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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我又复看了一次《伯明翰造币厂史》内著录的相同样币实物，以及其他钱币图录所载的部分有疑问的样币实物，结果这些所谓的样币除了币面的各种疑问外，又发现一个共同的齿边缺陷……
中国近代机制币作为历史的遗物，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收藏爱好者。有收藏爱好者自然少不了对藏品的鉴定，于是鉴定即成为收藏过程中致关重要的问题，任何一个成功收藏者首先应该明白藏品的真假及品质的高低，然而唯有正确的鉴定才是开启成功收藏之门的保证。
凡是谈到收藏就有谈鉴定的，大谈洶论的不在少数，此话说则容易做则难。其实鉴定的定义就是对事物作进一步的确认，事也好物也好，鉴定“其”是否真实可靠，掌握的“知识”便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分清“知”与“识”却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鉴定尺度。“知”是知道，“识”是识别。比如以“知”一说为代表的，独尊史料文献，认为既然前人已经记录在案，说明流传有序不必怀疑，一切照本宣科不会有错，认为这种方法简单、轻松、有依据。然而，以“识”为宗旨的犹如推翻“天圆地方说”一样，把前人编写的文献史料一律打上司号重新考证，同时结合诸多实践经验仔细识别当下实物的真假，认为事物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好比男人本身可以证明自己是男人，女人本身可以证明自己是女人。
在大谈收藏的年代，又有多少人知道怎样的藏品是真?怎样的藏品是假呢?当然如果有了识别男人女人一样了如指掌的实践经验，鉴定钱币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目前对于藏品鉴定由“知”与“识”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念，以致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鉴定结果。其中一种人特别迷信以前的文字资料，当然多找些资枓并没有错，只是错在资料本应该作为参考之用，结果不予分析全部当作证据。此举，正说明他们没有弄清楚“知”与“识”对于鉴定藏品的不同意义，“知”的含义是知道，看到的听到的都可以按一个“知”来概括，例如看到前人编写的文献，听到前人收藏的故事，即为“知”，不过这“知”只是知识的一半，如果单单凭着知道前人留下的史料，不分青红皂白而视为证据，岂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众所周知文献史料不免局限于执笔者的主观倾向，流传的故事不免有虚构夸张，任何盲目相信前人的资料实为“无知”，可见在收藏与鉴定的问题上往往出现读书甚多反而成就甚少的状况。这种照搬照抄的坏习惯，除了以讹传讹误导他人，对于自己的收藏与买卖最终结果也是一个失败者。
我们再看知识的“识”，便不同于死读书的“知”，谓之“识”是指对所知事物的重新认识，把一切知道的史料首先加以识别，并且仅作参考，另外根据历史背景，时代特征，国情体制，民俗文化，以及近代机制币的制作工艺。综合以上这些情况再对实物进行分析，研究，考核直至认清庐山真面目，因此自古以来社会崇尚有识之士而不是有知之士。
钱币收藏与买卖也同样充满了成功的愉快和失败的凄凉，这成败的结果都源于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建议每个近代机制币爱好者，不妨共同来认识“知”与“识”的两种不同的鉴定标准，兴许有助于自身观念的取舍。我们以同样的钱币，通过“知”与“识”两种不同的思维定式来鉴定，之后看其得出的不同的结论：
谁都知道流传在钱币界有一本叫《伯明翰造币厂史》的书，凭书名仿佛已让人感到敬畏。这本书被有些人当作宝典，好像凡是书中记录的钱币都是千真万确不容置疑，该书由美国人史威尼1981年编写出版(注：英、美是言论、出版自由的国家)，书中记录了一批所谓该厂1900年前后为中国清末和民国时期试制的样币，这里要说的是其中一组“陕西龙”镍样币，该币由所谓的厂史注明试制于1905年、币面打有“英国伯明翰造币厂”英文字样(THE MINT BIRMINGHAMLIMITED·ENGLIAND)，基于“厂史”记述了该币试制的时间地点，于是依赖文字史料当作证据的人，理所当然的认为该币真品无疑，持此观点者自以为“引经据典”最可靠，总而言之可靠到了进退自如，哪怕错了也有退路，因为错也是编“厂史”的史威尼错在前面，其只是“文抄公”而已，到头来错误的责任又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可见这就是拿史料说话的真实写照。
依旧是这组币面打上“伯明翰造币厂”英文字样的“陕西龙”镍样币，但是用知识的“识”来识别一下，便会发现许多错误的问题，最为错误的问题正是该币币面注明的“伯明翰造币厂”英文字样，看得出制造者本意为了标榜该币是伯明翰造币厂制造，可是我们以当时的历史背景来比照就即刻显露出破绽，因为历史还原1905年之际，该厂厂名尚叫拉尔夫，喜敦父子造币有限公司，简称“喜敦造币厂”，想 想哪一个造币厂自己的产品会铸错厂名呢?就好比民国二十一年由“中央造币厂”制造的金本位银币，如果铸有“上海造币厂”的印记，岂不是笑话吗!所以“陕西龙”镍样币错铸厂名的问题，足以证明该币是不符合历史背景的臆造品。除此错误以外，该币没有大清国号也没有光绪帝号(例如四川卢比至少铸有光绪皇帝头像)，没有大清满文也没有汉文，更奇怪的是大清样币怎么打上了英国国号。种种迹象表明该币有悖大清王朝的国情与体制，有悖民俗文化及时代特征，该币的制作工艺也相当粗俗，代表大小不同面值的2与5的币面龙图却是相同尺寸，显见币面图案布局失调，面值字体笨拙，龙纹呆板，内齿不齐，完全失去广告样币传达精美的意义，与之相比喜敦造币厂世界顶级的造币水准，简直是天差地別。可见存在多种常识性错误的“陕西龙”镍样币竟然编在所谓的《伯明翰造币厂史》内，那么何以让人相信该“厂史”的真实性。
我们从以上的实例，可以看出在不同的观念使然下，同样的钱币却得出不同的结论，结论是真!是假!一字之差，也就这一字之差决定了钱币爱好者成功与失败的差别。俗话说得好：学历不等于学识，“知”更不等于“识”，学会查找文字资料也只是实物鉴定过程的第一步。
最近一段时间我又复看了一次《伯明翰造币厂史》内著录的相同样币实物，以及其他钱币图录所载的部分有疑问的样币实物，结果这些所谓的样币除了币面的各种疑问外，又发现一个共同的齿边缺陷，这些币的边齿反映出来的问题证明了“其”不是正规造币厂的产品，根本的区别在于私造币缺少倒角光边这道工序，故而形成与正规造币厂下同的齿型，这些私造币的齿型基本有二个类别，第一类，约产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以镜面币为代表的陕西、湖南、浙江楷书，广东七三反版，老江南等，它们的齿边同属一种不见齿唇的瓦楞齿风格，都属于现代线切割工艺齿模留下的痕迹。第二类，约产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最早可能至三十年代，该部分有上海壹两、香港纹银壹两、中外通宝、福建官局七钱二分、京局制造、奉天癸卯壹两、奉天无癸卯七钱二分、广东寿字壹两、中心吉壺两、黑龙江、安徽二十三年、新疆省造、云南春季、民国二十五年蒋像一圆等，它们的齿牙没有一点力度，有的还在压齿成型后，再予人工磨过边缘，京局制造七钱二分的边齿就是典型的磨边状况，这一点说明完全不同于正规造币厂先行倒角光边的工艺，这些缺陷有经验的玩家应该看得明白，只是许多拍卖公司把这些钱币装进所谓的外国鉴定盒内，使你无法看到边齿，这是一大遗憾，但是事实毕竟说明当初的制假者，尚没有办法解决齿边这一看似简单的制作工艺，于是不得不留下私造的证据，希望广大的近代机制币爱好者，在审视币面图案的同时关心一下这些币的齿边也就什么都清楚了，因为实物本身呈现的各种不符常识的图案状况，以及无法掩盖的由于缺少造币厂的工序流程而造成的工艺痕迹，就是最直接最可靠的第一手证据。
中国近代机制币作为历史的遗物，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收藏爱好者。有收藏爱好者自然少不了对藏品的鉴定，于是鉴定即成为收藏过程中致关重要的问题，任何一个成功收藏者首先应该明白藏品的真假及品质的高低，然而唯有正确的鉴定才是开启成功收藏之门的保证。
凡是谈到收藏就有谈鉴定的，大谈洶论的不在少数，此话说则容易做则难。其实鉴定的定义就是对事物作进一步的确认，事也好物也好，鉴定“其”是否真实可靠，掌握的“知识”便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分清“知”与“识”却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鉴定尺度。“知”是知道，“识”是识别。比如以“知”一说为代表的，独尊史料文献，认为既然前人已经记录在案，说明流传有序不必怀疑，一切照本宣科不会有错，认为这种方法简单、轻松、有依据。然而，以“识”为宗旨的犹如推翻“天圆地方说”一样，把前人编写的文献史料一律打上司号重新考证，同时结合诸多实践经验仔细识别当下实物的真假，认为事物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好比男人本身可以证明自己是男人，女人本身可以证明自己是女人。
在大谈收藏的年代，又有多少人知道怎样的藏品是真?怎样的藏品是假呢?当然如果有了识别男人女人一样了如指掌的实践经验，鉴定钱币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目前对于藏品鉴定由“知”与“识”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念，以致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鉴定结果。其中一种人特别迷信以前的文字资料，当然多找些资枓并没有错，只是错在资料本应该作为参考之用，结果不予分析全部当作证据。此举，正说明他们没有弄清楚“知”与“识”对于鉴定藏品的不同意义，“知”的含义是知道，看到的听到的都可以按一个“知”来概括，例如看到前人编写的文献，听到前人收藏的故事，即为“知”，不过这“知”只是知识的一半，如果单单凭着知道前人留下的史料，不分青红皂白而视为证据，岂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众所周知文献史料不免局限于执笔者的主观倾向，流传的故事不免有虚构夸张，任何盲目相信前人的资料实为“无知”，可见在收藏与鉴定的问题上往往出现读书甚多反而成就甚少的状况。这种照搬照抄的坏习惯，除了以讹传讹误导他人，对于自己的收藏与买卖最终结果也是一个失败者。
我们再看知识的“识”，便不同于死读书的“知”，谓之“识”是指对所知事物的重新认识，把一切知道的史料首先加以识别，并且仅作参考，另外根据历史背景，时代特征，国情体制，民俗文化，以及近代机制币的制作工艺。综合以上这些情况再对实物进行分析，研究，考核直至认清庐山真面目，因此自古以来社会崇尚有识之士而不是有知之士。
钱币收藏与买卖也同样充满了成功的愉快和失败的凄凉，这成败的结果都源于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建议每个近代机制币爱好者，不妨共同来认识“知”与“识”的两种不同的鉴定标准，兴许有助于自身观念的取舍。我们以同样的钱币，通过“知”与“识”两种不同的思维定式来鉴定，之后看其得出的不同的结论：
谁都知道流传在钱币界有一本叫《伯明翰造币厂史》的书，凭书名仿佛已让人感到敬畏。这本书被有些人当作宝典，好像凡是书中记录的钱币都是千真万确不容置疑，该书由美国人史威尼1981年编写出版(注：英、美是言论、出版自由的国家)，书中记录了一批所谓该厂1900年前后为中国清末和民国时期试制的样币，这里要说的是其中一组“陕西龙”镍样币，该币由所谓的厂史注明试制于1905年、币面打有“英国伯明翰造币厂”英文字样(THE MINT BIRMINGHAMLIMITED·ENGLIAND)，基于“厂史”记述了该币试制的时间地点，于是依赖文字史料当作证据的人，理所当然的认为该币真品无疑，持此观点者自以为“引经据典”最可靠，总而言之可靠到了进退自如，哪怕错了也有退路，因为错也是编“厂史”的史威尼错在前面，其只是“文抄公”而已，到头来错误的责任又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可见这就是拿史料说话的真实写照。
依旧是这组币面打上“伯明翰造币厂”英文字样的“陕西龙”镍样币，但是用知识的“识”来识别一下，便会发现许多错误的问题，最为错误的问题正是该币币面注明的“伯明翰造币厂”英文字样，看得出制造者本意为了标榜该币是伯明翰造币厂制造，可是我们以当时的历史背景来比照就即刻显露出破绽，因为历史还原1905年之际，该厂厂名尚叫拉尔夫，喜敦父子造币有限公司，简称“喜敦造币厂”，想 想哪一个造币厂自己的产品会铸错厂名呢?就好比民国二十一年由“中央造币厂”制造的金本位银币，如果铸有“上海造币厂”的印记，岂不是笑话吗!所以“陕西龙”镍样币错铸厂名的问题，足以证明该币是不符合历史背景的臆造品。除此错误以外，该币没有大清国号也没有光绪帝号(例如四川卢比至少铸有光绪皇帝头像)，没有大清满文也没有汉文，更奇怪的是大清样币怎么打上了英国国号。种种迹象表明该币有悖大清王朝的国情与体制，有悖民俗文化及时代特征，该币的制作工艺也相当粗俗，代表大小不同面值的2与5的币面龙图却是相同尺寸，显见币面图案布局失调，面值字体笨拙，龙纹呆板，内齿不齐，完全失去广告样币传达精美的意义，与之相比喜敦造币厂世界顶级的造币水准，简直是天差地別。可见存在多种常识性错误的“陕西龙”镍样币竟然编在所谓的《伯明翰造币厂史》内，那么何以让人相信该“厂史”的真实性。
我们从以上的实例，可以看出在不同的观念使然下，同样的钱币却得出不同的结论，结论是真!是假!一字之差，也就这一字之差决定了钱币爱好者成功与失败的差别。俗话说得好：学历不等于学识，“知”更不等于“识”，学会查找文字资料也只是实物鉴定过程的第一步。
最近一段时间我又复看了一次《伯明翰造币厂史》内著录的相同样币实物，以及其他钱币图录所载的部分有疑问的样币实物，结果这些所谓的样币除了币面的各种疑问外，又发现一个共同的齿边缺陷，这些币的边齿反映出来的问题证明了“其”不是正规造币厂的产品，根本的区别在于私造币缺少倒角光边这道工序，故而形成与正规造币厂下同的齿型，这些私造币的齿型基本有二个类别，第一类，约产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以镜面币为代表的陕西、湖南、浙江楷书，广东七三反版，老江南等，它们的齿边同属一种不见齿唇的瓦楞齿风格，都属于现代线切割工艺齿模留下的痕迹。第二类，约产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最早可能至三十年代，该部分有上海壹两、香港纹银壹两、中外通宝、福建官局七钱二分、京局制造、奉天癸卯壹两、奉天无癸卯七钱二分、广东寿字壹两、中心吉壺两、黑龙江、安徽二十三年、新疆省造、云南春季、民国二十五年蒋像一圆等，它们的齿牙没有一点力度，有的还在压齿成型后，再予人工磨过边缘，京局制造七钱二分的边齿就是典型的磨边状况，这一点说明完全不同于正规造币厂先行倒角光边的工艺，这些缺陷有经验的玩家应该看得明白，只是许多拍卖公司把这些钱币装进所谓的外国鉴定盒内，使你无法看到边齿，这是一大遗憾，但是事实毕竟说明当初的制假者，尚没有办法解决齿边这一看似简单的制作工艺，于是不得不留下私造的证据，希望广大的近代机制币爱好者，在审视币面图案的同时关心一下这些币的齿边也就什么都清楚了，因为实物本身呈现的各种不符常识的图案状况，以及无法掩盖的由于缺少造币厂的工序流程而造成的工艺痕迹，就是最直接最可靠的第一手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