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寿康宁、吉祥如意，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
　　吉祥，《易经·系辞下》说：“吉事有祥。”《庄子》则曰：“虚实生白，吉祥止止。”唐代成玄英注云：“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在传统农耕社会里，人们对事物的取、舍和对事象的趋、避，逐渐形成了取优舍劣、趋吉避凶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从而成了处置社会政治、经济事务的基本原则。将福善之事、嘉庆之征绘制图画，俗称“瑞应图”或“吉祥图”。
　　吉祥图，是传统文化中最能够代表中国人对生活的理想与追求的造型艺术，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化风貌、审美情趣、美学观念与民俗习惯等。就表现形式而言，它大致有两种艺术类型，其一是吉祥图案，广泛运用于工艺美术与民间艺术中，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二是吉祥绘画，多为独幅艺术品，伴随着时代变迁而风格纷呈。
　　东汉建宁五年（171），灵帝为纪念武都太守李翕修路治险，在甘肃成县天井山麓鱼窍峡摩崖刻制大型壁画《黾池五瑞图》，以瑞兽、黄龙、白鹿、甘露、嘉禾、木连理等组成图像，题记：“君昔在黾地，修崤嵌之道，德治精通，致黄龙、白鹿之瑞，故图画其像。”图文并茂，成为中国最古老的瑞应图。
　　汉代以来，吉祥观念被普遍接受，各种形式的吉祥艺术在社会生活中受到欢迎，并广为流传。三国时，吴主孙亮命工人潘芳作金螭屏风，镂祥物130种，皆有生气。南朝时，孙柔之还留下了《瑞应图记》的专门著述，或真人、西王母等神仙，或神鼎、玉羊、玉鸡、玉龟等神物，或凤凰、仙鹤、麒麟、龙虎、鹿龟等珍禽灵兽，或嘉禾、芝草、木连理、梧桐等植物，传递出种种复杂的吉祥意义，其样式成为今日吉祥绘画的源流。
　　唐宋时期，传统花鸟画艺术发达，吉祥图成为重要主题。专业画师们多取生活中的物象来表现吉祥意涵，诸如以荷、莲与水禽、鱼等为首的莲池水禽图、藻鱼图、草虫图等花乌画风行于市，都隐晦地表现着普遍的吉祥之意。传世佳作如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佚名《丹凤呦鹿图》（图1）、北宋崔白《四瑞图》（图2）、赵佶《芙蓉锦鸡图》（图3）、赵昌《岁朝图》、南宋李嵩《花篮图》（图4）、苏汉臣《五瑞图》、金代张珪《神龜图》以及《宣和画谱》中所记《寿鹿》《老松对南山》《蔓瓜图》等，多采用比拟、象征等手法承载着“吉祥止止”的美好寓意。几乎同时，佛教在中国大地流行，佛教中的吉祥观念与世俗的吉祥观念相互融合，佛教所提倡的善良、康宁的主题开始在吉祥绘画中出现。譬如《二龙戏珠图》《张果像》《天官赐福图》等具有吉祥意义的绘画受到社会的欢迎。
　　在中国画中，凡以动植物为描绘对象的绘画，统称“花鸟画”，具体可细分为花卉、翎毛、蔬果、草虫、畜兽、鳞介等，画法则有“工笔”“写意”“兼工带写”等数种。如此众多的物象，无疑为吉祥绘画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众所周知，花鸟画的立意，往往关乎人事。它既重视真，具有“识夫鸟兽木之名”的认识作用，又关注美与善的观念表达，更强调其“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的怡情作用，主张通过创作与欣赏表达人们的志趣情操与精神生活。尤其元明以来，花鸟画不仅是自然景物的模写，也是人格化的象征。画家们往往利用比兴、题跋等手段自由地传达各种复杂的、丰富的情感。伴随着绘画的职业化与商品化，画家们受此民俗文化熏陶，注重选择反映社会心理、社会生活的题材，更加迎合广大民众的欣赏能力和审美趣味。于是，吉祥绘画成为普及的艺术，被广泛地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清代蒋士铨诗云：“世人爱吉祥，画师工颂祷;谐声而取譬，隐语戛戛造。”生动再现了趋吉纳福的文化现象。譬如，大多数文人画家喜欢以螃蟹、芦苇为题创作，题曰传胪，形象地表达了“金榜题名”的意愿——他们的花卉杂画主题基本具有雅俗共赏的双重意义（图5）。因此，富于吉祥意义的绘画充分折射出画家对生活的乐观态度。
　　就主题而言，吉祥绘画的寓意与形式是有机统一的。汉王充《论衡·讲瑞》云：“夫恒物有种类，瑞物无种”，因此，吉祥绘画多是观念性的，视觉形象则是丰富而具体的。其内容要素几乎涉及到自然界的所有门类，而形式要素在作为艺术形象使用时多经理想化的处理，有的将其自然物性加以延伸，有的则与其本来的自然物性大相径庭，被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
　　比较普遍的是，吉祥绘画的图像来源于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吉祥物元素，并通过多种组合方式生成更加多元的精神系统。汉字的象形、会意、注音的特征，则为吉祥绘画内容要素的选取提供了便利。有时，借助于同音字和谐音字所代表的自然事物，便捷地表达出吉祥的寓意。取物之声韵，如蝙蝠之蝠与福谐音;取物之形，如灵芝，形似如意，即以灵芝喻如意;取物之性，如松竹梅，性高洁，誉为“岁寒三友”;取物之意韵，富贵牡丹即取其贵意为象征。由于汉语的音同声的特点，许多吉祥物因其名与吉祥寓意音同或音近而生成。人们往往采用谐音之法以寓吉祥，如采用柿子、如意结合表达“事事如意”，采用喜鹊登梅的形式，并组成图画以为“喜上眉梢”，既是观念的艺术，也是艺术的观念。
　　在花鸟画领域，吉祥绘画内容十分丰富，几乎所有的花卉、禽鸟、走兽等都有体现，组合方式则直接来源于吉祥纹样，植物方面有“花卉之王”牡丹、芍药，“四君子”梅兰竹菊，“春节清品”万年青、天竹、水仙，“闹春花树”玉兰、海棠、桃花，“长夏之花”荷花、石榴，“金秋之花”芙蓉、桂花、菊花等，还有果实如橘、枯、枣、柿、莲、石榴、灵芝、葫芦、桃、佛手、瓜等，也能取吉祥之意。动物方面则有“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瑞兽”麒麟、狮子，其它如猴、羊、猫，飞禽有白头翁、仙鹤、孔雀、燕子、喜鹊、鸳鸯、鹌鹑等，举不胜举。在图像构成和点题方法上，吉祥的花鸟画手段多种多样，如明代周之冕《柱子图》（图6）以勾花点叶法绘喜鹊、石榴、桂花、灵芝等，取诸物谐音以喻“喜得贵子”之意，融设色工致、水墨写意于一体;清代翁雒《耄耋图》（图7）以图像证题，以工细设色画花卉盛开、巨石之上猫儿仰首观望飞翔中的蝴蝶，取“耄耋”之意，极尽妍丽;张熊《芝仙供寿图》在拓印青铜古笸加绘水仙、灵芝、寿石，组成芝仙拱寿图，博古之图，成为清雅的贺寿佳礼;李方膺《百花呈瑞图》（图8）绘芍药、秋葵、水仙，构图别致，以“百花呈瑞意深长”题识点题;边寿民《岁朝清供图》画松枝瓶梅、红珊瑚珠，清供之品，行书长题“除夕调万年欢”，映衬吉祥寓意。 　　谚云：“百花呈瑞，岁朝迎春。”中国人自古就有在岁节来临之时绘画冬天不易看到的花草、树木等，寓意春天将至，增加节日气氛，故曰“岁朝图”或“岁寒图”（图9）。在清宫，每逢新春将至，宫廷画师们往往要按时呈交“年例画”以供宫室春节点缀之需，擅长绘事的皇亲贵胄、翰林词臣们也以进画的形式向皇帝恭贺新禧，皇帝本人甚至举行“开笔式”，亲绘“岁朝图”，表达新年的喜悦和祝福。在民间，文人画家们往往在年节之际开笔绘制，或瓜果小品，或香草瑞花，或鼎彝古物，以为清供图，抒情达意。
　　中国人一直将竹视为“全德君子”，宋元以来，画竹之风盛行。元代李衍师法文同、王庭筠，将尊竹之情融入了画中，赋予竹以生命，追求一种蕴籍、自然、象征人物品德高洁的内在美。《修篁树石图》（图10）写坡石修竹三株，以浓淡之墨满布竹叶，配以枯枝、萱草点缀，用笔中的藏露、顿挫，竹叶的穿插组合，萱草的随意挥写，与书法如出一辙;而坡石的勾勒、皴擦、渲染周到细致，又与竹子的挥写形成鲜明的对比。
　　无论唐宋，还是明清，宫廷画家所作花鸟画一向富丽堂皇，也一直被赋予了许多吉祥的象征意涵。明初吕纪供事仁智殿，近学边景昭，远宗南宋院体，多以凤凰、仙鹤、孔雀、鸳鸯之类鸣禽为题，杂以浓郁花树，风格灿丽。《榴花双莺图》（图11）写榴树一枝，繁花盛开，一对黄鹂栖于枝头，鸣啼相应，神态活泼，工笔重彩，绚丽多姿，呈富麗之韵，一派祥瑞。清代画家余省幼承家学，师事蒋廷锡，间参用西法，笔墨工致，赋色妍丽，韵致灵动。《八百长春图》（图12）画乌鹊鸣集，一鸟独留坡石仰看，一鸟停栖于古柏之上，互有呼应，另写山泉奔流，杂以雁来红、月季等点缀，寓意长寿吉祥。
　　随着绘画的专门化与职业化，现代花鸟画家也与先辈一样，以绘事追求大吉。小写意画家汪亚尘擅画花乌虫鱼，重写生，参酌小写意之法，造型通俗新颖，行笔轻盈爽朗，设色俊美秀润，风格清趣动人，尤以画金鱼驰名，与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并称“画坛三绝”。《九如图》（图13）绘九尾金鱼，寓意“九如”，分一、五、三组合，游弋水草间，造型生动;浮萍和水草以淡彩碎点，缥缈虚浮若隐若现，形式简练，寓意美好。工笔画家陈之佛融会中西绘画之长，以传统图案法入画，始终保持笔意追求，富有装饰美感。《梅鹤迎春图》（图14）以梅鹤为题，传递吉祥意趣，优雅雍容的画面，细腻的工笔手法，将审美意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充分呈现出新社会的时代精神。
　　以上种种，不一而举。大自然的花、鸟、草、虫等灵动生趣，花鸟画也是蕴涵生意。南京博物院在农历辛丑新年来临之际，特别从丰富馆藏中拣选近百幅花鸟画，策划“历代花鸟画迎春特展”，组成一幅幅生动的吉祥图景，以微笑迎接新年，恭祝人们吉祥如意！
　　（责任编辑：李红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