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候特别瘦，皮肤之下静脉清晰、骨骼棱棱，总觉得衣服里面有风，走路从未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唯一感觉到的沉重是来自自身的羞怯。和别人说话，从第三句开始脸红，虽然现在好了很多，但脸颊上的红晕还是会突如其来，每当这个时候，我像从前一样感到懊丧，不同的是，我为自己的脸红而感到脸红。我不知道这种莫名其妙的红晕因何而来，又为何而去，只是感觉到脸红的时候皮肤发烫，内心因某种战栗而局促不安。我一直没能分析出这种奇怪的心灵反应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从心灵深处奔突而出如岩浆般灼热的情感，确使当时的我感到烦恼——二十多岁的人了，居然表现得如此幼稚。不过更令人烦恼的还是眼前的生活——爱情没有结果，写作无从表达。我虽然从一开始就知道，写作应该从熟悉的事物开始，可是熟悉的故乡，写起来却相当隔阂，这同样是一桩与脸红一样找不到原委的事，如此熟悉的故乡，为什么却使我觉得如此陌生？
　　写作使我感到陌生，可本土一些作家的作品却使我感到亲切，王建刚、郭从远、亚楠、陈予、马康健，在他们的作品中，故乡还是故乡，可在这个现实的故乡之上，似乎还有一个故乡，这个新的故乡是如何建立的？关乎语言还是关乎技巧？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对故乡的书写可能是必然的，因为无论写什么，总也逃不脱个人的生活经历与体验，不过，写作与故乡之间可能存在一条秘密通道，只有找到这条通道，现实的故乡与文学的故乡才能结合起来……
　　我在高中时候就知道王建刚。他是市委大楼里的名人，活跃、健谈，广交朋友，与机关体制格格不入，市委许多人对他的评价是：恃才放旷，不好管理。我爸爸那时也在市委工作，不过他俩不在同一个部门，我爸有时将王建刚发表在报刊上的诗作带回来，那些以屯垦戍边为题材的西部之诗热烈、丰沛，始终洋溢着兵团精神，像沙枣花一样聚集着情感和芬芳。有一天，爸爸从包里拿出一本书，《一群女人在西部》，说是王建刚送给他的。这是一部中篇纪实文学，写的是1949年由王震率领的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二、六军当中的一群女兵，随军西进后的拓荒故事。我奶奶也是其中一员，她的经历和身体上的顽疾，使我不仅感受到一个时代的伟大磅礴，更感受到人的生存，尤其是身为女性的艰辛和呜咽。她们不应该湮没于历史的尘埃。如作家所说，“她们曾错过种种美好的人生际遇，而文学绝不该错过这群女人”，他为这群女人立碑、塑像。我觉得王建刚身上有一种自觉的使命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群女人在西部》是他的心血之作，后来还被拍成了电视片。但是写作没有深入下去，王建刚1999年去世，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悲伤地想：关注“一群女人”的人从此离开了。
　　到报社工作后认识了亚楠。亚楠那时写散文和散文诗。他的文字清新、飘逸，意境悠远。一些句子尤其令人惊叹：“我看见一朵漫游的云在寻找家园。”“精神的家园早就成为废墟，而还乡的路还很漫长。”“其实，走进草原就是走进一种博大深邃的精神。那些忧伤而苦涩的日子里，无边无际的青草默默地拯救着整个人类。”“家园就是我们第一次出发的地方，回归家园，其实也就是回归自己的内心。”令人惊叹的还有他的形象，衣服紧（他刚开始发胖），头发乱。即使熟悉這个人，也还是觉得不可思议，这样一个不修边幅的人，内心却如此深沉细腻。不过，随着阅历的增长，认识了不少疆内外作家诗人和文学写作者，我发现这几乎是一个有趣的规律：越是外表强悍魁梧，比如那种络腮胡子、看起来像狮子一样强大的男人，下笔越是婉转多情。不久，亚楠担任编辑部主任，将我从校对转为副刊编辑。如此大的“提拔”，我无动于衷，张口直呼亚楠，没叫过一次主任或老师。我并非不在意，与清高也没有一毛钱关系，不过是懵懂无知，不谙世事。后来对待通过亚楠认识的陈予和谦谦君子松龄也是如此，直呼其名。我的不谙世事，不仅表现在这一点上。陈予担任《伊犁河》杂志副主编时，文友们常在一起喝酒，我却不清楚这个人是干啥的，只觉得他好像比较闲。不过，只要陈予开口说话，我就会竖起耳朵，听他缓缓（他语速慢）吐出精彩话语——一个多么智慧、有趣的人呐。
　　这一年春天，一个年青人来伊犁看我。他是我大学时的同学。从学校分别后，我们一直通信，每封信都写得用力，好像不是为了传情达意，而是表现自己的文学才华。见面后反而没有想象中的热情。我想到了一个词：纸上谈兵。就是这样，爱情对我们来说只是纸上谈兵。他看起来还和从前一样，笑容明朗，虽然眼底也沉淀了一丝忧郁，但总体上还是保持着自己，不为外部世界所动（他拥有自己的世界）。所以在生活给我们刚刚提出的问题面前，他想不出半点主意，犹豫、怯弱，像个咬着笔头不会做题的孩子。
　　不过我自己也不高明，拿不出任何建议，在春风扬起的干燥尘土中，两个人沉默无言，如在荒原上迷路一般茫然。州文联旁边有个书店，我常常去那里。书店很小，整个墙壁架子上的书一本本紧挨着，密不透风，颜色纷杂，看久了头晕目眩。但就是这个空间只能容纳两三个顾客的环境，却使我长久驻足，犹如置身美妙花园。有时候我会觉得奇怪，这个书店大部分都是文学类书籍，与那些堆积大量教辅材料的书店完全不同，这么个经营法子，老板是怎么想的？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在这个小书店里，他抚摸着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宽阔的书脊，告诉我他早就读完了，除了深沉舒缓的语言节奏，他更感兴趣的是其中对事物的怀想，产生魅力的是名称，而不是真实的世界。我从未遇到过比他阅读更多的同龄人，爱慕之情由此而生。我突然发现，只有在说到阅读和书籍的时候，他才与众不同，目光灼灼，风姿独立，同时我也发现，除了纸上阅读，生活之书他还没有打开。
　　我在这个书店陆续买过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阿尔贝·加缪、村上春树、叶芝、张爱玲、萧红、冰心、沈从文、柏杨、北岛、舒婷等人的书籍，以及《十日谈》《一千零一夜》《菜根谭》《安徒生童话》等。认识陈予后，他还给我推荐了《两百年的孤独》（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创作的一些访谈、随笔、笔记。当时不知道马尔克斯是谁，对写作也还没有产生理解，因此阅读艰难。不过，世界上美好的事物总是能够超越自身而散发内在的光芒，我感觉到这本书的价值，一直存放在书柜深处。十多年后，当我陆续读完《百年孤独》《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以及去年南海出版社出版的《番石榴飘香》，再拿出来看，觉得尤为珍贵，这本书应该是最早通往“马孔多”小镇及马尔克斯世界的一条小径。 　　我在这个书店认识了郭从远老师。那天，随亚楠去州文联商谈一个文学活动，到了文联门口，亚楠没有上楼，而是直接拐进了旁边的那个书店。一位精瘦的“老头”正低头在柜台里捆扎一摞杂志。亚楠介绍后，才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伊犁河》杂志创始人、主编郭从远。那时候全国公开出版发行的文学刊物不多，不仅伊犁的文学爱好者崇拜《伊犁河》，国内许多作家也都知道新疆的这个刊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伊犁河》杂志上，可以看到许多后来响亮的名字：北岛、顾城、贾平凹、周涛、杨牧、赵光鸣、刘亮程、沈苇……我万分激动，不知所措，內心的景仰如天山白雪，任何触碰都是冒犯，因此连手都没敢伸出来，只觉得脸上阵阵灼热，好像燃起了一小堆篝火。但是敬爱的郭从远老师，仿佛一个赤裸裸的商人，手往身后一指：以后就在这里买书，我给你打折！原来这个书店是杂志社为弥补经费不足而创办的。
　　郭从远老师的人格魅力要在熟悉以后才能逐渐展现。我将自己新写的散文诗拿给他看，他有时提一些意见，有时只是鼓励几句，没有一次说“可以发”。我从他不太明朗的批评中看到自己的不足，有时还能领悟到问题出在哪里。幸运的是，我对发表作品一开始就有一个良好的认识，我希望自己写得好一些，重要的是提高，发表当然也渴望，但功利之心并不强烈。
　　郭老师嗓音嘹亮，从他说话的音量上就可以感觉到这个人精力充沛。在文友聚会的场合，他酒喝得豪爽，不过话说回来，二十年前，哪个喝得不豪爽？我后来也可以喝一些，完全得益于那个时期频繁的聚会以及豪放酒风的孜孜熏陶。喝到兴头上，郭老师不仅文思泉涌、妙语连珠，还端起酒杯高唱《山楂树》《我的太阳》，纵情自在，让人很难相信那样强大的内心积蓄是从那样一副瘦削的身材里爆发出来的。
　　一天，我又拿一组散文诗请他指导。郭老师看完了说，还不错，可以放在下期发。我高兴极了，回到家不禁连读数遍，把自己写的东西倒背如流。不过等到两个月刊登之后，感觉完全不一样了，脸上又开始发热。肤浅、直白，令人羞愧。这时候才知道“作品经得住时间考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过，这是我第一次在《伊犁河》发表作品，还是觉得特别愉快和得意。从这以后，《伊犁河》为我敞开了门。
　　其实，散文诗是在亚楠的影响下开始尝试，当时伊犁很多写作者都在他的影响下写散文诗。我觉得散文诗表达自由，内在韵律容易把握，可是写了几年之后就不愿再写了，我觉得它小、窄，缺乏力度。当然，要过几年后我才能明白，无论小说、诗歌、散文、散文诗，没有容易掌握的体裁，也没有大小之分，说到底，写作只与个人有关，与一个人自身能量有关。
　　这一年沈苇到伊犁采风，送给我刚出版的诗集《在瞬间逗留》，这本诗集不久后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沈苇的语言更加惊人，精彩的诗句不胜枚举，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语言的事情了，而是独特的视角。
　　夏天结束的时候，我和那个人不确定的关系终于确定结束。我常常想：爱没有展开，或许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卡拉韦说的那样：也许我们具有某种共同的缺陷，使我们微妙地难以适应东部的生活……我不确定我和他是否因为所具有的共同缺陷使我们难以适应现实生活，不过我确定，我们未曾在这个事情上做出努力。没有努力，可能是爱不够多而没有形成爱的动力……如果是这样，一切理由都不是理由了。
　　宇宙浩渺，时间漫长无际。我觉得时间本身没有意义，只有当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事情，使时间成为一个人生命的分界线，成为一种刻度的时候，时间才可能产生意义。我想了想，1996年，这一年与成长中的其他年月一样，平常、琐碎，包括这之后的许多年也都是如此，没有什么值得铭记和书写。写作始终令人困惑，“文学与故乡”之间的那条通道仿佛只是一个想象出来而无法证明的存在，即使到现在，我也没能找到一条出路。只是在写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明白，写作注定是一条失败之路，不仅无法抵达，而且充满挫折、苦闷和自我怀疑。可还是要走下去，众声喧哗，它是我认识自身、认识世界的唯一方式，别无其他。那些年，爱情犹如天空中悬浮的云朵，停滞于未知。之所以写到这一年，是因为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回顾自身经历、人生轨迹以及所喜欢的人的类型，我发现，许多事情都可以在那个时候找到命运的端倪和铺垫。
　　（程静，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新疆伊犁。现供职于伊犁某报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伊犁河》（汉文）编委。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在《山花》《散文选刊》等多家刊物发表过散文、诗歌。出版有散文集两部。曾获伊犁文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