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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智能制造的人才支撑系统。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社会认知偏差较大、管理“政出多门”、系统之间兼容性差、资源集聚效益较低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社会环境、职业教育体系、人才多元发展的“动力”博弈与形成视角，寻求解决方案。通过市场因素的“混合驱动”、教育系统的“四轮驱动”、人才多元发展的“内在驱动”，形成职业教育多部门协同共治的局面，激发办学主体的内驱力，构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新的动力模式，促进职业教育生态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变革时代 职业教育 利益博弈 动力机制 三维一体
[作者简介]丁红（1966- ），女，江苏苏州人，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刘珽（1978- ），女，江苏苏州人，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江苏 苏州 215104）曹鸿骅（1978- ），男，江苏南京人，江苏省中等职业教育教师培训中心，助理研究员。（江苏 南京 210013）
[课题项目]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2018年“十三五”职教立项课题“‘苏作’工艺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基于工匠精神培育视域”（项目编号：D-2018/03/25）、2017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认证体系研究与实践探索”（项目编号：2017JSJG062）和2013年江苏省教育规划课题“‘五化’进程中江苏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研究”（项目编号：C-A/2013/03/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8）22-0028-07
当今时代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创新性与重构性。职业教育在这种开放性背景下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即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教育资源向职业教育的倾斜力度不断加大，普通院校和职业院校的鸿沟趋向和缓，全民学习、终身学习、个性化学习成为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新趋势。随着我国职业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内涵建设的深入推进，现代化的职业教育体系逐渐形成并完善，对产业升级、动能转化、社会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我国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还有许多“瓶颈”亟待解决，为此从社会、院校、人才培养出发，基于动力学框架，设计出“三位一体”的动能转化策略，以期促进职业教育的动力升级，形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一、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在动力学视角的演变
动力概念最早出现在物理学上，指能够使机械运转做功的各种作用力量，之后被引入社会学等学科，代表某个系统前进和发展的力量。动力作为一种作用力，由作用点、作用方向和大小三个指标构成。
职业教育作為一个整体系统，其作用力是办学主体共同推动的力量，作用效果是办学共同体的联动行为。职业教育发展动力的生长应该是一种不断演进的过程。
1.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动力的生成。动力作为引导事物主动变化的原因，具有可控性与选择性的双重属性。动力的可控性是指动力作用主体可根据自身需求和环境变化决定动力作用效果，这是主体能动性能力的表现；动力的选择性是指“动力作用主体为实现目标会选择最能推动目标实现的目标影响因素作为动力”①。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是规律演化的过程，即“非线性相互作用下的竞争与协同是演化的动力”②。可以概括为，在职业教育发展中，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在各项相关活动中将各自的内在驱动力经过选择和控制朝着能够推动各方协同行动的方向调整，从而形成可以驾驭和驱动所有共同体成员们协作行动的职业教育发展系统内在驱动合力。
那么，职业教育的发展动力如何生成？利益是动力背后的机理因素。利益，本就是人类进行一切社会活动的最终角逐，无论是竞争还是协同都是主体实现自身利益的外在行动表现。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对利益求逐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竞争，与此同时为实现自身利益又形成关系紧密的合作共同体”。③由此，职业发展的生成机理可理解为，职业教育内部的利益相关者在竞争与协同的作用下，为实现职业教育系统目标，职业教育的动力生成要素自发地形成具有可控性与选择性的动力。政府、企业、学校、教师、学生等利益相关者源于各自对利益的追逐而形成合作共同体的稳定结构，动力生成的作用价值在于控制系统的稳定性，但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和利益分配的失衡等因素，主体子系统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基于消解矛盾的需要，系统必须及时破除原有结构的束缚，寻找新的替代结构，此时动力将迅速生成并起到“推陈出新”的作用，推动整个系统向更高一级的有序化结构发展。
2.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动力的演化。所谓动力机制，即利用系统要素本身的规律性，通过激励、导向、约束、控制的手段，在激发各方工作动力的目标之下，调动系统内各主体的积极性，构建系统主体之间的耦合关系。当然，动力机制需要置于特定的“文化场”中加以考量，能够让其在实然状态下“无为而治”地运行。我国职业教育动力系统同样是由多元利益相关者互相作用、牵制，在经过多方博弈之后达成一种相对平衡的合力。
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可以追溯到1867年福建马尾船政学堂的建立，但真正形成体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可以称之为近代职业教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六十多年里，我国职业教育先后经历了调整、整顿、充实、改革、完善、提高、壮大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发展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人文环境、经济发展需求息息相关，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根据职业院校规模与体制的变更，可以把职业教育的动力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阶段一，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动力系统，职业教育的发展精力充沛，基本形成了与普高数量规模相当的发展格局；阶段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动力系统，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优胜劣汰的格局中博弈并成长；阶段三，即现阶段，正在构建与“中国特色相适应、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相匹配的动力系统”。④ 二、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推动力量以及动力瓶颈
英国曾有“培养一个绅士，需要三代人”的说法，中国也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谚语，这都充分说明教育是一个长线发展的过程。随着高新科技的涌现与发展，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不断出现。这种阶段性的新生力量，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出新的要求，即从培养“技术人”向培养“整全人”发展。在中国产业经济转型升级的特定背景下，职业教育的推动力量在悄然滋生并演化，在这些因素的背后也产生了一些需要突破的瓶颈。
1.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推动力量。从职业教育的动力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是主要牵动力量，包括经济周期、增长方式、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技术结构变迁。这些因素通过市场、环境等外部条件作用于职业教育，再由职业教育的内部条件转化为真正推动发展的力量。
一是市场需求的推动。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决定了市场对其发展的主导性。面向市场办学，从来都是职业教育的生命力所在，与市场接轨主要是为了满足动态发展的社会需求和个人需求。社会需求对应的是劳动力市场，个人需求对应的是生源市场。一方面，要求职业教育必须遵循市场规律，根据市场变化动态调整办学规模、人才培养机制、教育内容等，使毕业生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要求职业教育成为指导个体获取职业资格的无可取代的渠道，不仅是“授人以渔”的生存训练，“也是刺激个人求学需求、实现个体发展的手段”⑤。从效益和效率角度看，政府要给予职业教育充分的发展空间，由市场去主导、由需求去推动。例如，企业以参与者的身份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浅层次参与是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中层次参与是进入专业设置、课程配置、订单培养与实训基地建设，为职业教育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深层次参与是企业自主办学来满足市场日益提升的人才诉求，因为企业自主培养模式一旦形成，可能会产生经济负担过重的效应，如果有政府财政优惠的吸引，企业便会选择与职业院校对接，甚至是主动和职业院校合作，这不仅丰富并完善了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还有利于产教融合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
二是政策环境的推动。职业教育的公益性，决定了政府对其发展的指导性。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各种因素中，政策大环境是比较活跃和直接的因素，而经济、文化、技术所引发的职业教育改革，均是在一定的体制、政策环境中才能得以实现。职业教育是最接近大众、面向大众的教育，能够帮助中下层社会群体改善生存状况、寻求发展机会。这种与生俱来的公益性、公平性禀赋，决定了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既要考虑到经济发展，又要考虑到社会平衡，尤其是在市场发育并不十分完善的环境下，政府调控就显得极为重要。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推动主要包括制定法律法规、颁布政策文件、规划体系框架、提供经费保障等。当市场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调控过于功利时，往往会无法满足社会公众的教育需求以及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要求，这时就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行使指导权，矫枉过正。例如，行业企业与学校之间本就有文化冲突、利益分配方面的障碍，“政府和中介组织的介入可以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⑥。并且，政府及第三方组织的加盟也有助于健全和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使政府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促进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职业教育，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融入度。
三是自身建设的推动。职业教育的育人性，决定了内涵建设的紧迫性。“内涵建设、质量提升”是当前职业教育的重要课题。优化课程教学结构、改善课堂生态环境、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是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必要手段；“关注学生发展、锁定市场需求、明确办学思路、紧随产业发展、凸显专业特色等，是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⑦其中，学生的整全发展是职业教育发展最本真的动力。目前来看，学生作为被动的利益相关者，是长期在职业院校内学习、生活的主要群体，院校与学生群体的智勇博弈最终都会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职业院校的变革，促使职业院校及时准确地调整发展方向，逐渐完善自身结构，不断健全课程教学体系，强化学生专业技能形成，最终让教育改革更加深入，让学生的人文素养更高，从而更好地“服务于职业生涯的发展，服务于行业企业的用人需求，服务于产业群集的转型升级”⑧。
2.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瓶颈分析。我们习惯于强调职业教育要为经济发展服务，专业建设要根据市场需求，人才培养要基于行业企业规格，等等，基本上是从职业教育的外围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的可持续性、高质性需要内部力量的维持与推动，最核心的因素应该是学生，需要考虑学生的自我需求与整全发展。目前来看，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主要是基础弱、“条块化”管理、效益低等，具体如下：
一是市场认知偏差，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基础。我国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受传统“学而优则仕”“精英教育”的影响颇深，往往将职业教育定位于“劳动技能培训”“岗前培训”，把职业院校看成“三流院校”“杂牌院校”。基于这样的社会认知，尽管职业院校的招生计划逐年扩大，但生源比例相较于普通教育依然严重不足，在质量上也满足不了人才市场对于高素质、高水平、高技能人才的需求。（1）由于应试教育指挥棒，我国职业教育生源较差、时机延后。我国职业教育的生源优选率相比于发达国家还是比较低的。目前，我国接受职业教育的对象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初中毕业中考分流到职业中学或职业中专，然后部分再升入高等职业院校；一类是高中毕业高考进入高等职业院校。一般进入职业教育序列的学生，基础教育学段的课业成绩都较弱，社会认可度较低。不要说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阶段没有职业教育，就是进入普通高校的学生，在这种普职“分类管理”的教育环境中，学校、教师和学生都刻意“规避”职业教育。初高中毕业生一旦不能通过升学考试，就得面临“待业”，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择业谋生的职业技能，也不具备踏入职场的从业心理准备，只能无奈地被学校和人才市场“割舍”，处于待业状态。甚至在绝大多数高校的“培养计划”中，自始至終也没有“职业规划”，多数学生到了毕业季，其职业定位还处于盲目或模糊状态——在全国各大人才市场上的毕业生，大多手里拿着的是一份模板化的个人简历，求职定位呈“三高”态势，即高薪（行业）、高权（部门）、高闲（岗位），与社会的人才需求、企业的对新人岗位、自身的职业生涯等都严重脱节。（2）由于职业定位模糊，影响职业教育的育人品质与就业质量。现实中，职业教育还处于“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不管是生长环境还是资源配置都严重滞后。例如，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力量整体较弱，教育教学队伍的积极性受挫；学生的学习动力普遍不足。在人才市场需求的线性走势中，随着职业带的不断右移，中职学校可能会逐渐淡出市场视野。高职院校长期沿用普通高校的学科教育教学模式，虽然强调技术技能培养与对口就业，但是由于人才培养规格与市场需求形成“倒挂”，反过来加剧了毕业生对自身定位的盲目性和模糊性。职业教育属于市场导向，而现行升学机制仍属于应试教育，基本上还是“一考定终身”“一表定终身”。由于缺少前期的职业体验和职业启蒙教育，很多学生在填报志愿时，对专业和未来职业定位缺乏全面了解，这样容易在学习过程中对专业缺乏兴趣、对未来职业定位一片迷茫，在“混”的状态中度过最宝贵的大学时光，造成高等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 二是职业教育管理“政出多门”，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优质资源的集聚效益。近年来，从职业教育的成长来看，政府出台各种政策和文件保障、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因为政府在理念上与职业教育的实际需求是存在差异与错位的。（1）从职业教育的“分工”来看，职前教育主要由中高等职业院校完成；职后教育一部分靠企事业用人单位的岗位内训完成，另一部分则靠政府有关部门的职业资格培训、社会培训机构的职业培训完成。多数职业院校沿用公立普通院校的办学机制，在教育管理、教学体系、课程设置、师资配置、质量评估等方面，与人才市场需求脱节比较严重。（2）从管理体制的“供需”来看，职业教育呈现多系统、多条线并行的状态。职业院校的行政管理归省、地教育主管部门，办学经费管理归省、地财政部门，专业管理归院校自主管理，人才管理则归属于参差不齐的“人才市场”，多方面的因素导致职业教育吸纳优质资源的能力较低。再加上管理体制上的分隔、协同治理的不顺畅、横向纵向体系的不完整，以及职业教育不同序列间的脱节，使得职业教育资源总量不足、利用率低，在发展上不能适应提升质量与促进公平的社会要求，成为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的突出短板。（3）从职业资格的“归口”来看，官方职业资格认定往往“证出多门”“各自为政”，社会上的职业培训更是五花八门、花样百出，培训水平、标准、质量缺乏保障。职业培训机构在性质上分属企业类、非企业法人类，在注册管理上分属工商、民政、教育部门，管理交叉导致“人人管”和“三不管”并存，总体上处于无序状态。职业院校、官方职业资格认定、社会培训机构三者之间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缺乏统一的管理和协调。不兼容的职前职后教育培训、不完善的职业资格证书体系，造成职业教育质量的低水平。
三是职业教育系统之间的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职业教育整体质量的提升。（1）从职业教育的升学序列来看，理想的应该是中职升高职、高职升本科、本科升研究生，而现实的升学制度却是摆在职业院校学生面前的一道拦路虎。由于政策限制，再加上中高职培养目标定位不清，使得中职生升入高职就读的比例偏低，高职生升入本科院校的人数也寥寥无几，最终让职业教育人才的发展口径十分狭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鸿沟”，致使二者互通互联的障碍较多，流动方式呈单向性，即普通教育向职业教育流动较易，职业教育向普通教育流动十分困难，这严重阻碍了受教育者的多元成才发展机会。（2）从职业教育的学制内容来看，中高职在衔接上呈现不匹配现象。中高职院校尽管在人才培养规格上有差别，但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的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在内容上重复较多、互补性较差，未达到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再加上“职业教育=蓝领技工”的错位认识影响，高职专科毕业生如果想进一步提升和发展，就只有脱离职业教育体系，升入普通本科院校，这导致职业教育规模的“隐性萎缩”，阻碍了职业教育的梯度发展和质量提升。（3）从职业教育的内部因素来看，学生往往是被隐性忽视的对象。当前，人才培养的类型、层次和学科专业结构与社会需求不够契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育人模式与环境尚未完善，学生就业、立业、创业能力普遍较弱。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呼吁全面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但是中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短缺严重，这成为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
三、构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三维一体”的动力机制
职业教育发展动力的生成是一个有序的逻辑过程，伴随着系统内部与外部的博弈与互动，动态生成动力发展机制。由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主要涉及社会环境、政策制度、内部培养三个维度，因此，动力机制的建立也应该从这三个维度进行突破、建立驱动关系。
1.混合驱动机制：建立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合成空间。社会力量本就是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有了多元主体的参与能够保证职业教育在发展上更加适配市场需求。所谓混合驱动，是为了激励和发挥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鼓励和引导行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和公民个人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并按照鼓励竞争、扶优扶强的原则，集中共同体的力量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
在政策环境上，提高职业教育供需管理的效率。通过政府资金投入与专项支持，为职业院校建设和发展解决资金难题；通过购买职业教育的公共服务，以顶层设计引导职业教育根据社会需求开展人才培养和职业教育改革实践，满足不同人才自主选择与生涯发展的需要。
在管理机制上，通过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发挥好政府保基本、促公平的作用，着力营造制度环境，以中职、高职、本科职业院校和应用转型普通高校为主体，改善基本办学条件，统筹发展各级各类职业教育；通过同步规划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推进职业人力资源开发与技术进步，推动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衔接配套，引导构建“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 ⑨，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2.四轮驱动机制：协调职业教育系统发展动力的合成过程。職业教育的学校教育系统主要包括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院和部分向应用型本科转型的普通高校。通过培育健全的就业、择业、敬业、创业理念，突出职业院校办学特色，强化校企协同育人，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为人才多元化发展提供培养上的直接驱动。
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要形成协同，注重职业素质教育，科学合理地设置职业教育课程，将职业道德、人文素养教育贯穿培养全过程，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意识、能力和态度；促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紧密衔接，推动各类高等学校之间以课程为基础开展学分认定和转换，为学生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搭建“立交桥”；改进职业教育培养机制、模式、课程，“试点和推动现代学徒制，完善支持政策，推进校企一体化育人”⑩；推行校企双主体育人机制，实施双基地育人、工学交替一体化培养，建设政府、行业、企业和院校共同参与的第三方公共实训基地，提高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积极性，改变传统单一的院校人才培养的模式。 职业教育在办学过程中要以职教集团为载体，囊括职业教育体系内的教育层次，为学生提供自由选择的机会。中等职业教育的重点是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加大实习实训在教学中的比重，创新顶岗实习形式，强化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实训考核评价，强化教学、实训相融合的职业教育，推行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工作过程导向教学；高等职业教育的重点是建设专兼结合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校企共同进行技术工艺产品的开发，培养服务区域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重点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发中心、综合实习实训中心和技能大师工作室等，为职业教育人才多元化发展提供直接驱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重点是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建立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
3.内驱力机制：形成人才多元发展动力的合成轨道。人才多元发展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内驱力，也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完善职业教育人才多样化的成长渠道。针对国内薄弱的普职融通，以及不顺畅的各层次职教衔接贯通的现状，建立并完善教育体系的“立交桥”和“直通车”。“立交桥”是指在制度设计的基础上，使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学生可按需转换学习轨道，普职互通，满足职业教育人才多元化发展的诉求。这样一座互通“桥梁”需要在国家学历和职业资格框架下，实现学历证书教育与职业资格培训的等值，实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的学分互换互认，实现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间的互认和协调。“直通车”是指职业教育体系内部中高等职业教育间能够相互衔接贯通。这样一条“通道”需要通过严格的课程标准促进各级职业教育的衔接，放开中职升高职、专升本的比例限制，实现中职和高职的跨界合作，以及要求发展能与普通教育体系相比肩的高职教育体系，加大力度探索和发展技术型本科。
加强职业道德和素养教育以促进学生的整体全面发展，适应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推进优秀企业文化、职业文化进校园、进课堂，促进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高度融合，把职业理想、职业道德、行业规范、职业心理健康等融入职业教育全程，真正培育崇尚劳动、敬业守信、精益求精、敢于创新的“大国工匠”。人才多元发展内驱力的激发，要求职业院校积极开展对外合作，实施中外职业院校合作办学项目，引进国（境）外高水平专家和优质教育资源，中外职业院校教师互派、学生互换，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对外交流机会，为国际化、高水平职业教育人才成长提供渠道支持。此外，还要将职前的职业学校教育与职后的继续职业教育有机结合，增强受教育者终身学习的意识。完善职前职后一体化，形成一个完整的终身职业教育体系。可以设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终身化奖励基金，激励职业教育人才积极、持续地进行职业自主学习，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将创新、创业、立业与个人职业生涯融为一体，通过多元化发展实现自身价值，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总之，通过对职业教育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政府、院校、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既存在博弈又存在推动，在某种程度上是职业教育成长发展、适应市场需求的驱动因素。发展适应时代变革的现代化职业教育，要构建“三维一体”的动力机制：混合驱动机制：建立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合成空间；四轮驱动机制：协调职业教育系统发展动力的合成过程；内驱力机制：形成人才多元发展动力的合成轨道。
[注释]
①王福濤.创新集群的演化动力及其生成机制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9（8）：73.
②沈小峰.混沌初开：自组织理论的哲学探索[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40.
③安冬平.职业教育发展动力的系统性分析：自组织透视逻辑[J].现代教育管理，2017（12）：62.
④周奕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动力系统的重塑[J].职教通讯，2016（5）：2.
⑤曾来，肖凤翔.反思与诉求：试论职业教育中的政府责任的有限性[J].职教通讯，2011（7）：38.
⑥Siegel Donald，Waldman David，Atwater Leanne.Commercial Knowledge Transfers from Universities to Firms：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J].Journal of Higher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2003（1）.
⑦姚树伟，谷峪.职业教育发展动力因素分析及机制优化——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J].现代教育管理，2012（12）：49.
⑧蒋才锋，陈炜.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职业教育发展动力机制[J].教育与职业，2016（24）：40.
⑨桑凤平.日本职业教育促进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其借鉴[J].教育研究，2012（6）：152.
⑩汤霓，石伟平.职业教育发展终身化趋势及其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10（13）：55.
[关键词]变革时代 职业教育 利益博弈 动力机制 三维一体
[作者简介]丁红（1966- ），女，江苏苏州人，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刘珽（1978- ），女，江苏苏州人，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江苏 苏州 215104）曹鸿骅（1978- ），男，江苏南京人，江苏省中等职业教育教师培训中心，助理研究员。（江苏 南京 210013）
[课题项目]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2018年“十三五”职教立项课题“‘苏作’工艺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基于工匠精神培育视域”（项目编号：D-2018/03/25）、2017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认证体系研究与实践探索”（项目编号：2017JSJG062）和2013年江苏省教育规划课题“‘五化’进程中江苏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研究”（项目编号：C-A/2013/03/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8）22-0028-07
当今时代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创新性与重构性。职业教育在这种开放性背景下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即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教育资源向职业教育的倾斜力度不断加大，普通院校和职业院校的鸿沟趋向和缓，全民学习、终身学习、个性化学习成为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新趋势。随着我国职业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内涵建设的深入推进，现代化的职业教育体系逐渐形成并完善，对产业升级、动能转化、社会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我国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还有许多“瓶颈”亟待解决，为此从社会、院校、人才培养出发，基于动力学框架，设计出“三位一体”的动能转化策略，以期促进职业教育的动力升级，形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一、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在动力学视角的演变
动力概念最早出现在物理学上，指能够使机械运转做功的各种作用力量，之后被引入社会学等学科，代表某个系统前进和发展的力量。动力作为一种作用力，由作用点、作用方向和大小三个指标构成。
职业教育作為一个整体系统，其作用力是办学主体共同推动的力量，作用效果是办学共同体的联动行为。职业教育发展动力的生长应该是一种不断演进的过程。
1.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动力的生成。动力作为引导事物主动变化的原因，具有可控性与选择性的双重属性。动力的可控性是指动力作用主体可根据自身需求和环境变化决定动力作用效果，这是主体能动性能力的表现；动力的选择性是指“动力作用主体为实现目标会选择最能推动目标实现的目标影响因素作为动力”①。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是规律演化的过程，即“非线性相互作用下的竞争与协同是演化的动力”②。可以概括为，在职业教育发展中，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在各项相关活动中将各自的内在驱动力经过选择和控制朝着能够推动各方协同行动的方向调整，从而形成可以驾驭和驱动所有共同体成员们协作行动的职业教育发展系统内在驱动合力。
那么，职业教育的发展动力如何生成？利益是动力背后的机理因素。利益，本就是人类进行一切社会活动的最终角逐，无论是竞争还是协同都是主体实现自身利益的外在行动表现。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对利益求逐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竞争，与此同时为实现自身利益又形成关系紧密的合作共同体”。③由此，职业发展的生成机理可理解为，职业教育内部的利益相关者在竞争与协同的作用下，为实现职业教育系统目标，职业教育的动力生成要素自发地形成具有可控性与选择性的动力。政府、企业、学校、教师、学生等利益相关者源于各自对利益的追逐而形成合作共同体的稳定结构，动力生成的作用价值在于控制系统的稳定性，但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和利益分配的失衡等因素，主体子系统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基于消解矛盾的需要，系统必须及时破除原有结构的束缚，寻找新的替代结构，此时动力将迅速生成并起到“推陈出新”的作用，推动整个系统向更高一级的有序化结构发展。
2.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动力的演化。所谓动力机制，即利用系统要素本身的规律性，通过激励、导向、约束、控制的手段，在激发各方工作动力的目标之下，调动系统内各主体的积极性，构建系统主体之间的耦合关系。当然，动力机制需要置于特定的“文化场”中加以考量，能够让其在实然状态下“无为而治”地运行。我国职业教育动力系统同样是由多元利益相关者互相作用、牵制，在经过多方博弈之后达成一种相对平衡的合力。
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可以追溯到1867年福建马尾船政学堂的建立，但真正形成体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可以称之为近代职业教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六十多年里，我国职业教育先后经历了调整、整顿、充实、改革、完善、提高、壮大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发展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人文环境、经济发展需求息息相关，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根据职业院校规模与体制的变更，可以把职业教育的动力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阶段一，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动力系统，职业教育的发展精力充沛，基本形成了与普高数量规模相当的发展格局；阶段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动力系统，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优胜劣汰的格局中博弈并成长；阶段三，即现阶段，正在构建与“中国特色相适应、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相匹配的动力系统”。④ 二、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推动力量以及动力瓶颈
英国曾有“培养一个绅士，需要三代人”的说法，中国也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谚语，这都充分说明教育是一个长线发展的过程。随着高新科技的涌现与发展，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不断出现。这种阶段性的新生力量，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出新的要求，即从培养“技术人”向培养“整全人”发展。在中国产业经济转型升级的特定背景下，职业教育的推动力量在悄然滋生并演化，在这些因素的背后也产生了一些需要突破的瓶颈。
1.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推动力量。从职业教育的动力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是主要牵动力量，包括经济周期、增长方式、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技术结构变迁。这些因素通过市场、环境等外部条件作用于职业教育，再由职业教育的内部条件转化为真正推动发展的力量。
一是市场需求的推动。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决定了市场对其发展的主导性。面向市场办学，从来都是职业教育的生命力所在，与市场接轨主要是为了满足动态发展的社会需求和个人需求。社会需求对应的是劳动力市场，个人需求对应的是生源市场。一方面，要求职业教育必须遵循市场规律，根据市场变化动态调整办学规模、人才培养机制、教育内容等，使毕业生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要求职业教育成为指导个体获取职业资格的无可取代的渠道，不仅是“授人以渔”的生存训练，“也是刺激个人求学需求、实现个体发展的手段”⑤。从效益和效率角度看，政府要给予职业教育充分的发展空间，由市场去主导、由需求去推动。例如，企业以参与者的身份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浅层次参与是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中层次参与是进入专业设置、课程配置、订单培养与实训基地建设，为职业教育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深层次参与是企业自主办学来满足市场日益提升的人才诉求，因为企业自主培养模式一旦形成，可能会产生经济负担过重的效应，如果有政府财政优惠的吸引，企业便会选择与职业院校对接，甚至是主动和职业院校合作，这不仅丰富并完善了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还有利于产教融合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
二是政策环境的推动。职业教育的公益性，决定了政府对其发展的指导性。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各种因素中，政策大环境是比较活跃和直接的因素，而经济、文化、技术所引发的职业教育改革，均是在一定的体制、政策环境中才能得以实现。职业教育是最接近大众、面向大众的教育，能够帮助中下层社会群体改善生存状况、寻求发展机会。这种与生俱来的公益性、公平性禀赋，决定了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既要考虑到经济发展，又要考虑到社会平衡，尤其是在市场发育并不十分完善的环境下，政府调控就显得极为重要。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推动主要包括制定法律法规、颁布政策文件、规划体系框架、提供经费保障等。当市场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调控过于功利时，往往会无法满足社会公众的教育需求以及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要求，这时就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行使指导权，矫枉过正。例如，行业企业与学校之间本就有文化冲突、利益分配方面的障碍，“政府和中介组织的介入可以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⑥。并且，政府及第三方组织的加盟也有助于健全和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使政府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促进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职业教育，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融入度。
三是自身建设的推动。职业教育的育人性，决定了内涵建设的紧迫性。“内涵建设、质量提升”是当前职业教育的重要课题。优化课程教学结构、改善课堂生态环境、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是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必要手段；“关注学生发展、锁定市场需求、明确办学思路、紧随产业发展、凸显专业特色等，是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⑦其中，学生的整全发展是职业教育发展最本真的动力。目前来看，学生作为被动的利益相关者，是长期在职业院校内学习、生活的主要群体，院校与学生群体的智勇博弈最终都会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职业院校的变革，促使职业院校及时准确地调整发展方向，逐渐完善自身结构，不断健全课程教学体系，强化学生专业技能形成，最终让教育改革更加深入，让学生的人文素养更高，从而更好地“服务于职业生涯的发展，服务于行业企业的用人需求，服务于产业群集的转型升级”⑧。
2.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瓶颈分析。我们习惯于强调职业教育要为经济发展服务，专业建设要根据市场需求，人才培养要基于行业企业规格，等等，基本上是从职业教育的外围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的可持续性、高质性需要内部力量的维持与推动，最核心的因素应该是学生，需要考虑学生的自我需求与整全发展。目前来看，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主要是基础弱、“条块化”管理、效益低等，具体如下：
一是市场认知偏差，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基础。我国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受传统“学而优则仕”“精英教育”的影响颇深，往往将职业教育定位于“劳动技能培训”“岗前培训”，把职业院校看成“三流院校”“杂牌院校”。基于这样的社会认知，尽管职业院校的招生计划逐年扩大，但生源比例相较于普通教育依然严重不足，在质量上也满足不了人才市场对于高素质、高水平、高技能人才的需求。（1）由于应试教育指挥棒，我国职业教育生源较差、时机延后。我国职业教育的生源优选率相比于发达国家还是比较低的。目前，我国接受职业教育的对象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初中毕业中考分流到职业中学或职业中专，然后部分再升入高等职业院校；一类是高中毕业高考进入高等职业院校。一般进入职业教育序列的学生，基础教育学段的课业成绩都较弱，社会认可度较低。不要说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阶段没有职业教育，就是进入普通高校的学生，在这种普职“分类管理”的教育环境中，学校、教师和学生都刻意“规避”职业教育。初高中毕业生一旦不能通过升学考试，就得面临“待业”，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择业谋生的职业技能，也不具备踏入职场的从业心理准备，只能无奈地被学校和人才市场“割舍”，处于待业状态。甚至在绝大多数高校的“培养计划”中，自始至終也没有“职业规划”，多数学生到了毕业季，其职业定位还处于盲目或模糊状态——在全国各大人才市场上的毕业生，大多手里拿着的是一份模板化的个人简历，求职定位呈“三高”态势，即高薪（行业）、高权（部门）、高闲（岗位），与社会的人才需求、企业的对新人岗位、自身的职业生涯等都严重脱节。（2）由于职业定位模糊，影响职业教育的育人品质与就业质量。现实中，职业教育还处于“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不管是生长环境还是资源配置都严重滞后。例如，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力量整体较弱，教育教学队伍的积极性受挫；学生的学习动力普遍不足。在人才市场需求的线性走势中，随着职业带的不断右移，中职学校可能会逐渐淡出市场视野。高职院校长期沿用普通高校的学科教育教学模式，虽然强调技术技能培养与对口就业，但是由于人才培养规格与市场需求形成“倒挂”，反过来加剧了毕业生对自身定位的盲目性和模糊性。职业教育属于市场导向，而现行升学机制仍属于应试教育，基本上还是“一考定终身”“一表定终身”。由于缺少前期的职业体验和职业启蒙教育，很多学生在填报志愿时，对专业和未来职业定位缺乏全面了解，这样容易在学习过程中对专业缺乏兴趣、对未来职业定位一片迷茫，在“混”的状态中度过最宝贵的大学时光，造成高等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 二是职业教育管理“政出多门”，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优质资源的集聚效益。近年来，从职业教育的成长来看，政府出台各种政策和文件保障、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因为政府在理念上与职业教育的实际需求是存在差异与错位的。（1）从职业教育的“分工”来看，职前教育主要由中高等职业院校完成；职后教育一部分靠企事业用人单位的岗位内训完成，另一部分则靠政府有关部门的职业资格培训、社会培训机构的职业培训完成。多数职业院校沿用公立普通院校的办学机制，在教育管理、教学体系、课程设置、师资配置、质量评估等方面，与人才市场需求脱节比较严重。（2）从管理体制的“供需”来看，职业教育呈现多系统、多条线并行的状态。职业院校的行政管理归省、地教育主管部门，办学经费管理归省、地财政部门，专业管理归院校自主管理，人才管理则归属于参差不齐的“人才市场”，多方面的因素导致职业教育吸纳优质资源的能力较低。再加上管理体制上的分隔、协同治理的不顺畅、横向纵向体系的不完整，以及职业教育不同序列间的脱节，使得职业教育资源总量不足、利用率低，在发展上不能适应提升质量与促进公平的社会要求，成为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的突出短板。（3）从职业资格的“归口”来看，官方职业资格认定往往“证出多门”“各自为政”，社会上的职业培训更是五花八门、花样百出，培训水平、标准、质量缺乏保障。职业培训机构在性质上分属企业类、非企业法人类，在注册管理上分属工商、民政、教育部门，管理交叉导致“人人管”和“三不管”并存，总体上处于无序状态。职业院校、官方职业资格认定、社会培训机构三者之间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缺乏统一的管理和协调。不兼容的职前职后教育培训、不完善的职业资格证书体系，造成职业教育质量的低水平。
三是职业教育系统之间的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职业教育整体质量的提升。（1）从职业教育的升学序列来看，理想的应该是中职升高职、高职升本科、本科升研究生，而现实的升学制度却是摆在职业院校学生面前的一道拦路虎。由于政策限制，再加上中高职培养目标定位不清，使得中职生升入高职就读的比例偏低，高职生升入本科院校的人数也寥寥无几，最终让职业教育人才的发展口径十分狭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鸿沟”，致使二者互通互联的障碍较多，流动方式呈单向性，即普通教育向职业教育流动较易，职业教育向普通教育流动十分困难，这严重阻碍了受教育者的多元成才发展机会。（2）从职业教育的学制内容来看，中高职在衔接上呈现不匹配现象。中高职院校尽管在人才培养规格上有差别，但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的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在内容上重复较多、互补性较差，未达到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再加上“职业教育=蓝领技工”的错位认识影响，高职专科毕业生如果想进一步提升和发展，就只有脱离职业教育体系，升入普通本科院校，这导致职业教育规模的“隐性萎缩”，阻碍了职业教育的梯度发展和质量提升。（3）从职业教育的内部因素来看，学生往往是被隐性忽视的对象。当前，人才培养的类型、层次和学科专业结构与社会需求不够契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育人模式与环境尚未完善，学生就业、立业、创业能力普遍较弱。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呼吁全面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但是中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短缺严重，这成为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
三、构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三维一体”的动力机制
职业教育发展动力的生成是一个有序的逻辑过程，伴随着系统内部与外部的博弈与互动，动态生成动力发展机制。由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主要涉及社会环境、政策制度、内部培养三个维度，因此，动力机制的建立也应该从这三个维度进行突破、建立驱动关系。
1.混合驱动机制：建立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合成空间。社会力量本就是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有了多元主体的参与能够保证职业教育在发展上更加适配市场需求。所谓混合驱动，是为了激励和发挥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鼓励和引导行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和公民个人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并按照鼓励竞争、扶优扶强的原则，集中共同体的力量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
在政策环境上，提高职业教育供需管理的效率。通过政府资金投入与专项支持，为职业院校建设和发展解决资金难题；通过购买职业教育的公共服务，以顶层设计引导职业教育根据社会需求开展人才培养和职业教育改革实践，满足不同人才自主选择与生涯发展的需要。
在管理机制上，通过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发挥好政府保基本、促公平的作用，着力营造制度环境，以中职、高职、本科职业院校和应用转型普通高校为主体，改善基本办学条件，统筹发展各级各类职业教育；通过同步规划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推进职业人力资源开发与技术进步，推动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衔接配套，引导构建“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 ⑨，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2.四轮驱动机制：协调职业教育系统发展动力的合成过程。職业教育的学校教育系统主要包括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院和部分向应用型本科转型的普通高校。通过培育健全的就业、择业、敬业、创业理念，突出职业院校办学特色，强化校企协同育人，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为人才多元化发展提供培养上的直接驱动。
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要形成协同，注重职业素质教育，科学合理地设置职业教育课程，将职业道德、人文素养教育贯穿培养全过程，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意识、能力和态度；促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紧密衔接，推动各类高等学校之间以课程为基础开展学分认定和转换，为学生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搭建“立交桥”；改进职业教育培养机制、模式、课程，“试点和推动现代学徒制，完善支持政策，推进校企一体化育人”⑩；推行校企双主体育人机制，实施双基地育人、工学交替一体化培养，建设政府、行业、企业和院校共同参与的第三方公共实训基地，提高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积极性，改变传统单一的院校人才培养的模式。 职业教育在办学过程中要以职教集团为载体，囊括职业教育体系内的教育层次，为学生提供自由选择的机会。中等职业教育的重点是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加大实习实训在教学中的比重，创新顶岗实习形式，强化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实训考核评价，强化教学、实训相融合的职业教育，推行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工作过程导向教学；高等职业教育的重点是建设专兼结合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校企共同进行技术工艺产品的开发，培养服务区域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重点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发中心、综合实习实训中心和技能大师工作室等，为职业教育人才多元化发展提供直接驱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重点是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建立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
3.内驱力机制：形成人才多元发展动力的合成轨道。人才多元发展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内驱力，也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完善职业教育人才多样化的成长渠道。针对国内薄弱的普职融通，以及不顺畅的各层次职教衔接贯通的现状，建立并完善教育体系的“立交桥”和“直通车”。“立交桥”是指在制度设计的基础上，使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学生可按需转换学习轨道，普职互通，满足职业教育人才多元化发展的诉求。这样一座互通“桥梁”需要在国家学历和职业资格框架下，实现学历证书教育与职业资格培训的等值，实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的学分互换互认，实现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间的互认和协调。“直通车”是指职业教育体系内部中高等职业教育间能够相互衔接贯通。这样一条“通道”需要通过严格的课程标准促进各级职业教育的衔接，放开中职升高职、专升本的比例限制，实现中职和高职的跨界合作，以及要求发展能与普通教育体系相比肩的高职教育体系，加大力度探索和发展技术型本科。
加强职业道德和素养教育以促进学生的整体全面发展，适应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推进优秀企业文化、职业文化进校园、进课堂，促进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高度融合，把职业理想、职业道德、行业规范、职业心理健康等融入职业教育全程，真正培育崇尚劳动、敬业守信、精益求精、敢于创新的“大国工匠”。人才多元发展内驱力的激发，要求职业院校积极开展对外合作，实施中外职业院校合作办学项目，引进国（境）外高水平专家和优质教育资源，中外职业院校教师互派、学生互换，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对外交流机会，为国际化、高水平职业教育人才成长提供渠道支持。此外，还要将职前的职业学校教育与职后的继续职业教育有机结合，增强受教育者终身学习的意识。完善职前职后一体化，形成一个完整的终身职业教育体系。可以设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终身化奖励基金，激励职业教育人才积极、持续地进行职业自主学习，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将创新、创业、立业与个人职业生涯融为一体，通过多元化发展实现自身价值，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总之，通过对职业教育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政府、院校、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既存在博弈又存在推动，在某种程度上是职业教育成长发展、适应市场需求的驱动因素。发展适应时代变革的现代化职业教育，要构建“三维一体”的动力机制：混合驱动机制：建立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合成空间；四轮驱动机制：协调职业教育系统发展动力的合成过程；内驱力机制：形成人才多元发展动力的合成轨道。
[注释]
①王福濤.创新集群的演化动力及其生成机制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9（8）：73.
②沈小峰.混沌初开：自组织理论的哲学探索[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40.
③安冬平.职业教育发展动力的系统性分析：自组织透视逻辑[J].现代教育管理，2017（12）：62.
④周奕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动力系统的重塑[J].职教通讯，2016（5）：2.
⑤曾来，肖凤翔.反思与诉求：试论职业教育中的政府责任的有限性[J].职教通讯，2011（7）：38.
⑥Siegel Donald，Waldman David，Atwater Leanne.Commercial Knowledge Transfers from Universities to Firms：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J].Journal of Higher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2003（1）.
⑦姚树伟，谷峪.职业教育发展动力因素分析及机制优化——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J].现代教育管理，2012（12）：49.
⑧蒋才锋，陈炜.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职业教育发展动力机制[J].教育与职业，2016（24）：40.
⑨桑凤平.日本职业教育促进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其借鉴[J].教育研究，2012（6）：152.
⑩汤霓，石伟平.职业教育发展终身化趋势及其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10（1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