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来时的路，总是比未来的路清晰。
直到小学四年级，除了语文课本，我还没有读过任何课外书籍。闷热的夏夜，邻居阿姨躺在竹凉床上，摇着大蒲扇，断断续续地讲着各种乡野故事，那多半跟鬼有关。家里唯一的半本书，每一页纸都已经发黄、发脆，里面夹着妈妈的鞋样子，妈妈翻动它们時，总是小心又小心。又过了几年，上中学时，我终于发现了那半本书的价值，它是《人民文学》。
我的第一本课外书叫《向阳院的故事》，说的是几个小学生课余活动故事。我得到它纯属偶然。一天，同桌潘马生把我的铅笔盒摔坏了，我担心回家挨骂，缠着让他赔。他就把自己的铅笔盒推到我的面前。而他早已破旧不堪的铅笔盒，比我摔坏了的更糟。几天后，他又拿了一本书来，说自己只有这个了。我犹豫了好久，知道他不可能赔我一个铅笔盒，便勉强收下了书。这本书就是《向阳院的故事》。拿到书，我就看了，开始是无聊，后来就被吸引了。从那以后，我饥渴地寻找书，不放过一片有字的纸张。
凡是你渴望的，命运之神就会引领你得到它，只是，当时你不知道罢了。
邻居罗伯伯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也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大知识分子。他的太太罗妈也是读书识字的。罗妈平日坐在家门口，跷着腿读《参考消息》时的模样，其实挺让邻居妈妈们眼红的。
罗伯伯家有两多：孩子多，书多。孩子多，意味着床也不少。于是，书就被挤到了厨房一角。幸运的是，我发现了它们。那时，我非常不自觉，几乎整天赖在罗伯伯家的厨房，就连他家做饭也不走。但是，他们也从没撵过我。
我读到的第一本文学著作，其实是半本：书已经没有封面，封底也只能看到“斗古城”三个字。过了许多年，我才看到故事的全本，知道原来书名是《野火春风斗古城》。
《红楼梦》也是在罗伯伯家看到的。繁体竖版。我看得很慢很慢，还用一把小尺子按住，看一行挪动一行。许多字都不认识，那也没关系，就猜，结果也八九不离十。
有一天，罗伯伯对我说：你可以把书拿回家去看。至今我都不知道，他是嫌我碍事，还是可怜我蹲在地上看书。
仅仅是看了几本课外书，我就已经开了窍。一天，上完《张思德》，胡小霞老师喊我起来发言，好像是总结中心思想。我联想到刚上完的《白求恩》一课，于是，把两课相近的主题联系起来做了回答。回答完毕，直愣愣地站在原地，等待胡老师评价。结果，胡小霞老师瞪大眼睛，笑着说：回答得太好了！还问我，怎么知道把两课联系起来思考的。我受到极大的鼓舞，从此，语文成绩一下子就好了起来。
但是，我依然很沉默、孤僻。那时我还叫王光莲。光是我这一代的辈分。因为天生卷发，又叫王光什么的，班里的几个坏小子，一看见我，就叫我“王光美”。隔三差五的，黑板和我的桌子上，就会出现一个卷发、穿高跟鞋、手腕上挽着一个时髦小包的女人。女人旁边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打倒王光美”。有时没有字，可是，比字更糟糕——是一口痰！
我苦闷得不得了，却只能忍着。不然，又能怎么样呢。我从没跟爸妈说过自己的艰难处境，也没有报告过老师。尤为糟糕的是，我甚至连一个朋友也没有。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人可以分担我的苦闷，给予我哪怕丝毫的安慰。至今，我也不明白，自己何以如此逆来顺受！
有一天，下午上学发现，又有人在我的桌子上画了一个“王光美”。这一次，我再也受不了了，默默地坐下来，拿起本子，写起日记来。我还记得自己这样写道：哼，坏蛋们，等着瞧，我一定会报仇的。
就这样，我开始写作了。
一次，写完了日记，还是很生气，回家就把户口本找了出来，自作主张地把自己三个字的名字，用白胶布粘住了一个字。我天真地以为，这样，我就可以不叫原来那个名字了。
从那以后，只要一受到委屈，我就会在本子上编故事，发泄自己的郁闷。
直到上初中，户籍警才发现，我私自改了名字。幸运的是，警察听了我的诉说，主动帮我改了名字。那时，父母才知道，我曾经因为名字被同学欺负多年。
初中三年，除了语文、历史、地理，其他课我都埋头写作。
最幸运和幸福的，是高中阶段。那时，已经是1978年，“文革”结束，一切都在复苏中。我的同桌鲁华爸爸是工会主席，管辖着公司的图书馆。别人一次只能借两本，我可以没有限制。有时节假日，图书馆不开馆，同桌就跟她爸拿来钥匙，于是，整个图书馆就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了。那一阶段，我看了大量的三四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中国作家的作品。
高中，我上的是文科班。班里有几个非常要好、同样也酷爱文学的同学，大家有事没事，都喜欢写诗，或者比赛背古诗。
高中阶段，我抄写并背诵了大量的古诗词，《红楼梦》里林黛玉所有的诗词几乎都会背。还手抄过许多喜欢的小说，比如《一双绣花鞋》等等。
慢慢的，新华书店也开始有西方文学名著卖了。我接触最早的是《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总之，前苏联作家的作品比重更大些。
但是，对于文学依然饥渴。记得有一次，有同学借到一本《简·爱》，我们都想看。可是，时间不够，怎么办呢？于是，时间被切割成多份，我只能拥有午夜12时前的几个小时。我连吃饭都在看。如饥似渴地看完后，像特务秘密接头似的，跑到家门口不远的一根电线杆下面，把书交接给下一个人。那
时，我们是多么的信守承诺啊！
我妈妈那时的月工资不到40元。每个月除了给外公寄5元，还要给我5元。有钱了，我就会去买书。
然后，我和邻居一个叫梅的女孩遇到了。女孩比我大两岁，也特别喜欢文学，尤其喜欢现代诗。她跟其他文学爱好者不同，她不仅读，还写。我俩情投意合，形影不离。那时，年轻人中已经有了许多文学小团体。我俩由此认识了许多共同的男男女女的文友。夏夜，蚊子多得几乎要把我们的血吸干了，冬天，又冷得手指几乎僵掉。即便是这么严酷的天气，我们依然定期聚会，谈论文学。 比较美好的记忆也是冬天。在某个文友家的楼洞里，穿着厚厚棉袄的我们，一面拍打着肩膀上的积雪、跺着鞋上的泥土，一面脱手套、摘围巾。我有点夜盲，上楼必要拽着前面人的大衣，不然就会摔跤。此时文友家，有一间房子里，一定有一个炉火正旺的小煤炉，炉子上坐着咕咚咕咚作响的水壶。
有时候，我们也会挪开水壶，烤一点馒头或者蒜头吃。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分心，离开一会儿文学。
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杯热茶在手。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高谈阔论到大半夜。
那真的是文学的峥嵘岁月。
我应该属于比较幸运的人，18岁就发表了处女作，是一篇千字散文。从此，跟报社副刊的老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尤其是诗人陈光华老师、从新华社安徽分社调来的戴季虹老師以及小说家顾鸣老师。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可能还要摸索许久，才能摸到一点写作的方向。尤其诗人陈光华老师，简直手把手地教我——我的每一篇文章都会被他改得红红的。今天想起来，我的脸也会红红的。
老师们不仅教我写作，还教我如何做人。后来我很荣幸，成为他们的同事。第一次采访，对象是一位副市长。当时压力山大。我们是骑车去市政府的。开始，我还跟戴季虹老师保持平行，慢慢的，就落在了后面。戴季虹老师看出我的心思，让我停下来。我们就站在了一棵梧桐树下面。戴季虹老师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说：“不论是副市长还是清洁工，人格都是平等的。副市长不会比你更高贵；你也不会比清洁工更高贵。”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从此，不管采访谁，再也没有胆怯过，当然，也从没张狂过。2015年，我还荣幸地成为深圳报业集团五一劳动奖章候选人。
回首往昔，我觉得坚持二字最重要。否则，再多的才华也是枉然。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家国企建筑公司。有一年，公司在安徽宁国接了一个任务。说实在的，那应该是我职业生涯最艰苦的一年。山里的冬天，大雪下得几乎淹没了小腿，手只要握住了钢筋，立刻粘连起来。我们住的简易房，门板是竹子扎的，里外贴着油毛毡纸，四处漏风。每个人晚上盖两床棉被，还会觉得冷。就是这样的环境，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依然把日子过成了诗：下班后，吃完饭，其他女孩子坐在被窝里织毛衣，好朋友刘根梅把报纸铺在床上，临摹字帖。她的书法现在已经写得非常好了。她跟我一样，一直坚持着，没有放弃。我呢，则伏在床边不停地写啊写啊。即使回家休假也不出去玩，还是趴在那里写。我妈经常提醒我：好不容易回家了，出去玩下吧，别老在那里写。
同学鲁华也是我特别要感谢的人。现在，已经没有她这样的人了，以后，也绝不会再有。因为写字不好看，我高中时的全部投稿文章，都是她一笔一划帮我重新誊写的。要知道，那时，我们也面临高考的压力！而她还患有多汗症，手心总是出汗。帮我誊写的时候，她会在稿纸上面垫一块手帕，否则，汗渍就会浸湿稿纸。这就是我们那年那月的同桌情谊啊！
现在想起来，好像30岁前，我过得都挺简单的，每天不是在写，就是在读，要不就是跟文友一起谈文学。有的文友之间，谈着谈着，就谈起了恋爱，成就了一段文学佳话。比如梅，她后来就爱上了文友，最终拉埋天窗。
尽管起步很早，但我写得很慢，发表文章也很有限。不过，这并没有使我放弃。我就这么毫不气馁地写着，直到我做了记者，发表文章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经常跟小读者说，所谓爱好，是因为有爱才好。一样东西如果没有爱，如果不是爱得纯粹，是无法持久的。不能持久，又怎能谈得上好呢？
所以说，人的爱好并不是用来成名成家的，人的爱好，最终是用来陪伴生命的。
漫长的一生，如果没有最爱的相伴，那得多枯燥啊！
直到小学四年级，除了语文课本，我还没有读过任何课外书籍。闷热的夏夜，邻居阿姨躺在竹凉床上，摇着大蒲扇，断断续续地讲着各种乡野故事，那多半跟鬼有关。家里唯一的半本书，每一页纸都已经发黄、发脆，里面夹着妈妈的鞋样子，妈妈翻动它们時，总是小心又小心。又过了几年，上中学时，我终于发现了那半本书的价值，它是《人民文学》。
我的第一本课外书叫《向阳院的故事》，说的是几个小学生课余活动故事。我得到它纯属偶然。一天，同桌潘马生把我的铅笔盒摔坏了，我担心回家挨骂，缠着让他赔。他就把自己的铅笔盒推到我的面前。而他早已破旧不堪的铅笔盒，比我摔坏了的更糟。几天后，他又拿了一本书来，说自己只有这个了。我犹豫了好久，知道他不可能赔我一个铅笔盒，便勉强收下了书。这本书就是《向阳院的故事》。拿到书，我就看了，开始是无聊，后来就被吸引了。从那以后，我饥渴地寻找书，不放过一片有字的纸张。
凡是你渴望的，命运之神就会引领你得到它，只是，当时你不知道罢了。
邻居罗伯伯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也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大知识分子。他的太太罗妈也是读书识字的。罗妈平日坐在家门口，跷着腿读《参考消息》时的模样，其实挺让邻居妈妈们眼红的。
罗伯伯家有两多：孩子多，书多。孩子多，意味着床也不少。于是，书就被挤到了厨房一角。幸运的是，我发现了它们。那时，我非常不自觉，几乎整天赖在罗伯伯家的厨房，就连他家做饭也不走。但是，他们也从没撵过我。
我读到的第一本文学著作，其实是半本：书已经没有封面，封底也只能看到“斗古城”三个字。过了许多年，我才看到故事的全本，知道原来书名是《野火春风斗古城》。
《红楼梦》也是在罗伯伯家看到的。繁体竖版。我看得很慢很慢，还用一把小尺子按住，看一行挪动一行。许多字都不认识，那也没关系，就猜，结果也八九不离十。
有一天，罗伯伯对我说：你可以把书拿回家去看。至今我都不知道，他是嫌我碍事，还是可怜我蹲在地上看书。
仅仅是看了几本课外书，我就已经开了窍。一天，上完《张思德》，胡小霞老师喊我起来发言，好像是总结中心思想。我联想到刚上完的《白求恩》一课，于是，把两课相近的主题联系起来做了回答。回答完毕，直愣愣地站在原地，等待胡老师评价。结果，胡小霞老师瞪大眼睛，笑着说：回答得太好了！还问我，怎么知道把两课联系起来思考的。我受到极大的鼓舞，从此，语文成绩一下子就好了起来。
但是，我依然很沉默、孤僻。那时我还叫王光莲。光是我这一代的辈分。因为天生卷发，又叫王光什么的，班里的几个坏小子，一看见我，就叫我“王光美”。隔三差五的，黑板和我的桌子上，就会出现一个卷发、穿高跟鞋、手腕上挽着一个时髦小包的女人。女人旁边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打倒王光美”。有时没有字，可是，比字更糟糕——是一口痰！
我苦闷得不得了，却只能忍着。不然，又能怎么样呢。我从没跟爸妈说过自己的艰难处境，也没有报告过老师。尤为糟糕的是，我甚至连一个朋友也没有。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人可以分担我的苦闷，给予我哪怕丝毫的安慰。至今，我也不明白，自己何以如此逆来顺受！
有一天，下午上学发现，又有人在我的桌子上画了一个“王光美”。这一次，我再也受不了了，默默地坐下来，拿起本子，写起日记来。我还记得自己这样写道：哼，坏蛋们，等着瞧，我一定会报仇的。
就这样，我开始写作了。
一次，写完了日记，还是很生气，回家就把户口本找了出来，自作主张地把自己三个字的名字，用白胶布粘住了一个字。我天真地以为，这样，我就可以不叫原来那个名字了。
从那以后，只要一受到委屈，我就会在本子上编故事，发泄自己的郁闷。
直到上初中，户籍警才发现，我私自改了名字。幸运的是，警察听了我的诉说，主动帮我改了名字。那时，父母才知道，我曾经因为名字被同学欺负多年。
初中三年，除了语文、历史、地理，其他课我都埋头写作。
最幸运和幸福的，是高中阶段。那时，已经是1978年，“文革”结束，一切都在复苏中。我的同桌鲁华爸爸是工会主席，管辖着公司的图书馆。别人一次只能借两本，我可以没有限制。有时节假日，图书馆不开馆，同桌就跟她爸拿来钥匙，于是，整个图书馆就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了。那一阶段，我看了大量的三四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中国作家的作品。
高中，我上的是文科班。班里有几个非常要好、同样也酷爱文学的同学，大家有事没事，都喜欢写诗，或者比赛背古诗。
高中阶段，我抄写并背诵了大量的古诗词，《红楼梦》里林黛玉所有的诗词几乎都会背。还手抄过许多喜欢的小说，比如《一双绣花鞋》等等。
慢慢的，新华书店也开始有西方文学名著卖了。我接触最早的是《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总之，前苏联作家的作品比重更大些。
但是，对于文学依然饥渴。记得有一次，有同学借到一本《简·爱》，我们都想看。可是，时间不够，怎么办呢？于是，时间被切割成多份，我只能拥有午夜12时前的几个小时。我连吃饭都在看。如饥似渴地看完后，像特务秘密接头似的，跑到家门口不远的一根电线杆下面，把书交接给下一个人。那
时，我们是多么的信守承诺啊！
我妈妈那时的月工资不到40元。每个月除了给外公寄5元，还要给我5元。有钱了，我就会去买书。
然后，我和邻居一个叫梅的女孩遇到了。女孩比我大两岁，也特别喜欢文学，尤其喜欢现代诗。她跟其他文学爱好者不同，她不仅读，还写。我俩情投意合，形影不离。那时，年轻人中已经有了许多文学小团体。我俩由此认识了许多共同的男男女女的文友。夏夜，蚊子多得几乎要把我们的血吸干了，冬天，又冷得手指几乎僵掉。即便是这么严酷的天气，我们依然定期聚会，谈论文学。 比较美好的记忆也是冬天。在某个文友家的楼洞里，穿着厚厚棉袄的我们，一面拍打着肩膀上的积雪、跺着鞋上的泥土，一面脱手套、摘围巾。我有点夜盲，上楼必要拽着前面人的大衣，不然就会摔跤。此时文友家，有一间房子里，一定有一个炉火正旺的小煤炉，炉子上坐着咕咚咕咚作响的水壶。
有时候，我们也会挪开水壶，烤一点馒头或者蒜头吃。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分心，离开一会儿文学。
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杯热茶在手。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高谈阔论到大半夜。
那真的是文学的峥嵘岁月。
我应该属于比较幸运的人，18岁就发表了处女作，是一篇千字散文。从此，跟报社副刊的老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尤其是诗人陈光华老师、从新华社安徽分社调来的戴季虹老師以及小说家顾鸣老师。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可能还要摸索许久，才能摸到一点写作的方向。尤其诗人陈光华老师，简直手把手地教我——我的每一篇文章都会被他改得红红的。今天想起来，我的脸也会红红的。
老师们不仅教我写作，还教我如何做人。后来我很荣幸，成为他们的同事。第一次采访，对象是一位副市长。当时压力山大。我们是骑车去市政府的。开始，我还跟戴季虹老师保持平行，慢慢的，就落在了后面。戴季虹老师看出我的心思，让我停下来。我们就站在了一棵梧桐树下面。戴季虹老师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说：“不论是副市长还是清洁工，人格都是平等的。副市长不会比你更高贵；你也不会比清洁工更高贵。”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从此，不管采访谁，再也没有胆怯过，当然，也从没张狂过。2015年，我还荣幸地成为深圳报业集团五一劳动奖章候选人。
回首往昔，我觉得坚持二字最重要。否则，再多的才华也是枉然。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家国企建筑公司。有一年，公司在安徽宁国接了一个任务。说实在的，那应该是我职业生涯最艰苦的一年。山里的冬天，大雪下得几乎淹没了小腿，手只要握住了钢筋，立刻粘连起来。我们住的简易房，门板是竹子扎的，里外贴着油毛毡纸，四处漏风。每个人晚上盖两床棉被，还会觉得冷。就是这样的环境，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依然把日子过成了诗：下班后，吃完饭，其他女孩子坐在被窝里织毛衣，好朋友刘根梅把报纸铺在床上，临摹字帖。她的书法现在已经写得非常好了。她跟我一样，一直坚持着，没有放弃。我呢，则伏在床边不停地写啊写啊。即使回家休假也不出去玩，还是趴在那里写。我妈经常提醒我：好不容易回家了，出去玩下吧，别老在那里写。
同学鲁华也是我特别要感谢的人。现在，已经没有她这样的人了，以后，也绝不会再有。因为写字不好看，我高中时的全部投稿文章，都是她一笔一划帮我重新誊写的。要知道，那时，我们也面临高考的压力！而她还患有多汗症，手心总是出汗。帮我誊写的时候，她会在稿纸上面垫一块手帕，否则，汗渍就会浸湿稿纸。这就是我们那年那月的同桌情谊啊！
现在想起来，好像30岁前，我过得都挺简单的，每天不是在写，就是在读，要不就是跟文友一起谈文学。有的文友之间，谈着谈着，就谈起了恋爱，成就了一段文学佳话。比如梅，她后来就爱上了文友，最终拉埋天窗。
尽管起步很早，但我写得很慢，发表文章也很有限。不过，这并没有使我放弃。我就这么毫不气馁地写着，直到我做了记者，发表文章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经常跟小读者说，所谓爱好，是因为有爱才好。一样东西如果没有爱，如果不是爱得纯粹，是无法持久的。不能持久，又怎能谈得上好呢？
所以说，人的爱好并不是用来成名成家的，人的爱好，最终是用来陪伴生命的。
漫长的一生，如果没有最爱的相伴，那得多枯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