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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义和团外溢，只是一个内政问题，假如清廷采取一个全国性措施，这种情形也不是不能根治，至少不会像后来那样成为无法收束的全国性动荡。
所谓宣战诏书
义和团之所以闹到这样，特别是能够堂而皇之进入严密防范的京城，显然如果没有来自高层的默许，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清廷自从为光绪帝选择了大阿哥之后，中外交涉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各国公使或许听信那些政治流亡者的分析，以为光绪帝代表中国的未来，而端王载漪则代表守旧，因而各国公使死活不愿与端王打交道，不愿向清廷致贺。这对帝制中国、对清政府来说无疑是颜面扫地。怎样扭转这一尴尬的局面，也委实让端王为难。
恰当此时，袁世凯替换掉的山东巡抚毓贤回京赋闲，他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总要到各位王爷、大臣那里走走门子，寻找重出机会。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毓贤在山东的“地方经验”派上了用场。怎样让外国人屈服，毓贤的办法不过就是有意识释放义和团等民间秘密结社对外国人的仇视情绪，以此让外国人有求于清政府。
各国公使并没有因为京津直隶局势混乱加剧就改变自己对大阿哥的看法，而毓贤却因此出任山西巡抚。山西是外国传教士比较多的省份之一，毓贤被免除山东巡抚时，清廷已答应各国公使，不会重新任用毓贤；即便不得已而重用，也不会将其放到外国人多的省份。清廷的做法违背了先前的承诺，遂使中外间的误会不是减少，而是进一步加深、加大。各国公使不断向清廷施压要求剿灭义和团、大刀会，维护各国利益；清廷主政者尽管没有正面要求各国公使承认中方政治变化，但对各国的要求则不那么积极，京津直隶地区的局势更加恶化。
进入5月，京城内外遥相呼应，义和团运动越闹越大。近畿一带，如清苑、涞水、定兴，尤其是保定府，相继发生焚毁教堂、杀害教民等多起恶性事件。在京城地面，“颇有外来奸民，妄造符咒，引诱愚民，相率练习拳会；并散布谣言，张贴揭帖，辄称拆毁教
堂，除灭洋人，藉端煽动”。在西四牌楼羊市南壁上发现义和团乩语：“一愁长安不安宁，二愁山东一扫平，三愁湖广人马乱，四愁燕人死大半，五愁义和拳太软，六愁洋人闹直隶，七愁江南喊连天，八愁四川起狼烟，九愁有衣无人穿，十愁有饭无人餐，过戌与亥是阳间。”随后不久，类似的揭帖在京城到处张贴，鼓动义和团民焚毁教堂和使馆。在京洋人均有自危之心，各电本国请兵来京，自行保护。
北京局势确实在持续恶化，清廷对此也开始感到了忧虑。5月27日下午，庆亲王应邀与英国公使窦纳乐、俄国公使格尔思会晤，庆亲王表示朝廷知道现在的困难，也已向直隶总督发布最严厉的命令，他劝各国公使相信清政府有能力保护公使馆，不赞成各国军队进入北京。不过，庆亲王也表示，如果各位公使执意这样做，清政府并不完全反对。
基于安全考虑，各国公使决定从大沽口外海面调集一批军队进京，加强使馆、教堂及外国人聚集区的警卫。5月31日，第一列军用专车向北京进发，几天后抵达北京的使馆卫队接近千人。
各国调集军队的目标是为了保护传教士、侨民、教民和外交官，至少此时并没有以清军作为作战对象。但各国军队的调动引起了清政府严重不安，端王载漪、体仁阁大学士及大阿哥的师傅徐桐、军机大臣刚毅和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使何乃莹等主张招抚义和团。6月6日，清廷发布了一个上谕，刻意强调义和团民众练艺保身、守护乡里，值得同情。
清廷的转向让各国公使更加恐慌。6月10日，各国任命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一支人数更多的联军前往北京保护使馆。无奈，京津间的局势完全失控，西摩联军用了17天时间不仅没有抵达北京，反而被义和团围追堵截逃回了天津。
西摩联军无法顺利抵达北京，在各国司令官看来，主要是因为清军驻守的大沽炮台阻断了联军与后方的联系，因此各国司令官6月16日向清军驻守大沽炮台的指挥官罗荣光、直隶总督裕禄各发一份通牒，要求翌日凌晨两点将炮台交给联军。
作为军人，罗荣光当然不会接受联军的要求，他在没有外援的情形下，与几千守军浴血奋战，但终因敌众我寡而丢掉了炮台，付出巨大牺牲。在大沽炮台争夺战打响前，罗荣光曾派员向直隶总督裕禄求救，裕禄表示天津防御已很吃紧，没有办法提供支援。这不能说就是罗荣光失利的原因，但很显然作为直隶总督的裕禄对大沽炮台失守负有相当责任。
其实，联军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联军送给罗荣光、裕禄的同文照会，送达的时间就有差别。送给罗荣光的时间为16日下午，而送给裕禄的则拖到第二天上午10点，尽管照会上的时间仍然写着16日。
当裕禄收到联军送来索要大沽炮台的外交照会时，大沽炮台已到了联军手里，几千守军早已溃败。然而，裕禄不是将这个结果及时报告朝廷，反而将联军的最后通牒紧急报送朝廷，说他接到这份照会，各国水师提督“限至明日早两点钟时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联军，逾期不交，即当以武力占领。
裕禄的报告送到北京的时间为19日下午，此时距大沽炮台失守已两天。尽管过了两天，朝廷对天津的事情一概不
知。慈禧太后、光绪帝虽几天连续召集御前会议，王公大臣虽然对战与和、剿与抚提出很多看法、出了许多主意，但究竟是战是和，列强究竟是像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要帮助清廷剿灭义和团，还是要以清廷为敌、对清军开战，这在之前几次御前会议上并没有结论。现在好了，裕禄的报告来了，列强索要大沽炮台了，这不就是明明白白要与大清为敌、准备开战吗？
其实，慈禧太后、光绪帝以及所有与会者都不知道大沽炮台已不在清军手里，所以他们讨论的前提就是怎样阻止联军、怎样保住大沽炮台。直至6月20日，上谕仍要求裕禄报告与联军交涉最新进展，仍不知大沽炮台已被联军占据。上谕说：“裕禄于二十一日（17日）后并无续报，究竟大沽炮台曾否开战强占？连日洋兵作何情状？现在招募义勇若干？能否节节接应？拳民大势又是如何情形？著即迅速咨明总署转呈，并遵前旨随时驰报一切。” 由于清廷根本不知道天津方面的情形，所以19日下午的会议上，与会者普遍认为，联军索要大沽炮台将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权衡利弊，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坚决拒绝联军这一蛮横要求。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要有不惜破裂的决心和意志，要以不可动摇的强硬态度迫使列强让步，让他们放弃索要大沽炮台的无理要求。下午5时，总理衙门向11国公使及关税处送去12份同文照会，大意是联军索要大沽炮台令人震惊，显然是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既然如此，现在北京城里也是一片混乱，人心浮动，那就请各国公使在24小时内下旗开路，前往天津。这个照会就是后来一直争议的“宣战照会”。其实仔细分辨，这只是一份普通的外交照会，只是表明清政府强硬的外交姿态而已。
历史性灾难
我们今天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照会，但在当年，各国公使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收到这份照会后立即陷入极度恐慌，因为他们既不知道天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这个“最后通牒”究竟意味着什么。
外国人对生命的理解与中国人很不同，各国公使弄不清这份照会的意义，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冒险找清政府中负责任的人弄清真相。11国公使争论了一个晚上不了了之。天亮时，德国公使克林德建议大家一起前往总理衙门，至少要向中方表达24小时的宽限太短了，那么多公使、家属及传教士，根本无法撤退完。然而，公使馆外面的情形或许真的很乱，或许他们被清政府的决绝镇住了，竟然没有一个人响应克林德的建议。
克林德是非常有个性的德国人，别人不去更让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完成这个使命，更何况他与总理衙门本来就有一个约会，所以，克林德带着秘书前往总理衙门。不料刚到东单路口，克林德就被清军一枪毙命。这一天为6月20日，自此之后，公使馆的外国人再也没有人敢出来活动，他们既不愿与清政府交涉，也没有办法与在天津的外国领事联系。公使馆成为一个孤立的堡垒，上千名外国人、教民在里面困守，外面则被清军、义和团层层包围。
义和团包围公使馆，无疑要以外国人为对手，至少是与
追随外国人的“二鬼子”教民为敌。至于清军，很难说是要进攻公使馆，因为正像慈禧太后稍后西行途中所说，假如清军执意进攻公使馆，一声令下，公使馆早就夷为平地了。言下之意，清军并不是与义和团民众“合围”公使馆，而是将义和团与公使馆隔开，保护公使馆的安全。应该承认，这个说法是对的。
清军护卫着公使馆，但清政府对世界的所有发言并不被各国政府所信任，全世界的注意力在北京，但各国政府与公使馆无法取得直接联系。至于在天津的各国领事、各国海军将领，他们虽然对各国公使的处境深感焦虑，但他们普遍高估了义和团的威胁和清军的实力，一定要等各国增援部队来了才肯向北京进发。于是，时间一天天消逝，中外僵局也没有办法打开。直至8月初，八国联军中的七国军队在天津完成集结。4日下午，约两万联军开始向北京出发。仅仅10天后，即8月14日，联军先头部队突破北京防线，进入使馆区，被围困了两个多月的外交官、传教士恢复了自由。
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确实使北京遭受到1860年以来最严重的破坏。联军进入北京不久，应清政府要求，赫德在与各国公使磋商后，于9月1日向清政府提交了一份善后清单，并私下告诫清廷大臣无论如何不能将围攻使臣的事情看得太轻，更不能误看。因为这是各国在国际交往中最看重的一件事情。赫德在这份文件中详细列举事件始末，分析清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认为清政府要想息事宁人，必须承认姑息纵容义和团的错误，必须就义和团围攻公使馆，枪杀公使、教民等事情认错道歉，并给予适当赔偿。
经过漫长的谈判，清政府与列强就惩办肇祸大臣、赔偿、使馆区扩大、使馆卫队、武器禁运、联军驻防、拆除大沽炮台及京津间军事设施等问题达成共识。1901年9月7日签署了“北京议定书”，通常又被称为“辛丑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及其附件，中国向各国支付的赔款总额为4.5亿两白银，清政府为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并承诺为了不再发生这样的灾难，中国将加大改革，尽快与世界接轨。这个条约，一方面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国家尊严跌至谷底，另一方面又是中国重新起步的开始。这一年清政府重新启动的“新政”就蕴含着这个意思；几年后的预备立宪，其实也是“北京议定书”的逻辑发展。
中国因义和团战争蒙受近代以来最大的耻辱，也因这场战争重新起步，踏上走向世界的不归路。（完）
所谓宣战诏书
义和团之所以闹到这样，特别是能够堂而皇之进入严密防范的京城，显然如果没有来自高层的默许，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清廷自从为光绪帝选择了大阿哥之后，中外交涉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各国公使或许听信那些政治流亡者的分析，以为光绪帝代表中国的未来，而端王载漪则代表守旧，因而各国公使死活不愿与端王打交道，不愿向清廷致贺。这对帝制中国、对清政府来说无疑是颜面扫地。怎样扭转这一尴尬的局面，也委实让端王为难。
恰当此时，袁世凯替换掉的山东巡抚毓贤回京赋闲，他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总要到各位王爷、大臣那里走走门子，寻找重出机会。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毓贤在山东的“地方经验”派上了用场。怎样让外国人屈服，毓贤的办法不过就是有意识释放义和团等民间秘密结社对外国人的仇视情绪，以此让外国人有求于清政府。
各国公使并没有因为京津直隶局势混乱加剧就改变自己对大阿哥的看法，而毓贤却因此出任山西巡抚。山西是外国传教士比较多的省份之一，毓贤被免除山东巡抚时，清廷已答应各国公使，不会重新任用毓贤；即便不得已而重用，也不会将其放到外国人多的省份。清廷的做法违背了先前的承诺，遂使中外间的误会不是减少，而是进一步加深、加大。各国公使不断向清廷施压要求剿灭义和团、大刀会，维护各国利益；清廷主政者尽管没有正面要求各国公使承认中方政治变化，但对各国的要求则不那么积极，京津直隶地区的局势更加恶化。
进入5月，京城内外遥相呼应，义和团运动越闹越大。近畿一带，如清苑、涞水、定兴，尤其是保定府，相继发生焚毁教堂、杀害教民等多起恶性事件。在京城地面，“颇有外来奸民，妄造符咒，引诱愚民，相率练习拳会；并散布谣言，张贴揭帖，辄称拆毁教
堂，除灭洋人，藉端煽动”。在西四牌楼羊市南壁上发现义和团乩语：“一愁长安不安宁，二愁山东一扫平，三愁湖广人马乱，四愁燕人死大半，五愁义和拳太软，六愁洋人闹直隶，七愁江南喊连天，八愁四川起狼烟，九愁有衣无人穿，十愁有饭无人餐，过戌与亥是阳间。”随后不久，类似的揭帖在京城到处张贴，鼓动义和团民焚毁教堂和使馆。在京洋人均有自危之心，各电本国请兵来京，自行保护。
北京局势确实在持续恶化，清廷对此也开始感到了忧虑。5月27日下午，庆亲王应邀与英国公使窦纳乐、俄国公使格尔思会晤，庆亲王表示朝廷知道现在的困难，也已向直隶总督发布最严厉的命令，他劝各国公使相信清政府有能力保护公使馆，不赞成各国军队进入北京。不过，庆亲王也表示，如果各位公使执意这样做，清政府并不完全反对。
基于安全考虑，各国公使决定从大沽口外海面调集一批军队进京，加强使馆、教堂及外国人聚集区的警卫。5月31日，第一列军用专车向北京进发，几天后抵达北京的使馆卫队接近千人。
各国调集军队的目标是为了保护传教士、侨民、教民和外交官，至少此时并没有以清军作为作战对象。但各国军队的调动引起了清政府严重不安，端王载漪、体仁阁大学士及大阿哥的师傅徐桐、军机大臣刚毅和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使何乃莹等主张招抚义和团。6月6日，清廷发布了一个上谕，刻意强调义和团民众练艺保身、守护乡里，值得同情。
清廷的转向让各国公使更加恐慌。6月10日，各国任命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一支人数更多的联军前往北京保护使馆。无奈，京津间的局势完全失控，西摩联军用了17天时间不仅没有抵达北京，反而被义和团围追堵截逃回了天津。
西摩联军无法顺利抵达北京，在各国司令官看来，主要是因为清军驻守的大沽炮台阻断了联军与后方的联系，因此各国司令官6月16日向清军驻守大沽炮台的指挥官罗荣光、直隶总督裕禄各发一份通牒，要求翌日凌晨两点将炮台交给联军。
作为军人，罗荣光当然不会接受联军的要求，他在没有外援的情形下，与几千守军浴血奋战，但终因敌众我寡而丢掉了炮台，付出巨大牺牲。在大沽炮台争夺战打响前，罗荣光曾派员向直隶总督裕禄求救，裕禄表示天津防御已很吃紧，没有办法提供支援。这不能说就是罗荣光失利的原因，但很显然作为直隶总督的裕禄对大沽炮台失守负有相当责任。
其实，联军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联军送给罗荣光、裕禄的同文照会，送达的时间就有差别。送给罗荣光的时间为16日下午，而送给裕禄的则拖到第二天上午10点，尽管照会上的时间仍然写着16日。
当裕禄收到联军送来索要大沽炮台的外交照会时，大沽炮台已到了联军手里，几千守军早已溃败。然而，裕禄不是将这个结果及时报告朝廷，反而将联军的最后通牒紧急报送朝廷，说他接到这份照会，各国水师提督“限至明日早两点钟时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联军，逾期不交，即当以武力占领。
裕禄的报告送到北京的时间为19日下午，此时距大沽炮台失守已两天。尽管过了两天，朝廷对天津的事情一概不
知。慈禧太后、光绪帝虽几天连续召集御前会议，王公大臣虽然对战与和、剿与抚提出很多看法、出了许多主意，但究竟是战是和，列强究竟是像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要帮助清廷剿灭义和团，还是要以清廷为敌、对清军开战，这在之前几次御前会议上并没有结论。现在好了，裕禄的报告来了，列强索要大沽炮台了，这不就是明明白白要与大清为敌、准备开战吗？
其实，慈禧太后、光绪帝以及所有与会者都不知道大沽炮台已不在清军手里，所以他们讨论的前提就是怎样阻止联军、怎样保住大沽炮台。直至6月20日，上谕仍要求裕禄报告与联军交涉最新进展，仍不知大沽炮台已被联军占据。上谕说：“裕禄于二十一日（17日）后并无续报，究竟大沽炮台曾否开战强占？连日洋兵作何情状？现在招募义勇若干？能否节节接应？拳民大势又是如何情形？著即迅速咨明总署转呈，并遵前旨随时驰报一切。” 由于清廷根本不知道天津方面的情形，所以19日下午的会议上，与会者普遍认为，联军索要大沽炮台将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权衡利弊，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坚决拒绝联军这一蛮横要求。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要有不惜破裂的决心和意志，要以不可动摇的强硬态度迫使列强让步，让他们放弃索要大沽炮台的无理要求。下午5时，总理衙门向11国公使及关税处送去12份同文照会，大意是联军索要大沽炮台令人震惊，显然是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既然如此，现在北京城里也是一片混乱，人心浮动，那就请各国公使在24小时内下旗开路，前往天津。这个照会就是后来一直争议的“宣战照会”。其实仔细分辨，这只是一份普通的外交照会，只是表明清政府强硬的外交姿态而已。
历史性灾难
我们今天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照会，但在当年，各国公使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收到这份照会后立即陷入极度恐慌，因为他们既不知道天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这个“最后通牒”究竟意味着什么。
外国人对生命的理解与中国人很不同，各国公使弄不清这份照会的意义，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冒险找清政府中负责任的人弄清真相。11国公使争论了一个晚上不了了之。天亮时，德国公使克林德建议大家一起前往总理衙门，至少要向中方表达24小时的宽限太短了，那么多公使、家属及传教士，根本无法撤退完。然而，公使馆外面的情形或许真的很乱，或许他们被清政府的决绝镇住了，竟然没有一个人响应克林德的建议。
克林德是非常有个性的德国人，别人不去更让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完成这个使命，更何况他与总理衙门本来就有一个约会，所以，克林德带着秘书前往总理衙门。不料刚到东单路口，克林德就被清军一枪毙命。这一天为6月20日，自此之后，公使馆的外国人再也没有人敢出来活动，他们既不愿与清政府交涉，也没有办法与在天津的外国领事联系。公使馆成为一个孤立的堡垒，上千名外国人、教民在里面困守，外面则被清军、义和团层层包围。
义和团包围公使馆，无疑要以外国人为对手，至少是与
追随外国人的“二鬼子”教民为敌。至于清军，很难说是要进攻公使馆，因为正像慈禧太后稍后西行途中所说，假如清军执意进攻公使馆，一声令下，公使馆早就夷为平地了。言下之意，清军并不是与义和团民众“合围”公使馆，而是将义和团与公使馆隔开，保护公使馆的安全。应该承认，这个说法是对的。
清军护卫着公使馆，但清政府对世界的所有发言并不被各国政府所信任，全世界的注意力在北京，但各国政府与公使馆无法取得直接联系。至于在天津的各国领事、各国海军将领，他们虽然对各国公使的处境深感焦虑，但他们普遍高估了义和团的威胁和清军的实力，一定要等各国增援部队来了才肯向北京进发。于是，时间一天天消逝，中外僵局也没有办法打开。直至8月初，八国联军中的七国军队在天津完成集结。4日下午，约两万联军开始向北京出发。仅仅10天后，即8月14日，联军先头部队突破北京防线，进入使馆区，被围困了两个多月的外交官、传教士恢复了自由。
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确实使北京遭受到1860年以来最严重的破坏。联军进入北京不久，应清政府要求，赫德在与各国公使磋商后，于9月1日向清政府提交了一份善后清单，并私下告诫清廷大臣无论如何不能将围攻使臣的事情看得太轻，更不能误看。因为这是各国在国际交往中最看重的一件事情。赫德在这份文件中详细列举事件始末，分析清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认为清政府要想息事宁人，必须承认姑息纵容义和团的错误，必须就义和团围攻公使馆，枪杀公使、教民等事情认错道歉，并给予适当赔偿。
经过漫长的谈判，清政府与列强就惩办肇祸大臣、赔偿、使馆区扩大、使馆卫队、武器禁运、联军驻防、拆除大沽炮台及京津间军事设施等问题达成共识。1901年9月7日签署了“北京议定书”，通常又被称为“辛丑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及其附件，中国向各国支付的赔款总额为4.5亿两白银，清政府为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并承诺为了不再发生这样的灾难，中国将加大改革，尽快与世界接轨。这个条约，一方面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国家尊严跌至谷底，另一方面又是中国重新起步的开始。这一年清政府重新启动的“新政”就蕴含着这个意思；几年后的预备立宪，其实也是“北京议定书”的逻辑发展。
中国因义和团战争蒙受近代以来最大的耻辱，也因这场战争重新起步，踏上走向世界的不归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