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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早期现代中国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私家园林的兴建成了新的潮流，随之而来的则是园林绘画的兴盛，而以园林为背景的文化女性形象日益增多，她们自信、充实，追求自我进步和觉醒，表现出了与传统礼教教化不同的气质。这些文化女性形象多以男性视角描述，表现出了雅俗共赏的审美趣味，并以“才”取胜，展露出了不同以往的闺阁生活内容和主题，历经岁月的洗礼依然焕发着永恒的魅力，对今天的女性进步也有积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女性形象;早期现代中国;园林;绘画
“早期现代中国”作为一个学术用语最早是由西方汉学家柯律格（Craig Clunas）在借鉴西方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后提出的。柯律格认为用这一概念比“江南地区出现早期资本主义萌芽”更确切，在这期间，中国第一次融入发展中的世界经济体系[1]，这也是中国社会面临转折的关键期，他指出明代中晚期的江南地区的物质文化和消费主义与早期现代欧洲有很多相似之处，即城市发展获得了一定的自由空间，经济方式、社会观念、生活消费呈现出了多元化趋势，这与传统中国重农抑商的基本情形有着极大的不同。由此，社会迸发出较高的活力，并带来各个方面的深刻改变和变动，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光怪陆离的生活图卷，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
中国传统女性绘画也就是仕女画古已有之，是最早形成的人物画之一。在已经出土的仕女画中，最早的应数西汉时期的《人物龙凤》图，图中绘有一衣着华贵的女子，头顶有一龙一凤，画面解释有多种，有引魂升天说，还有认为是善与恶的斗争，这都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最早的以女性形象为表达内容的画作。在明代中晚期，仕女画在继唐代的发展高峰之后又一次迎来了发展良机，众多画家涌现，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女性形象，其中在园林题材绘画中也存在大量的文化女性的形象，她们在倡导“女子无才便是德”与“三从四德”的传统背景下谱写了一曲新声变奏曲，留下了不同以往的形象与情怀。
1 文化女性绘画形象在早期现代中国出现的社会根源
中国宋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曾反复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以及“天理”的合理性及永恒性，认为“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2]。天理与人欲是相互矛盾的、不可共存的，因此就要通过压抑人的自然欲望实现道德伦理的升华，这是一种极为严苛的束缚，对闺阁中的女性尤甚，使得贞洁教化走向极端化。此外，为了挽救封建制度的消亡，皇權统治者也加强了专制统治，在文人圈引发了强烈的惶恐与不安，思想与文化的自由性更是无从谈起。
明代中叶以后，物质生产的丰富改变了社会状况，人性也随之解放，逐利、纵欲、僭越等成为新的评价语，而对豪奢生活的享受就成为上至达官士子下至平民百姓的共同追求，体现在日常饮食、服饰、居家、装饰、出行等方方面面，“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簪拟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3]。而明末史学家、文学家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更是毫不掩饰地写道：“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纵情声色、享受生活、追逐世间的欢愉成了当时的时代写照。
随着财富的积累，江南地区出现了很多新贵，他们大多比较富有，但其出身并不高贵，他们强烈渴望社会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可。因此，他们注重对家庭居住环境的改善，以大量私家园林的兴建为主，请文人参与园林的设计和建造;重视文化教育，渴望后世子孙掌握政治话语权;大肆购买文化奢侈品，培养文化品位和格调;向旧有的士绅家庭学习文化修养和规则，继而超越那些在他们看来已经落伍于士绅标准的旧有家庭身份，重新界定士绅身份和地位。
家族教育和文化传承成了那些渴望成为世家大族的有志者努力的方向。以明代苏州的文氏家族为例，作为拥有中国最古老姓氏之一的家族，他们自认为是文天祥的后代，家族文脉和画史地位的确立者文徵明也曾尝试通过科举考试实现家族政治话语权的加强（文徵明之父文林是家族中的第一位进士）。但科举名额的缩减，加之江南地区有志于科举之路的家庭和人数的增多，使得这条上升之路变得极为狭窄和艰难。文徵明曾十试不第，但这并不是一件值得羞耻的事情，也不妨碍文徵明成为时代精英领袖和文化楷模，究其原因也在于他们对于文化教育的重视，即使科举之路走不通，退回来也能成就一番新天地。家族教育不仅针对男子，女子也同样受益，世家大族纷纷将女儿培养成德才兼备的文化女性，仇珠——明代“吴门四家”仇英之女，文俶——文徵明玄孙，都是当时有名的才女兼女画家，在文化史上留有美名。与此同时，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更是赞赏有才气的女子，鼓励女性展露才华。因而，在早期现代中国，以园林为背景的仕女画忽然盛行，文化女性的形象也极为鲜活生动，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2 文化女性绘画形象
江南私家园林渗透着文人的思绪、情感和审美趣味。园林题材绘画的兴起一方面是因为园林主人借请名家为私家园林绘画以彰显家族势力，绘制完成的画作也被当作是一件园林的主人可以拿来向客人们展示以引起众人欣赏和赞叹的作品。例如，文徵明为王献臣所绘的《拙政园图》，而且文徵明多次为园林的主人绘制园林图，同时还为这些景致题诗并亲自书写在画册之中，不得不说这是园林史上的盛事。园林的主人往往会在宾客来访之时，在正式游园之前或之后向他们展示图画，图画通常会描绘最具代表性的景色，画家结合自己所长和理解将这些视觉要素以一种类似于游园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带领观者在画中游赏园林，以期唤起人们身临其境之感。另一方面则是聊慰思乡之苦，如沈周为笃友吴宽所绘的《东庄图》，还有吴思柔托张宏绘制的《止园图》，这些画作的委托人多是在外地担任官职，在异地他乡也只能借助展玩图画慰藉自己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此外，还有一些园林绘画则更加世俗化和贴近生活，即以园林为背景表现人们在园中的生活和活动场景，通常内容有读书、雅集、娱乐休闲等。在这些园林绘画中不时出现的文化女性形象有着别样的风情和特点，将这样一群有才情、有智慧的女性形象直观感性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也能借此或多或少地探知她们的生活面貌。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特殊的组成部分，古代女性的生活状态往往是不能向外人说的，是内敛、隐秘、不张扬的。但随着早期中国经济的繁荣，人们的价值观和消费观有了极大的改变，传统的封建礼俗的束缚逐渐趋向瓦解，社会上也出现了一股迫切冲破理学枷锁、回归自由的风气。而社会也出现对知识型女性的喜爱和欢迎，女性对自身也有所觉醒，开始以有才学、有智慧为目标，园林绘画中文化女性形象的增多，也成为一种风向标。如出自明代不知名画家的《读书仕女图》、仇珠的《桐荫抚琴图》、清代宫廷画家金廷标的《春园题诗图》、佚名画家的《闱中雅会图》《清娱图》就是其中的代表。
《读书仕女图》将一位手捧书卷的女性直接安置在盛夏的园林风景之中，园中繁花锦簇，蝴蝶翩翩，梧桐绿荫浓厚，树上有白雀在鸣唱，而在读书的女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完全不受外界的打扰，似乎能够从读书中得到莫大的满足和快乐。此外，还有石桌椅、假山等物象的组合充分表明这样一位在园中读书的女性是家世良好、饱读诗书的大家闺秀，她在读书的时候更是多了一分灵气和才情，她的形象既自信又饱满，无疑是女性身份认同的一大转变，成为文化女性形象的典范。
《闱中雅会图》则表现了过去专属于男性文人的活动已经向文化女性转移，通过结社雅集，女子的社会活动范围得到了扩展，彼此的切磋也能让闺阁中的女子跨出闺门，视野更为开阔，也使得她们不断追求更高水平的学养。中国文人历来崇尚风雅，他们会不定期以各种名目游山玩水、诗酒唱和、品鉴古董、诗画遣兴，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抒发情怀，不得不说是一件极为让人愉悦的事情。以往，这些活动和女子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随着江南世风的转变，品鉴古董、诗文雅兴也在女性之间流行开来。而这幅《闱中雅会图》就用特殊的力量将文化女性集合到了一起，在清雅的园林中，她们不仅欣赏艺术品，同时彼此交流，进行实物考据，积累历史知识的文化风气，不仅是雅事，也是提升文化品位的好事。
画面的中心有一群衣着讲究的闺秀们围坐在梧桐树下的桌前，桌上摆满了各种文物古董，她们一起欣赏着一幅画作，交流着彼此的看法和意见，而围在闺秀身边的则是忙碌的侍女，她们携带着其他画册、典籍、器物从不同的地方奔过来，画中的几位主角表现得极为满足和快乐。通常能够用来鉴赏的古玩器物多为不凡之物，女子也能够像男性一样，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史学造诣，享受着雅集带来的欢乐，成为佳话。画面的左下角还有假山和桂树，梧桐和桂树在女性画作中出现的次数较多，也是取其富贵美好的寓意。
3 园林题材绘画中的文化女性形象
3.1 文化女性形象表现出雅俗共赏的审美趣味，迎合江南地位社会风气的转变
随着早期现代中国经济的发达，画作也成了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能够自由流通，而市民阶层的兴起和财富的聚集，使得很多人愿意为艺术品买单，沉迷于对物质的感官享受与对美的视觉享受。文人画家也逐渐打破清寂画斋的界限，走向更具烟火气息的生活氛围，他们创作出的很多作品，备受欢迎的仕女画亦是带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文化女性形象流露出雅俗共赏的审美追求，即画家在以高雅和坚持文人笔力的前提下，融入了市民的世俗审美观，实现了通俗易懂的取向，以更好地满足现实对美的向往和追求。
3.2 文化女性形象多为男性视角，当然也不乏女性的阐述角度和方法
中国古代仕女画的作者多为男性，这是古代中国的国情和社会状况所决定的。早期现代中国的江南地区，社会束缚较小，风气活泼，大众趣味逐渐在画中体现，市面上流通的艺术品大多还是出自男性画家之手，他们以男性的视角表现他们所见到的女性及其生活。而文化女性形象作为其中的重要一部分，在男性的表现视角中，这些女性通常是柔弱、生动、细腻、动人的，这似乎已经成为程式化、定型化的基本模式。但这并非是在否认女性画家的存在。仇珠受其父亲仇英教导和影响，也成了当时知名的吴门女画家，与文徵明的玄孙文俶傲立于世，仇珠的《桐荫抚琴图》就塑造了一位在梧桐树下抚琴的文化女性形象，她用笔细腻、落笔不凡，带有女性特有的温婉和细腻，格调清雅隽秀，自带自由洒脱的风范[4]。
3.3 画作中的文化女性形象以“才”取胜，女性生活丰富且多元
绘画中文化女性形象的增多意味着打破了过去“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刻板印象，取而代之的是鼓励女性注重才情、注重内在美的潮流。早期出现的以园林为背景的文化女性形象，展现的更多的是她们“才”的部分，她们即使身居庭院内闱，但是读书习文、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品评古玩样样不少，使得她们的生活不再如过去那么枯燥乏味，甚至因为有了诗文画作的陪伴而有了更多意趣。如《红楼梦》中就曾提及探春邀请姐妹创立诗社，而现实中清初的江南地区形成了由大家闺秀結成的蕉园诗社，她们也同男性一样或在家中组织集会，或选择一同外出游赏，或谈诗论画，或泼墨挥毫，将闺阁生活过得丰富多彩，充实了内心。
4 结语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女性的形象也会随时代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审美追求和艺术特色。通过分析早期现代中国出现的文化女性形象，我们进一步发现这是一群敢于冲破时代的枷锁、积极回应时代的变化、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敢于展露文化女性的独特价值、勇于提升自我学养的女性。她们不再满足于日常闺阁的相夫教子、女红梳妆等活动，而是将读书习文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进而在文化的天地里施展才情，追求理想生活。这对于后世女性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启迪和影响，她们直至今日还散发着魅力，也能在世界文化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现民族文化的内涵与特色。
参考文献：
[1] [英]柯律格.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9.
[2] 沈善洪.中国哲学史概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58.
[3] [明]张翰.松窗梦语（卷七：风俗纪）[M].北京：中华书局，1997：140.
[4] 纪燕.刘若愚跨文化诗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73.
作者简介：纪燕（1982—），女，山东日照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艺术理论。
关键词：女性形象;早期现代中国;园林;绘画
“早期现代中国”作为一个学术用语最早是由西方汉学家柯律格（Craig Clunas）在借鉴西方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后提出的。柯律格认为用这一概念比“江南地区出现早期资本主义萌芽”更确切，在这期间，中国第一次融入发展中的世界经济体系[1]，这也是中国社会面临转折的关键期，他指出明代中晚期的江南地区的物质文化和消费主义与早期现代欧洲有很多相似之处，即城市发展获得了一定的自由空间，经济方式、社会观念、生活消费呈现出了多元化趋势，这与传统中国重农抑商的基本情形有着极大的不同。由此，社会迸发出较高的活力，并带来各个方面的深刻改变和变动，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光怪陆离的生活图卷，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
中国传统女性绘画也就是仕女画古已有之，是最早形成的人物画之一。在已经出土的仕女画中，最早的应数西汉时期的《人物龙凤》图，图中绘有一衣着华贵的女子，头顶有一龙一凤，画面解释有多种，有引魂升天说，还有认为是善与恶的斗争，这都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最早的以女性形象为表达内容的画作。在明代中晚期，仕女画在继唐代的发展高峰之后又一次迎来了发展良机，众多画家涌现，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女性形象，其中在园林题材绘画中也存在大量的文化女性的形象，她们在倡导“女子无才便是德”与“三从四德”的传统背景下谱写了一曲新声变奏曲，留下了不同以往的形象与情怀。
1 文化女性绘画形象在早期现代中国出现的社会根源
中国宋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曾反复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以及“天理”的合理性及永恒性，认为“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2]。天理与人欲是相互矛盾的、不可共存的，因此就要通过压抑人的自然欲望实现道德伦理的升华，这是一种极为严苛的束缚，对闺阁中的女性尤甚，使得贞洁教化走向极端化。此外，为了挽救封建制度的消亡，皇權统治者也加强了专制统治，在文人圈引发了强烈的惶恐与不安，思想与文化的自由性更是无从谈起。
明代中叶以后，物质生产的丰富改变了社会状况，人性也随之解放，逐利、纵欲、僭越等成为新的评价语，而对豪奢生活的享受就成为上至达官士子下至平民百姓的共同追求，体现在日常饮食、服饰、居家、装饰、出行等方方面面，“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簪拟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3]。而明末史学家、文学家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更是毫不掩饰地写道：“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纵情声色、享受生活、追逐世间的欢愉成了当时的时代写照。
随着财富的积累，江南地区出现了很多新贵，他们大多比较富有，但其出身并不高贵，他们强烈渴望社会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可。因此，他们注重对家庭居住环境的改善，以大量私家园林的兴建为主，请文人参与园林的设计和建造;重视文化教育，渴望后世子孙掌握政治话语权;大肆购买文化奢侈品，培养文化品位和格调;向旧有的士绅家庭学习文化修养和规则，继而超越那些在他们看来已经落伍于士绅标准的旧有家庭身份，重新界定士绅身份和地位。
家族教育和文化传承成了那些渴望成为世家大族的有志者努力的方向。以明代苏州的文氏家族为例，作为拥有中国最古老姓氏之一的家族，他们自认为是文天祥的后代，家族文脉和画史地位的确立者文徵明也曾尝试通过科举考试实现家族政治话语权的加强（文徵明之父文林是家族中的第一位进士）。但科举名额的缩减，加之江南地区有志于科举之路的家庭和人数的增多，使得这条上升之路变得极为狭窄和艰难。文徵明曾十试不第，但这并不是一件值得羞耻的事情，也不妨碍文徵明成为时代精英领袖和文化楷模，究其原因也在于他们对于文化教育的重视，即使科举之路走不通，退回来也能成就一番新天地。家族教育不仅针对男子，女子也同样受益，世家大族纷纷将女儿培养成德才兼备的文化女性，仇珠——明代“吴门四家”仇英之女，文俶——文徵明玄孙，都是当时有名的才女兼女画家，在文化史上留有美名。与此同时，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更是赞赏有才气的女子，鼓励女性展露才华。因而，在早期现代中国，以园林为背景的仕女画忽然盛行，文化女性的形象也极为鲜活生动，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2 文化女性绘画形象
江南私家园林渗透着文人的思绪、情感和审美趣味。园林题材绘画的兴起一方面是因为园林主人借请名家为私家园林绘画以彰显家族势力，绘制完成的画作也被当作是一件园林的主人可以拿来向客人们展示以引起众人欣赏和赞叹的作品。例如，文徵明为王献臣所绘的《拙政园图》，而且文徵明多次为园林的主人绘制园林图，同时还为这些景致题诗并亲自书写在画册之中，不得不说这是园林史上的盛事。园林的主人往往会在宾客来访之时，在正式游园之前或之后向他们展示图画，图画通常会描绘最具代表性的景色，画家结合自己所长和理解将这些视觉要素以一种类似于游园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带领观者在画中游赏园林，以期唤起人们身临其境之感。另一方面则是聊慰思乡之苦，如沈周为笃友吴宽所绘的《东庄图》，还有吴思柔托张宏绘制的《止园图》，这些画作的委托人多是在外地担任官职，在异地他乡也只能借助展玩图画慰藉自己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此外，还有一些园林绘画则更加世俗化和贴近生活，即以园林为背景表现人们在园中的生活和活动场景，通常内容有读书、雅集、娱乐休闲等。在这些园林绘画中不时出现的文化女性形象有着别样的风情和特点，将这样一群有才情、有智慧的女性形象直观感性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也能借此或多或少地探知她们的生活面貌。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特殊的组成部分，古代女性的生活状态往往是不能向外人说的，是内敛、隐秘、不张扬的。但随着早期中国经济的繁荣，人们的价值观和消费观有了极大的改变，传统的封建礼俗的束缚逐渐趋向瓦解，社会上也出现了一股迫切冲破理学枷锁、回归自由的风气。而社会也出现对知识型女性的喜爱和欢迎，女性对自身也有所觉醒，开始以有才学、有智慧为目标，园林绘画中文化女性形象的增多，也成为一种风向标。如出自明代不知名画家的《读书仕女图》、仇珠的《桐荫抚琴图》、清代宫廷画家金廷标的《春园题诗图》、佚名画家的《闱中雅会图》《清娱图》就是其中的代表。
《读书仕女图》将一位手捧书卷的女性直接安置在盛夏的园林风景之中，园中繁花锦簇，蝴蝶翩翩，梧桐绿荫浓厚，树上有白雀在鸣唱，而在读书的女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完全不受外界的打扰，似乎能够从读书中得到莫大的满足和快乐。此外，还有石桌椅、假山等物象的组合充分表明这样一位在园中读书的女性是家世良好、饱读诗书的大家闺秀，她在读书的时候更是多了一分灵气和才情，她的形象既自信又饱满，无疑是女性身份认同的一大转变，成为文化女性形象的典范。
《闱中雅会图》则表现了过去专属于男性文人的活动已经向文化女性转移，通过结社雅集，女子的社会活动范围得到了扩展，彼此的切磋也能让闺阁中的女子跨出闺门，视野更为开阔，也使得她们不断追求更高水平的学养。中国文人历来崇尚风雅，他们会不定期以各种名目游山玩水、诗酒唱和、品鉴古董、诗画遣兴，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抒发情怀，不得不说是一件极为让人愉悦的事情。以往，这些活动和女子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随着江南世风的转变，品鉴古董、诗文雅兴也在女性之间流行开来。而这幅《闱中雅会图》就用特殊的力量将文化女性集合到了一起，在清雅的园林中，她们不仅欣赏艺术品，同时彼此交流，进行实物考据，积累历史知识的文化风气，不仅是雅事，也是提升文化品位的好事。
画面的中心有一群衣着讲究的闺秀们围坐在梧桐树下的桌前，桌上摆满了各种文物古董，她们一起欣赏着一幅画作，交流着彼此的看法和意见，而围在闺秀身边的则是忙碌的侍女，她们携带着其他画册、典籍、器物从不同的地方奔过来，画中的几位主角表现得极为满足和快乐。通常能够用来鉴赏的古玩器物多为不凡之物，女子也能够像男性一样，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史学造诣，享受着雅集带来的欢乐，成为佳话。画面的左下角还有假山和桂树，梧桐和桂树在女性画作中出现的次数较多，也是取其富贵美好的寓意。
3 园林题材绘画中的文化女性形象
3.1 文化女性形象表现出雅俗共赏的审美趣味，迎合江南地位社会风气的转变
随着早期现代中国经济的发达，画作也成了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能够自由流通，而市民阶层的兴起和财富的聚集，使得很多人愿意为艺术品买单，沉迷于对物质的感官享受与对美的视觉享受。文人画家也逐渐打破清寂画斋的界限，走向更具烟火气息的生活氛围，他们创作出的很多作品，备受欢迎的仕女画亦是带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文化女性形象流露出雅俗共赏的审美追求，即画家在以高雅和坚持文人笔力的前提下，融入了市民的世俗审美观，实现了通俗易懂的取向，以更好地满足现实对美的向往和追求。
3.2 文化女性形象多为男性视角，当然也不乏女性的阐述角度和方法
中国古代仕女画的作者多为男性，这是古代中国的国情和社会状况所决定的。早期现代中国的江南地区，社会束缚较小，风气活泼，大众趣味逐渐在画中体现，市面上流通的艺术品大多还是出自男性画家之手，他们以男性的视角表现他们所见到的女性及其生活。而文化女性形象作为其中的重要一部分，在男性的表现视角中，这些女性通常是柔弱、生动、细腻、动人的，这似乎已经成为程式化、定型化的基本模式。但这并非是在否认女性画家的存在。仇珠受其父亲仇英教导和影响，也成了当时知名的吴门女画家，与文徵明的玄孙文俶傲立于世，仇珠的《桐荫抚琴图》就塑造了一位在梧桐树下抚琴的文化女性形象，她用笔细腻、落笔不凡，带有女性特有的温婉和细腻，格调清雅隽秀，自带自由洒脱的风范[4]。
3.3 画作中的文化女性形象以“才”取胜，女性生活丰富且多元
绘画中文化女性形象的增多意味着打破了过去“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刻板印象，取而代之的是鼓励女性注重才情、注重内在美的潮流。早期出现的以园林为背景的文化女性形象，展现的更多的是她们“才”的部分，她们即使身居庭院内闱，但是读书习文、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品评古玩样样不少，使得她们的生活不再如过去那么枯燥乏味，甚至因为有了诗文画作的陪伴而有了更多意趣。如《红楼梦》中就曾提及探春邀请姐妹创立诗社，而现实中清初的江南地区形成了由大家闺秀結成的蕉园诗社，她们也同男性一样或在家中组织集会，或选择一同外出游赏，或谈诗论画，或泼墨挥毫，将闺阁生活过得丰富多彩，充实了内心。
4 结语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女性的形象也会随时代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审美追求和艺术特色。通过分析早期现代中国出现的文化女性形象，我们进一步发现这是一群敢于冲破时代的枷锁、积极回应时代的变化、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敢于展露文化女性的独特价值、勇于提升自我学养的女性。她们不再满足于日常闺阁的相夫教子、女红梳妆等活动，而是将读书习文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进而在文化的天地里施展才情，追求理想生活。这对于后世女性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启迪和影响，她们直至今日还散发着魅力，也能在世界文化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现民族文化的内涵与特色。
参考文献：
[1] [英]柯律格.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9.
[2] 沈善洪.中国哲学史概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58.
[3] [明]张翰.松窗梦语（卷七：风俗纪）[M].北京：中华书局，1997：140.
[4] 纪燕.刘若愚跨文化诗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73.
作者简介：纪燕（1982—），女，山东日照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艺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