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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介绍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并分析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发展历程，通过剖析来得出其本质，探究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程并简述我们对待对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应有的态度。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殖民国；文化输出；中国
一、导语
对后殖民主义翻译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20世纪90年代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正式形成。作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一种应用状态，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着眼于帝国主义、政治、种族等有着非常强烈的政治色彩的话题。它关注帝国主义、宗主国、被殖民国之间的关系，对文化的差异以及隐藏于背后的权力斗争进行分析。它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即首次将翻译与政治结合起来，揭示了政治权力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认为，由于国家间政治经济的差异间接地导致了国家文化间的强势与弱势。这一观点在赛义德所著的《东方主义》一书中得到具体体现。书中指出“把东方从含混、怪异和陌生之中解救出来”，由此可见当时的西方殖民者对于东方人所持的态度是囿于偏见的，他们认为东方是落后的，这样显然无法和他们在文化上达到对等。故而有了“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语言学派译论所追求的等值在后殖民学者眼里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妄想”这样的论断。
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创新阐述
“翻译是帝国的殖民工具”，后殖民翻译研究系统地论证了这一命题。这一论点与传统中被认为的，“翻译是客观的过程”，“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形式的转换”等认识相左。后殖民理论从三方面对翻译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第一，重新讨论了原作和摹本的地位关系。在传统的翻译理念中，一直把“绝对忠于原作”作为衡量翻译的绝对标准。语言学统治翻译研究的时代，翻译被认为是在“原作”上挖掘意义后将其复制成“摹本”而已，译者不过“是一个仆人，一只看不见的手，机械地将词语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原作的地位是高尚无比的，作者的创作相比于译者的翻译活动来说也是更为复杂困难的。因此，翻译当然处于次要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原作摹本的这种观念已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中。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殖民者在殖民地领域确立了殖民统治，殖民者的文化语言也居于了支配统治地位，上升到了“原作”的地位。而处于从属地位的被殖民者及其文化变成了“摹本”。殖民者的“原作”形象被固化为优秀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被殖民者的“摹本”形象具化为可以随意篡改的边缘和他者。在后殖民时期，这种关系依然存在，只不过以另一种形式，即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体现。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对翻译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翻译的流向几个世纪来几乎总是“单向运作”，这种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在本质上是文化霸权、文化殖民的表现。强势文化把自己语言文化强加给弱势文化，以一种民族中心主义的姿态将“属下”纳入其权力系统，从而完成意识形态上的殖民。然而，在殖民统治确立后，翻译的流向就发生了变化，强、弱势文化之间翻译的比例严重失调，弱势文化译介强势文化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译介。此外，在第一世界市场，除了少数专家因某种原因特别关注某个话题外，很少有人读第三世界的作品，而这一情况在第三世界市场也正好与第一世界市场相反。翻译作品的单一流向直接的揭示了权力结构的不平衡，明显偏向强势文化，也表明了强势语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扭曲和冷漠。
第二，重新讨论了翻译的得与失。传统的翻译观认为，翻译是无法做到完全传达原作意境与韵味的，完美的翻译是没有的。在翻译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丢失一些原作的东西，因此译作是不可能胜过原作的，而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后殖民理论家瓦解了原作的重要性，提升了译作的地位，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译作也具有原作所无法比拟的价值。译者是原作的读者，但也是自由的写作者，译者可以根据译入语的语言与文化特点调整。因此，丢失一些原作的东西并不是必然的错误。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之间完全可以通过翻译活动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意识形态上的殖民应该是可以消除的。
第三，讨论了文化身份及属下。后殖民理论认为，翻译如同创造，是文化身份的再现。文化身份问题在全球后殖民语境中讨论得非常热烈。文化身份或文化认同，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文化身份的确认已经成为当今第三世界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民族文化只有通过文化身份的确认，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属下”或 “贱民”，是后殖民理论用来描写文化霸权的概念，原指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社会集团，在后殖民语境下的屬下指被剥夺了发言权而赋予的文化身份。 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代表人物 斯皮瓦克和尼兰贾娜是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都出生在第三世界国家，经历了艰辛的学术之路，最后融入了西方主流学术界。
三、后殖民主义理论发展过程
后殖民理论是一种熔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于一炉的集合性话语，它与后现代理论相呼应，并以其文化政治批评性和意识形态性的视角考察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对其旧有殖民地文化、 政治上的影响，以及这些殖民地又是如何应对这些影响的。
首先是霸权思想，殖民霸权思想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后殖民主义理论主要关注的不是经济、政治上的殖民霸权，而是文化上的殖民霸权，即与政治、经济统治并行的文化统治， 通过这种统治，被殖民者最终被教化成为殖民者顺服的奴隶。这一理论来源可以直接追溯到葛兰西的“国家权利”思想。赛义德借鉴了这一理论，建构了自己的理论，即《东方学》。《东方学》至少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的是一种基于对想象的东方与西方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之差异的思维方式。第二层含义则指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与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的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和权力压迫方式。这样一来，西方与东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纯粹的影响与被影响、制约与受制约、施予与接受的关系。基于这种不平等关系， 所谓东方主义便成了西方人出于对东方人或第三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猎奇而虚构出来的某种东方神话。 其次是话语权利，殖民霸权思想不仅表现在文化和思想意识上，更表现为殖民文本的话语霸权。赛义德的《东方学》便是通过对宗主国文本中殖民话语与权力的分析，揭示出“东方为西方而存在，是西方人创造了东方”这个殖民霸权的事实。他说，“是关于东方人或臣属民族的知识使他们的管理轻松而有效；知识带来权力，更多的权力要求更多的知识，于是在知识信息与权力控制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殖民话语的理论家们将有必要追溯帝国主义物质侵略与知识暴力之间的联系，揭露它对殖民世界的意识形态的表达与宗主国强国的帝国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斯皮瓦克的“第三世界妇女理论”也是这一思想的体现。第三世界的妇女处于被两重甚至三重边缘化的状态。第三世界在西方宗主国的目光凝视下是一种女性的形象，是世界的边缘；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又处于男性社会的边缘，她们是边缘的边缘，是彻底的失语者、不在场。“宗主国的男性和殖民地的男性都可以剥夺妇女的话语权，代替妇女言说，为妇女命名”。在这两种命名中，唯独没有妇女自己的声音。由此可见，被殖民者话语权利的丧失在本质上仍然反映了一种赤裸裸的霸权关系，只不过这种霸权并非由政治或者暴力产生，而是由知识的掌握权所控制的。
文化身份也是重要的一个因素。后殖民时期，在抵抗和消解殖民霸权的过程中，如何确定被殖民者自身文化身份也成了后殖民理论家关注的热点。霍米·巴巴关注的焦点就是被殖民者文化身份的定位问题。由于殖民者对被殖民者长期的文化渗透，被殖民者不得不用殖民者的话语来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而，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变成了文化渗透与认同的关系，殖民者外在的强迫变成了被殖民者内在的自觉。巴巴认为，这种异质文化的杂交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如何在这种渗透杂交中保持弱势文化的合法性存在。他强调差异性，强调弱势文化保存自身的文化身份。他不赞成把东方/西方、殖民/被殖民当做清晰可辨的对立两极，而是“含混矛盾的杂糅”。为说明殖民话语的“含混矛盾的杂糅”，霍米·巴巴提出了“模拟”的概念。当然，他作为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后殖民理论家，更突出殖民地话语“模拟”的社会功能。
最后，抵抗与消解。罗宾逊在《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的解释》一书中对后殖民理论作了系统的归类，他认为后殖民研究包括“殖民地怎样适应、抵抗和超越殖民主义文化以及20世纪末期所有的国家、社会和民族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主要指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反应、冲突和抵抗”。殖民地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对被殖民地国家进行殖民、文化渗透的过程，同时也是被殖民地国家不断反抗殖民霸权和反渗透的过程。我们的时代已经进入了后现代时期，后现代的主要特征是深度模式的削平、历史意识的消失、主体性的丧失和距离感的丧失，等等。后现代主义文化是处于扩张中的消费文化。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中，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第三世界则是被动的接受者。对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如果不对这种文化入侵有一种清醒的意识和有效的策略，就会有丧失本土文化原质的危险。因此后殖民主义不仅要批判和消解来自第一世界的文化霸权， 更要在保持本土文化异质性的基础上，创造一种与第一世界文化进行有效交流对话的空间。
四、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特点和演变过程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殖民侵略为切入点，将文化侵略的结果纳入翻译研究的范围。在我国，有些学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后殖民理论家，但其观点却带有些许后殖民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思想上抵触西方翻译理论，尤其是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翻译理论。原因如下：（1）早期由于经济、传媒、通讯等因素，我们对纯粹的西方翻译理论资料接触甚少，就是对这些理论的翻版接触也极为有限，从而使我们对某些理论一知半解，片面理解，甚至是误解；（2）欠缺译介使得我国读者对全面完整的西方理论了解非常有限。一些学者对读不懂学术期刊上的理论文章的抱怨也并非空穴来风。一方面，文章作者对西方翻译理论是否真正吃透，如果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把原版理论在理解偏差的基础之上进行"再加工"，那么最后完成的文章自然就有些"四不像"了。另一方面，未对中国现实予以充分关注，对西方理论照抄照搬与我国实际情况格格不入，从而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
其次，盲目追求异化，一些学者在没有真正搞清西方翻译理论真实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情况下，一味对异化和归化的优缺点进行争论，就目前情况来看，对异化投赞成票的人似乎更多一些。事实上，无论是异化还是归化，都有其特定具体的含义、指向，分析时要结合具体情况，不能妄下结论。如果在翻译实践中忽视译入、译出这一具体情况，完全凭借译者的主观性，不考虑目标读者所处环境、背景，译入、译出都主张异化，并不能很好地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
五、我们对待后殖民主义的态度
后殖民主义理论是在巴西、印度、加拿大等前被殖民国家兴起的。我国在晚清时期也一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无论从形成背景还是影响程度上看都不尽相同。所以，不难看出，起源于那些国家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并非完全适合中国。文化交流过程亦是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磨合的过程，难道这种种的“过程”就是所谓的"殖民与被殖民"的过程吗？在中外交流中我们受到的启发，汲取的经验都是我们被殖民化的结果吗？改革开放后，中外交流更是愈加频繁，难道交流就是我们被“殖民化”了吗？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殖民化”与“现代化”，前者是被动过程而后者则是主动行为。我国显然属于后一种情况。近年来，我国学者不断加大中译英力度，以走出所谓的“被殖民”状态。中国文化要走出去，需要译者不断提高自身的英语语言修养。任何文本形式都可译，但到底该如何评价译本，确实值得深思。我认为，译文应以目标读者的接受和理解为衡量标准，中译英以中文为归依的评价标准是不科学的。如：在翻译“三个人面对面坐”。有些人把“面对面”处理成 like a Chinese character“品”，对于本土读者这个译文清晰明了，但是如果英语读者看了之后，也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是“品”，那么这三个人既可能面对面，也可能背对背，显然这种翻译没有达到交流的目的。如果把“面对面”处理成"“face to face”英语读者就会立刻明白。
因此，在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践的过程中要从本国实际、本国利益出发。对于西方理论既不能盲目崇拜，也不能妄自尊大。不能用对抗的方式反对西方霸权。采取文化交融的态度变对抗为对话，才是我们当前的迫切需要。借鑒学习西方现有理论的同时又要保持不断的探索精神，求新求变，让世界看到真正的中国。
六、结语
我们要辩证地学习借鉴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取其可取之处的同时避免对理论的盲目跟风。对于翻译实践中产生的不平等现象要正确对待。在此心态的基础上看待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才可以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工作，从而让世界真正地了解中国。
作者简介：
张辉，硕士，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英语口译。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殖民国；文化输出；中国
一、导语
对后殖民主义翻译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20世纪90年代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正式形成。作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一种应用状态，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着眼于帝国主义、政治、种族等有着非常强烈的政治色彩的话题。它关注帝国主义、宗主国、被殖民国之间的关系，对文化的差异以及隐藏于背后的权力斗争进行分析。它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即首次将翻译与政治结合起来，揭示了政治权力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认为，由于国家间政治经济的差异间接地导致了国家文化间的强势与弱势。这一观点在赛义德所著的《东方主义》一书中得到具体体现。书中指出“把东方从含混、怪异和陌生之中解救出来”，由此可见当时的西方殖民者对于东方人所持的态度是囿于偏见的，他们认为东方是落后的，这样显然无法和他们在文化上达到对等。故而有了“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语言学派译论所追求的等值在后殖民学者眼里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妄想”这样的论断。
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创新阐述
“翻译是帝国的殖民工具”，后殖民翻译研究系统地论证了这一命题。这一论点与传统中被认为的，“翻译是客观的过程”，“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形式的转换”等认识相左。后殖民理论从三方面对翻译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第一，重新讨论了原作和摹本的地位关系。在传统的翻译理念中，一直把“绝对忠于原作”作为衡量翻译的绝对标准。语言学统治翻译研究的时代，翻译被认为是在“原作”上挖掘意义后将其复制成“摹本”而已，译者不过“是一个仆人，一只看不见的手，机械地将词语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原作的地位是高尚无比的，作者的创作相比于译者的翻译活动来说也是更为复杂困难的。因此，翻译当然处于次要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原作摹本的这种观念已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中。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殖民者在殖民地领域确立了殖民统治，殖民者的文化语言也居于了支配统治地位，上升到了“原作”的地位。而处于从属地位的被殖民者及其文化变成了“摹本”。殖民者的“原作”形象被固化为优秀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被殖民者的“摹本”形象具化为可以随意篡改的边缘和他者。在后殖民时期，这种关系依然存在，只不过以另一种形式，即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体现。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对翻译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翻译的流向几个世纪来几乎总是“单向运作”，这种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在本质上是文化霸权、文化殖民的表现。强势文化把自己语言文化强加给弱势文化，以一种民族中心主义的姿态将“属下”纳入其权力系统，从而完成意识形态上的殖民。然而，在殖民统治确立后，翻译的流向就发生了变化，强、弱势文化之间翻译的比例严重失调，弱势文化译介强势文化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译介。此外，在第一世界市场，除了少数专家因某种原因特别关注某个话题外，很少有人读第三世界的作品，而这一情况在第三世界市场也正好与第一世界市场相反。翻译作品的单一流向直接的揭示了权力结构的不平衡，明显偏向强势文化，也表明了强势语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扭曲和冷漠。
第二，重新讨论了翻译的得与失。传统的翻译观认为，翻译是无法做到完全传达原作意境与韵味的，完美的翻译是没有的。在翻译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丢失一些原作的东西，因此译作是不可能胜过原作的，而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后殖民理论家瓦解了原作的重要性，提升了译作的地位，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译作也具有原作所无法比拟的价值。译者是原作的读者，但也是自由的写作者，译者可以根据译入语的语言与文化特点调整。因此，丢失一些原作的东西并不是必然的错误。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之间完全可以通过翻译活动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意识形态上的殖民应该是可以消除的。
第三，讨论了文化身份及属下。后殖民理论认为，翻译如同创造，是文化身份的再现。文化身份问题在全球后殖民语境中讨论得非常热烈。文化身份或文化认同，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文化身份的确认已经成为当今第三世界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民族文化只有通过文化身份的确认，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属下”或 “贱民”，是后殖民理论用来描写文化霸权的概念，原指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社会集团，在后殖民语境下的屬下指被剥夺了发言权而赋予的文化身份。 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代表人物 斯皮瓦克和尼兰贾娜是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都出生在第三世界国家，经历了艰辛的学术之路，最后融入了西方主流学术界。
三、后殖民主义理论发展过程
后殖民理论是一种熔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于一炉的集合性话语，它与后现代理论相呼应，并以其文化政治批评性和意识形态性的视角考察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对其旧有殖民地文化、 政治上的影响，以及这些殖民地又是如何应对这些影响的。
首先是霸权思想，殖民霸权思想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后殖民主义理论主要关注的不是经济、政治上的殖民霸权，而是文化上的殖民霸权，即与政治、经济统治并行的文化统治， 通过这种统治，被殖民者最终被教化成为殖民者顺服的奴隶。这一理论来源可以直接追溯到葛兰西的“国家权利”思想。赛义德借鉴了这一理论，建构了自己的理论，即《东方学》。《东方学》至少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的是一种基于对想象的东方与西方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之差异的思维方式。第二层含义则指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与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的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和权力压迫方式。这样一来，西方与东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纯粹的影响与被影响、制约与受制约、施予与接受的关系。基于这种不平等关系， 所谓东方主义便成了西方人出于对东方人或第三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猎奇而虚构出来的某种东方神话。 其次是话语权利，殖民霸权思想不仅表现在文化和思想意识上，更表现为殖民文本的话语霸权。赛义德的《东方学》便是通过对宗主国文本中殖民话语与权力的分析，揭示出“东方为西方而存在，是西方人创造了东方”这个殖民霸权的事实。他说，“是关于东方人或臣属民族的知识使他们的管理轻松而有效；知识带来权力，更多的权力要求更多的知识，于是在知识信息与权力控制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殖民话语的理论家们将有必要追溯帝国主义物质侵略与知识暴力之间的联系，揭露它对殖民世界的意识形态的表达与宗主国强国的帝国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斯皮瓦克的“第三世界妇女理论”也是这一思想的体现。第三世界的妇女处于被两重甚至三重边缘化的状态。第三世界在西方宗主国的目光凝视下是一种女性的形象，是世界的边缘；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又处于男性社会的边缘，她们是边缘的边缘，是彻底的失语者、不在场。“宗主国的男性和殖民地的男性都可以剥夺妇女的话语权，代替妇女言说，为妇女命名”。在这两种命名中，唯独没有妇女自己的声音。由此可见，被殖民者话语权利的丧失在本质上仍然反映了一种赤裸裸的霸权关系，只不过这种霸权并非由政治或者暴力产生，而是由知识的掌握权所控制的。
文化身份也是重要的一个因素。后殖民时期，在抵抗和消解殖民霸权的过程中，如何确定被殖民者自身文化身份也成了后殖民理论家关注的热点。霍米·巴巴关注的焦点就是被殖民者文化身份的定位问题。由于殖民者对被殖民者长期的文化渗透，被殖民者不得不用殖民者的话语来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而，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变成了文化渗透与认同的关系，殖民者外在的强迫变成了被殖民者内在的自觉。巴巴认为，这种异质文化的杂交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如何在这种渗透杂交中保持弱势文化的合法性存在。他强调差异性，强调弱势文化保存自身的文化身份。他不赞成把东方/西方、殖民/被殖民当做清晰可辨的对立两极，而是“含混矛盾的杂糅”。为说明殖民话语的“含混矛盾的杂糅”，霍米·巴巴提出了“模拟”的概念。当然，他作为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后殖民理论家，更突出殖民地话语“模拟”的社会功能。
最后，抵抗与消解。罗宾逊在《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的解释》一书中对后殖民理论作了系统的归类，他认为后殖民研究包括“殖民地怎样适应、抵抗和超越殖民主义文化以及20世纪末期所有的国家、社会和民族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主要指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反应、冲突和抵抗”。殖民地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对被殖民地国家进行殖民、文化渗透的过程，同时也是被殖民地国家不断反抗殖民霸权和反渗透的过程。我们的时代已经进入了后现代时期，后现代的主要特征是深度模式的削平、历史意识的消失、主体性的丧失和距离感的丧失，等等。后现代主义文化是处于扩张中的消费文化。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中，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第三世界则是被动的接受者。对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如果不对这种文化入侵有一种清醒的意识和有效的策略，就会有丧失本土文化原质的危险。因此后殖民主义不仅要批判和消解来自第一世界的文化霸权， 更要在保持本土文化异质性的基础上，创造一种与第一世界文化进行有效交流对话的空间。
四、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特点和演变过程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殖民侵略为切入点，将文化侵略的结果纳入翻译研究的范围。在我国，有些学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后殖民理论家，但其观点却带有些许后殖民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思想上抵触西方翻译理论，尤其是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翻译理论。原因如下：（1）早期由于经济、传媒、通讯等因素，我们对纯粹的西方翻译理论资料接触甚少，就是对这些理论的翻版接触也极为有限，从而使我们对某些理论一知半解，片面理解，甚至是误解；（2）欠缺译介使得我国读者对全面完整的西方理论了解非常有限。一些学者对读不懂学术期刊上的理论文章的抱怨也并非空穴来风。一方面，文章作者对西方翻译理论是否真正吃透，如果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把原版理论在理解偏差的基础之上进行"再加工"，那么最后完成的文章自然就有些"四不像"了。另一方面，未对中国现实予以充分关注，对西方理论照抄照搬与我国实际情况格格不入，从而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
其次，盲目追求异化，一些学者在没有真正搞清西方翻译理论真实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情况下，一味对异化和归化的优缺点进行争论，就目前情况来看，对异化投赞成票的人似乎更多一些。事实上，无论是异化还是归化，都有其特定具体的含义、指向，分析时要结合具体情况，不能妄下结论。如果在翻译实践中忽视译入、译出这一具体情况，完全凭借译者的主观性，不考虑目标读者所处环境、背景，译入、译出都主张异化，并不能很好地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
五、我们对待后殖民主义的态度
后殖民主义理论是在巴西、印度、加拿大等前被殖民国家兴起的。我国在晚清时期也一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无论从形成背景还是影响程度上看都不尽相同。所以，不难看出，起源于那些国家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并非完全适合中国。文化交流过程亦是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磨合的过程，难道这种种的“过程”就是所谓的"殖民与被殖民"的过程吗？在中外交流中我们受到的启发，汲取的经验都是我们被殖民化的结果吗？改革开放后，中外交流更是愈加频繁，难道交流就是我们被“殖民化”了吗？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殖民化”与“现代化”，前者是被动过程而后者则是主动行为。我国显然属于后一种情况。近年来，我国学者不断加大中译英力度，以走出所谓的“被殖民”状态。中国文化要走出去，需要译者不断提高自身的英语语言修养。任何文本形式都可译，但到底该如何评价译本，确实值得深思。我认为，译文应以目标读者的接受和理解为衡量标准，中译英以中文为归依的评价标准是不科学的。如：在翻译“三个人面对面坐”。有些人把“面对面”处理成 like a Chinese character“品”，对于本土读者这个译文清晰明了，但是如果英语读者看了之后，也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是“品”，那么这三个人既可能面对面，也可能背对背，显然这种翻译没有达到交流的目的。如果把“面对面”处理成"“face to face”英语读者就会立刻明白。
因此，在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践的过程中要从本国实际、本国利益出发。对于西方理论既不能盲目崇拜，也不能妄自尊大。不能用对抗的方式反对西方霸权。采取文化交融的态度变对抗为对话，才是我们当前的迫切需要。借鑒学习西方现有理论的同时又要保持不断的探索精神，求新求变，让世界看到真正的中国。
六、结语
我们要辩证地学习借鉴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取其可取之处的同时避免对理论的盲目跟风。对于翻译实践中产生的不平等现象要正确对待。在此心态的基础上看待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才可以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工作，从而让世界真正地了解中国。
作者简介：
张辉，硕士，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英语口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