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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适应选择论将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引入翻译领域，以“适应/选择”学说为指导阐释翻译的本质、过程与基本原则。《三体I》是中国迄今为止最为畅销的科幻小说，刘宇昆的英译本使得该作品在海外大受欢迎。译者接受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天择”，对原语生态环境适应性选择做出“人择”，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对译文文本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层面做出适应性选择，兼顾了语言形式、文化背景和交际意图，使得译本实现了较高水平的适应性选择，成为“近乎完美”的翻译。
关键词：翻译适应选择论;《三体I》;翻译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9）03-0082-06
一、引言
《三体》又名《地球往事》，是由中国作家刘慈欣写成的系列科幻小说，也是中国迄今为止最为畅销的科幻小说。该系列的第一部《三体I》借由科学家汪淼的现实经历和网游体验，讲述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历经劫难的主人公叶文洁因其对现实人类文明的绝望，在参与军方探寻外星文明的绝密计划“红岸工程”时，向宇宙发出信号并希望可以借由外星文明拯救地球人类。在得到三体文明的回应后，叶文洁成为了地球三体组织的统帅，通过网络游戏“三体”引导参与者体验人类文明的变迁，聚集志同道合之人迎接三体文明，奈何却在现实中给人类带来一场浩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新发现》杂志主编严峰评论说：“这个人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
《三体I》的英译本The Three-Body Problem 由美国TOR Books出版社出版，在美国发行后迅速成为亚马逊亚洲图书首日销量排行榜的冠军，荣登“2014年度全美百佳图书榜”。2015年《三体I》获得星云奖①、雨果奖②、轨迹奖、坎贝尔奖和普罗米修斯奖提名，并最终荣获具有科幻届“诺奖”之称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这部作品在海外的成功要归功于其译者刘宇昆 （Ken Liu），他的翻译是《三体I》在海外大受欢迎的保障，作者刘慈欣在获奖致辞中也称其翻译“近乎完美”。
这部作品的成功为中国文化的“走出去”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是中国科幻作品由输入转向输出的重要节点，也使得众多学者、译者开始深思：该作品翻译成功的原因何在？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该如何选择原文及译者？译者又该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究竟什么样的译文更容易为广大外国读者接受？本文从翻译的适应选择论视角出发，探讨在《三体I》英译过程中原文、译文、译者三者之间的适应性选择，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适应选择，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宏观性适应选择以及译者在具体翻译过程中所做出的微观性適应选择。
二、翻译适应选择论
胡庚申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将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移植到翻译领域，从生态环境入手，以进化论的“适应/选择”学说为指导阐释翻译的实质与过程。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的实质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1]120;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2];翻译的过程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翻译过程=译者的适应（即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译者的选择（对翻译生态环境适应程度的选择与对译本最终行文的选择）”[1]180。如图1所示。
图1 译者“适应/选择”的翻译过程
根据图1显示，翻译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适应选择是决定谁来译，即“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选择（即‘天择’译者）”[1]180;第二个阶段的适应选择则是由被选定的译者决定如何译，即“译者在接受了翻译生态环境（即‘天择’）的前提下、又转过来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最终行文的选择（即‘人择’译文）”[1]180。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本翻译原则可以概括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力求多维度地适应，继而依次做出适应性的选择转换;其翻译方法可以简略地概括为“三维”转换，即在上述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3]。
三、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适应选择
翻译生态环境指影响翻译主体存在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原文翻译生态环境则主要包括原文作者、翻译发起人等。《三体I》英文版的翻译及海外出版项目由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启动，其公司出口综合部总监李赟说：“在《三体》英文版的译者挑选上，对译者的知识面、相关科学了解程度有更高的要求，同时译者还需要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较为全面、深刻的理解。”[4] 刘宇昆出生于兰州，11岁时定居美国，既具备西方的思维方式又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对译者的选择主要还要考察译者能力，包括译者以往的翻译成就、阅历、诚信度、知名度和以往译品的认可度等。
刘宇昆本人也从事小说创作，此前发表多篇科幻类短篇小说，如《手中纸心中爱》获2011年“星云奖”及2012年“雨果奖”两项科幻大奖;他还翻译过国内知名科幻作家陈楸帆、夏笳、马伯庸等人的短篇科幻小说。胡庚申认为译者素养体现在：“译者对跨文化的敏锐度、对翻译主题的熟悉程度、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判断能力、对‘市场’的洞悉程度，以及他/她的背景知识、翻译经验、工作态度等。”[1]246
刘宇昆兼具上述要素的各个方面：作为美籍华裔的跨文化身份及知识背景，他本人的写作和翻译经历以及在美国科幻文学领域所占据的一席之地。这些都决定了在“天择”过程中刘宇昆是《三体I》的译者的不二人选。
四、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宏观性适应选择
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活动中无论是“适应”还是“选择”，都是由译者完成的;适应——是译者的选择性适应，选择——是译者的适应性选择，译者集适应与选择于一身。[1]15译者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自主地、能动地、积极地自我决定、自我选择适应的方式。 首先，译者的翻译选择取决于对译语世界的适应选择。就原文文本类型而言，《三体》作为科幻作品探讨的是人类共同的命运，激发了读者共同的好奇和想象，较易被世界各地读者所接受。更为重要的是，“西方读者在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时除了求同的心理外，另外一种心理是求异。通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他们认为能了解中国人的生活”[5]。因此，西方读者对于具有中国特色、反映中国历史、充满中国文化元素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兴趣，而《三体》恰好符合西方读者的心理需求。
其次，译者的翻译选择还取决于对原语世界的适应选择。长期以来，外国文学作品输入中国多，中国文学作品输出少。汉学家蓝诗玲曾指出中国文学在海外出版的窘境：2009年美国只出版了8本中国小说。然而，2011年王安忆、苏童进入布克国际奖决选名单，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余华的《活着》荣获意大利朱塞佩·阿切尔比文学奖，近几年随着中国作家陆续在国际上获奖，中国文学作品海外出版和获奖数量不断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宇昆选择翻译《三体I》适应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生态环境，是译者对广义的原语生态环境自觉或不自觉的适应选择。
最后，译者的翻译选择还是译者自我表达、自我实现的需求，是译者对自我的适应选择。译者刘宇昆本人曾说“我之前没有翻译过长篇小说，《三体》无疑是个最好的起点”[6]。兼具作者与译者双重身份的刘宇昆，如果说他的第一次翻译只是替朋友帮忙，是不自觉地“跌进”了科幻小说的英译领域，那么翻译《三体I》则是他自觉地“闯入”长篇科幻小说英译领域，是他的自主选择。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及中心，是原文的译介者、译文的操纵者，而好的原文和译文则是译者自我实现、满足自我表达的最佳媒介。
五、译者对译本最终行文的微观性适应选择
在美国Goodreads②网站上，对《三体I》（英译本），读者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让人感觉不到译文痕迹”“最出色的地方在于保留中英文写作风格、句子结构的差异”，还有读者“很喜欢翻译中国文化元素加的注释”。刘宇昆《三体I》英译本的成功是译者对译本行文的微观性适应选择，即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进行多角度、多层面选择转换的结果。
（一）译者在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在词汇、句式、篇章等不同层面的适应性选择，从而实现从原语语言到译语语言的转换。《三体I》译文中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正是将原语语言加以分解，以译语语言加以重构的过程。
1. 词汇层面
《三体I》作为一部科幻小说，其中不乏虚构的内容和名词，例如“恒纪元”“三日凌空”“人列計算机”等;它又是一部反映东、西方文明进程的历史小说，书中典型的历史人物、场景传递了简易的人类科技史。同时作为中文小说作品，书中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文化的烙印。对于不同类型的词汇，作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技巧，以实现语言的适应性选择，见表1示例。
例1：这人长得五大三粗，一脸横肉，穿着件脏兮兮的皮夹克，浑身烟味，说话粗声大嗓，是最令汪淼反感的那类人。[7]1
译文：He was thickset and had a face full of bulging muscles. Wearing a dirty leather jacket， smelling of cigarettes， and speaking in a loud voice， he was exactly the sort of person Wang despised.[8]51
汉语的“四字格”可以分为并列式、主谓式、动宾式、偏正式结构。此例中“五大三粗”“粗声大嗓”属于同义并列结构，译文适应语言的“经济原则”选择省略重复，译为“thickset”“a loud voice”;而“一脸横肉”“浑身烟味”则属于主谓结构，译文适应英语的句子结构特点，分别译为谓语+宾语结构“had a face full of bulging muscles”、非谓语动词短语+宾语结构“smelling of cigarettes”。
2.句式层面
汉语重意合，“句子内部的连接或句子间的连接采用语义手段”[9]。英语重形合，语句各成分的相互结合常用适当的连接词等各种连接手段，以表示结构关系。汉语多用主动句鲜用被动句，而英语中被动句的使用频率则远高于汉语，汉语多用动词属于动态语言，而英语多用名词属于静态语言。鉴于此，译者翻译时需要根据两者语言句式结构的差异进行调整，即适应性选择。
例2：我告诉她，居里夫人根本没有进入，她的成功只是源于勤奋和执着，没有她，那些工作别人也会完成，倒是像吴健雄这样的女人还比她走得远些，但那真的不是女人的世界。[7]52
译文：I told her， Madame Currie was never really accepted as part of that field. Her success was seen as a matter of persistence and hard work， but without her， someone else would have completed her work. As a matter of fact， Wu Chien-Shiung went even further than Madam Currie. But it really isn’t woman’s field. [8]124
原文中由逗号连接的7个小分句，以流水句的叙述方式展开，而在英文中被称为线性语言，以主谓结构为中轴线，因此译文中共用了4个句子，通过连接词but、as a matter of fact实现句与句之间的有效衔接。此外，原文中的“居里夫人根本没有进入，她的成功只是源于勤奋和执着”由主动句改为被动句“was never really accepted”和“was seen as”，以强调一种客观描述。 3.篇章层面
译文在篇章层面的适应性选择突出反映在译者对书中章节的调整上，原作中的36个章节在译作中被调整为35个章节，“宇宙闪烁之一”与“宇宙闪烁之二”被合译为The Universe Flickers（宇宙闪烁）。作者将全书划分为3个部分：“寂静的春天” （Part I The Silent Spring）、“三体”（Part II Three Body）和“人类的落日”（Part III The Sunset for Humanity）。并根据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按照时间逻辑顺序调整了全书章节的编排，将原作中的“第7章疯狂年代”“第8章寂静的春天”“第9章红岸一”调整为译文的第一章内容，再增译“1967年的中国”（China 1967）、“两年后，大兴安岭”（Two years later， the Greater Khingan Mountains）、“四十多年后”（Forty-plus years later），试图通过时间信息给西方读者提供清晰的故事发展脉络。
译者刘宇昆在后记中说道：
The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shaped and was shaped by its readers， giving rise to different emphases and preferences in fiction compared to what American readers expect. In some cases， I tried to adjust the narrative techniques to ones that American readers are more familiar with.[8]432
（笔者译：中国文学传统影响着读者，同时也受到读者的影响，因此其作品的侧重与偏好会与美国读者的预期存在差距。于是，我适当地调整了原作的叙事技巧，使之更符合美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译者所说的这种对于原文叙事技巧的调整恰恰是对译文读者文化习惯的适应性选择。
（二）译者在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
“由于原语文化生态和译语文化生态在性质和内容上往往存在着差异，为了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译者不仅需要注重原语的语言转换，还需要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文化生态，并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即所谓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1]136-137
刘宇昆在《三体I》的英译过程中对原文中的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terms）所做的巧妙处理，体现出译者在文化维度所进行的适应性选择。所谓文化负载词是指“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10]。美国翻译理论家Eugene Nida所划分的生态、物质、社会、宗教和语言5大类文化负载词，在《三体I》中均有所涉及，译者分别采用了音译、音译+意译、音译+注释、直译、直译+注释、意译、意译+注释7种翻译方法，而作者所采用的注释方式又细分为文内注释和脚注两种。见表2示例。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是译者借助现有的跨文化知识经过个人思维判断做出的语言选择，从而实现文本信息跨越文化的交流。郑德虎指出：“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应尽量采取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因为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中国文化特色，也最终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当然，异化的翻译方法会牺牲译文的一些‘可理解性’，对此我们可以采取增加注释的方式进行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可理解性上的损失。”[11]
对比《三体I》原文与译文的脚注，发现原文共有12处脚注，其中9处涉及国外知识背景，译文则共有42处脚注，去除其对原文6处脚注的翻译（球状闪电、阿西莫夫、洛希极限、吴健雄、三体问题的物理原理、庞加莱），其余36处均为译者添加的背景知识，而其中涉及中国文化背景信息的脚注共有30处。译者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对于选择用脚注来增加西方读者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他解释说：
要是我觉得西方读者理解小说的知识储备不够（比如“文革”），我会选择加一个注脚。但我选的方式不可能满足每一位读者的趣味，这也是一种文化差别。根据两种文化的叙事成规，中国读者也许觉得我解释得不够，而西方读者可能觉得我话说得太多了。我自己的基本原则是：我展示的信息正好满足了读者需要理解故事的含量， 但同时，一位好奇的读者可以自己上网探讨更深的细节。无论怎么整理注脚，它还是一个比较侵入性的解释工具。我更倾向于解释少一点，因为我希望能在故事上留下来最小的指纹。[6]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注重翻译的语境效果，这种语境效果实现的好坏依赖于译语文化环境，也依赖于译语读者的知识储备，译者需要适应译语读者对原语文化的了解程度，选择能够提供需要理解原语含义的适度信息。信息过多是对原文的一种侵入，也是对读者的一种轻视;信息过少则无法激发译语读者的已有认知，难以实现等效的语境效果。文化维的“整合适应选择度”要在译文的可读性、可理解性以及原文的文化信息传遞之间实现一种契合。
（三）译者在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1]17，把侧重点放在交际层面，既要传达原语语言所包含的思想内容，传递作者的交际意图，还要充分考虑译语预期读者的接受能力，实现交际目的。
例3：他们有的因不认罪而被活活打死，有的则选择了用自杀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尊严。[7]60
译文： Over a period of forty days， in Beijing alone， more than seventeen hundred victims of struggle sessions were beaten to death. Many others picked an easier path to avoid the madness： Lao She， Wu Han， Jian Bozan， Fu Lei， Zhao Jiuzhang， Yi Qun， Wen Jie， Hai Mo， and other respected intellectuals had all chosen to end their lives. Translator’s Note： These were some of the most famous intellectuals who committed suicid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ao She： writer; Wu Han： historian; Jian Bozan： historian; Fu Lei： translator and critic; Zhao Jiuzhang： meteorologist and geophysicist; Yi Qun： writer; Wen Jie： poet; Hai Mo： screenwriter and novelist. [8]7
译者将文化大革命的背景调整至译文的第1章，将故事的展开置于特定的中国政治历史背景之中。小说的主人公叶文洁正是由于经历过“文革”劫难，才会对人类文明失望，产生对外星文明拯救地球人类的渴望。作者对文革背景的描述，其交际目的在于传递主人公产生极端思想的根源是“文革”。译者通过增添受迫害的人数“more than seventeen hundred”以及受迫害的典型人物，向译文读者传递这一特定的交际意图。
此外，刘宇昆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保证交际的顺畅，突出原文的交际意图，对原文中显示男性中心意识的内容进行了淡化、删减。“译者显然很注重西方语境，考虑到在西方国家盛行的女权主义，对原文中有关女性的描写做了一些改动。”[12]如采用模糊性别差异的方法把“女性”“科学女性”“女作家”“女官员”“女孩子”的性别指代均略去;采用删除或改译的方法把描写女性化特征的词“苗条”“媚眼”“袅袅婷婷”略去或译为无性别指示的词汇。这些改动策略有助于复现作者实际的交际意图，避免由于语言文化差异造成交际意图的误读。
六、结语
胡庚申教授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移植到翻译理论之中，强调翻译活动“适应”“选择”的本质，凸显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
《三体I》的翻译过程阐释了“翻译适应选择论”，表现为：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选择，译者对特定翻译生态环境在宏观领域及微观领域进行的适应性选择。该英文译文能够被西方读者所认可接受，究其原因，正是处于翻译生态中心的译者对原语选取、译语行文、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适应性选择的结果，反映在具体翻译过程中，也就是译者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不断适应、选择的过程，如刘宇昆在《三体I》的翻译后记中所言：
The best translations into English do not， in fact， read as if they were originally written in English. The English words are arranged in such a way that the reader sees a glimpse of another culture’s patterns of thinking， hears an echo of another language’s rhythms and cadences， and feels a tremor of another people’s gestures and movements.[8]433
（笔者译：事实上，最好的英译本并非读起来就像是英语原著一样。好的英译本可以通过运用英语表达，让读者领略另一种文化的思维模式，倾听另一种语言的韵律和节奏，感受另一个民族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所带来的心理震撼。）
参考文献：
[1] 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2] 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1-5.
[3] 胡庚申.例示“适应选择论”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3）：49-52.
[4] 三位美国译者签约翻译中国科幻书《三体》[EB/OL].（2012-11-07）[2018-8-10].http：//news.sohu.com/20121107/n356936466.shtml.
[5] 刘舸，李云.从西方解读偏好看中国科幻作品的海外传播——以刘慈欣《三体》在美国的接受为例[J].中外文学关系，2018（2）：136-149.
[6] 刘宇昆：我是美国唯一的中英科幻翻译[EB/OL].（2014-12-13）[2018-8-10].http：//finance.ifeng.com/a/20141213/13352363_0.shtml.
[7] 刘慈欣.三体[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8] Ken Liu. The Three-Body Problem [M]. New York： Tor Books， 2014.
[9] 方夢之.译学辞典[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10] 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32.
[11] 郑德虎.中国文化走出去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J].上海翻译，2016（4）：53-56.
[12] 张生祥，秦君.阐释学视域下的类型文学英译过程——以《三体》为例[J].当代外语研究，2018（2）：57-63.
责任编辑：曹春华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Adaptive Selection introduces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into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offers guidance and interpretation to the nature， process and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The Three-Body Problem， which has been the most popular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so far， has won worldwide acclaim thanks to Ken Lius translated version. The translator has accepted macro-translatologys "natural selection" and thus makes "anthropic selection" of the source text ecology. Correspondingly， the translator has made adaptive selection of the micro-translatology of the target text on its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ve dimensions in the specific translation process. In this way， the translation may make a better version after the deliberate adaptive selection.
Key words： translational adaptive selection; The Three-Body Problem; translational ecology
关键词：翻译适应选择论;《三体I》;翻译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9）03-0082-06
一、引言
《三体》又名《地球往事》，是由中国作家刘慈欣写成的系列科幻小说，也是中国迄今为止最为畅销的科幻小说。该系列的第一部《三体I》借由科学家汪淼的现实经历和网游体验，讲述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历经劫难的主人公叶文洁因其对现实人类文明的绝望，在参与军方探寻外星文明的绝密计划“红岸工程”时，向宇宙发出信号并希望可以借由外星文明拯救地球人类。在得到三体文明的回应后，叶文洁成为了地球三体组织的统帅，通过网络游戏“三体”引导参与者体验人类文明的变迁，聚集志同道合之人迎接三体文明，奈何却在现实中给人类带来一场浩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新发现》杂志主编严峰评论说：“这个人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
《三体I》的英译本The Three-Body Problem 由美国TOR Books出版社出版，在美国发行后迅速成为亚马逊亚洲图书首日销量排行榜的冠军，荣登“2014年度全美百佳图书榜”。2015年《三体I》获得星云奖①、雨果奖②、轨迹奖、坎贝尔奖和普罗米修斯奖提名，并最终荣获具有科幻届“诺奖”之称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这部作品在海外的成功要归功于其译者刘宇昆 （Ken Liu），他的翻译是《三体I》在海外大受欢迎的保障，作者刘慈欣在获奖致辞中也称其翻译“近乎完美”。
这部作品的成功为中国文化的“走出去”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是中国科幻作品由输入转向输出的重要节点，也使得众多学者、译者开始深思：该作品翻译成功的原因何在？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该如何选择原文及译者？译者又该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究竟什么样的译文更容易为广大外国读者接受？本文从翻译的适应选择论视角出发，探讨在《三体I》英译过程中原文、译文、译者三者之间的适应性选择，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适应选择，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宏观性适应选择以及译者在具体翻译过程中所做出的微观性適应选择。
二、翻译适应选择论
胡庚申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将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移植到翻译领域，从生态环境入手，以进化论的“适应/选择”学说为指导阐释翻译的实质与过程。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的实质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1]120;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2];翻译的过程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翻译过程=译者的适应（即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译者的选择（对翻译生态环境适应程度的选择与对译本最终行文的选择）”[1]180。如图1所示。
图1 译者“适应/选择”的翻译过程
根据图1显示，翻译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适应选择是决定谁来译，即“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选择（即‘天择’译者）”[1]180;第二个阶段的适应选择则是由被选定的译者决定如何译，即“译者在接受了翻译生态环境（即‘天择’）的前提下、又转过来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最终行文的选择（即‘人择’译文）”[1]180。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本翻译原则可以概括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力求多维度地适应，继而依次做出适应性的选择转换;其翻译方法可以简略地概括为“三维”转换，即在上述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3]。
三、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适应选择
翻译生态环境指影响翻译主体存在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原文翻译生态环境则主要包括原文作者、翻译发起人等。《三体I》英文版的翻译及海外出版项目由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启动，其公司出口综合部总监李赟说：“在《三体》英文版的译者挑选上，对译者的知识面、相关科学了解程度有更高的要求，同时译者还需要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较为全面、深刻的理解。”[4] 刘宇昆出生于兰州，11岁时定居美国，既具备西方的思维方式又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对译者的选择主要还要考察译者能力，包括译者以往的翻译成就、阅历、诚信度、知名度和以往译品的认可度等。
刘宇昆本人也从事小说创作，此前发表多篇科幻类短篇小说，如《手中纸心中爱》获2011年“星云奖”及2012年“雨果奖”两项科幻大奖;他还翻译过国内知名科幻作家陈楸帆、夏笳、马伯庸等人的短篇科幻小说。胡庚申认为译者素养体现在：“译者对跨文化的敏锐度、对翻译主题的熟悉程度、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判断能力、对‘市场’的洞悉程度，以及他/她的背景知识、翻译经验、工作态度等。”[1]246
刘宇昆兼具上述要素的各个方面：作为美籍华裔的跨文化身份及知识背景，他本人的写作和翻译经历以及在美国科幻文学领域所占据的一席之地。这些都决定了在“天择”过程中刘宇昆是《三体I》的译者的不二人选。
四、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宏观性适应选择
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活动中无论是“适应”还是“选择”，都是由译者完成的;适应——是译者的选择性适应，选择——是译者的适应性选择，译者集适应与选择于一身。[1]15译者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自主地、能动地、积极地自我决定、自我选择适应的方式。 首先，译者的翻译选择取决于对译语世界的适应选择。就原文文本类型而言，《三体》作为科幻作品探讨的是人类共同的命运，激发了读者共同的好奇和想象，较易被世界各地读者所接受。更为重要的是，“西方读者在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时除了求同的心理外，另外一种心理是求异。通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他们认为能了解中国人的生活”[5]。因此，西方读者对于具有中国特色、反映中国历史、充满中国文化元素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兴趣，而《三体》恰好符合西方读者的心理需求。
其次，译者的翻译选择还取决于对原语世界的适应选择。长期以来，外国文学作品输入中国多，中国文学作品输出少。汉学家蓝诗玲曾指出中国文学在海外出版的窘境：2009年美国只出版了8本中国小说。然而，2011年王安忆、苏童进入布克国际奖决选名单，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余华的《活着》荣获意大利朱塞佩·阿切尔比文学奖，近几年随着中国作家陆续在国际上获奖，中国文学作品海外出版和获奖数量不断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宇昆选择翻译《三体I》适应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生态环境，是译者对广义的原语生态环境自觉或不自觉的适应选择。
最后，译者的翻译选择还是译者自我表达、自我实现的需求，是译者对自我的适应选择。译者刘宇昆本人曾说“我之前没有翻译过长篇小说，《三体》无疑是个最好的起点”[6]。兼具作者与译者双重身份的刘宇昆，如果说他的第一次翻译只是替朋友帮忙，是不自觉地“跌进”了科幻小说的英译领域，那么翻译《三体I》则是他自觉地“闯入”长篇科幻小说英译领域，是他的自主选择。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及中心，是原文的译介者、译文的操纵者，而好的原文和译文则是译者自我实现、满足自我表达的最佳媒介。
五、译者对译本最终行文的微观性适应选择
在美国Goodreads②网站上，对《三体I》（英译本），读者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让人感觉不到译文痕迹”“最出色的地方在于保留中英文写作风格、句子结构的差异”，还有读者“很喜欢翻译中国文化元素加的注释”。刘宇昆《三体I》英译本的成功是译者对译本行文的微观性适应选择，即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进行多角度、多层面选择转换的结果。
（一）译者在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在词汇、句式、篇章等不同层面的适应性选择，从而实现从原语语言到译语语言的转换。《三体I》译文中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正是将原语语言加以分解，以译语语言加以重构的过程。
1. 词汇层面
《三体I》作为一部科幻小说，其中不乏虚构的内容和名词，例如“恒纪元”“三日凌空”“人列計算机”等;它又是一部反映东、西方文明进程的历史小说，书中典型的历史人物、场景传递了简易的人类科技史。同时作为中文小说作品，书中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文化的烙印。对于不同类型的词汇，作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技巧，以实现语言的适应性选择，见表1示例。
例1：这人长得五大三粗，一脸横肉，穿着件脏兮兮的皮夹克，浑身烟味，说话粗声大嗓，是最令汪淼反感的那类人。[7]1
译文：He was thickset and had a face full of bulging muscles. Wearing a dirty leather jacket， smelling of cigarettes， and speaking in a loud voice， he was exactly the sort of person Wang despised.[8]51
汉语的“四字格”可以分为并列式、主谓式、动宾式、偏正式结构。此例中“五大三粗”“粗声大嗓”属于同义并列结构，译文适应语言的“经济原则”选择省略重复，译为“thickset”“a loud voice”;而“一脸横肉”“浑身烟味”则属于主谓结构，译文适应英语的句子结构特点，分别译为谓语+宾语结构“had a face full of bulging muscles”、非谓语动词短语+宾语结构“smelling of cigarettes”。
2.句式层面
汉语重意合，“句子内部的连接或句子间的连接采用语义手段”[9]。英语重形合，语句各成分的相互结合常用适当的连接词等各种连接手段，以表示结构关系。汉语多用主动句鲜用被动句，而英语中被动句的使用频率则远高于汉语，汉语多用动词属于动态语言，而英语多用名词属于静态语言。鉴于此，译者翻译时需要根据两者语言句式结构的差异进行调整，即适应性选择。
例2：我告诉她，居里夫人根本没有进入，她的成功只是源于勤奋和执着，没有她，那些工作别人也会完成，倒是像吴健雄这样的女人还比她走得远些，但那真的不是女人的世界。[7]52
译文：I told her， Madame Currie was never really accepted as part of that field. Her success was seen as a matter of persistence and hard work， but without her， someone else would have completed her work. As a matter of fact， Wu Chien-Shiung went even further than Madam Currie. But it really isn’t woman’s field. [8]124
原文中由逗号连接的7个小分句，以流水句的叙述方式展开，而在英文中被称为线性语言，以主谓结构为中轴线，因此译文中共用了4个句子，通过连接词but、as a matter of fact实现句与句之间的有效衔接。此外，原文中的“居里夫人根本没有进入，她的成功只是源于勤奋和执着”由主动句改为被动句“was never really accepted”和“was seen as”，以强调一种客观描述。 3.篇章层面
译文在篇章层面的适应性选择突出反映在译者对书中章节的调整上，原作中的36个章节在译作中被调整为35个章节，“宇宙闪烁之一”与“宇宙闪烁之二”被合译为The Universe Flickers（宇宙闪烁）。作者将全书划分为3个部分：“寂静的春天” （Part I The Silent Spring）、“三体”（Part II Three Body）和“人类的落日”（Part III The Sunset for Humanity）。并根据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按照时间逻辑顺序调整了全书章节的编排，将原作中的“第7章疯狂年代”“第8章寂静的春天”“第9章红岸一”调整为译文的第一章内容，再增译“1967年的中国”（China 1967）、“两年后，大兴安岭”（Two years later， the Greater Khingan Mountains）、“四十多年后”（Forty-plus years later），试图通过时间信息给西方读者提供清晰的故事发展脉络。
译者刘宇昆在后记中说道：
The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shaped and was shaped by its readers， giving rise to different emphases and preferences in fiction compared to what American readers expect. In some cases， I tried to adjust the narrative techniques to ones that American readers are more familiar with.[8]432
（笔者译：中国文学传统影响着读者，同时也受到读者的影响，因此其作品的侧重与偏好会与美国读者的预期存在差距。于是，我适当地调整了原作的叙事技巧，使之更符合美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译者所说的这种对于原文叙事技巧的调整恰恰是对译文读者文化习惯的适应性选择。
（二）译者在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
“由于原语文化生态和译语文化生态在性质和内容上往往存在着差异，为了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译者不仅需要注重原语的语言转换，还需要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文化生态，并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即所谓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1]136-137
刘宇昆在《三体I》的英译过程中对原文中的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terms）所做的巧妙处理，体现出译者在文化维度所进行的适应性选择。所谓文化负载词是指“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10]。美国翻译理论家Eugene Nida所划分的生态、物质、社会、宗教和语言5大类文化负载词，在《三体I》中均有所涉及，译者分别采用了音译、音译+意译、音译+注释、直译、直译+注释、意译、意译+注释7种翻译方法，而作者所采用的注释方式又细分为文内注释和脚注两种。见表2示例。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是译者借助现有的跨文化知识经过个人思维判断做出的语言选择，从而实现文本信息跨越文化的交流。郑德虎指出：“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应尽量采取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因为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中国文化特色，也最终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当然，异化的翻译方法会牺牲译文的一些‘可理解性’，对此我们可以采取增加注释的方式进行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可理解性上的损失。”[11]
对比《三体I》原文与译文的脚注，发现原文共有12处脚注，其中9处涉及国外知识背景，译文则共有42处脚注，去除其对原文6处脚注的翻译（球状闪电、阿西莫夫、洛希极限、吴健雄、三体问题的物理原理、庞加莱），其余36处均为译者添加的背景知识，而其中涉及中国文化背景信息的脚注共有30处。译者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对于选择用脚注来增加西方读者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他解释说：
要是我觉得西方读者理解小说的知识储备不够（比如“文革”），我会选择加一个注脚。但我选的方式不可能满足每一位读者的趣味，这也是一种文化差别。根据两种文化的叙事成规，中国读者也许觉得我解释得不够，而西方读者可能觉得我话说得太多了。我自己的基本原则是：我展示的信息正好满足了读者需要理解故事的含量， 但同时，一位好奇的读者可以自己上网探讨更深的细节。无论怎么整理注脚，它还是一个比较侵入性的解释工具。我更倾向于解释少一点，因为我希望能在故事上留下来最小的指纹。[6]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注重翻译的语境效果，这种语境效果实现的好坏依赖于译语文化环境，也依赖于译语读者的知识储备，译者需要适应译语读者对原语文化的了解程度，选择能够提供需要理解原语含义的适度信息。信息过多是对原文的一种侵入，也是对读者的一种轻视;信息过少则无法激发译语读者的已有认知，难以实现等效的语境效果。文化维的“整合适应选择度”要在译文的可读性、可理解性以及原文的文化信息传遞之间实现一种契合。
（三）译者在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1]17，把侧重点放在交际层面，既要传达原语语言所包含的思想内容，传递作者的交际意图，还要充分考虑译语预期读者的接受能力，实现交际目的。
例3：他们有的因不认罪而被活活打死，有的则选择了用自杀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尊严。[7]60
译文： Over a period of forty days， in Beijing alone， more than seventeen hundred victims of struggle sessions were beaten to death. Many others picked an easier path to avoid the madness： Lao She， Wu Han， Jian Bozan， Fu Lei， Zhao Jiuzhang， Yi Qun， Wen Jie， Hai Mo， and other respected intellectuals had all chosen to end their lives. Translator’s Note： These were some of the most famous intellectuals who committed suicid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ao She： writer; Wu Han： historian; Jian Bozan： historian; Fu Lei： translator and critic; Zhao Jiuzhang： meteorologist and geophysicist; Yi Qun： writer; Wen Jie： poet; Hai Mo： screenwriter and novelist. [8]7
译者将文化大革命的背景调整至译文的第1章，将故事的展开置于特定的中国政治历史背景之中。小说的主人公叶文洁正是由于经历过“文革”劫难，才会对人类文明失望，产生对外星文明拯救地球人类的渴望。作者对文革背景的描述，其交际目的在于传递主人公产生极端思想的根源是“文革”。译者通过增添受迫害的人数“more than seventeen hundred”以及受迫害的典型人物，向译文读者传递这一特定的交际意图。
此外，刘宇昆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保证交际的顺畅，突出原文的交际意图，对原文中显示男性中心意识的内容进行了淡化、删减。“译者显然很注重西方语境，考虑到在西方国家盛行的女权主义，对原文中有关女性的描写做了一些改动。”[12]如采用模糊性别差异的方法把“女性”“科学女性”“女作家”“女官员”“女孩子”的性别指代均略去;采用删除或改译的方法把描写女性化特征的词“苗条”“媚眼”“袅袅婷婷”略去或译为无性别指示的词汇。这些改动策略有助于复现作者实际的交际意图，避免由于语言文化差异造成交际意图的误读。
六、结语
胡庚申教授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移植到翻译理论之中，强调翻译活动“适应”“选择”的本质，凸显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
《三体I》的翻译过程阐释了“翻译适应选择论”，表现为：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选择，译者对特定翻译生态环境在宏观领域及微观领域进行的适应性选择。该英文译文能够被西方读者所认可接受，究其原因，正是处于翻译生态中心的译者对原语选取、译语行文、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适应性选择的结果，反映在具体翻译过程中，也就是译者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不断适应、选择的过程，如刘宇昆在《三体I》的翻译后记中所言：
The best translations into English do not， in fact， read as if they were originally written in English. The English words are arranged in such a way that the reader sees a glimpse of another culture’s patterns of thinking， hears an echo of another language’s rhythms and cadences， and feels a tremor of another people’s gestures and movements.[8]433
（笔者译：事实上，最好的英译本并非读起来就像是英语原著一样。好的英译本可以通过运用英语表达，让读者领略另一种文化的思维模式，倾听另一种语言的韵律和节奏，感受另一个民族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所带来的心理震撼。）
参考文献：
[1] 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2] 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1-5.
[3] 胡庚申.例示“适应选择论”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3）：49-52.
[4] 三位美国译者签约翻译中国科幻书《三体》[EB/OL].（2012-11-07）[2018-8-10].http：//news.sohu.com/20121107/n356936466.shtml.
[5] 刘舸，李云.从西方解读偏好看中国科幻作品的海外传播——以刘慈欣《三体》在美国的接受为例[J].中外文学关系，2018（2）：136-149.
[6] 刘宇昆：我是美国唯一的中英科幻翻译[EB/OL].（2014-12-13）[2018-8-10].http：//finance.ifeng.com/a/20141213/13352363_0.shtml.
[7] 刘慈欣.三体[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8] Ken Liu. The Three-Body Problem [M]. New York： Tor Books， 2014.
[9] 方夢之.译学辞典[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10] 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32.
[11] 郑德虎.中国文化走出去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J].上海翻译，2016（4）：53-56.
[12] 张生祥，秦君.阐释学视域下的类型文学英译过程——以《三体》为例[J].当代外语研究，2018（2）：57-63.
责任编辑：曹春华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Adaptive Selection introduces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into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offers guidance and interpretation to the nature， process and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The Three-Body Problem， which has been the most popular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so far， has won worldwide acclaim thanks to Ken Lius translated version. The translator has accepted macro-translatologys "natural selection" and thus makes "anthropic selection" of the source text ecology. Correspondingly， the translator has made adaptive selection of the micro-translatology of the target text on its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ve dimensions in the specific translation process. In this way， the translation may make a better version after the deliberate adaptive selection.
Key words： translational adaptive selection; The Three-Body Problem; translational ec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