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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怎样做一个好的意见分子,仍然是一个问题。椿桦《异论中国》这本书,当然也不可能完全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但读一读这本书。至少会有一些启发,能够帮助那些已经或者即将成为意见分子的人,走在正确的路上。
椿桦在新近出版的《异论中国》一书中,称自己是“意见分子”,他说“如果现今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提意见群体的话,那么我当属其中的一个老成员”。椿桦确实经常“提意见”,这本《异论中国》,就是他三年来林林总总“意见”的总汇。
时下的“意见分子”并不算少。每天形形色色的意见遍布网络论坛、博客及大小报纸的时评版面,其中不乏精品,但有见地,表达既顺畅又生动的,也不容易看到。显然,怎样做一个好的“意见分子”,仍然是—个问题。椿桦《异论中国》这本书,当然也不可能完全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但读一读这本书,至少会有一些启发,能够帮助那些已经或者即将成为意见分子的人,走在正确的路上。
要做好“意见分子”,首先就要明了,应该向谁提意见。这本来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言论自由,想跟谁提,就跟谁提。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情中,社会问题的出现,总是跟政府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在这样的现实情景中,作为中国的“意见分子”,应该向谁提意见。就不言而喻了。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个“意见分子”都清楚这一点。比如在关于上海举行的某个著名盛会的诸多意见中,有很多“意见分子”都在义正辞严地}旨责游客素质低下,为国家抹黑云云。却没有去想一下是谁把这么多人弄到那里丢人现眼,如果这些游客真的丢人现眼了的话。再比如有一位贫穷的妈妈为了筹集孩子的学费而去卖淫,“意见分子”是应该指责这位母亲道德败坏呢,还是应该反思社会福利政策和教育政策呢?遗憾的是,很多“意见分子”选择了前者。
相比之下,椿桦就有相当明确的意见方向。打开《异论中国》这本书,至少有80%的篇幅都是对公共管理以及公共管理者评头论足的。尽管在中国,这些意见尚不被充分重视,但说出来总比不说要好。说的人多了,意见就会形成舆论,多多少少会对主事者形成压力,从而增加了调整公共政策、改善公共管理的可能性。即使一时改变不了现状,也会形成标杆,引领公众继续施加压力。比如书中《“天书”预算案是怎样通过的》一文,就对财政预算编制粗疏,形同“天书”,导致人大代表看不懂的现象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尽管对于现状尚无实质性的改变,但毕竟财政预算编制稍稍规范了、明晰了,一些部门、一些城市的预算也开始公开了,总是一个进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大家找准方向,齐心协力提意见,事情终究会有些变化。
找准方向,是提意见的第一步。但要做好“意见分子”,还要把意见提好。现在给政府提意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政府官员都学得很聪明,他们会找出种种理由为他们不恰当的言论、行为和政策辩解,有的理由还相当高明。要让他们有所改变,必须找到他们的命门,予以致命一击,这需要智慧。应该说椿桦在这方面的洞察力相当老辣,出手也很“狠毒”,如果有当面对质的机会,我相信那些官员是招架不了几个回合的。比如“三公”消费中的公费出国,一直备受诟病,因此有些地方政府“顺应”民意,高调宣布“各级领导出国考察经费削减20%”。面对这看似鼓舞人心的消息,椿桦却咄咄逼人地发问“被减的20%出国经费等于几”?政府财政不公开、官员滥用公费出国、政府对解决“三公”消费的问题缺乏诚意等一系列弊病,在这一问中,尽显无疑。另外一个例子,政府想征税的官员要以维护公共利益的名义开征二氧化碳排放税,这个理由好像很环保、很绿色、很低碳,看起来既符合国际潮流,也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但椿桦还是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他追问:“我国早已出台了《环境保护法》与《大气污染防治法》,对肆意排放行为有严格约束。我不希望,碳税的征收是环境执法无能的结果,更不希望,开征碳税演变成叫卖‘排放权’——只要依法纳税,就可以放心排放二氧化碳。”以绝望的精神做希望的工作,在碳税开征之前,把意见提出来,一针见血地揭露其本质,供全国人民批判用,也是好的。更何况,对于局面的扭转或许也是能起到一些作用的。
当然,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意见分子”的智慧还必须用在另外一些地方,比如如何把握言论的尺度。在这方面,椿桦也比较好地运用了他的智慧。椿桦提意见还有两个突出的优点,即建设性和可读性。这些优点,椿桦的第一本书《舆论尖刀》出版后,其他人包括业内人士和读者对此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本书继续保持了这些优点。对于读者来说,显然这又是一个好事。
椿桦在新近出版的《异论中国》一书中,称自己是“意见分子”,他说“如果现今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提意见群体的话,那么我当属其中的一个老成员”。椿桦确实经常“提意见”,这本《异论中国》,就是他三年来林林总总“意见”的总汇。
时下的“意见分子”并不算少。每天形形色色的意见遍布网络论坛、博客及大小报纸的时评版面,其中不乏精品,但有见地,表达既顺畅又生动的,也不容易看到。显然,怎样做一个好的“意见分子”,仍然是—个问题。椿桦《异论中国》这本书,当然也不可能完全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但读一读这本书,至少会有一些启发,能够帮助那些已经或者即将成为意见分子的人,走在正确的路上。
要做好“意见分子”,首先就要明了,应该向谁提意见。这本来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言论自由,想跟谁提,就跟谁提。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情中,社会问题的出现,总是跟政府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在这样的现实情景中,作为中国的“意见分子”,应该向谁提意见。就不言而喻了。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个“意见分子”都清楚这一点。比如在关于上海举行的某个著名盛会的诸多意见中,有很多“意见分子”都在义正辞严地}旨责游客素质低下,为国家抹黑云云。却没有去想一下是谁把这么多人弄到那里丢人现眼,如果这些游客真的丢人现眼了的话。再比如有一位贫穷的妈妈为了筹集孩子的学费而去卖淫,“意见分子”是应该指责这位母亲道德败坏呢,还是应该反思社会福利政策和教育政策呢?遗憾的是,很多“意见分子”选择了前者。
相比之下,椿桦就有相当明确的意见方向。打开《异论中国》这本书,至少有80%的篇幅都是对公共管理以及公共管理者评头论足的。尽管在中国,这些意见尚不被充分重视,但说出来总比不说要好。说的人多了,意见就会形成舆论,多多少少会对主事者形成压力,从而增加了调整公共政策、改善公共管理的可能性。即使一时改变不了现状,也会形成标杆,引领公众继续施加压力。比如书中《“天书”预算案是怎样通过的》一文,就对财政预算编制粗疏,形同“天书”,导致人大代表看不懂的现象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尽管对于现状尚无实质性的改变,但毕竟财政预算编制稍稍规范了、明晰了,一些部门、一些城市的预算也开始公开了,总是一个进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大家找准方向,齐心协力提意见,事情终究会有些变化。
找准方向,是提意见的第一步。但要做好“意见分子”,还要把意见提好。现在给政府提意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政府官员都学得很聪明,他们会找出种种理由为他们不恰当的言论、行为和政策辩解,有的理由还相当高明。要让他们有所改变,必须找到他们的命门,予以致命一击,这需要智慧。应该说椿桦在这方面的洞察力相当老辣,出手也很“狠毒”,如果有当面对质的机会,我相信那些官员是招架不了几个回合的。比如“三公”消费中的公费出国,一直备受诟病,因此有些地方政府“顺应”民意,高调宣布“各级领导出国考察经费削减20%”。面对这看似鼓舞人心的消息,椿桦却咄咄逼人地发问“被减的20%出国经费等于几”?政府财政不公开、官员滥用公费出国、政府对解决“三公”消费的问题缺乏诚意等一系列弊病,在这一问中,尽显无疑。另外一个例子,政府想征税的官员要以维护公共利益的名义开征二氧化碳排放税,这个理由好像很环保、很绿色、很低碳,看起来既符合国际潮流,也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但椿桦还是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他追问:“我国早已出台了《环境保护法》与《大气污染防治法》,对肆意排放行为有严格约束。我不希望,碳税的征收是环境执法无能的结果,更不希望,开征碳税演变成叫卖‘排放权’——只要依法纳税,就可以放心排放二氧化碳。”以绝望的精神做希望的工作,在碳税开征之前,把意见提出来,一针见血地揭露其本质,供全国人民批判用,也是好的。更何况,对于局面的扭转或许也是能起到一些作用的。
当然,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意见分子”的智慧还必须用在另外一些地方,比如如何把握言论的尺度。在这方面,椿桦也比较好地运用了他的智慧。椿桦提意见还有两个突出的优点,即建设性和可读性。这些优点,椿桦的第一本书《舆论尖刀》出版后,其他人包括业内人士和读者对此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本书继续保持了这些优点。对于读者来说,显然这又是一个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