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萧何有三次“受疑遭忌”，很有意思。
　　前两回，先是楚、汉相持未决时，刘邦“数使使劳苦丞相”，遂有鲍生提醒并建议萧何“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于是刘邦大悦；接着八年后，刘邦又“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遂有召平指点萧何“让封勿受”，然后再“悉以家私财佐军”，结果高帝大喜。这两次，在刘邦心里，到底疑忌多深，其实不得而知。但鲍生与召平的建议，总之有助于萧何；他们的建议，都吻合了萧何恭谨忠厚的本性。
　　可第三回，却彻底不然。那年黥布反，高帝率兵击之，路途上，又“数使使问相国何为”；萧何一如既往，只闷着头干事，抚循勉励百姓，“悉以所有佐军”。这时，有位心机深沉的人士，以严厉的口吻对萧何言道，“君灭族不久矣”，理由是，相国镇抚关中十数年，深得民心，直至如今，都仍“孳孳得民和”，如此这般，必使高帝疑忌相国“倾动关中”，所以才频频使使来问。萧何一听惶恐，遂从客之计，于是开始强买田地、多与民争利、多做些失民心的事儿。刘邦闻之，乃大喜。
　　尽管刘邦大喜，萧何也把这“龌龊”事一件件做了，可这却大大地违逆了他的本性。史记说，萧何向来“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如此俭朴自奉，真让他强夺豪取，真让他贪婪聚敛，怎么做，都别扭极了。于是，当刘邦返回长安，拿着民众的上书，笑着要萧何自己去向百姓道歉时，这一刻，萧何或许是因自我防卫，或许只是真情流露，总之，竟忙不迭地又替百姓请命，请刘邦将上林苑废弃的空地开放耕种，以解决长安百姓耕地不足的问题。
　　萧何说得如此认真，可这一请，分明是前后矛盾，完全露了馅，结果，这可惹火了刘邦。刘邦当下大怒，“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为请吾苑？！”遂直接将萧何交付廷尉，“械系之”。唉！君臣十多年，相识数十载，这头一回，刘邦如此暴烈地对待他这以前的老上司、后来的老臣子，旁人看来，自然会难受，也不免启众人疑窦。于是，数日后，有位正直的王卫尉，便问了高帝，“相国胡大罪，陛下系之暴也？！”刘邦的答案是，萧何不仅不知“有善归主，有恶自与”，甚至还“自媚于民”，因此才将他“系治之”。王卫尉一听，便堂堂正正地劝高帝不必对相国多疑，毕竟，刘邦拒楚与率军平陈豨、黥布多年，相国倘有非分之想，“当是时，相国守关中，关中摇足则关西非陛下有也”，又何必今日再去收买人心呢？相国现今之所以贪夺民利，显然是别有用意，也另有隐情呀！
　　刘邦听罢，默然不乐；当日，便“使使持节赦出相国”。史记接着写道，“相国年老，素恭谨，徒跣几谢”。
　　数月之后，刘邦病逝，惠帝立，萧何续任相国。又两年，萧何病笃，惠帝“自临视相国病”，并问谁人接任。萧何死后，后嗣曾以罪失侯，可汉家天子旋即“复求何后，封续酂侯”；于是，萧何之后，受封酂侯，世世代代，竟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
　　如此一来，汉家天子与相国后人，前后四百年，可谓全始全终矣。但是，刘邦与萧何呢？较诸前两回的隐而未显，最后一次的“械系之”，算得上二人紧张关系仅有的台面化。刘邦对萧何，当然有疑忌，可这疑忌是否真如外表看来的如此之甚？毕竟，刘邦太了解萧何了；他们自幼同住丰邑，尤其打从沛县一个主吏、一个亭长开始，来往数十年，凭刘邦识人之精、直觉之强，又焉能不知，萧何到底是甚等样人？
　　再者，刘邦如果当真对萧何极有疑忌，自然会有佞幸之徒“逢君之恶”，必然会或真或假地炮制一些不利于萧何的传闻；可事实上，这样的传闻，却是闻所未闻（当年韩信就传闻不断）。同时，假若当真极有疑忌，刘邦理应多建耳目、时时侦伺才对，哪有这般大张旗鼓地“使使”来问？如此敲锣打鼓地明着“疑忌”，显然，是另有用意的。
　　刘邦这么敲山震虎，又把萧何“械系之”，真正的原因，他永远说不清，也永远不愿意说得清；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呢？随着年岁越长，他越须长久打算时，面对这位恭谨老实的相国萧何，究竟是该维持一些提防呢？还是找些机会点拨呢？是该惧其坐大？或是去其骄矜？是该打压折抑？还是拉他一把？刘邦当时的心术，我们其实极难揣度。只是，刘邦已然六十好几，加上征战多年的伤疮痼疾，他当然明白，所剩时间不多了。为了眼前多有艰辛却又似乎一片明亮的大汉天下，也为了太子，甚至为了他老同乡相国萧何，多多少少，还是得铺一点路，得做一些准备，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