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章节，我想重点讨论两个问题：
　　历史上的秦商和今天的陕西商人群体在商业模式和商人性格上有哪些一致的地方？
　　作为著名的商帮之一，秦商何以会最先衰落？它的衰落和今天陕西商人群体的滞后是否有一致的根源。
　　在解决这两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把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对中国南方和北方在历史上与今天的情况进行比较，因为所有的商人都是活跃在一个具体的商业环境中，无论大环境还是小气候，都会对其行为模式产生影响。
　　让我们首先看看今天的情况。
　　目前，东南沿海地区的现代工业经济体系已经比较成熟了，这些地区基本上已经克服了计划经济造成的弊端，完成了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现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造成的资本、信息、技术的平民化，这些地区正在抓住机遇，在促成工业经济的规模升级和结构性自主创新与提升的同时，也在重点发展以金融、贸易、信息、文化等产业为代表的后工业经济。所谓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演变思路就说明了这个特点。
　　与东南沿海地区不同，西北地区的工业经济规模与基础还比较薄弱，像陕西这样的地区，可以说，目前正处于由农业经济为主导向以工业经济为主导转化的后期，这就是为什么山西、陕西的经济总体上都属于资源、能源依赖型发展模式的原因。此外，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资本、技术、信息的平民化，同样给陕西带来机遇，以金融、贸易、旅游、服务、信息、文化产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也在这里被强力推进。总体来说，在“中国制造”中，“陕西制造”占据的席位并不足够多，但是，陕西正在借助能源经济的推动，大力发展“陕西制造”，同时希望在“陕西创造”上能够有所作为。相对于东南沿海在上世纪末期以来的先发优势，陕西具备后发优势。
　　东南沿海地区和陕西、山西、四川等西北地区呈现出来的这种区域经济差异，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延续，以汉唐乃至明清时期的情况为主要考察范围，可以看得很清楚。
　　“汉唐以来数千年陕西商业的繁荣以及商人阶层的发育延续和经营积累，是明清陕西商帮崛起的社会历史基础。在明清，南方各地的商帮主要把本地手工业品贩往外地换取原材料，以赚取加工利润的供销差价，而陕帮商人则不同，由于他们地处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结构的接合部与农牧产品交换中心，长期以来就形成了贩运贸易的历史传统，这便使他们在明清之际能够顺应趋势，扬其所长，多以经营起家。”李刚教授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最基础的参考依据。
　　就李教授介绍的情况，可以发现在汉唐乃至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北地区的所作的是不同的两件事，前者是生产经济，重点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以及初级手工业。也就是说，它呈现出较早期的工业经济的特点。比如，南方的茶叶加工，纺织以及印染工业等等。
　　与南方不同，西北地区，尤其是陕西和山西最初主要发展贸易经济，即长途贩运，其经营范围广泛涉及盐、茶、布、烟、木、药、皮、杂、金融等行业，其势力范逐渐扩张至“北到乌鲁木齐、伊犁，南到佛山、上海等地”的全国性范围内。陕西商帮通过以贸易为主的长期资本积累，最终带动了初级工业经济的发展，到清朝时期，陕西经济呈现出贸易和工业齐头并进的特点。在陕西内地，秦巴山区的矿冶、采伐、造纸等行业获得迅速发展；在省外，陕西商人成为四川井盐的主要投资者，并且将其作为优势产业控制了它的跨区经营和贸易，一直推进到云南、贵州等地。与此同时，陕西商帮通过“布马交易”创造了一个“陕北经济特区”，通过这个特区控制了游牧地区的经济发展。
　　就以上情况看，明清时期的陕西经济结构是非常和谐的，仍然用一个人来比方，它的头部是陕北经济特区，优势产业是盐业及以“布马为主”的跨区贸易；在它的腿部，则是秦巴经济特区，主要从事初级工业开发及跨区贸易；而在它的胸腹部，则是关中地区的总部经济——一个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最杰出的成就是以山陕投资集团共同控制的票号为基础的金融服务业。
　　这是多么相似的一幕，陕西今天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及其发展趋势，竟然是在重演过去的历史轨迹。唯一不同的是，今天的陕西商人面对的是正在深入渗透到世界各地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氛围，而历史上的秦商主要的是面对来自国内各地的竞争对手！
　　现在我们回到开头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历史上的秦商和今天的陕西商人群体在商业模式和商人性格上有哪些一致的地方？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过，目前活跃在陕西工商界的多数不是“黑头张飞”这样的农民商人群体，而是荣海、崔荣华、郭家学、吴一坚之类出身于社会准中间阶层的人物。历史上也是同样的情况，据史料记载，最初在明清时期“走西口”从事跨区贸易的多数是“弃儒经商”的读书人，他们成为影响明清陕西商帮商业智慧和商业文化的主流群体。“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明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他的著作如此表扬过秦商。很显然，这些来自体制内或者接近体制的文化人，对于陕西商帮最终形成一定的经济组织，是发挥了主要作用的，从遍布全国的200多处关中或者“山陕会馆”，就可以大致领略他们在历史上达到的高度组织性。
　　历史上和今天的主流陕西商人，其出身大致接近，其性格也前仆后继。秦人强悍，“尚气概，先勇力”而“忘死轻生”，这是古今一致的对陕西人的评价。
　　这种群体习性往往使陕西人在各方面创造的功业其兴也勃然，其亡也忽然，尤其是无法长期享受自己的胜利果实。在政治上，陕西人秦始皇继承先辈的野心和谋略，以铁血与彪悍的西部牛仔部队，横扫天下，结束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战乱。然而，短短几十年后，秦朝的基业被江苏沛县人刘邦连锅端了。历史上对刘邦的评级颇多不善，主流的意见他不过是来自南方的文化小流氓，还算不上大学者、大政治家。然而，尽管刘邦也许流氓无耻，但是他懂得陕西人创造的行政区划是好的，陕西人的政治体制是好，不过将其略加改善，子子而孙孙享用中国多世。陕西人当然不服气，世世而代代之后，忽然又跳出来瞎了一只眼的李自成，端了安徽人朱元璋的老窝，然而他的胜利果实最终被老谋深算的江苏高邮人吴三桂和满洲人分享了。
　　再看看陕西人的彪悍和霸气使用在商业上是什么效果。
　　唐宋明清时期，陕西人能够把西北贸易做大，而山西人和南方人无从插足，非其不欲为也，乃其胆量和气力不足也。因为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西北作贸易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纵观中国历史，无论历朝历代，鼎盛与否，西北地区都有一个游牧民族和中原汉人互相博弈的过渡地带。唐宋且不说，尤其是明清以后，政治中心转移到华北地区，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实际控制能力是比较薄弱的。以致于这里商业贸易和投资环境长期处于“民族杂处、风俗各异，盗匪蜂起、土匪横行、部族格杀”的局面，在如此环境中，携带巨额资本和货物的商队就自然成为攻击的目标。南方人自然不敢来，山西人未必会觉得划算，自然只有“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的”陕西人冒死而上了。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铁血柔肠、前仆后继的“陕西冷娃”，西部地区的贸易经济就不可能创造那么多的辉煌。
　　然而，“陕西冷娃”中的知识阶层最终没干过精于计算的秦晋之好山西人，这一点从陕西人在金融产业上的成就没有山西人强大就可以看出来。按照常理，唐宋时期，西安一直是世界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而且在这个时期中国的钱庄等金融业态和服务模式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到明清时期，陕西商人群体仍然控制着西北地区的商贸、工业和主要资本，也曾经独享“三大商帮”之首的尊荣，自然后来驰名天下的山西票号这种现代银行的初级形式，应该水到渠成在陕西人手里出现。
　　现实情况却是，陕西人在漫长的金融创新活动中处于重要地位，而不是主导地位——胜利果实属于山西人。
　　研究完了陕西商人群体性格的历史演变，我们再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作为著名的商帮之一，秦商何以会最先衰落？它的衰落和今天陕西商人群体的滞后是否有一致的根源？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学者依然是对付晋商的哪一套，历史的、国运的、政府盘剥的、洋人挤兑的、军阀掳掠的，甚至安徽人、江苏人夺取了陕西人的市场份额……种种种种，不一而足。
　　不能说这些理由不算原因，但是结合我们前面分析过的一些情况来总结，秦商之所以先于晋商衰落，最主要的原因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秦商错失良机，没有像晋商一样将自己的产业结构推进到一个高级阶段——主要从事金融活动。这个道理很简单，全球各地每分钟可能就会死掉了几个企业，也不知有多少商人跳楼自杀，但是最后倒下的一定是银行，是从事金融活动的商人群体。其次，悍勇有余而灵活性不足，厚道有余而不够精明，沉稳过度而创造性不足的秦商群体性格也是一条重要的原因。
　　历史上是这样，今天也如此。
　　毁掉秦商的不是“可怕的安徽人”、“可怕的江苏人”，是陕西商人一脉相承的商业行为模式和性格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