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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知新闻发言人的使命庄严、责任重大、压力重重。有人说是高危岗位，根本不存在问不倒的发言人，我相信各位记者是同意这一判断的。”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赵启正答记者问时如是说。
2008年3月，赵启正任全国政协外事委主任。2009年3月，他被确定为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对于自己在首场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他笑言：“打80分！”随后的4年里，他均为大会发言人，表现不错。
“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提高政府公信力。”这是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一项目标。这无不向公众昭示，一个随时准备与媒体握手、与公众对话的政府呼之欲出。
有力推动这一过程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近年来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与逐步完善。在促进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方面，被誉为“国务院喉舌”的国务院新闻办一直起着引领和推动的作用。赵启正在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任上时更是把向世界“说明”中国当作自己的人生追求。
1998年年初，赵启正出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3个月后任主任。从此，赵启正的名字开始与中国的外宣工作联系在一起了，成为“中国第一新闻官”，几乎每天要接受来自世界各地记者的采访与挑战。
外宣工作落实到实际中，就要求外宣工作者“内知国情，外知世界”。赵启正认为，“外知世界”就要了解世界的进展、文化和理解方式；“内知国情”就是要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比如讲中国的开发区，如果不知道深圳、浦东，就不能讲得很透彻，就宣传而宣传很难展开。涉及中国国情，就要谈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而对这些领域应该掌握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包括用得当的数字来说明，否则宣传会走样，会干巴。而宣传的走样会令人误会报道的可信度，从而也就达不到所希望的效果。
赵启正认为在我国外宣工作中就存在3个不同的层面：中国基本情况的对外宣传、时政新闻的对外报道、热点问题的对外介绍和解释。在中国基本情况的对外宣传方面，要精选最想告诉外国人和外国人最关心的内容；在时政新闻的对外报道方面要提高时效，尤其是突发事件对外报道的时效；在热点问题的对外介绍和解释方面，要加强针对性和说理性。而且，还要分析世界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评论，从中分析当前外国人对中国的理解深度，从而指导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避免无的放矢。
国务院新闻办每一次新闻发布会举办之前，都要跟举办新闻发布会的部门开策划会，特别注意收集各大媒体有关方面的社论、言论、评论，从中找出记者们可能提的问题。赵启正坦言，“这倒不是为了对付记者，而是尊敬记者，让他们满载而归”。同时，他也谈到，各部门的发言人们自己也可以回答问题，但有的回答过于技术性，都是专业术语，所以在策划会上会被建议用通俗易懂的话表达，记者越明白，就越容易把它传播出去。
当年，赵启正经常鼓励新闻办的人员日常和世界各国驻京新闻官、记者加强交往，除新闻发布会外，还需要不定期地开一些见面会和吹风会，解疑释惑，介绍新情况。因为所有国家的人们绝大多数只阅读本国报刊，看本国电视，想让外国人知道中国，最好是讓外国记者多报道中国并把中国的事情讲准确。
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时，赵启正每年都要率团出访数国，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在国外访问时，赵启正经常在公开场合进行演讲，其中多为即兴演讲。他的演讲与谈话充分展示了他作为新一代政府新闻发言人所具有的激情与才识，他坦率、开放的态度给国内外受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誉为“人际传播的成功范例”。
1999年，赵启正应邀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当时正值巴黎举行“中国文化周”。他出人意料地引用了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戈蒂耶的一首叫作《中国热》的诗词，一下子拉近与听众的距离。演讲时，他还用20世纪初中国小脚女人的照片和20世纪末中国女足获得世界杯亚军的场面进行对比，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2003年8月，赵启正参加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中国周”活动，在斯莫尔尼宫演讲时提到18世纪中国戏剧《赵氏孤儿》在俄国宫廷和贵族社会中流传的情况，同时对夏宫的中国式客厅表示赞赏，还称赞列夫·托尔斯泰等令圣彼得堡人自豪的几段历史，流露以演讲人为代表的中国人对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文化的真挚情感和深入了解，拉近了和对方的距离。
作为政府高官，赵启正积极主张开展国际间的友好交流；另一方面在涉及国家主权及尊严的时候，他又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国的荣誉。
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后，7月15日赵启正主持新闻发布会，驳斥了美方“误炸”的托词。他运用自己的科技背景，以掷“骰子”为例说明美军误用3张旧地图的概率几乎为零，从而揭露了美国军方的虚伪。赵启正的这番铿锵有力驳斥，维护了中国的权益，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认同与支持。会后，多份报纸引用了赵启正的这段雄辩之辞。
以前，人们总是习惯地说向世界“宣传”中国，而赵启正认为应该用“说明”这个词，以免被误译。他解释说，英文的Propaganda（宣传）一词在历史上用得太多了、太滥了，已与中文“宣传”一词的原义相去甚远。在当今形势下，正确说明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强新闻报道的准确性、透明度和时效性。因此，他更愿意把外宣说成是“说明”、“解释”或“传播”，就是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存在状态，传播中国的文明文化。上任以来，他为“向世界说明中国”作了大量工作，但他又谦逊地站在台后，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所言：“赵启正领导的新闻办为美中关系作出了贡献，只是有的人不了解，而正说明了他的工作技巧。”
2005年8月，赵启正恋恋不舍离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坐到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办公室。
2005年3月，赵启正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2008年3月，任主任。2009年3月，他被确定为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发言人。首场记者会临近时，赵启正坦言：“最怕记者问的事我不知道。不知道我也不能不回答啊，所以我会说，你的消息我没有获得……”他说，做新闻官得有担当，“回答好了，是为国争光；但如果回答错了，就可能要承受很大的压力。”不过，这位“老新闻”肯定地说，“就算是压力再大，你要想到这是‘为国捐躯’啊！”
“对外解释中国政协，其实就是中国问题的国际表达”，而最难表达的，则是外国没有的事情。赵启正说，“比如政协，大多数国家没有政治协商会议，也就没有一个和政协对应的机构，因此我们要向外国记者解释中国的政协是什么。我们有太多的关键词不好翻译，因为这些词产生在中国，解释权在中国，翻译权严格讲也在中国，但是我们翻译得并不是很清楚。”其中，“难翻译的是政治词汇，很多政治词汇都是中国创造的”。
不过，他做事很认真，为了力求准确，他都事先和翻译商量，打好腹稿。“如果一句话根本翻译不过去，我就不说了，比如‘馒头’这个词，外国没有，翻译不了，我就不说我爱吃馒头了，我可以改说我很爱吃中国饭。”
由于是第一次担任政协发言人，赵启正此前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邀请境外媒体和港澳台记者参加的3场茶叙以“热身”。他说，茶叙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境外媒体对中国哪些问题有兴趣、对哪些问题存在疑惑，了解他们想获得哪些方面的信息，从而更好地开展政协会议期间的新闻工作。
2011年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发言人赵启正介绍会议有关情况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这年3月2日15时，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由大会发言人赵启正介绍会议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关于政协发言权的问题，赵启正说，它在政治生活中以发言权特别强大而成为特色，因为政协的职能就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委员的发言都以书面的形式向各有关方面提一些建议和意见，特别是政协委员的视察，在各地没有受到阻挠的情况，同时政协委员对我们的政府，包括我们的执政党都有监督的权力，所以政协委员的发言权是足够的。“既然我们有很强的发言权，问题是我们如何发言得更好，如何能够观察中国最重要的问题，观察社会发展中有什么需要改进的问题，并且能提出可以实施的建议，这样的发言才是最有成效的。”
这次新闻发布会结束之时，记者们拥上前去，问这位新闻传播“沙场老将初次转战到政协新闻发言舞台，对自己的表现打多少分，他笑了笑：“打80分！”
为什么不给自己打100分？赵启正解释说：“丢掉的20分，有10分的责任在我，也是我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是回答问题的时间过长，一般应该控制在两三分鐘为好。”至于丢掉的另外10分，赵启正则“奉送”给了一些中国的记者。“有的中国记者太不用功，参加新闻发布会，不做准备怎么行？”他打了个比方说，这好像“打网球”：“给我的球要好，我才能打得更好，这样就能实现双赢。”在他看来，提问最好“有思想”，开头可以“说明一下”，几句话阐明记者的看来，然后再提出问题。
在赵启正看来，自己做发言人，一要依靠基本功，就是读书、看报、思考，二是临阵磨枪，随时熟悉一些有实际需要的新的知识、信息。而作为政协委员，要有观察力、敏锐，提案、发言搞清楚问题症结在哪里，有什么解决办法。“不存在问不倒的新闻发言人，我的应对得体，完全得益于会前充分的准备，像备战高考一样备战新闻发布会。”
虽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对记者的问题有所预计，但还是有很多媒体提问“辣”味十足，让人不好招架。2012年的新闻发布会上，香港的一位记者提问让赵启正印象深刻。“当时他问我，近期在藏区连续发生了僧侣自焚事件，中国政府认为这是境外分裂势力策动所为，但是也有分析认为，地方政府维稳和宗教政策粗暴才是造成僧侣自焚的原因，您怎么看？我们也观察到，达赖曾表示过，不鼓励自焚的举措。”
“近来藏区连续发生僧侣自焚事件，其中多数僧侣都很年轻，最小的只有18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此我们深感痛心。但在此我想提醒各位记者注意，这些不幸的事件发生之前，有人预告时间地点，有人准备好摄像机拍摄，有人阻碍别人去抢救自焚者。事情发生后，达赖说了什么，你的版本是他劝他们不要自焚。我知道的是他公开赞扬自焚者有很大的勇气。如果你听到的和我听到的都存在的话，那么说明达赖是个两面派！”此既机智又犀利的回答得到了媒体的高度评价。
对于记者和媒体，赵启正也有话要说。“新闻发布会每年一次，每个媒体至多只有一次提问的机会，我觉得机会很难得，因此希望记者都能够提出有分量的问题，但我记得我做发言人的时候，有的记者只是问当时的那届会议有多少女委员参加，这个数字在网上一查就能查到，根本没有必要在这个场合提出。还有个较大媒体的女记者，一直在举手，我很感动，就点了她，结果她问了一个跟前面一位记者一模一样的问题，让人哭笑不得。”
他说：“不仅新闻发言人需要用功，媒体和记者也需要用功，两者共同进步成长，才能碰撞出最耀眼的火花。”
2008年3月，赵启正任全国政协外事委主任。2009年3月，他被确定为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对于自己在首场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他笑言：“打80分！”随后的4年里，他均为大会发言人，表现不错。
力推中国新闻发布制度建立与完善
“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提高政府公信力。”这是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一项目标。这无不向公众昭示，一个随时准备与媒体握手、与公众对话的政府呼之欲出。
有力推动这一过程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近年来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与逐步完善。在促进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方面，被誉为“国务院喉舌”的国务院新闻办一直起着引领和推动的作用。赵启正在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任上时更是把向世界“说明”中国当作自己的人生追求。
1998年年初，赵启正出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3个月后任主任。从此，赵启正的名字开始与中国的外宣工作联系在一起了，成为“中国第一新闻官”，几乎每天要接受来自世界各地记者的采访与挑战。
外宣工作落实到实际中，就要求外宣工作者“内知国情，外知世界”。赵启正认为，“外知世界”就要了解世界的进展、文化和理解方式；“内知国情”就是要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比如讲中国的开发区，如果不知道深圳、浦东，就不能讲得很透彻，就宣传而宣传很难展开。涉及中国国情，就要谈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而对这些领域应该掌握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包括用得当的数字来说明，否则宣传会走样，会干巴。而宣传的走样会令人误会报道的可信度，从而也就达不到所希望的效果。
赵启正认为在我国外宣工作中就存在3个不同的层面：中国基本情况的对外宣传、时政新闻的对外报道、热点问题的对外介绍和解释。在中国基本情况的对外宣传方面，要精选最想告诉外国人和外国人最关心的内容；在时政新闻的对外报道方面要提高时效，尤其是突发事件对外报道的时效；在热点问题的对外介绍和解释方面，要加强针对性和说理性。而且，还要分析世界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评论，从中分析当前外国人对中国的理解深度，从而指导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避免无的放矢。
国务院新闻办每一次新闻发布会举办之前，都要跟举办新闻发布会的部门开策划会，特别注意收集各大媒体有关方面的社论、言论、评论，从中找出记者们可能提的问题。赵启正坦言，“这倒不是为了对付记者，而是尊敬记者，让他们满载而归”。同时，他也谈到，各部门的发言人们自己也可以回答问题，但有的回答过于技术性，都是专业术语，所以在策划会上会被建议用通俗易懂的话表达，记者越明白，就越容易把它传播出去。
当年，赵启正经常鼓励新闻办的人员日常和世界各国驻京新闻官、记者加强交往，除新闻发布会外，还需要不定期地开一些见面会和吹风会，解疑释惑，介绍新情况。因为所有国家的人们绝大多数只阅读本国报刊，看本国电视，想让外国人知道中国，最好是讓外国记者多报道中国并把中国的事情讲准确。
奔波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路上
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时，赵启正每年都要率团出访数国，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在国外访问时，赵启正经常在公开场合进行演讲，其中多为即兴演讲。他的演讲与谈话充分展示了他作为新一代政府新闻发言人所具有的激情与才识，他坦率、开放的态度给国内外受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誉为“人际传播的成功范例”。
1999年，赵启正应邀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当时正值巴黎举行“中国文化周”。他出人意料地引用了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戈蒂耶的一首叫作《中国热》的诗词，一下子拉近与听众的距离。演讲时，他还用20世纪初中国小脚女人的照片和20世纪末中国女足获得世界杯亚军的场面进行对比，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2003年8月，赵启正参加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中国周”活动，在斯莫尔尼宫演讲时提到18世纪中国戏剧《赵氏孤儿》在俄国宫廷和贵族社会中流传的情况，同时对夏宫的中国式客厅表示赞赏，还称赞列夫·托尔斯泰等令圣彼得堡人自豪的几段历史，流露以演讲人为代表的中国人对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文化的真挚情感和深入了解，拉近了和对方的距离。
作为政府高官，赵启正积极主张开展国际间的友好交流；另一方面在涉及国家主权及尊严的时候，他又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国的荣誉。
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后，7月15日赵启正主持新闻发布会，驳斥了美方“误炸”的托词。他运用自己的科技背景，以掷“骰子”为例说明美军误用3张旧地图的概率几乎为零，从而揭露了美国军方的虚伪。赵启正的这番铿锵有力驳斥，维护了中国的权益，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认同与支持。会后，多份报纸引用了赵启正的这段雄辩之辞。
以前，人们总是习惯地说向世界“宣传”中国，而赵启正认为应该用“说明”这个词，以免被误译。他解释说，英文的Propaganda（宣传）一词在历史上用得太多了、太滥了，已与中文“宣传”一词的原义相去甚远。在当今形势下，正确说明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强新闻报道的准确性、透明度和时效性。因此，他更愿意把外宣说成是“说明”、“解释”或“传播”，就是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存在状态，传播中国的文明文化。上任以来，他为“向世界说明中国”作了大量工作，但他又谦逊地站在台后，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所言：“赵启正领导的新闻办为美中关系作出了贡献，只是有的人不了解，而正说明了他的工作技巧。”
转战到政协新闻发言舞台
2005年8月，赵启正恋恋不舍离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坐到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办公室。
2005年3月，赵启正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2008年3月，任主任。2009年3月，他被确定为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发言人。首场记者会临近时，赵启正坦言：“最怕记者问的事我不知道。不知道我也不能不回答啊，所以我会说，你的消息我没有获得……”他说，做新闻官得有担当，“回答好了，是为国争光；但如果回答错了，就可能要承受很大的压力。”不过，这位“老新闻”肯定地说，“就算是压力再大，你要想到这是‘为国捐躯’啊！”
“对外解释中国政协，其实就是中国问题的国际表达”，而最难表达的，则是外国没有的事情。赵启正说，“比如政协，大多数国家没有政治协商会议，也就没有一个和政协对应的机构，因此我们要向外国记者解释中国的政协是什么。我们有太多的关键词不好翻译，因为这些词产生在中国，解释权在中国，翻译权严格讲也在中国，但是我们翻译得并不是很清楚。”其中，“难翻译的是政治词汇，很多政治词汇都是中国创造的”。
不过，他做事很认真，为了力求准确，他都事先和翻译商量，打好腹稿。“如果一句话根本翻译不过去，我就不说了，比如‘馒头’这个词，外国没有，翻译不了，我就不说我爱吃馒头了，我可以改说我很爱吃中国饭。”
由于是第一次担任政协发言人，赵启正此前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邀请境外媒体和港澳台记者参加的3场茶叙以“热身”。他说，茶叙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境外媒体对中国哪些问题有兴趣、对哪些问题存在疑惑，了解他们想获得哪些方面的信息，从而更好地开展政协会议期间的新闻工作。
这年3月2日15时，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由大会发言人赵启正介绍会议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关于政协发言权的问题，赵启正说，它在政治生活中以发言权特别强大而成为特色，因为政协的职能就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委员的发言都以书面的形式向各有关方面提一些建议和意见，特别是政协委员的视察，在各地没有受到阻挠的情况，同时政协委员对我们的政府，包括我们的执政党都有监督的权力，所以政协委员的发言权是足够的。“既然我们有很强的发言权，问题是我们如何发言得更好，如何能够观察中国最重要的问题，观察社会发展中有什么需要改进的问题，并且能提出可以实施的建议，这样的发言才是最有成效的。”
这次新闻发布会结束之时，记者们拥上前去，问这位新闻传播“沙场老将初次转战到政协新闻发言舞台，对自己的表现打多少分，他笑了笑：“打80分！”
为什么不给自己打100分？赵启正解释说：“丢掉的20分，有10分的责任在我，也是我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是回答问题的时间过长，一般应该控制在两三分鐘为好。”至于丢掉的另外10分，赵启正则“奉送”给了一些中国的记者。“有的中国记者太不用功，参加新闻发布会，不做准备怎么行？”他打了个比方说，这好像“打网球”：“给我的球要好，我才能打得更好，这样就能实现双赢。”在他看来，提问最好“有思想”，开头可以“说明一下”，几句话阐明记者的看来，然后再提出问题。
在赵启正看来，自己做发言人，一要依靠基本功，就是读书、看报、思考，二是临阵磨枪，随时熟悉一些有实际需要的新的知识、信息。而作为政协委员，要有观察力、敏锐，提案、发言搞清楚问题症结在哪里，有什么解决办法。“不存在问不倒的新闻发言人，我的应对得体，完全得益于会前充分的准备，像备战高考一样备战新闻发布会。”
虽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对记者的问题有所预计，但还是有很多媒体提问“辣”味十足，让人不好招架。2012年的新闻发布会上，香港的一位记者提问让赵启正印象深刻。“当时他问我，近期在藏区连续发生了僧侣自焚事件，中国政府认为这是境外分裂势力策动所为，但是也有分析认为，地方政府维稳和宗教政策粗暴才是造成僧侣自焚的原因，您怎么看？我们也观察到，达赖曾表示过，不鼓励自焚的举措。”
“近来藏区连续发生僧侣自焚事件，其中多数僧侣都很年轻，最小的只有18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此我们深感痛心。但在此我想提醒各位记者注意，这些不幸的事件发生之前，有人预告时间地点，有人准备好摄像机拍摄，有人阻碍别人去抢救自焚者。事情发生后，达赖说了什么，你的版本是他劝他们不要自焚。我知道的是他公开赞扬自焚者有很大的勇气。如果你听到的和我听到的都存在的话，那么说明达赖是个两面派！”此既机智又犀利的回答得到了媒体的高度评价。
对于记者和媒体，赵启正也有话要说。“新闻发布会每年一次，每个媒体至多只有一次提问的机会，我觉得机会很难得，因此希望记者都能够提出有分量的问题，但我记得我做发言人的时候，有的记者只是问当时的那届会议有多少女委员参加，这个数字在网上一查就能查到，根本没有必要在这个场合提出。还有个较大媒体的女记者，一直在举手，我很感动，就点了她，结果她问了一个跟前面一位记者一模一样的问题，让人哭笑不得。”
他说：“不仅新闻发言人需要用功，媒体和记者也需要用功，两者共同进步成长，才能碰撞出最耀眼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