是武汉的三倍，发展也好。陈嘉然接受了建议，谢军翔曾想过和陈嘉然一起去深圳，但他认为自己父亲不会同意。
她是公务员
谢军翔的父亲是位军人，退伍后到地方做了国家干部。谢军翔对公务员最初的印象来源于父亲。父亲敬业，有着军人的严谨作风，家里时常有叔叔阿姨来和父亲讨论工作。一家三口住在父亲单位分的90多平米的房子里，日子过得简单温馨。
谢军翔高中是理科生，高考报志愿时，父亲让他报法律专业。当时，他已经规划好儿子未来的路：学法律好考公务员，在武汉生活，大家也能常见面。
从送女友上火车那一刻起，一段漫长的异地恋开始了。那时武汉到深圳的高铁还没开通，谢军翔每隔一个周末都坐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去看女友。坐在火车上，谢军翔觉得自己像个漂泊不定的游子。
陈嘉然工作压力大，时常加班，和谢军翔的联系变少了，谢军翔也开始对长途的奔波疲倦。渐渐地，俩人从滚烫的状态变成了温水直至凉水，但谁也没提分手。
一年后的一次聚会上，朋友问谢军翔是否已经分手，都没听他提起过女友。那时，他才木然地意识到：“哦，我们可能已经分手了。”至此，八年的恋情结束。
分手后，谢军翔暗自给自己定了个要求，以后再找女朋友优先考虑公务员。他固执地认为，如果陈嘉然当初考上公务员，他俩的结局不会是这样，而是会像父母一样过着稳定的生活。
谢军翔花了三年多时间才走出了初恋的阴影。2009年的一天，朋友又给谢军翔介绍了一个叫李琳的公务员，他没有排斥。
现实很骨感
李琳家庭条件优越，模样乖巧，谢军翔第一次把她带回家见父母时，父亲很是满意。但问题很快就出来了，谢军翔和李琳的差异开始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李琳喜欢看韩剧，谢军翔没有兴趣；李琳爱去酒吧，谢军翔喜欢宅在家看书，两人的圈子没有交集。有次俩人吵完架，李琳跟謝军翔冷战，后来干脆闹起了失踪，最终谢军翔通过多人才找到了她。李琳跟谢军翔坦言，说他是个好老公的材料，但自己并不愿意改变。谈了一年磕磕绊绊的恋爱，俩人终分手。
谢军翔并没有因此放弃优先考虑公务员的择偶要求，朋友的经历让他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谢军翔的好哥们是公务员，三十多岁，一直想要个孩子。老婆在IT公司上班，竞争压力大，一旦怀孕就可能职位不保，想升至一定职位后再要孩子。
好哥们的父母着急抱孙子，天天在家念叨。夫妻俩长时间不要孩子，便有人传好哥们没生育能力，这话被哥们的父母听到后，家里天天吵闹，夫妻俩最终离婚。谢军翔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哥们的老婆是个公务员，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谢军翔的另一个朋友，老婆是公务员，自怀孕开始，就请假在家直至哺乳期结束，日子过得平淡温馨，让他很羡慕。在百合网贴出的征婚要求中，谢军翔明确限定了对方的职业是公务员。他34岁了，虽有些着急，但始终不愿意放宽要求。
为了孩子，成为北京人
胖子杨魏，1982年出生在保定，16岁那年，他来北京独自打拼。无论生活现实还是家庭历史，他都希望通过婚姻改变将来孩子“外地人”的身份。“没北京户口，条件再好我都不会接受。”
为了孩子
2012年6月，曾与杨魏一道打拼的铁蛋，来和他告别。此时，铁蛋一家已经在北京打拼十年，他们的孩子就出生在北京，离开时孩子正要升中学。
铁蛋的决定令杨魏很意外，“不回不行啊，小子想上崇文区的一所重点中学，借读费就要20万。后面初中，高中都要花借读费。高考也不能在北京考，不如就现在走。”铁蛋回去后，曾给杨魏打过电话，说过得还行，在给别人开车，就是孩子还没适应黑龙江老家的学校。杨魏得出结论：“与其未来因为孩子回保定，不如在结婚的时候就彻底解决掉这个问题”。
1998年，杨魏开始了北漂生涯。初来北京时，杨魏靠摆摊卖冰棍和水谋生。夏天的时候不租房子，晚上睡在公园里或路边的椅子上，这样才能在冬天有钱租房。
直到两年后他才有了一份比较正式的工作，在前门一家饭店做“喊门的”。他也曾离开北京，闯荡过深圳和三亚，搞家装。最后，又回到北京，去医院做广告投放，直到2007年开了家属于自己的包子店。开店时，杨魏每天早上5点起床，6点到店里和面，直到晚上7点多才离开。
2009年的时候，因为与一个姑娘相恋，杨魏倾尽所有在定福庄买了一套小房子。但没想到，女方最后因为彩礼离开了他。唯一幸运的是，他在北京有了自己的窝。现在的杨魏，已经盘出当年的包子铺，在一家网络公司做活动策划。 外地人没有爱
2000年11月13日，杨魏在网上认识了中华女子学院的大学生，也是他的初恋。
11月30号，他们决定见面。杨魏在初恋学校的小卖部等她，“太好看的女孩儿了”，杏核眼、荷叶头，穿着浅蓝牛仔裤、灰毛衫的姑娘立在跟前。
走出小卖部，被冷空气一激，杨魏才缓过劲儿，恢复了网络上的幽默和贴心。然而，还没到一小时，初恋的两个闺蜜在恰好经过此地看到他时，把女孩拉走了。十几分钟后，姑娘像变了个人，告诉他“我们还是别处了，不合适。”
为什么？“因为你是外地人……”后来杨魏才搞清楚原来是闺蜜吹了“耳边风”：他长那么丑，又是外地人，追你的北京小伙多了去，你可千万别犯傻……晴天霹雳就这样落在了杨魏头顶，在初恋的怦然心动和轰然碎裂中，他第一次知道了北京女孩的难以企及。没有户口就只能暂住，房子、车子、孩子，都成了问题。
成为北京人的唯一办法
在这之后他闯深圳、去海南，再回北京，却一直没有再恋爱。直到2008年，才偶遇了另一个女孩，像极初恋。杨魏很激动，拼命地对她好。即便后来知道她有过一段婚史，都觉得没有关系。
日渐情浓，姑娘想把杨魏带回家。没想到，“外地人”三个字一出口，家中父母便勃然大怒。原来，姑娘的前夫就是外地人，在结婚前也是对她百般呵护，但结婚23天后便提出离婚。因为婚姻，那个男人在北京顺利转业，获得北京集体户口，然后离开家庭。“她的父母告诉她，绝对不能再找外地人”，姑娘无法说服父母，她向杨魏提出了分手。又是一次晴天霹雳般的诀别，身份像魔咒一样困住了他。
其实，杨魏本该是个北京人。爷爷和父亲都在北京出生、长大，在父亲18岁时，因为要响应国家政策支援偏远地区，一家老小去了吉林农村。返城时，只有天津大港和河北保定两个选择。当时，大港还是一片沼泽，而去保定可以分配到铁路上。之后，杨魏父母在保定相遇、结婚，杨魏也成了一个祖籍在北京的河北人。
但家里的氛围一直都很“北京”，爷爷和父亲是一口纯正的京腔，谈话间也多是对北京大街小巷、文化风俗的描绘。杨魏所缺乏的，不过是一张北京户口。在杨魏初来北京时老两口也曾百般劝说，但他坚决地要留在北京，“其实，我要是能真的变成北京人，我爸一定很高兴”。
2010年开始，他通过网络也接触了些北京户口的姑娘，但如初恋般怦然心动的感觉却再未出现。但杨魏仍坚持着找京户女的要求，“别太事儿事儿的就行”。
尽管还没有女友，杨魏却已经给父母传授起了如何与北京媳妇相处的“诀窍”：无论何时，如果女方和自己起了争执，公婆一定要向着儿媳妇，必要时还要帮儿媳妇递棍子。定福庄的房子想留给父母住，所以如果找到个有房子的北京媳妇，就把家里拆迁得到的赔偿款给女方，“我得告诉她，现在北京房子真的买不起，我给了你彩礼，就别太给我脸色。”
对于杨魏的这些想法，他的父母都没有意见，离开北京多年，如果可以跟随儿子回到故乡生活，看着未来的孙子成为彻底的北京人，他们愿意付出所有。
柬埔寨新娘在中国
去年11月，有媒体曝出江西省鄱阳县有人做起“介绍柬埔寨新娘”的生意。
继越南新娘之后，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柬埔寨新娘。
“瞎比划”式交流
位于河北张家口的一个靠山的小村庄。王嘉和徐贺分别带着自己的柬埔寨新娘回到本村。此前，他们辗转北京、上海、石家庄三地，才终于完成了自己“年龄段内的头等大事”——结婚。
在王嘉和徐贺两家人看来，对未满一年的涉外婚姻基本满意。但身处当下、面向未来，一些难以回避的新问题也逐渐滋生。王嘉第一次见到新娘，是在上海浦东机场。二人通过网上相亲认识，互传照片后，都相中了对方，他唤她“娜”。
近一年多来，在王嘉家附近的几个乡级行政区，陆续迎来30多位柬埔寨新娘。这些新娘的年龄从22岁到40岁不等，其中以二十三四岁者居多。徐贺家离王嘉家不远，他给自己的妻子起名叫“泰”。由于听不懂柬埔寨语，他和王嘉一样，只能通过谐音给自己的新娘取名。
相对于农村大量涌入城市的务工人员，王嘉和徐贺是为数不多的务农男青年。二人的兄弟姐妹都到城里打工，他们则守在家中，照顾父母。徐贺的父母第一次见到儿媳时，心里直打鼓：“这么瘦，身体会好吗？”但毕竟儿子总算成了家，公婆还是喜迎这位远道而来的黑瘦儿媳。
果然，泰的身体并不好。“有时头疼，有时肚子疼，她说什么也听不懂。”徐母说，怕在村里治不好，还专门带着泰到城里医院看病。同时，他们尽量尊重泰的生活习惯。徐贺家保留着农村一日两餐的习惯，冬天多吃白菜、土豆和面食。来自热带的泰不适应。于是，徐贺家决定“各吃各的”。泰喜欢吃菜花和蒜薹，还不时自制肉干。徐贺妈指指炕上的米饭说：“烙饼我们吃，米饭是给她焖的。”
“只要她好好在家呆着，想干什么就让她干什么。”在徐贺妈看来，23岁的泰远嫁他乡，“没有家人在身边照顾她，咱们就得把这孩子当亲闺女看。”言谈间，泰就站在旁边，不时笑笑，不发一言。她显然还听不懂婆家人是在说自己。语言不通，显然是这类跨国婚姻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在王嘉和娜的日常交流中，手势的使用率极高。若有人问王嘉“和媳妇怎么交流”，王嘉的回答总是：“瞎比划！”
比娶越南新娘更容易
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坚守在土地上的男青年并不多。与此同时，村里的女青年们则一心向往城里的生活，纷纷出外嫁人、打工、定居。
即使有姑娘愿意嫁给本村或临村的男子，按照当地习俗，彩礼钱也不少。“除了彩礼钱，有的還会要家电置备齐全的新房。”一位当地女村民说。这样的硬性物质要求，不少经济条件欠佳或较差的农村家庭是无法承担的。当地甚至有了“娶农村媳妇比娶城里媳妇还花钱”的说法。
几年前，越南新娘涌入中国，婚介机构成为主要推动力。而如今，随着柬埔寨新娘嫁到中国来，虽然仍有婚介机构违法运作的个案发生，这一女性群体自身却已经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她们有的通过网上互传照片相亲；有的主动提出要直接到男方家里见面；有的还因此在来中国前专门学习汉语。 柬埔寨新娘一般持旅游签证入境，在完成婚前体检等一系列法定程序后，到省民政厅涉外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证。之后，到所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机关办理一年的居留许可。
在越南，完成一桩中越两国的跨国婚姻，需男女双方的单身证明，男方还需赴越办理手续。比起越南，柬埔寨女性办理跨国婚姻的手续更加简单，只需女方的单身证明，并且不需要男方赴柬接受询问。
同时，随着“越南新娘”现象可能在本国产生的社会问题，近两年来，越南政府也对本国女性外嫁他国采取了更严格的审核制度。于是，柬埔寨新娘成了新的“香饽饽”。“她没有物质上的硬性条件，只是会抱怨气候、环境没她家那边好。”王嘉说。
水土不服的异国新娘
一天夜里，泰在屋里洗完头发，准备推门穿院，想到正房斜对面的茅房上厕所。公婆和丈夫急忙用手比划着制止：“大冬天外面冷，等头发干了戴帽子再出去。”不知是不是因为听不懂，泰不顾阻拦，跑了出去。次日醒来，她感冒了。
“她那是冻着了头疼。我们赶紧找来医生，给开了药。她家那边没这么冷，不知道这里的习惯。”徐母说。彼时的柬埔寨，平均温度在零上25到28摄氏度，与泰所在的中国北方乡村，温差近30摄氏度。
泰刚过门时，又黑又瘦。嫁到中国后，她不用工作，整天在家。徐贺说，只要泰想吃什么，并且他们能看懂或听懂的，都尽量满足。半年下来，泰圆润了不少，比起刚入境时，漂亮很多。
但泰的汉语水平依然尚在入门阶段，社交活动也仅限于同村另外几位柬埔寨新娘。在柬埔寨的娘家，泰与其中一位柬埔寨新娘家离得不远，便经常走动起来。即使谨慎地相互尊重着，但语言的不通和“不知根知底”，还是让徐母偶尔心生猜疑。
“咱们都不知道她家在柬埔寨的什么地方。问她也听不懂。徐贺说她身上有伤疤，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而且她们几个柬埔寨媳妇总凑在一起嘀嘀咕咕，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不会是想走吧？”徐母说。
与泰相比，王嘉的妻子娜性格温和许多。如今，她已有身孕。有时，在家无事，她会画些简笔画。然而，语言的不通还是会给她的新家庭带来一些沟通上的小麻烦。相处一段时间后，最初“勤劳、忠诚、实惠”的印象逐渐改变，到头来，还是“各人有各人的脾性”。在徐母看来，自己的儿媳泰可比王嘉媳妇娜的脾气倔多了。
飘高的“后续成本”
今年冬天，为了让儿媳安然过冬，徐母特意进城，给泰买了条新棉裤。而她自己的棉裤已经穿了好几年。“就怕她冻着，觉得在这儿过得不好。”徐母说。然而，毕竟经济条件有限。泰常吃肉和绿色蔬菜的习惯，还是让徐贺家负担起来有些吃力。
除却吃穿成本要比本地媳妇高出一截，国际长途电话费也是项重要开支。徐贺爸说：“你得让人家隔三岔五给家里打个电话吧？这费用也挺高。”但只要泰能踏实呆在家，再“添枚新丁”，徐贺的爸妈还是表示愿意承担这样的成本。“回头人家要走，咱也不能留啊。”徐贺妈说。
马年盛夏，王嘉和娜将会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这个混血婴儿的国籍将是中国，户口也将上在王嘉家。然而，娜生产时的住院及其他相关费用，只能全部自费承担。因为外籍“暂住人口”，无法申请或拥有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各类保险。
像泰和娜一样，远嫁中国丈夫的外籍新娘，在结婚满5年后，方可申请永久性居留，继而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在初来乍到的5年间，她们正值一生中的最好年华，没有保险，不能工作；承担着文化融入与生育子女的重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外国人未按照规定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属于非法就业。 “柬埔寨新娘”们普遍没有取得工作许可或工作类居留证件，同时，她们的去留也是自由的。
附近村庄曾出现过柬埔寨新娘悔婚的情况。男方只能选择离婚，再将新娘送回上海浦东机场。适应期过后，如今留下的，几乎都是自愿嫁来的。
王嘉听说，前段时间，邻村一位柬埔寨新娘的表姐过来，伺候完妹妹的月子，作出留在这的决定。随后，这位表姐嫁给了隔壁村一位年长自己七八岁的男村民。
2013年12月，《江西晨报》一则消息称，2013年在江西省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登记的涉外婚姻中，绝大部分是越南和柬埔寨新娘，两者总量超过2000对。其中，柬埔寨新娘有将近1200名。而在2012年，江西省柬埔寨新娘的数量仅为80多人。
随着一位接着一位柬埔寨新娘即将成为母亲，村民们开始猜测腹中胎儿未来的长相。“怎么也是混血呢！”一位當地村民笑眯眯地说。
王嘉和徐贺对自己的外籍妻子呵护有加。然而对于未来，他们依然有许多未知。“孩子和媳妇以后能不能都顺利上户口和保险？”类似的问题，还在将这片靠山的乡村中此起彼伏。
怀有身孕的娜已经决意留下，即使偶尔会因想家而落泪。她的祖国柬埔寨，是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在那里，还有不少想嫁到中国的年轻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