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城的随笔集《威尼斯日记》记录了作家旅居威尼斯三个月的所见所思。从表层来看，《威尼斯日记》是在写威尼斯的文化，但敞开文本，勾连分析，却可以看到，在深层，该作品是要在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语境中，将“寻根”与文化对接，赋予不同历史、地理、文化时空界域以价值与意义，达至对“返乡”与“在家”之追寻，从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中华文明，再次对自我进行文化身份确认以重建一种文化自信。
　　关键词：阿城;《威尼斯日记》;东西对话;世俗文化;文明家园
　　1980年代，阿城凭借《棋王》（1984）、《树王》（1985）、《孩子王》（1985）三部中篇小说，奠定他作为“寻根”文学代表性作家的地位。但在1997年，阿城“一反常态”，出版了其应邀旅居威尼斯而写的散文随笔集《威尼斯日记》，将关注的视角转向了东西世俗文化的世界，似乎表征着其前后创作主旨的转变。目前，国内有关阿城的研究多以早期他出版的“三王”系列为主，且多以“寻根”为研究主题，鲜少关注《威尼斯日记》以及其中的涉及的东西世俗文化等对话主题。这部《威尼斯日记》，看似与阿城早期出版的小说在创作风格与思想方面差异甚大，但我认为《威尼斯日记》是对阿城一贯倡导的世俗文化表述的承续与具体实践，他以此通过东西文化对话的方式来追寻自己的文化家园。
　　一 “寻根”与文化精神
　　阿城的创作可大致分为两个时期：1980年代的小说创作，以“三王”系列小说为代表;1990年代之后的笔记小说与散文创作，以《威尼斯日记》《遍地风流》为代表。尽管创作文体发生了转变，但阿城始终保持了一种近乎白描的文字风格，并以极为朴素、简单、凝练的文字，呈现出他所重视的文化精神，凸显其前后写作主旨的一种转变，即所谓“伴随着宗教神性退位、世俗人性凸现的过程而产生的市民文化精神”^①。而寻根文学与这种世俗文化密不可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寻根文学所寻的根原本就是从传统文化中来。《威尼斯日记》就是对这一传统文化表述的具体实践，并将传统文化的呈现上升至东西世俗文化比较与对话的跨文化交流。
　　阿城在《威尼斯日记》中直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不能总是孔孟老庄、亚里士多德，高来高去，要交流世俗生活的质感”^②。在阿城看来，传统文化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阿城在《闲话闲说》中认为，商周甲骨文如今是我们对中国上古时期进行“说文解字”的重要依据，但实质上商周甲骨文记载的均为实际问题，并非如古埃及文明象形文字那般涉及哲学。而作为中国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哲学代表道家思想，其实大部分讲的还是日常治理，如《道德经》里讲“治大国若烹小鲜”，“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等。儒家思想也讲究入世，其内核就是要以仁义礼智信去建立有序的人类社会生活秩序，而非依靠形而上的“神”“理念”，其仍然是一种经世致用的哲学。而无论是《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还是“三言二拍”，几乎都是在表述世俗文化。在阿城这里，因为中国文化“有能力融合外来文化，变化自身，自身变化。”^③于是，包容性与变通性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多年来，我们大力提倡文明互鉴与交流、尊重文明多样性，从而在尊重个性与共性、民族与世界的基础上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显然是一种注重实用价值、包容与变通的时代召唤，理应包括世俗文化的对话。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中国文化精神，已浸润中国文化与民族性格，塑造了中华民族经世致用、和谐共处、融会贯通的文化理念与文明精神。当下，我们要树立文化自信，这就涉及两层含义：一是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认同，二是对文化生命力的信心。文化除了自身的纵向发展，还包括与异质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横向发展。同理，对传统文化的体认离不开在异质文化的对话与比较中进行文化寻根，在对话与交流中发现传统文化发展的活力。无论是阿城笔下的东西饮食文化与城市文化发展的对比，还是中国元素海外传播与发展，阿城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追寻之上。因此，《威尼斯日记》看似是在写威尼斯的世俗，其实是通过东西文化的对话、对传统文化的“寻根”进行中华文明的家园追寻。并且，阿城的家园追寻并非单纯地回忆中华传统文化，而是打破了古今中外的时空界域，追溯中华文化纵向发展与海外传播与接受情况，横向比较东西世俗文化的异同点，在一纵一横的书写脉络之中对自我进行文化认同，重树文化自信。可以说，阿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视野是极其开阔的。这也使得《威尼斯日记》突破了一般性随笔写法，从而蕴含丰富而深刻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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