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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的文坛上，苏轼无疑是一颗最耀眼的明星。他的诗词文在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下，不仅反映了北宋特有的社会历史现象，还表现出了诗人独特的精神风格，即不为世俗所累、超然物外的精神气质。
风格超然物外乐观旷达在北宋，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实至名归的文坛领袖，他领导并完成了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集大成者和最杰出的代表，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多才多艺的文学艺术大家。其文与欧阳修、韩愈齐名，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并称“欧苏”“韩潮苏海”；其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独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合称“苏辛”；其书法是“宋四家”之一，绘画亦驰名于当世。
苏轼生于号称百年无事的北宋中晚期。仁宗十五年，由于新旧党派相互打击，相互排挤，使苏轼成了新旧党派政论斗争的牺牲品。苏轼为官一生屡次遭贬，历经坎坷，很不得意。其经历和欧阳修和王禹极其相似。但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像王禹那样写下长篇的《三黜赋》，而是留下了一首近乎于幽默的六言诗聊以自嘲。“心似已灰之树，身如不系之舟船。问汝平身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也没有像欧阳修那样一心事佛，置时事于不闻不问。
一生三贬，这在苏轼的一生中无疑是一种沉重的几于残酷的打击。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政客在残酷的政治打击下，或消沉隐退，以求独善其身；或遁隐佛门，从此不问世事；或佯狂无状，以释胸中积愤。然而，苏轼面对三次沉重的政治打击，却没有消沉，仍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感悟自然社会、体悟人生，顽强地追逐着自我的人生理想。这便正如他所说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人生的悲欢离合又怎能消退诗人心中美好的祝愿呢？于是诗人便满怀激情的祝愿世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多么豁达的胸襟，多么深沉的情感，这就是苏轼独特的风格，也是他独有的坦荡和洒脱。
苏轼的这种积极进取又超然物外，不为世俗所累的独特精神。在他的许多诗词和散文中都有所体现，其中《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无疑便是诗人最杰出的代表。《定风波》一词写于黄州，元丰五年的春天，诗人外出归来，偶遇风雨而作，它表现了诗人坦荡而豁达的胸怀。诗人冒着绵绵不断的丝雨，在雨中吟啸而行，毫无惧色，这是多么洒脱的意气，尽管春寒料峭，山雨微冷，但诗人却仍表现出一种乐观而豁达的精神。“竹杖”“芒鞋”“一蓑烟雨”，足任平生。因为对于他，人世间的风风雨雨已司空见惯，又何况是这自然间的风风雨雨呢？“任尔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这便是苏轼的风格，苏轼的魅力，是多么曠达的情怀，多么深沉的意气。这在苏轼的另一首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亦有明显的体现。在这首词中，不仅表现了诗人的旷达与豪放，同时又寄托了诗人对于人生的美好祝愿。
苏轼词的豪放与旷达是与其思想和个性分不开的。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论词莫先品”“诗品出于人品”。也可以说，人品是词品的基础，词品更是人品的体现。袁中道曾在《次苏子瞻先后事》中拿苏轼和苏辙作对比，谈论词格即人格的问题：“子瞻疏眉秀目，美须髯，戴高桶帽。背有黑子，宛如星斗。少为人雄快俊爽，内无隐情。闻人一善，赞叹不遑；而刚肠疾恶，又善谑笑，锋刃甚利。子由恂恂然，寡言慎重，狷介自守，不妄交游。其志于无生之学，世缘浅，道根深，则两公皆再来人也。而其为文，大略如其为人。”“子瞻豪肆汪洋，子由冲和平衍。”苏轼的词善于把情景理三者融为一体，通过景物和事件本身揭示出哲理意趣，具有丰富的“象外之象”和“言外之境”，往往能表现出一种超然于物外的洒脱和豪放来。
苏轼又是一位思想较为复杂的文人士大夫，儒家思想是其基础，同时又杂有很深的佛道思想。正统的儒家思想使其有抱负，有勇于进取的济世情怀。他为人刚正，胸怀坦荡，光明磊落，而又风节凛然；他敢说敢做，直言不讳，自知“平生文字为吾累”，但一遇到危害国计民生的事，依然奋不顾身，为民请命。而佛道思想使他追求率真自然，又不受外物的羁绊，从而形成他狂放不羁和通达散脱的个性。所谓“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豪放和洒脱在苏轼身上常“互为表里，紧相结合”。
这种精神特征的表现，即是其所受教育的影响，同时又是时代的使然。从思想的方面来说，正如上所言，苏轼的思想是以儒家的出世思想为其根基的，并杂以道家的超脱，而使其思想从整体上表现出一种双重的特性。在苏轼的思想中儒家的济世情怀与道家的超然于物外是完美融合在一起的，这表现在其诗词风格上便是既积极进取，又洒脱达观。儒家的入世，“致君尧舜”是其思想主导。但诗人同时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当他在仕途上遭受打击时便能随遇而安，既不蛮干硬拼，也不消沉隐于世，而是以旷达的胸襟寻求精神上的解脱，“用舍有由，行藏在我”。在苏轼身上，豪放和旷达相依而生，在词作中，这种风格也往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有时以旷达为主，有时则以豪放为主，有时则二者皆有。
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苏轼思想之中的儒释道合一，更是社会历史时代的特征。儒释道三教在宋代已表现出了合流的趋势，宋真宗曾作《崇儒术论》《崇释论》来鼓吹佛与孔孟“异迹而道同”，“释道二门有补释教，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因而“以佛修身，以道养生，一儒治世”便成了“三教一理”的合理思想，并构成了他们思想的基础。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宋人的精神面貌和人生态度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对人生便能够采取更超脱、更达观、更冷静的态度，能把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人生的荣辱浮沉都看透、看淡，特别是在官场失意时多能以乐观、豁达、超脱的心态来对待。于是，通过儒释道思想的结合，宋人把“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思想上升为一种具有新的思想含义的心理修养和理性追求，并渐渐“沉淀成了一代风气”。
从这两个方面，我们便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轼的独特的精神风格和其词的表现艺术风格是一致的。诗人超然于物外的精神风貌，是其平淡自然、质朴无华的精神追求的结果，“并把这一切提高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学高度”。
参考文献：
[1]苏轼.自题金山画像.
[2]苏轼.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
[3]苏轼.论修养贴寄子由.
[4]苏轼.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5]李泽厚.美的历程.
风格超然物外乐观旷达在北宋，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实至名归的文坛领袖，他领导并完成了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集大成者和最杰出的代表，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多才多艺的文学艺术大家。其文与欧阳修、韩愈齐名，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并称“欧苏”“韩潮苏海”；其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独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合称“苏辛”；其书法是“宋四家”之一，绘画亦驰名于当世。
苏轼生于号称百年无事的北宋中晚期。仁宗十五年，由于新旧党派相互打击，相互排挤，使苏轼成了新旧党派政论斗争的牺牲品。苏轼为官一生屡次遭贬，历经坎坷，很不得意。其经历和欧阳修和王禹极其相似。但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像王禹那样写下长篇的《三黜赋》，而是留下了一首近乎于幽默的六言诗聊以自嘲。“心似已灰之树，身如不系之舟船。问汝平身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也没有像欧阳修那样一心事佛，置时事于不闻不问。
一生三贬，这在苏轼的一生中无疑是一种沉重的几于残酷的打击。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政客在残酷的政治打击下，或消沉隐退，以求独善其身；或遁隐佛门，从此不问世事；或佯狂无状，以释胸中积愤。然而，苏轼面对三次沉重的政治打击，却没有消沉，仍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感悟自然社会、体悟人生，顽强地追逐着自我的人生理想。这便正如他所说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人生的悲欢离合又怎能消退诗人心中美好的祝愿呢？于是诗人便满怀激情的祝愿世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多么豁达的胸襟，多么深沉的情感，这就是苏轼独特的风格，也是他独有的坦荡和洒脱。
苏轼的这种积极进取又超然物外，不为世俗所累的独特精神。在他的许多诗词和散文中都有所体现，其中《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无疑便是诗人最杰出的代表。《定风波》一词写于黄州，元丰五年的春天，诗人外出归来，偶遇风雨而作，它表现了诗人坦荡而豁达的胸怀。诗人冒着绵绵不断的丝雨，在雨中吟啸而行，毫无惧色，这是多么洒脱的意气，尽管春寒料峭，山雨微冷，但诗人却仍表现出一种乐观而豁达的精神。“竹杖”“芒鞋”“一蓑烟雨”，足任平生。因为对于他，人世间的风风雨雨已司空见惯，又何况是这自然间的风风雨雨呢？“任尔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这便是苏轼的风格，苏轼的魅力，是多么曠达的情怀，多么深沉的意气。这在苏轼的另一首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亦有明显的体现。在这首词中，不仅表现了诗人的旷达与豪放，同时又寄托了诗人对于人生的美好祝愿。
苏轼词的豪放与旷达是与其思想和个性分不开的。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论词莫先品”“诗品出于人品”。也可以说，人品是词品的基础，词品更是人品的体现。袁中道曾在《次苏子瞻先后事》中拿苏轼和苏辙作对比，谈论词格即人格的问题：“子瞻疏眉秀目，美须髯，戴高桶帽。背有黑子，宛如星斗。少为人雄快俊爽，内无隐情。闻人一善，赞叹不遑；而刚肠疾恶，又善谑笑，锋刃甚利。子由恂恂然，寡言慎重，狷介自守，不妄交游。其志于无生之学，世缘浅，道根深，则两公皆再来人也。而其为文，大略如其为人。”“子瞻豪肆汪洋，子由冲和平衍。”苏轼的词善于把情景理三者融为一体，通过景物和事件本身揭示出哲理意趣，具有丰富的“象外之象”和“言外之境”，往往能表现出一种超然于物外的洒脱和豪放来。
苏轼又是一位思想较为复杂的文人士大夫，儒家思想是其基础，同时又杂有很深的佛道思想。正统的儒家思想使其有抱负，有勇于进取的济世情怀。他为人刚正，胸怀坦荡，光明磊落，而又风节凛然；他敢说敢做，直言不讳，自知“平生文字为吾累”，但一遇到危害国计民生的事，依然奋不顾身，为民请命。而佛道思想使他追求率真自然，又不受外物的羁绊，从而形成他狂放不羁和通达散脱的个性。所谓“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豪放和洒脱在苏轼身上常“互为表里，紧相结合”。
这种精神特征的表现，即是其所受教育的影响，同时又是时代的使然。从思想的方面来说，正如上所言，苏轼的思想是以儒家的出世思想为其根基的，并杂以道家的超脱，而使其思想从整体上表现出一种双重的特性。在苏轼的思想中儒家的济世情怀与道家的超然于物外是完美融合在一起的，这表现在其诗词风格上便是既积极进取，又洒脱达观。儒家的入世，“致君尧舜”是其思想主导。但诗人同时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当他在仕途上遭受打击时便能随遇而安，既不蛮干硬拼，也不消沉隐于世，而是以旷达的胸襟寻求精神上的解脱，“用舍有由，行藏在我”。在苏轼身上，豪放和旷达相依而生，在词作中，这种风格也往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有时以旷达为主，有时则以豪放为主，有时则二者皆有。
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苏轼思想之中的儒释道合一，更是社会历史时代的特征。儒释道三教在宋代已表现出了合流的趋势，宋真宗曾作《崇儒术论》《崇释论》来鼓吹佛与孔孟“异迹而道同”，“释道二门有补释教，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因而“以佛修身，以道养生，一儒治世”便成了“三教一理”的合理思想，并构成了他们思想的基础。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宋人的精神面貌和人生态度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对人生便能够采取更超脱、更达观、更冷静的态度，能把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人生的荣辱浮沉都看透、看淡，特别是在官场失意时多能以乐观、豁达、超脱的心态来对待。于是，通过儒释道思想的结合，宋人把“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思想上升为一种具有新的思想含义的心理修养和理性追求，并渐渐“沉淀成了一代风气”。
从这两个方面，我们便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轼的独特的精神风格和其词的表现艺术风格是一致的。诗人超然于物外的精神风貌，是其平淡自然、质朴无华的精神追求的结果，“并把这一切提高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学高度”。
参考文献：
[1]苏轼.自题金山画像.
[2]苏轼.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
[3]苏轼.论修养贴寄子由.
[4]苏轼.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5]李泽厚.美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