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lO年3月26日，由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论坛”暨“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吸引了近50位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著名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学者参加。学者们围绕当代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同时还对新成立的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所肩负的任务、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一、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若干问题的探讨
1.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问题
学者们提出了文化发展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北京大学黄栅森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文化发展问题是非常必要而紧迫的。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非常大。而学术界对于文化没有一个很科学、很准确的认识。北京大学谢龙认为，文化研究的目的是在经济全球化中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参与多元文化的比较，促进中国现代文化的创建。
学者们探讨了中国文化发展所面临的积极和消极因素。黄枬森认为，一方面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压力非常巨大，另一方面，九十年代以来兴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影响也非常大，复古论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谢龙认为，热衷于传统不等于保守，更非复古。文化研究的主流毕竟不是贬低传统，牵强地直接定位于现实，而是着力于从中寻觅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路径。北京大学王东认为中国文化发展有制度创新优势和民族文化优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为支撑，把文化创新、哲学创新、教育创新融合起来，焕发出民族精神，是我们的制胜之道。
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侯惠勤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概念，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初步框架，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他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文化研究的启发在于，一是怎样吸收一切有用文化资源为我所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二是文化研究既不能作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的解读，也不能作非意识形态化的纯文化的解读，而要把两者统一起来。
2.中西马的关系
一些学者首先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黄栅森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个基本理论，研究西方文化、中国文化还有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化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北京大学吴树青指出，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不断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国人民大学郝立新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它不是与其他文化并列的多元当中的一元，或者多样当中的一种，它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实践性、思想性和现实性等等，它应该在意识形态方面、在思想文化上起到主导作用。但他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取代中国文化，它是引领但是不能取代，它是部分而不是整体，它应当提供一种先进的文化发展理念。
对于中西马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方克立强调了自己2006年在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两周年时提出的“马魂、中体、西用”论。他将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思想概括为四句话：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综合创新。他解释说，所谓“以马学为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国文化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功能；所谓“西学为用”，就是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以及一切对主体文化有学习借鉴价值的东西为他山之石，为我所用。他认为“马魂、中体、西用”，既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文化建设中的指导思想作用，又突出强调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同时又坚持面向世界，对外开放的方针。
关于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黄栅森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但是现在很少谈传统文化的糟粕，甚至连它的封建性也不谈。中国政法大学的李德顺认为中国文化仍缺乏“科学”、“民主”、“法治”。他还进一步指出传统文化的缺点在于：总将老百姓当作关心、管理教育提升的对象而不当作依靠者、主体。侯惠勤认为，今天的文化研究只讲对话、交融，不讲文化的鉴别和批判。实际上正是在这种文化心态下，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到我们社会领域中，成为一些人行动的准则，起到了西化和分化的作用。
清华大学陈来教授强调了中华文化在当代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他认为，孔子不仅仅是在道德伦理上给中华民族作出了贡献，在相当意义上还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他说：“90年代后期，党中央提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和民族的伟大复兴，我想这两个口号不应该是抽象的。这两个口号内在的包含了对孔子及其学说的肯定，因为孔子是塑造中国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最重要的一个人。我们20世纪走过来的路，今天很多可以反省的都跟我们没有正确地对待孔子有关系。”
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共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有两个老祖宗。他说：“解决中国问题，第一不是靠孔夫子，第二不是靠西方资产阶级，而是靠马克思主义、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马克思不能丢，丢了要亡党亡国。另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的共产党人，除了马列老祖宗之外，还有中国自己的老祖宗——老子、孔子、墨子、孙中山都是老祖宗。”
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熙国教授认为，西方曾有人称中国为“儒教中国”，这个命题的含义需要辨析，否则就有简单化的倾向。我国西南、西北的一些少数民族长期有自己的特殊信仰，简单说儒教化，就不尽符合事实。说是异域文化，那也不对，因为无论是在政治认同，还是社会交往、人情伦理、甚至语言习惯等方面，它与内地民族都有非常多的共同点。所以，我们用中华文化来概括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的文化资源。要研究如何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将中华文化有机地与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外来文化中的有益因素相结合，以形成富有时代特色的中国新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复兴铸造文化之基。
有的学者则强调西学的中介作用。北京大学赵敦华认为西学是马学和国学的中介。国学通过这个中介可以和马学进行沟通，可以丰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反过来马学通过西学为中介也可以丰富发展国学。
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许多学者都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借鉴我国唐代佛教中国化的经验。北京大学汤一介指出，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使外来文化中国化十分重要的经验。这就是在唐朝我国把印度佛教文化中国化了，出现了几个中国化的重要宗教：天台、华严和禅宗。印度佛家在七、八、九世纪已经衰落，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正好在八、九世纪在中国获得了根本性发展，这样的经验需要受到重视。中共中央党校王杰认为，历史上佛教在中国化、世俗化、大众 化过程中，与道教等本土文化的矛盾冲突都很大，但历经几百年。佛教文化在中国最终诞生了第一个思想成果：禅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问题，陈来认为，一个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社会文化内部生根。而且能够和其他文化展开比较好的合作关系，很重要的是要承认或承受中国社会主流的道德伦理。他还举佛教的例子说明“承受”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重要性。他说，佛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它的人生观和儒家也不一样，但今天的佛教，包括台湾的佛教界，讲的都是儒家思想。他说：“一个外来文化，不管你的形而上学，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有什么不同，要在这个社会能够深入到民众之间，跟这个社会产生一种比较和谐的关系就不得不承认、承受至少2500年以来，在中国社会，在中国民众心中已经深深扎根的儒家文明。
还有的学者结合历史材料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则谈了毛泽东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党内的影响，二是社会上的中国化概念的影响。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北京大学郭建宁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二是和中国文化相结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实践诠释，而且包括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上展开，并由此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意义和文化底蕴。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北京大学李士坤教授认为，中西文化争论的一百多年，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一百多年，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结合是其中最精彩、最杰出、最有成就的。
除了以上问题，学者们还就多元文化、普世价值等问题作了探讨。
二、对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成立的必要性、任务的探讨
黄栅森强调了中心成立的必要性。他说：“十七届四中全会特别提到要划清四个界限，其中之一就是要划清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大学成立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并且这个中心在马克思主义学院里面成立，我觉得很有意义。”
学者们还探讨了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面临的任务。黄栅森认为中心要研究科学的文化哲学、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陈来认为，中心虽然依托在马克思主义学院里，但是研究的视野应拓宽，谋求中、西、马不同文化领域的沟通与合作。郭建宁认为，当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都是理论界颇为关注的重大问题，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正是为了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长于品海认为，中心应该研究时代议题和具实践性的议题，而不是泛文化理论的研究议题。北京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程美东教授认为中心成立后将会在学校和董事会的领导下，做一些扎扎实实的事情来推动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首先，办好两个刊物——《北大马克思主义论坛》和《中国文化发展论坛》，这两份刊物都是半年一期，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其次，每年召开一次中国文化发展论坛，并建立《北大马克思主义文库》，出版一系列的相关著作。当然，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新举措、新方案出台。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最终要实现周其凤校长所期望的“经过几年、十几年或几十年的努力，取得突破，形成共识，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一、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若干问题的探讨
1.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问题
学者们提出了文化发展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北京大学黄栅森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文化发展问题是非常必要而紧迫的。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非常大。而学术界对于文化没有一个很科学、很准确的认识。北京大学谢龙认为，文化研究的目的是在经济全球化中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参与多元文化的比较，促进中国现代文化的创建。
学者们探讨了中国文化发展所面临的积极和消极因素。黄枬森认为，一方面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压力非常巨大，另一方面，九十年代以来兴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影响也非常大，复古论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谢龙认为，热衷于传统不等于保守，更非复古。文化研究的主流毕竟不是贬低传统，牵强地直接定位于现实，而是着力于从中寻觅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路径。北京大学王东认为中国文化发展有制度创新优势和民族文化优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为支撑，把文化创新、哲学创新、教育创新融合起来，焕发出民族精神，是我们的制胜之道。
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侯惠勤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概念，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初步框架，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他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文化研究的启发在于，一是怎样吸收一切有用文化资源为我所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二是文化研究既不能作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的解读，也不能作非意识形态化的纯文化的解读，而要把两者统一起来。
2.中西马的关系
一些学者首先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黄栅森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个基本理论，研究西方文化、中国文化还有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化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北京大学吴树青指出，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不断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国人民大学郝立新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它不是与其他文化并列的多元当中的一元，或者多样当中的一种，它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实践性、思想性和现实性等等，它应该在意识形态方面、在思想文化上起到主导作用。但他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取代中国文化，它是引领但是不能取代，它是部分而不是整体，它应当提供一种先进的文化发展理念。
对于中西马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方克立强调了自己2006年在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两周年时提出的“马魂、中体、西用”论。他将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思想概括为四句话：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综合创新。他解释说，所谓“以马学为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国文化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功能；所谓“西学为用”，就是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以及一切对主体文化有学习借鉴价值的东西为他山之石，为我所用。他认为“马魂、中体、西用”，既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文化建设中的指导思想作用，又突出强调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同时又坚持面向世界，对外开放的方针。
关于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黄栅森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但是现在很少谈传统文化的糟粕，甚至连它的封建性也不谈。中国政法大学的李德顺认为中国文化仍缺乏“科学”、“民主”、“法治”。他还进一步指出传统文化的缺点在于：总将老百姓当作关心、管理教育提升的对象而不当作依靠者、主体。侯惠勤认为，今天的文化研究只讲对话、交融，不讲文化的鉴别和批判。实际上正是在这种文化心态下，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到我们社会领域中，成为一些人行动的准则，起到了西化和分化的作用。
清华大学陈来教授强调了中华文化在当代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他认为，孔子不仅仅是在道德伦理上给中华民族作出了贡献，在相当意义上还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他说：“90年代后期，党中央提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和民族的伟大复兴，我想这两个口号不应该是抽象的。这两个口号内在的包含了对孔子及其学说的肯定，因为孔子是塑造中国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最重要的一个人。我们20世纪走过来的路，今天很多可以反省的都跟我们没有正确地对待孔子有关系。”
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共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有两个老祖宗。他说：“解决中国问题，第一不是靠孔夫子，第二不是靠西方资产阶级，而是靠马克思主义、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马克思不能丢，丢了要亡党亡国。另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的共产党人，除了马列老祖宗之外，还有中国自己的老祖宗——老子、孔子、墨子、孙中山都是老祖宗。”
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熙国教授认为，西方曾有人称中国为“儒教中国”，这个命题的含义需要辨析，否则就有简单化的倾向。我国西南、西北的一些少数民族长期有自己的特殊信仰，简单说儒教化，就不尽符合事实。说是异域文化，那也不对，因为无论是在政治认同，还是社会交往、人情伦理、甚至语言习惯等方面，它与内地民族都有非常多的共同点。所以，我们用中华文化来概括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的文化资源。要研究如何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将中华文化有机地与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外来文化中的有益因素相结合，以形成富有时代特色的中国新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复兴铸造文化之基。
有的学者则强调西学的中介作用。北京大学赵敦华认为西学是马学和国学的中介。国学通过这个中介可以和马学进行沟通，可以丰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反过来马学通过西学为中介也可以丰富发展国学。
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许多学者都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借鉴我国唐代佛教中国化的经验。北京大学汤一介指出，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使外来文化中国化十分重要的经验。这就是在唐朝我国把印度佛教文化中国化了，出现了几个中国化的重要宗教：天台、华严和禅宗。印度佛家在七、八、九世纪已经衰落，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正好在八、九世纪在中国获得了根本性发展，这样的经验需要受到重视。中共中央党校王杰认为，历史上佛教在中国化、世俗化、大众 化过程中，与道教等本土文化的矛盾冲突都很大，但历经几百年。佛教文化在中国最终诞生了第一个思想成果：禅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问题，陈来认为，一个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社会文化内部生根。而且能够和其他文化展开比较好的合作关系，很重要的是要承认或承受中国社会主流的道德伦理。他还举佛教的例子说明“承受”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重要性。他说，佛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它的人生观和儒家也不一样，但今天的佛教，包括台湾的佛教界，讲的都是儒家思想。他说：“一个外来文化，不管你的形而上学，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有什么不同，要在这个社会能够深入到民众之间，跟这个社会产生一种比较和谐的关系就不得不承认、承受至少2500年以来，在中国社会，在中国民众心中已经深深扎根的儒家文明。
还有的学者结合历史材料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则谈了毛泽东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党内的影响，二是社会上的中国化概念的影响。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北京大学郭建宁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二是和中国文化相结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实践诠释，而且包括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上展开，并由此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意义和文化底蕴。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北京大学李士坤教授认为，中西文化争论的一百多年，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一百多年，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结合是其中最精彩、最杰出、最有成就的。
除了以上问题，学者们还就多元文化、普世价值等问题作了探讨。
二、对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成立的必要性、任务的探讨
黄栅森强调了中心成立的必要性。他说：“十七届四中全会特别提到要划清四个界限，其中之一就是要划清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大学成立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并且这个中心在马克思主义学院里面成立，我觉得很有意义。”
学者们还探讨了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面临的任务。黄栅森认为中心要研究科学的文化哲学、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陈来认为，中心虽然依托在马克思主义学院里，但是研究的视野应拓宽，谋求中、西、马不同文化领域的沟通与合作。郭建宁认为，当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都是理论界颇为关注的重大问题，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正是为了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长于品海认为，中心应该研究时代议题和具实践性的议题，而不是泛文化理论的研究议题。北京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程美东教授认为中心成立后将会在学校和董事会的领导下，做一些扎扎实实的事情来推动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首先，办好两个刊物——《北大马克思主义论坛》和《中国文化发展论坛》，这两份刊物都是半年一期，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其次，每年召开一次中国文化发展论坛，并建立《北大马克思主义文库》，出版一系列的相关著作。当然，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新举措、新方案出台。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最终要实现周其凤校长所期望的“经过几年、十几年或几十年的努力，取得突破，形成共识，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