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解构主义是20 世纪60年代中期自法国兴起的一种后现代主义哲学理论,其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自兴起之后,其影响深入西方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也是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手段。在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中,笔者发现,人们在对这一理论阐释的过程中,往往根据需填充着各自的想象,理论常常被肢解甚至误读。本文力图对解构主义进行一个还本清源的再研究,阐释其发展的脉络和理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解构主义 在场与缺席 延异与散播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解构主义”又称“后结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法国兴起的一种后现代主义哲学理论,70年代开始广泛进入整个人文领域,深刻影响了西方哲学、认识论,特别是文学批评等领域的学术思想。解构主义形成于对结构主义的失望和不满,并借用了基于斐迪南·德·索绪尔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概念,对结构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系统地消解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的重要概念,分解了结构主义所强调的结构,故得名“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是当代最重要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之一。1967年,德里达的《论文字学》出版,标志着解构主义理论的诞生,随后其影响波及哲学、文学、语言学、人类学、政治学、影视乃至建筑等几乎所有人文社科领域,从而引导了继现象学、结构主义之后的又一次学术运动。
解构本来是一个建筑学词汇,指的是对结构的解体或分解。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首次将“解构”这个词汇用于哲学领域,宣布他的解构理论是要颠覆长期以来统治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两千多年来主导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核心,它考察的是万物的本原,研究的是万事万物“存在”的知识,亚里士多德将这一研究称为“第一哲学”。形而上学的本质即“存在论”,它将西方的理性奠基在诸如“在场”与“缺席”、“真理”与“谬误”、“理性”与“感性”、“言语”与“文字”、“自然”与“文化”等多种二元对立之中,并且确立先者的本原意义和优先统治地位,以此作为把握世界的基本思维模式。
德里达在他的解构理论中把西方“一个本原、一个中心、一种绝对真理”的哲学传统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认为由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教条将一切固定于二元对立的体系中,许多纷繁个体的因素被遮蔽起来。德里达“解构”的核心就是要突破原有的系统和封闭的结构,排除中心和本原,消解二元对立,并让瓦解后系统的各要素暴露出来,与外在因素自由组合,使它们交叉重叠从而产生无限可能的意义,从而瓦解和颠覆形而上学的认识传统。
“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德里达用于描述西方形而上学以及古希腊哲学文化基本信仰的关键词汇,逻各斯的别称就是“存在”、“本原”、“真理”、“绝对”等等。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声音是表达思想的“本原”,而文字则是后到的“补充”,西方哲学思想和文化始终贯穿着一个中心,即“逻各斯中心”或“词语中心”。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声音或言语是一切意义表达媒介之中最为本质的东西。这一信仰将西方文化设立为一个整体,并为这一整体设立了一个中心,德里达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即确认的声音是思想的本原,文字是第二性的而遭到贬抑的传统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
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通过古典符号学、20世纪语言学和结构主义中对文字的研究来阐明一个问题,即声音和书写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西方历史中,声音或口头文字被视为来自思想的符号,是理性或逻各斯主义的表现,而书写至多是这种思想符号的延伸,是对思想的记录和复制。逻各斯中心主义把声音视为根本,是第一性的,而书写则低于声音,是第二性的,是对在场声音的记录,声音符号始终主导着文字符号。
德里达对这一历史观点提出异议,认为这种声音与书写之间的差异,其实就是口头符号优于文字符号思想的基础,是一切形而上学“在场性问题”的主导,他解构的就是这一所谓的“主导”。他认为书写不是在声音控制下被动的、第二性的形态,相反,书写是源始性的、决定性的,书写的地位需要重提。德里达排除了“在场”的第一性,他表明“在场”的不一定是本质的、主要的、第一性的;“缺席”的不一定是非本质的、次要的、第二性的。“本质”和“非本质”、“中心”和“边缘”、“第一性”和“第二性”从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德里达的解构操作是从对文字解构的视角致力于颠覆语音和文字的中心与边缘关系,通过宣布中心和边缘界限的不绝对性来宣布本无所谓中心与边缘的绝对界限,借此向一切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中心主义发起挑战,宣布它们的无效。
“延异”是德里达基于“差异”这一概念创造的一个新词,是解构理论的一个中心概念,也是德里达解构理论的基点。“差异”是与“本质同一性”相对立的概念,德里达将其进一步激进化,提出了“延异”,赋予这一概念深刻反本质的内涵。德里达的“延异”(différance)与法语中“差异”(différence)一词发音相同,书写上只差一个字母,用“延异”来说明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听觉上是捕捉不到的,这样的书写变形只能用视觉来把握,因此延异隐含着德里达解构的一个基本策略,那就是以文字符号来颠覆发音符号的特权,以沉默的书写来抵抗语音的统治,即以文字来消解逻各斯无所不在的霸权。
另外,德里达的“延异”以位于字母表之首的“a”替换“差异”这个词中的“e”的位置,表明了其与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对立和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贬斥沉默的文字的立场。德里达用象征起源的字母“a”来侵入差异,即暗示延异是起源,书写是发音的原形,认为“差异”只指空间上的差别,无法表现意义在时间过程中的向后延宕,所以,他要将“差异”改写为“延异”,说明比存在更为“本原”的是“延异”。延异一方面表明差异、区别,另一方面表明时间的延续和不断推迟,它比单纯的差异更具有不确定性。
在现代符号学系统中,差异必须有某种参照作为依据,但延异却不在乎是否有固定标准,甚至拒绝固定标准,延异的原则使语言成为一个无穷的连环游戏,“能指”与“所指”传统意义上的对应关系被打破。“能指”和“所指”是源于索绪尔语言学中的术语和概念,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是一套关系体系,符号的意义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能指构成符号的音响形象,所指是符号所表示的概念和意义,能指本身与所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语言符号中的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语言是一个结构系统,语言的意义并不指涉外部,而是指向其本身,语言的意义产生于体系内部存在的区别与差异,其连贯性有赖于语言系统中的内在联系。
解构主义认为由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和差异性,符号的意义总是在相互差异中推迟出场,能指永远不可能完全代表所指存在,也就是说,一个符号总是在与其他符号的区别中获得意义,并且这种意义总是以不在场的方式存在。这样一来,符号就不具备永恒不变的意义,一切意义都在一个巨大的符号网络中被暂时确定,又在区分延搁中被随时改变,并且,这种延异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关系,使得能指处于一种无明确所指的状态,因此造成了能指的向后滑动。在这种不断的滑动中,意义被悬搁,它不能在当下形成一种完全形式的“在场”。在西方哲学中更具优越性、比书写更接近原初思想的“在场”就这样被“延异”解构掉了。
延异具有消解形而上学的破坏力,它是对体系的颠覆,是对在场性的不断消解,是对意义的不断怀疑。延异不再从“在场”与“缺席”的对立思考出发,它将任何一种在场性、同一性加以解构,这种原则不仅在哲学中,而且也在其他领域中发挥作用。延异比同一更具深刻性,是对同一性的嘲笑,对确定性的怀疑,对准则的颠覆,它把人们心中确定无疑的东西轻易推出意义的边缘,哲学、语言、文本、价值都在失去意义和确定性后成为无穷尽的游戏。德里达用延异作为解构的基本概念,表达了解构的精神内涵。
延异的基本原则将符号从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桎梏中释放出来,使符号进入自由游戏的开放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所谓的终极意义不复存在,符号的延异性使意义的传达像种子那样由中心向四面散开,意义不再具有统一性、确定性和完整性,意义永无尽期地延搁在一长串其它的意义之中,意义本身就在这种区别过程中被无限地推迟和延宕。追寻符号的意义不过是追寻符号踪迹暗示另一些踪迹的过程,因此没有确定的意义,只有滑动的、漂浮的能指。德里达称意义的这种方式为“散播”,我们不能得到确切的意义,只能发现意义散播的踪迹,符号之间可以无限替代,意义可以无限游离、散播。意义像播散的种子一样“无度的分散于外部”,它强调的是“不在场”,否定语言、文本等的同一性、一元性及确定性。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不存在纯粹的“所指”,也没有任何连续性的“能指”。意义具有流变性、不稳定性及多元性。由于意义处于变动和悬搁状态,所以任何带有逻各斯中心主义痕迹的“始原”、“中心”和“结构”都是不存在的。解构主义理论颠覆和拆解了固定结构和稳定秩序,符号和文本不再具有固定意义,它们在漫无边际的延异中被消解掉了。
解构主义一反结构主义封闭、稳定的认识方法,认为意义处于无限延宕的网络中,人们只能描述意义延宕的踪迹,却不能把握其稳固、永恒的意义。解构主义探究了意义的不稳定性、无限推延性、深层结构的无意义性和不存在性,具有广泛的世界性和极强的开放性。一切传统的、既定的概念范畴都是它攻击的对象,解构主义的实质即反权威、反成规、反理性、反传统,它融继承性、解构性和探索性于一体,具有现实主义、理智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特性。
解构主义并非没有局限性,它过分强调语言文本的隐含性而否认了语言的表意功能,从而使对文本的阅读面临着无所适从的困境;另外它怀疑、否定、消解现有的一切秩序、界限,容易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然而解构主义推翻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动摇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基础,是对企图为世界寻找一个终极根源的整个西方传统的一个反叛和打击,体现了鲜明的变革思想,为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理论的现代变革开辟了全新的、多元化的思路。
解构主义彻底反传统、反中心、反权威、反社会的超前倾向,表现出后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知识分子对抗资本主义现存秩序的一种普遍心态,对以突破男权中心为核心的女性主义,以质疑西方文化经典性、强调“边缘化”的新历史主义和以冲破“文化领导权”和“文化霸权”为主题的后殖民主义等思想理论的出现提供了启迪,开拓了去中心、求开放、更多元的思想维度,体现了一种进步的时代精神。
参考文献:
[1] 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关键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2] 安·杰裴逊,戴维·罗比,卢丹怀、谢天蔚译:《当代国外文学理论流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
[3] 陈太胜:《西方文论研究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4] 陈秀兰:《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语言观的对比分析》,《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
[5] 董希文:《文学文本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6] 李霞:《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科技信息》,2008年18期。
[7] 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8] 特里·伊格尔顿,王逢振译:《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9] 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10] 雅克·德里达,杜小真译:《声音与现象》,商务印书馆,1999年。
[11] 雅克·德里达,丁耘译:《论文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12] 周娟:《从“延异”看德里达》,《文艺研究》,2008年第8期。
[13] 周启超:《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
[14] 周颖:《辨析解构关键词:‘延异’与‘寓言’》,《外国文学》, 2007年第7期。
作者简介:孔暄,女,1965—,河北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音文学,工作单位:天津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解构主义 在场与缺席 延异与散播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解构主义”又称“后结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法国兴起的一种后现代主义哲学理论,70年代开始广泛进入整个人文领域,深刻影响了西方哲学、认识论,特别是文学批评等领域的学术思想。解构主义形成于对结构主义的失望和不满,并借用了基于斐迪南·德·索绪尔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概念,对结构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系统地消解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的重要概念,分解了结构主义所强调的结构,故得名“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是当代最重要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之一。1967年,德里达的《论文字学》出版,标志着解构主义理论的诞生,随后其影响波及哲学、文学、语言学、人类学、政治学、影视乃至建筑等几乎所有人文社科领域,从而引导了继现象学、结构主义之后的又一次学术运动。
解构本来是一个建筑学词汇,指的是对结构的解体或分解。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首次将“解构”这个词汇用于哲学领域,宣布他的解构理论是要颠覆长期以来统治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两千多年来主导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核心,它考察的是万物的本原,研究的是万事万物“存在”的知识,亚里士多德将这一研究称为“第一哲学”。形而上学的本质即“存在论”,它将西方的理性奠基在诸如“在场”与“缺席”、“真理”与“谬误”、“理性”与“感性”、“言语”与“文字”、“自然”与“文化”等多种二元对立之中,并且确立先者的本原意义和优先统治地位,以此作为把握世界的基本思维模式。
德里达在他的解构理论中把西方“一个本原、一个中心、一种绝对真理”的哲学传统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认为由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教条将一切固定于二元对立的体系中,许多纷繁个体的因素被遮蔽起来。德里达“解构”的核心就是要突破原有的系统和封闭的结构,排除中心和本原,消解二元对立,并让瓦解后系统的各要素暴露出来,与外在因素自由组合,使它们交叉重叠从而产生无限可能的意义,从而瓦解和颠覆形而上学的认识传统。
“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德里达用于描述西方形而上学以及古希腊哲学文化基本信仰的关键词汇,逻各斯的别称就是“存在”、“本原”、“真理”、“绝对”等等。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声音是表达思想的“本原”,而文字则是后到的“补充”,西方哲学思想和文化始终贯穿着一个中心,即“逻各斯中心”或“词语中心”。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声音或言语是一切意义表达媒介之中最为本质的东西。这一信仰将西方文化设立为一个整体,并为这一整体设立了一个中心,德里达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即确认的声音是思想的本原,文字是第二性的而遭到贬抑的传统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
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通过古典符号学、20世纪语言学和结构主义中对文字的研究来阐明一个问题,即声音和书写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西方历史中,声音或口头文字被视为来自思想的符号,是理性或逻各斯主义的表现,而书写至多是这种思想符号的延伸,是对思想的记录和复制。逻各斯中心主义把声音视为根本,是第一性的,而书写则低于声音,是第二性的,是对在场声音的记录,声音符号始终主导着文字符号。
德里达对这一历史观点提出异议,认为这种声音与书写之间的差异,其实就是口头符号优于文字符号思想的基础,是一切形而上学“在场性问题”的主导,他解构的就是这一所谓的“主导”。他认为书写不是在声音控制下被动的、第二性的形态,相反,书写是源始性的、决定性的,书写的地位需要重提。德里达排除了“在场”的第一性,他表明“在场”的不一定是本质的、主要的、第一性的;“缺席”的不一定是非本质的、次要的、第二性的。“本质”和“非本质”、“中心”和“边缘”、“第一性”和“第二性”从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德里达的解构操作是从对文字解构的视角致力于颠覆语音和文字的中心与边缘关系,通过宣布中心和边缘界限的不绝对性来宣布本无所谓中心与边缘的绝对界限,借此向一切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中心主义发起挑战,宣布它们的无效。
“延异”是德里达基于“差异”这一概念创造的一个新词,是解构理论的一个中心概念,也是德里达解构理论的基点。“差异”是与“本质同一性”相对立的概念,德里达将其进一步激进化,提出了“延异”,赋予这一概念深刻反本质的内涵。德里达的“延异”(différance)与法语中“差异”(différence)一词发音相同,书写上只差一个字母,用“延异”来说明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听觉上是捕捉不到的,这样的书写变形只能用视觉来把握,因此延异隐含着德里达解构的一个基本策略,那就是以文字符号来颠覆发音符号的特权,以沉默的书写来抵抗语音的统治,即以文字来消解逻各斯无所不在的霸权。
另外,德里达的“延异”以位于字母表之首的“a”替换“差异”这个词中的“e”的位置,表明了其与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对立和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贬斥沉默的文字的立场。德里达用象征起源的字母“a”来侵入差异,即暗示延异是起源,书写是发音的原形,认为“差异”只指空间上的差别,无法表现意义在时间过程中的向后延宕,所以,他要将“差异”改写为“延异”,说明比存在更为“本原”的是“延异”。延异一方面表明差异、区别,另一方面表明时间的延续和不断推迟,它比单纯的差异更具有不确定性。
在现代符号学系统中,差异必须有某种参照作为依据,但延异却不在乎是否有固定标准,甚至拒绝固定标准,延异的原则使语言成为一个无穷的连环游戏,“能指”与“所指”传统意义上的对应关系被打破。“能指”和“所指”是源于索绪尔语言学中的术语和概念,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是一套关系体系,符号的意义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能指构成符号的音响形象,所指是符号所表示的概念和意义,能指本身与所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语言符号中的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语言是一个结构系统,语言的意义并不指涉外部,而是指向其本身,语言的意义产生于体系内部存在的区别与差异,其连贯性有赖于语言系统中的内在联系。
解构主义认为由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和差异性,符号的意义总是在相互差异中推迟出场,能指永远不可能完全代表所指存在,也就是说,一个符号总是在与其他符号的区别中获得意义,并且这种意义总是以不在场的方式存在。这样一来,符号就不具备永恒不变的意义,一切意义都在一个巨大的符号网络中被暂时确定,又在区分延搁中被随时改变,并且,这种延异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关系,使得能指处于一种无明确所指的状态,因此造成了能指的向后滑动。在这种不断的滑动中,意义被悬搁,它不能在当下形成一种完全形式的“在场”。在西方哲学中更具优越性、比书写更接近原初思想的“在场”就这样被“延异”解构掉了。
延异具有消解形而上学的破坏力,它是对体系的颠覆,是对在场性的不断消解,是对意义的不断怀疑。延异不再从“在场”与“缺席”的对立思考出发,它将任何一种在场性、同一性加以解构,这种原则不仅在哲学中,而且也在其他领域中发挥作用。延异比同一更具深刻性,是对同一性的嘲笑,对确定性的怀疑,对准则的颠覆,它把人们心中确定无疑的东西轻易推出意义的边缘,哲学、语言、文本、价值都在失去意义和确定性后成为无穷尽的游戏。德里达用延异作为解构的基本概念,表达了解构的精神内涵。
延异的基本原则将符号从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桎梏中释放出来,使符号进入自由游戏的开放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所谓的终极意义不复存在,符号的延异性使意义的传达像种子那样由中心向四面散开,意义不再具有统一性、确定性和完整性,意义永无尽期地延搁在一长串其它的意义之中,意义本身就在这种区别过程中被无限地推迟和延宕。追寻符号的意义不过是追寻符号踪迹暗示另一些踪迹的过程,因此没有确定的意义,只有滑动的、漂浮的能指。德里达称意义的这种方式为“散播”,我们不能得到确切的意义,只能发现意义散播的踪迹,符号之间可以无限替代,意义可以无限游离、散播。意义像播散的种子一样“无度的分散于外部”,它强调的是“不在场”,否定语言、文本等的同一性、一元性及确定性。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不存在纯粹的“所指”,也没有任何连续性的“能指”。意义具有流变性、不稳定性及多元性。由于意义处于变动和悬搁状态,所以任何带有逻各斯中心主义痕迹的“始原”、“中心”和“结构”都是不存在的。解构主义理论颠覆和拆解了固定结构和稳定秩序,符号和文本不再具有固定意义,它们在漫无边际的延异中被消解掉了。
解构主义一反结构主义封闭、稳定的认识方法,认为意义处于无限延宕的网络中,人们只能描述意义延宕的踪迹,却不能把握其稳固、永恒的意义。解构主义探究了意义的不稳定性、无限推延性、深层结构的无意义性和不存在性,具有广泛的世界性和极强的开放性。一切传统的、既定的概念范畴都是它攻击的对象,解构主义的实质即反权威、反成规、反理性、反传统,它融继承性、解构性和探索性于一体,具有现实主义、理智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特性。
解构主义并非没有局限性,它过分强调语言文本的隐含性而否认了语言的表意功能,从而使对文本的阅读面临着无所适从的困境;另外它怀疑、否定、消解现有的一切秩序、界限,容易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然而解构主义推翻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动摇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基础,是对企图为世界寻找一个终极根源的整个西方传统的一个反叛和打击,体现了鲜明的变革思想,为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理论的现代变革开辟了全新的、多元化的思路。
解构主义彻底反传统、反中心、反权威、反社会的超前倾向,表现出后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知识分子对抗资本主义现存秩序的一种普遍心态,对以突破男权中心为核心的女性主义,以质疑西方文化经典性、强调“边缘化”的新历史主义和以冲破“文化领导权”和“文化霸权”为主题的后殖民主义等思想理论的出现提供了启迪,开拓了去中心、求开放、更多元的思想维度,体现了一种进步的时代精神。
参考文献:
[1] 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关键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2] 安·杰裴逊,戴维·罗比,卢丹怀、谢天蔚译:《当代国外文学理论流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
[3] 陈太胜:《西方文论研究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4] 陈秀兰:《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语言观的对比分析》,《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
[5] 董希文:《文学文本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6] 李霞:《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科技信息》,2008年18期。
[7] 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8] 特里·伊格尔顿,王逢振译:《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9] 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10] 雅克·德里达,杜小真译:《声音与现象》,商务印书馆,1999年。
[11] 雅克·德里达,丁耘译:《论文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12] 周娟:《从“延异”看德里达》,《文艺研究》,2008年第8期。
[13] 周启超:《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
[14] 周颖:《辨析解构关键词:‘延异’与‘寓言’》,《外国文学》, 2007年第7期。
作者简介:孔暄,女,1965—,河北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音文学,工作单位:天津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