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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12月，我有幸到杭州的浙江医院，拜访了参加过黄桥战役的新四军老战士姚力。当年担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五团政治处主任的他，曾任杭州市委第一副书记、浙江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姚老打开了话匣子
姚老是江苏省南通市启东人，1918年生。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1939年入党，为了革命曾出生入死。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综合组组长。其间为周总理出席的“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负责前站工作。1973年起奋战在教育战线上，历任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负责人、浙江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和顾问，主要著作有《回忆日内瓦会议》《万隆华侨保卫周总理》和纪实小说《周恩来在万隆（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 》（与枫亚合著）。无论是戎马生涯还是在文化战线上，他的经历都堪称传奇。
在浙江医院的会客厅，我们见到了已年届93岁的姚老，对于我们的到来，老人家非常高兴。他精神矍铄，步伐矫健，谈吐之间神采飞扬、思维清晰。当我与他谈及黄桥战役，并向他汇报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地的规划时，姚老说“我之前去过黄桥三次了，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发展是日新月异啊！只是岁月不饶人，如果可能的话，明年开春，我想回趟老家南通，也想去黄桥看看，这片土地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回忆……”说着便陷入了沉思，我们知道他是在整理思绪，两三分钟过后，姚老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
“要说黄桥，还得先从港口暴动说起。这是我人生的转折，也是东进序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阵前暴动支援郭村保卫战
我当年所在的国民党二纵队五支队四大队（前身是启东抗日义勇军），虽然囤身于二李（当时泰州的地方实力派李长江和李明扬）的部下，但是，共产党的影响却早在四大队生了根。大队长王澄、二中队长范侠、三中队长我，和其他十几人已先后入党；四大队成立了党总支，我任总支书记。在党的领导下，四大队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抗日热情，官兵团结，群众纪律也好，这在两李部队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国民党对我们这支一向很‘红’的队伍不放心。
1940年春，日寇数次扫荡新四军挺进纵队的大桥防地。而宜陵、泰州等地的二李部队却看着日寇不打，按兵不动。群众对二李的部队十分气愤，四大队的士兵个个要求参加抗日，表示不能让抗日的新四军部队吃亏，都说‘我们到前线是来抗日，不是来给鬼子放哨的’。但当时四大队迫于上面‘不准擅自行动’命令只能焦急、愤慨地‘待机出击’。这一次，挺进纵队因遭日军千余人进攻，被迫北渡漕河，转移到泰州西北的郭村进行修整。
此时，泰州城内异常紧张，反共投降气氛日见浓厚，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共苏北特委负责人惠浴宇秘密进泰州城，并给我们带来党的最新指示‘看情况，二李决心要破坏苏北抗日局面，挑起反人民的内战了！尽管如此，党仍然竭力多做争取工作。因此，四大队应该提高警惕，万一要被缴械，你们就坚决抵抗。但，切忌草率从事，随时听从党的指挥。’
紧接着，二李将四大队调离泰州，到兴化地区的老阁一带，接近韩德勤顽部的边防地区，意欲隔绝我们可能和挺进纵队的联系，同时，随时可以在四大队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对付之。
6月28日，天刚蒙蒙亮，西南方向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的炮声。此时大队长王澄带来支队部的命令‘我队于今天午前开回支队部所在地港口镇待命’。这天晚上，支队的党总支书记朱群同志召集王澄、陶采臣、陈佐、范侠和我召开紧急会议，大家觉得，当前四大队与其说是‘预备队’，倒不如说是已经成为了‘阶下囚’，不论二李此次反共能否成功，迟早是要对四大队下毒手的。于是，一个重要决定就这样酝酿在大家的脑海中：趁二李无暇后顾的时候，四大队举行反摩擦的暴动，既可以挣脱顽固派的枷锁，实现救国的夙愿，又可动摇反共军队的军心，增强我郭村守军的力量。可是，没有党的指示，四大队这样做到底是否符合党的统战政策呢？ 于是，决定派朱群、陈佐两同志当夜设法进郭村和泰州，与党取得联系。
接下来的一天一夜大家都是怀着焦灼、不安的心情度过的。
直到30日中午，泰州传来消息，‘朱群被扣押了；同时正调一中队长施佑宇率部赴泰州，增强城防。’这两件事情，说明颜秀五（当时四大队编入颜秀五的二纵队五支队）要对四大队下毒手了。
事态紧急，为了不使一中队的百十号兄弟再落虎口，我们商定：去投奔真正抗日的队伍！决定 ‘当晚12点举行暴动’。
是夜12点暴动开始，按照既定的部署，王澄、范侠、陶采臣以及十多位共产党员分别带部队去解决支队部、重机枪连，以及周围的四五个保安队、税警队；又派一个排负责割断电话线，封锁消息。另以一个排随我留守营溪镇作机动。
王澄同志带着部队先缴了支队部警卫班的一式快慢机，旋即冲进支队长陈东生家卧房，面对黑洞洞的枪口，陈东生乖乖地做了俘虏。
暴动，出乎意外的顺利。那些支队部的机关人员，本来就不满李长江打新四军，现在见四大队暴动，都拾掇好行李出来了，保安队和税警队的部分官兵，也愿意跟四大队抗日。而四大队的全体官兵，更是没有一个人出现动摇、畏缩的，他们像挣脱囚笼的猛虎，以勇猛无畏的行动参加了暴动，表现了他们追求光明、坚决抗日的决心。
7月1日，四大队接到了苏北特委和挺进纵队领导同意起义的指示，大家这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时的四大队在苏皖支队的掩护下，进了硝烟弥漫的郭村，受到了叶飞、吉络等领导和广大新四军士兵的迎接，这个在远方飘泊多年的儿女，终于投入了慈母的怀抱。之后，跟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一起击退了顽军的进攻。
郭村战斗胜利结束后，四大队编入挺进纵队为五团，团长王澄，政委彭德清，我为政治处主任。
黄桥决战中把后勤当前方
是年10月，我们这支部队跟随东进的新四军主力参加了著名的黄桥决战。”
说到这，姚老似乎突然觉得渴了，端起水杯猛喝了两口。其间我也曾想给姚老喝点水的，但没忍心打断他的思绪。
说到黄桥决战，姚老的神情有些凝重：
“这可是一场恶仗，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也是打开华中抗战新局面的关键一仗。
由于我们五团是新组建的部队，好些士兵是从二李的部队起义过来的，在决战的时候我们主要负责后勤方面的工作……”
“还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叶飞司令员对新兵的宽容。大家都知道，新四军部队纪律严明是出了名的，枪就是战士的生命，谁要是把枪弄丢了，那就是不要命了！但是郭村保卫战胜利后，有一名从二李部队起义过来的士兵，把自己的枪弄丢了。当我们团领导正在为处理这个事情矛盾的时候，叶飞司令员找到我谈话，说你们这是新部队，不能跟老部队一样，严格按纪律处罚听起来不会错，但考虑到刚刚起义过来的新兵如果在这个时候遭到杀头的处罚，估计就会弊大于利了。听得出来，叶飞司令员的意思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以后更好地开展统战工作，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后的处理结论是把这个战士给放了，让其戴罪立功。”
是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统战工作上的具体做法，每位领导都重视“人心向背”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
这个下午，我们仿佛都回到当年炮火纷飞的战场，回到了那血与火交织的岁月。临离开前，我忍不住冒昧地向姚老提出了想与他合影留念的请求，于是就有了这张我和姚老的珍贵合影。
如今，黄桥决战胜利已经过去72年了，当年参加黄桥战役的老同志一个个地驾鹤西去了，姚老则是当年参加黄桥战役的团职以上干部中唯一健在的一位，我们诚挚地祝愿姚老和夫人健康长寿。
（作者为泰兴市黄桥战役纪念馆馆长） （编辑：刘顺发）
姚老打开了话匣子
姚老是江苏省南通市启东人，1918年生。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1939年入党，为了革命曾出生入死。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综合组组长。其间为周总理出席的“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负责前站工作。1973年起奋战在教育战线上，历任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负责人、浙江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和顾问，主要著作有《回忆日内瓦会议》《万隆华侨保卫周总理》和纪实小说《周恩来在万隆（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 》（与枫亚合著）。无论是戎马生涯还是在文化战线上，他的经历都堪称传奇。
在浙江医院的会客厅，我们见到了已年届93岁的姚老，对于我们的到来，老人家非常高兴。他精神矍铄，步伐矫健，谈吐之间神采飞扬、思维清晰。当我与他谈及黄桥战役，并向他汇报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地的规划时，姚老说“我之前去过黄桥三次了，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发展是日新月异啊！只是岁月不饶人，如果可能的话，明年开春，我想回趟老家南通，也想去黄桥看看，这片土地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回忆……”说着便陷入了沉思，我们知道他是在整理思绪，两三分钟过后，姚老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
“要说黄桥，还得先从港口暴动说起。这是我人生的转折，也是东进序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阵前暴动支援郭村保卫战
我当年所在的国民党二纵队五支队四大队（前身是启东抗日义勇军），虽然囤身于二李（当时泰州的地方实力派李长江和李明扬）的部下，但是，共产党的影响却早在四大队生了根。大队长王澄、二中队长范侠、三中队长我，和其他十几人已先后入党；四大队成立了党总支，我任总支书记。在党的领导下，四大队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抗日热情，官兵团结，群众纪律也好，这在两李部队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国民党对我们这支一向很‘红’的队伍不放心。
1940年春，日寇数次扫荡新四军挺进纵队的大桥防地。而宜陵、泰州等地的二李部队却看着日寇不打，按兵不动。群众对二李的部队十分气愤，四大队的士兵个个要求参加抗日，表示不能让抗日的新四军部队吃亏，都说‘我们到前线是来抗日，不是来给鬼子放哨的’。但当时四大队迫于上面‘不准擅自行动’命令只能焦急、愤慨地‘待机出击’。这一次，挺进纵队因遭日军千余人进攻，被迫北渡漕河，转移到泰州西北的郭村进行修整。
此时，泰州城内异常紧张，反共投降气氛日见浓厚，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共苏北特委负责人惠浴宇秘密进泰州城，并给我们带来党的最新指示‘看情况，二李决心要破坏苏北抗日局面，挑起反人民的内战了！尽管如此，党仍然竭力多做争取工作。因此，四大队应该提高警惕，万一要被缴械，你们就坚决抵抗。但，切忌草率从事，随时听从党的指挥。’
紧接着，二李将四大队调离泰州，到兴化地区的老阁一带，接近韩德勤顽部的边防地区，意欲隔绝我们可能和挺进纵队的联系，同时，随时可以在四大队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对付之。
6月28日，天刚蒙蒙亮，西南方向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的炮声。此时大队长王澄带来支队部的命令‘我队于今天午前开回支队部所在地港口镇待命’。这天晚上，支队的党总支书记朱群同志召集王澄、陶采臣、陈佐、范侠和我召开紧急会议，大家觉得，当前四大队与其说是‘预备队’，倒不如说是已经成为了‘阶下囚’，不论二李此次反共能否成功，迟早是要对四大队下毒手的。于是，一个重要决定就这样酝酿在大家的脑海中：趁二李无暇后顾的时候，四大队举行反摩擦的暴动，既可以挣脱顽固派的枷锁，实现救国的夙愿，又可动摇反共军队的军心，增强我郭村守军的力量。可是，没有党的指示，四大队这样做到底是否符合党的统战政策呢？ 于是，决定派朱群、陈佐两同志当夜设法进郭村和泰州，与党取得联系。
接下来的一天一夜大家都是怀着焦灼、不安的心情度过的。
直到30日中午，泰州传来消息，‘朱群被扣押了；同时正调一中队长施佑宇率部赴泰州，增强城防。’这两件事情，说明颜秀五（当时四大队编入颜秀五的二纵队五支队）要对四大队下毒手了。
事态紧急，为了不使一中队的百十号兄弟再落虎口，我们商定：去投奔真正抗日的队伍！决定 ‘当晚12点举行暴动’。
是夜12点暴动开始，按照既定的部署，王澄、范侠、陶采臣以及十多位共产党员分别带部队去解决支队部、重机枪连，以及周围的四五个保安队、税警队；又派一个排负责割断电话线，封锁消息。另以一个排随我留守营溪镇作机动。
王澄同志带着部队先缴了支队部警卫班的一式快慢机，旋即冲进支队长陈东生家卧房，面对黑洞洞的枪口，陈东生乖乖地做了俘虏。
暴动，出乎意外的顺利。那些支队部的机关人员，本来就不满李长江打新四军，现在见四大队暴动，都拾掇好行李出来了，保安队和税警队的部分官兵，也愿意跟四大队抗日。而四大队的全体官兵，更是没有一个人出现动摇、畏缩的，他们像挣脱囚笼的猛虎，以勇猛无畏的行动参加了暴动，表现了他们追求光明、坚决抗日的决心。
7月1日，四大队接到了苏北特委和挺进纵队领导同意起义的指示，大家这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时的四大队在苏皖支队的掩护下，进了硝烟弥漫的郭村，受到了叶飞、吉络等领导和广大新四军士兵的迎接，这个在远方飘泊多年的儿女，终于投入了慈母的怀抱。之后，跟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一起击退了顽军的进攻。
郭村战斗胜利结束后，四大队编入挺进纵队为五团，团长王澄，政委彭德清，我为政治处主任。
黄桥决战中把后勤当前方
是年10月，我们这支部队跟随东进的新四军主力参加了著名的黄桥决战。”
说到这，姚老似乎突然觉得渴了，端起水杯猛喝了两口。其间我也曾想给姚老喝点水的，但没忍心打断他的思绪。
说到黄桥决战，姚老的神情有些凝重：
“这可是一场恶仗，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也是打开华中抗战新局面的关键一仗。
由于我们五团是新组建的部队，好些士兵是从二李的部队起义过来的，在决战的时候我们主要负责后勤方面的工作……”
“还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叶飞司令员对新兵的宽容。大家都知道，新四军部队纪律严明是出了名的，枪就是战士的生命，谁要是把枪弄丢了，那就是不要命了！但是郭村保卫战胜利后，有一名从二李部队起义过来的士兵，把自己的枪弄丢了。当我们团领导正在为处理这个事情矛盾的时候，叶飞司令员找到我谈话，说你们这是新部队，不能跟老部队一样，严格按纪律处罚听起来不会错，但考虑到刚刚起义过来的新兵如果在这个时候遭到杀头的处罚，估计就会弊大于利了。听得出来，叶飞司令员的意思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以后更好地开展统战工作，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后的处理结论是把这个战士给放了，让其戴罪立功。”
是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统战工作上的具体做法，每位领导都重视“人心向背”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
这个下午，我们仿佛都回到当年炮火纷飞的战场，回到了那血与火交织的岁月。临离开前，我忍不住冒昧地向姚老提出了想与他合影留念的请求，于是就有了这张我和姚老的珍贵合影。
如今，黄桥决战胜利已经过去72年了，当年参加黄桥战役的老同志一个个地驾鹤西去了，姚老则是当年参加黄桥战役的团职以上干部中唯一健在的一位，我们诚挚地祝愿姚老和夫人健康长寿。
（作者为泰兴市黄桥战役纪念馆馆长） （编辑：刘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