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中国的墓碑始于东汉,但留至今日的汉碑为数极少,其中的“袁安碑”不仅书法极佳,名冠海内外,而且在时代上也最早,堪称中国第一。祖辈们花在墓碑上的心血,的确匪夷所思。建于明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的明僖王陵,主人为明太祖朱元璋的曾孙、第三代蜀王朱友。仅26岁就早逝的小蜀王,“走”进了这座历时两年建成的地下蜀王府,其地宫1979年才被当地农民发现。叩击位于前殿的墓碑,墓碑会发出空洞般的回响。人们在碑石的后部凿了一个小洞,却又发现碑石并非是中空的。这也许真值得我们狠狠地骄傲好一阵子了。尽管在其他很多方面甘于“殿后”,但是在遗产中寻觅出一两件可炫耀的物件,来平衡一下,于身心有益。“中空”墓碑,宇宙第一,毕竟也是个稀罕的世界“冠军”。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在塔里木的农场当“以工代干”的文书的时候,连队里凡有人“仙逝”或暴毙,写墓碑的任务总是由我来完成的。这似乎已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墓碑一律用上好的杨木板,当然没有中空碑考究。正中写“先考×××”或“先妣××氏”,旁边是“生于××年卒于××年”。撇捺间稍有发挥,又附带卖弄些内圆外方的魏碑技巧。大多数事主是不敢多嘴的,拿了就走。倒是有位指导员曾有不满——“什么‘先考’、‘后考’的,多不文明!”原来,当地人把繁殖后代兼床笫之欢都说成让学生头痛的那个“考”。因为我不屑一顾,他又道:“这个‘卒’倒是挺有味道的,地下冷清啊!带副象棋去,玩玩‘车’‘马’‘炮’,你想得周到!”
　　农场的集体墓地离连队很近。有人告诉我,我写的墓碑往往没几天就不翼而飞。开始我以为人家在收集我的“真迹”,颇有些窃喜。有一次在一家“双干户”擀面条,擀着擀着,发觉主人脸色诡异,我便把这案板翻过来一瞧,那几个端庄的“考”“卒”直朝我挤眉弄眼!后来,人家叫我“制怒”,说连队里起码有一半“双干户”的木头家什皆“取材”于墓碑。这是公开的秘密。如果不是贫穷制造的恶作剧,那里极有可能形成我的一个小型的书法展。没有了墓碑,清明节便少了很多热闹,人们也就有了不去“孝顺”先辈的理由。
　　那里有两个和我们一起从上海到新疆“支边”的小伙子就长眠于彼。他俩初中才毕业,十五六岁。蹦蹦跳跳如參加春游一般辗转来到塔里木。到农场的第一天,已是黄昏。在“地窝子”里一觉醒来,见渠水清澈,便忍不住解衣一洗风尘,殊不知这塔河水寒冽刺骨,他俩一下去,就腿脚抽筋。等到下游的人们发现他们时,已经腹胀如鼓屏息多时了。给他俩立过的墓碑,也叫人早就拔走了。不过,我还记得他们。壮志虽未酬,却有过肩鸿任巨的决心的人,也值得纪念。
　　记得曾看到过一个关于墓碑的信息。有个“著名”的公司生产纯黑色、绿色和灰白色花岗岩以及白色大理石的墓碑。产品主要出口到日本、以色列、英国、爱尔兰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赚外国死人的钱,在有些人看来,不失为低档次的“爱国主义”。但是,又有个消息对这个公司显然是不利的。近年来,英国开始流行绿色殡葬。越来越多的棺材采用纸板制成。棺材或尸体被深埋入土后,上面撒上风铃草或野草的草籽,再种上一棵树。不留墓碑!
　　按照我们常常喜欢念叨的“与国际接轨”,可能不消多少年,墓碑的需求也会少下去的。墓碑再高级,也只是个标志,表示这里埋有某某某的“臭皮囊”一具。墓碑再坚固,也挡不住岁月的磨蚀。老是怕被人们遗忘,弄这闹那,还是免不了被遗忘或挪作他用。
　　华丽的墓碑之耸立,不如朴素的口碑之长存。不留墓碑,留下一片绿阴,倒是真正的超凡脱俗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