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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早日取得全国胜利，他毅然留在部队，未能见到父母生前最后一面。这位老党员用实际行动展现了爱党爱国爱民的情怀，也诠释了“生命不息，为党工作不止”的理念。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5月，崔庆民出生于江苏邳县一个贫农家庭，家里靠为地主种地、看粮仓勉强糊口。有一年，恶劣的自然灾害导致大姐被送走做童养媳，全家外出讨饭，靠吃榆树叶和榆树皮，才活了下来。
当时，年幼的崔庆民疑惑：为什么有些人家有那么多土地，不需要劳动也可以衣食无忧、孩子可以上学，而自己的家里却只有少得可怜的土地，父母工作任劳任怨、积劳成疾，有时甚至还需要去逃荒要饭，仍然难以维持生计？后来，共产党在崔庆民的家乡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免费办学，批判地主罪行，崔庆民这才懂得了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原因。他感慨地表示：“地主老财欺压百姓、霸占田地，通过剥削压榨、高利贷盘剥来发家致富。共产党是实实在在为咱老百姓、为穷苦人撑腰作主，让我们有吃有穿有书读。我打心眼里觉得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
1944年冬，读中学的崔庆民认识了闫四维。他回忆：闫四维带给人一种共产党能带领人们克服一切困难、走向胜利的感觉。1945年4月，崔庆民发现了偷走学校公款的同学，反被那位同学诬陷，时任学校中学部辅导员的闫四维经过多方查证，晓以利害，使那位同学承认了错误。通过这件事，崔庆民被共产党人做事认真负责、深入细致、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彻底打动了，心中那颗要加入共产党的种子开始逐渐生根发芽。
1945年，经过党组织考察，闫四维介绍崔庆民加入中國共产党，并经常教育崔庆民：“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员要大公无私、不怕困难，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开粮仓运伤员，军爱民民拥军
1945年日本投降后，原有的邳睢铜灵四县联合中学要迁往睢宁县。经闫四维的介绍，崔庆民前往淮北师范继续学习，次年考入华中建设大学，并担任教导干事。1947年秋，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设立潍坊特别市，并抽调了华中建大的部分干部前去接管，崔庆民被分配到华东野战军，并于1948年初派往农村工作组。
时值春荒，一个村30多户人家，面临断粮的竟达20多户。上级下达了“不许饿死一个人”的指示，崔庆民与同事们研究决定，将旧政权屯在粮库的小麦按人头计算，全部发放给村民。村民们赞不绝口：“共产党来了，既扳倒了活阎王，又发放了救济粮，穷人有盼头了！”贫困户老孙一家五口送来一篮鸡蛋，崔庆民推脱不掉，提出用钱买。他真诚地说：“你们的情我领了，鸡蛋我收下，钱也请你们收下。要是感谢共产党，就请你们今后多多支持乡里的工作吧！”寥寥几句话打动了老孙一家。此后，老孙家的儿子柱子和一批同村青年成了乡里工作的积极分子，经常保护他们回驻地，生动诠释了“军民鱼水情”。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为了配合主力部队追歼黄百韬兵团，22岁的崔庆民被安排带领121位乡担架队队员赶往前线、抢运伤员。欢送动员会上，县委书记慷慨激昂地说：“要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没有我们广大后方人民的支援是不行的。我们要不怕苦、不怕死，圆满完成抢运伤员的任务，绝不做逃兵！”担架队浩浩荡荡、斗志昂扬地出发了。一路上，大家抱定一个信念：解放军是为我们流血的，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把伤员抢运下来。为了争取时间、减少伤员痛苦，担架队员们一边躲避敌机扫射、一边拼死用身躯守护伤员的安全，即使脚上起泡、天气寒冷，也要淌过结冰的烂泥河，避免绕路。他们成为了淮海战役中121名特殊参战者。
舍小家为大家，未能见到父母最后一面
从淮海战役前线回到潍县县委组织部后，已经和家中失去联系四年的崔庆民收到了两封家书，信中写着父亲离世、母亲重病，希望能见他最后一面。崔庆民心急如焚，恨不得马上就回到家。然而此时，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华东局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准备53000名干部决议的指示》，分两期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工作，崔庆民也在其中。
南下队伍到达徐州临城时，正是1949年春节，此地距崔庆民的家乡邳县只有50公里，崔庆民便向组织申请能否请假两三天回家探亲，上级领导认为：如果准了假，待崔庆民归队时，部队已行军至其他地区。崔庆民考虑后，想起曾经立下的“要将一生奉献给革命事业”的志向，毅然决定舍小家为大家，不回家。他在给家中回信里解释：战士们正为了早日解放江南人民拼命流血，自己不能因私事离队，望母亲能够谅解。就这样，崔庆民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
1949年4月，崔庆民作为先遣部队的一员参加了渡江战役，乘船前往荻港镇。船到江中后，炮声、枪声、炸弹爆炸声震耳欲聋。登岸后，面对敌军的飞机轰炸与扫射，渡江部队丝毫没有恐惧，宛如利剑一般对敌人一阵穷追猛打。部队追到青弋江边时却发现，敌人已将江上桥破坏，拦住了前路。经老乡提醒，首长下令：分头泅水抢渡。有的战士在抢渡中牺牲，有的因水势太大被冲走，崔庆民也差点栽入深水中。刚刚踏上岸，崔庆民就看到有三名战友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部队在行经广德后直奔上海，崔庆民也在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参与了接管原上海市江湾区的工作。此时的上海并没有因解放而完全安宁下来，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及潜伏特务仍在威胁群众、抢劫民物，大批工人因工厂关闭陷入了失业状态，银元价格飞涨。崔庆民与同志们一边清剿国民党特务及散兵、打击银元贩子，一边安定人民生活，既要对失业工人进行登记与社会救济，还要发动组织群众恢复生产。清剿散兵期间，崔庆民还险些被地雷炸死。
1949年底，崔庆民的家人打听到了他当时的工作单位，寄来一封信，告知他母亲离世、家中只剩年幼妹妹一人。1950年初，崔庆民终于返乡，才知道因叛徒告密他是共产党员，家破人亡。他愤懑地写下这首诗词：少时从戎去，万里走风尘。南征北战罢，归途失双亲。屋檐生青草，风雨留伤痕。泪落如流霰，哭向父母坟。 回到上海后，崔庆民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此告慰去世的父母、牺牲的同志，以此报答党的领导与恩情。
不忘初心，致力于提升工人文化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崔庆民历任江湾区政府办公室主任、上海行政干部学校班主任、杨浦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浦区街道党委书记、上海市住宅总公司教育处副处长等职务。
“文革”期间，这位老党员曾被斗得死去活来。造反派指责崔庆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包庇右派，让他站高凳、扫厕所、戴高帽子游街，对他拳打脚踢，把他关入牛棚，诬陷他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还质问他为何只有一名入党介绍人，怀疑他是假党员。崔庆民解释说当年党组织尚处于秘密时期，只能单线联系，因此只有一位入党介绍人。但造反派依旧对他反复审查、多次批斗。
尽管曾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崔庆民始终坚定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因为它能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正错误。
1973年1月，崔庆民重新获得工作的机会。长期在街道基层工作的崔庆民访过贫、问过苦，亲眼看到部分上海市民恶劣的居住条件，于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主动要求到上海新建的住宅建设总公司去工作。
住宅建设总公司是新建单位，职工文化水平在市建委系统排倒数第二位。他到任后，拿出老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难精神，只用了几年时间，就改变了状况。他在材料处航运队的文化补课做法非常有效，得到推广。
该队负责建筑材料水上运输任务，共有职工268人，其中正式职工189人，文化补习对象170人，具有人员分散、劳动强度大、工作任务重、文化基础差等特点。
崔庆民调查研究后，制定文化补习方案，为了方便重组船队学习，配备一名在船上工作多年、有大学文凭、责任心较强的同志任队长，还聘请一位义务教师，充分利用散装船队停船等货空隙补课，并创新教学方法。
经过五个月学习，56%学员通过考试，拿到行业合格证，三名学员获得初中文凭。船队改变了散、乱、差局面，组织纪律性增强，同事相处和睦，学习氛围浓。几年后，总公司职工文化技术水平在建委系统中上升到中等位置，得到好评。
1985年离休后，崔庆民坚持学习、写作、宣讲，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服务，关心教育青年，丰富了自己的晩年生活，也发挥余热为社会作了贡献。他还经常用诗词、书画等作品传递对党的伟大事业的歌颂，经常前往中學、小学、居委会、街道讲述自己的战斗故事，弘扬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及奋斗精神。
“要将一生奉献给革命事业”是崔庆民入党时的承诺，也是他真真切切的行动。他一生秉持认真求实作风，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是一名值得尊敬的、爱党爱国爱民的老党员。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生，指导老师张玲）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5月，崔庆民出生于江苏邳县一个贫农家庭，家里靠为地主种地、看粮仓勉强糊口。有一年，恶劣的自然灾害导致大姐被送走做童养媳，全家外出讨饭，靠吃榆树叶和榆树皮，才活了下来。
当时，年幼的崔庆民疑惑：为什么有些人家有那么多土地，不需要劳动也可以衣食无忧、孩子可以上学，而自己的家里却只有少得可怜的土地，父母工作任劳任怨、积劳成疾，有时甚至还需要去逃荒要饭，仍然难以维持生计？后来，共产党在崔庆民的家乡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免费办学，批判地主罪行，崔庆民这才懂得了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原因。他感慨地表示：“地主老财欺压百姓、霸占田地，通过剥削压榨、高利贷盘剥来发家致富。共产党是实实在在为咱老百姓、为穷苦人撑腰作主，让我们有吃有穿有书读。我打心眼里觉得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
1944年冬，读中学的崔庆民认识了闫四维。他回忆：闫四维带给人一种共产党能带领人们克服一切困难、走向胜利的感觉。1945年4月，崔庆民发现了偷走学校公款的同学，反被那位同学诬陷，时任学校中学部辅导员的闫四维经过多方查证，晓以利害，使那位同学承认了错误。通过这件事，崔庆民被共产党人做事认真负责、深入细致、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彻底打动了，心中那颗要加入共产党的种子开始逐渐生根发芽。
1945年，经过党组织考察，闫四维介绍崔庆民加入中國共产党，并经常教育崔庆民：“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员要大公无私、不怕困难，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开粮仓运伤员，军爱民民拥军
1945年日本投降后，原有的邳睢铜灵四县联合中学要迁往睢宁县。经闫四维的介绍，崔庆民前往淮北师范继续学习，次年考入华中建设大学，并担任教导干事。1947年秋，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设立潍坊特别市，并抽调了华中建大的部分干部前去接管，崔庆民被分配到华东野战军，并于1948年初派往农村工作组。
时值春荒，一个村30多户人家，面临断粮的竟达20多户。上级下达了“不许饿死一个人”的指示，崔庆民与同事们研究决定，将旧政权屯在粮库的小麦按人头计算，全部发放给村民。村民们赞不绝口：“共产党来了，既扳倒了活阎王，又发放了救济粮，穷人有盼头了！”贫困户老孙一家五口送来一篮鸡蛋，崔庆民推脱不掉，提出用钱买。他真诚地说：“你们的情我领了，鸡蛋我收下，钱也请你们收下。要是感谢共产党，就请你们今后多多支持乡里的工作吧！”寥寥几句话打动了老孙一家。此后，老孙家的儿子柱子和一批同村青年成了乡里工作的积极分子，经常保护他们回驻地，生动诠释了“军民鱼水情”。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为了配合主力部队追歼黄百韬兵团，22岁的崔庆民被安排带领121位乡担架队队员赶往前线、抢运伤员。欢送动员会上，县委书记慷慨激昂地说：“要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没有我们广大后方人民的支援是不行的。我们要不怕苦、不怕死，圆满完成抢运伤员的任务，绝不做逃兵！”担架队浩浩荡荡、斗志昂扬地出发了。一路上，大家抱定一个信念：解放军是为我们流血的，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把伤员抢运下来。为了争取时间、减少伤员痛苦，担架队员们一边躲避敌机扫射、一边拼死用身躯守护伤员的安全，即使脚上起泡、天气寒冷，也要淌过结冰的烂泥河，避免绕路。他们成为了淮海战役中121名特殊参战者。
舍小家为大家，未能见到父母最后一面
从淮海战役前线回到潍县县委组织部后，已经和家中失去联系四年的崔庆民收到了两封家书，信中写着父亲离世、母亲重病，希望能见他最后一面。崔庆民心急如焚，恨不得马上就回到家。然而此时，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华东局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准备53000名干部决议的指示》，分两期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工作，崔庆民也在其中。
南下队伍到达徐州临城时，正是1949年春节，此地距崔庆民的家乡邳县只有50公里，崔庆民便向组织申请能否请假两三天回家探亲，上级领导认为：如果准了假，待崔庆民归队时，部队已行军至其他地区。崔庆民考虑后，想起曾经立下的“要将一生奉献给革命事业”的志向，毅然决定舍小家为大家，不回家。他在给家中回信里解释：战士们正为了早日解放江南人民拼命流血，自己不能因私事离队，望母亲能够谅解。就这样，崔庆民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
1949年4月，崔庆民作为先遣部队的一员参加了渡江战役，乘船前往荻港镇。船到江中后，炮声、枪声、炸弹爆炸声震耳欲聋。登岸后，面对敌军的飞机轰炸与扫射，渡江部队丝毫没有恐惧，宛如利剑一般对敌人一阵穷追猛打。部队追到青弋江边时却发现，敌人已将江上桥破坏，拦住了前路。经老乡提醒，首长下令：分头泅水抢渡。有的战士在抢渡中牺牲，有的因水势太大被冲走，崔庆民也差点栽入深水中。刚刚踏上岸，崔庆民就看到有三名战友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部队在行经广德后直奔上海，崔庆民也在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参与了接管原上海市江湾区的工作。此时的上海并没有因解放而完全安宁下来，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及潜伏特务仍在威胁群众、抢劫民物，大批工人因工厂关闭陷入了失业状态，银元价格飞涨。崔庆民与同志们一边清剿国民党特务及散兵、打击银元贩子，一边安定人民生活，既要对失业工人进行登记与社会救济，还要发动组织群众恢复生产。清剿散兵期间，崔庆民还险些被地雷炸死。
1949年底，崔庆民的家人打听到了他当时的工作单位，寄来一封信，告知他母亲离世、家中只剩年幼妹妹一人。1950年初，崔庆民终于返乡，才知道因叛徒告密他是共产党员，家破人亡。他愤懑地写下这首诗词：少时从戎去，万里走风尘。南征北战罢，归途失双亲。屋檐生青草，风雨留伤痕。泪落如流霰，哭向父母坟。 回到上海后，崔庆民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此告慰去世的父母、牺牲的同志，以此报答党的领导与恩情。
不忘初心，致力于提升工人文化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崔庆民历任江湾区政府办公室主任、上海行政干部学校班主任、杨浦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浦区街道党委书记、上海市住宅总公司教育处副处长等职务。
“文革”期间，这位老党员曾被斗得死去活来。造反派指责崔庆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包庇右派，让他站高凳、扫厕所、戴高帽子游街，对他拳打脚踢，把他关入牛棚，诬陷他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还质问他为何只有一名入党介绍人，怀疑他是假党员。崔庆民解释说当年党组织尚处于秘密时期，只能单线联系，因此只有一位入党介绍人。但造反派依旧对他反复审查、多次批斗。
尽管曾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崔庆民始终坚定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因为它能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正错误。
1973年1月，崔庆民重新获得工作的机会。长期在街道基层工作的崔庆民访过贫、问过苦，亲眼看到部分上海市民恶劣的居住条件，于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主动要求到上海新建的住宅建设总公司去工作。
住宅建设总公司是新建单位，职工文化水平在市建委系统排倒数第二位。他到任后，拿出老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难精神，只用了几年时间，就改变了状况。他在材料处航运队的文化补课做法非常有效，得到推广。
该队负责建筑材料水上运输任务，共有职工268人，其中正式职工189人，文化补习对象170人，具有人员分散、劳动强度大、工作任务重、文化基础差等特点。
崔庆民调查研究后，制定文化补习方案，为了方便重组船队学习，配备一名在船上工作多年、有大学文凭、责任心较强的同志任队长，还聘请一位义务教师，充分利用散装船队停船等货空隙补课，并创新教学方法。
经过五个月学习，56%学员通过考试，拿到行业合格证，三名学员获得初中文凭。船队改变了散、乱、差局面，组织纪律性增强，同事相处和睦，学习氛围浓。几年后，总公司职工文化技术水平在建委系统中上升到中等位置，得到好评。
1985年离休后，崔庆民坚持学习、写作、宣讲，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服务，关心教育青年，丰富了自己的晩年生活，也发挥余热为社会作了贡献。他还经常用诗词、书画等作品传递对党的伟大事业的歌颂，经常前往中學、小学、居委会、街道讲述自己的战斗故事，弘扬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及奋斗精神。
“要将一生奉献给革命事业”是崔庆民入党时的承诺，也是他真真切切的行动。他一生秉持认真求实作风，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是一名值得尊敬的、爱党爱国爱民的老党员。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生，指导老师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