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协助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率三大主力师开赴华北，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了日军多次残酷“扫荡”，取得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等胜利，威震敌后。在1942年5月的反“扫荡”中，左权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壮烈牺牲，年仅37岁。他是抗战时期阵亡的八路军最高将领。本文聚焦其遗物，设法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一盏煤油灯：指挥百团大战的生动见证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进攻战役。从1940年8月20日起到次年1月止，八路军参战部队105个团。这次战役对坚持抗战、遏制当时国民党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进一步鼓舞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2011年4月底，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在指挥百团大战时使用过的一盏煤油灯在河北邯郸被发现，被河北省文物局定为一级文物。这盏不起眼的小小煤油灯，是左权参与指挥百团大战生动鲜活的历史见证物，是左权将全付身心都扑在战场上度过的短暂而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据参加这场战役指挥、时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王政柱介绍，百团大战指挥部设在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的一座破庙里。左权每天晚上都要端着这盏煤油灯，在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前，仔细地分析从各個战场报来的战况，协助彭德怀下达作战命令，并亲自将这场战役命名为“百团大战”。
　　为了宣传百团大战的胜利和总结百团大战的经验，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左权借助这小小的煤油灯发出的微弱亮光，废寝忘食、聚精会神地先后撰写了《论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和《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新胜利——从正太破击战到关家垴歼灭战》等极具历史价值的著名文章。
　　这一重要革命文物，是河北省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史料室的一名研究员发现的，发现地点为山西省武乡县东部山区蟠龙镇境内的八路军总部太行旧址所在地砖壁村。经河北省文物局近现代文物专家组鉴定，这盏历经战争岁月的煤油灯被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
　　一把转轮手枪：伴随他7年战斗，立下汗马功劳
　　山西省晋中市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地处晋、冀、豫三省要隘，易守难攻，有“晋疆锁钥，山西屏障”之称。1937年11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率领八路军进驻辽县西河头村，麻田镇成为根据地的前沿。1940年11月7日至1945年8月15日，彭德怀和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机关驻扎于此，指挥整个华北抗战。
　　1942年5月，日军调集3万余重兵，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企图“围剿”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
　　5月24日夜，当总部、北方局等机关和掩护转移部队共1万余人转移到北艾铺十字岭一线时，遭到日军包围。25日拂晓，1万多日伪军从四面合围，在6架飞机掩护下，集中猛烈炮火，轮番攻击，情况十分危急。
　　由于敌情紧急，彭德怀下令：北方局和总部由左权率领向北突围。而左权则提出，他是前线作战参谋长，应由他留守，掩护彭德怀和总部突围。最后在左权的一再坚持下，彭德怀、罗瑞卿在十字岭下与左权握手告别。临行前，彭德怀深情地说：“左权同志千万保重，我等你们归来！”
　　总部转移后，左权下令埋掉山炮，部队分散活动。他又快速写了“总部在转移中，誓死保卫安全——左权”的纸条，让警卫员以最快速度送到警卫连连长唐万成手里，随后继续组织部队还击敌人。
　　枪声渐渐稀落，按照以往反“扫荡“的经验，敌人该往回撤了。可是就在这时，左权却突然发现一群“八路军”和“老乡”模样的队伍，正鬼鬼祟祟地往十字岭边横插过来。他立刻明白了，那是敌人的便衣队，企图断绝警卫连后路，便大声吼道：“唐万成，敌人上来了！快，抢占前面的山头！”唐万成迅速带领部队冲了上去，先敌一步抢占了制高点。此时，十字岭另一侧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左权命令警卫连猛攻日军，掩护总部机关突围。日军则用火炮和飞机向突围人群进行疯狂轰炸。激战终日，太阳偏西时，彭德怀、罗瑞卿率总部直属部队和北方局机关终于冲出了日军的合围圈。
　　随后，左权开始指挥后勤人员突围，就在他高喊“同志们快冲啊，冲出山口就是胜利”时，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弹片击中左权的头部，他仰面倒下，以身殉国。
　　噩耗刚传来时，作为左权生死之交的挚友，彭德怀怎么也不相信，怀疑消息的准确性，直到左权的转轮手枪作为烈士遗物交到他手里，他才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久久端详着那把似乎还留存有亲密战友一丝体温的不寻常手枪，不能自已。
　　这支转轮手枪是在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中，缴获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师长牛元峰的战利品，它一直为左权使用。左权牺牲后，彭德怀将这把手枪赠给当时的作战科长王政柱，留作纪念。
　　数幅珍贵照片及家书：默默诉说着家国情怀
　　1940年8月，左权一家三口住在山西武乡砖壁村的一座破庙里。那是左权37年人生中最为幸福的一段时光——有妻有女有家。这年5月孩子左太北刚出生时，左权和彭德怀等军事指挥员住在同一个大院里。晚上婴儿一哭，大家都醒了。左权生怕影响别人休息，便搬家到破庙里，那是他一生中唯一真正的小家。其间，他白天忙着筹划百团大战等军务，晚上回家安慰“因为不能工作而烦闷”的妻子刘志兰，甚至半夜爬起来去河沟细致洗尿布。1940年8月底，他因指挥百团大战太忙，决定让刘志兰带着不满百天的左太北和几位同志一起回延安。妻女启程那天，一家三口合影，他抱着女儿送到村口。孰料这一别竟成永诀。左权与妻女分别的21个月中，思念之情时发，只要有人去延安，他便托人捎给妻子包裹，内装信、物、钱，如他给女儿买的花布、毛线，托人做的小衣服等。
　　1937年9月18日，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同八路军将士渡过黄河，在匆忙转战间隙，于山西晋南地区的稷山县北阳城村八路军总部驻地，给湖南老家的叔父左铭三写去一封家书。信中写道：“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愿以我的成功的事业报你与我的母亲对我的恩爱……我今日即在上前线途中。我们将以游击运动的姿势，出动于敌人之前后左右各个方面，配合友军粉碎日敌的进攻。我军已准备以最大艰苦斗争来与日军周旋……没有坚持的持久艰苦斗争的精神，抗日胜利是无保障的。”1937年12月3日，左权在洪洞县又给母亲写去一封长信，其中写道：“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左权的母亲一直不知道儿子已血战捐躯。直到1949年夏——左权牺牲7年后，人民解放军挥师湖南时，朱德指示路过左权家乡的部队派人绕道醴陵看望英雄的母亲。进入醴陵的部队高唱《左权将军》之歌慰问她时才说：“左权没有回来，我们都是您的儿子。”她这才知悉。这位坚强的母亲没有恸哭，很快恢复了平静。她请人代笔撰文悼念儿子：“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
　　1982年，时任山西医学院党委书记的刘志兰给在京的女儿左太北寄来一包珍贵的文物，里面有11封40多年前左权写给妻子的亲笔信。刘志兰在信中说：“你爸爸给我的11封信，充满了和我们分别21个月里的想念之情，饱含着深厚的爱，和将来团聚的渴望，更主要的是讲了他的战斗生活。如果说留遗产的话，这就是我留给你的最宝贵的遗产。”“对你父亲的思念让我流泪了……你父亲这样一位好同志的殉国，不仅是对我们家庭的、也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总之，他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左权在1940年12月23日晚所写的家书中深情地牵挂着：“延安的天气，想来一定很冷了。记得太北小家伙很怕冷的，在砖壁那几天下雨起风，天气较冷时，小家伙不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吃吗？现在怎样？半岁了，较前大了一些，总该好些吧！希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1942年5月22日，左权写出了第11封——也是最后一封家书：“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太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处，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我虽然如此爱太北，但时局有变，你可大胆的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必要之行动为原则。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敌人又自本区开始扫荡，明日准备搬家了。”疼妻爱女的左权在最后两封家书中以决绝的口吻交代妻子，如果时局有变，其可处置太北。“处置”即送人寄养。
　　左太北多次说，她一直把父亲临终前写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看成是父亲给自己的遗书，父亲准备随时牺牲自己的亲骨肉，这决不说明父亲无情，而是共产党人个人情感服从革命事业的具体体现。父亲作为高级将领，关键时刻舍生取义，战场捐躯就是明证。
　　（作者系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