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邓稼先1924年6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八个月大就被抱到北京，那时，父亲邓以蛰学成归国，已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还兼任着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四合院里丁香树的清香日日熏染着邓稼先，在他刚满5岁时，父亲便专门请来私塾老先生教他读《左传》《诗经》《尔雅》，等他再大一些时又把一本本外国名著堆在他面前。还在上小学时，邓稼先就读了莫泊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许多世界文学巨匠的作品。如此这般熏陶后，在他经上海、香港，又出境越南再辗转到昆明读中学之前，父亲对他的一番千叮咛万嘱咐，却颇让人意外：“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
　　父亲语调平和、态度坚决。邓稼先不懂，却又懂。
　　几年以后，邓稼先如父亲所愿上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6年夏天，回到阔别六年的北京，他受聘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22岁高高大大的小伙子往讲台上一站，已是自带魔力，他还是北京大学职工联合会主席，校园的角角落落里都能见到他活跃的身影。还有，他居然会演戏！《哈姆雷特》《玩偶之家》《雷雨》《日出》——“讲助会 ”排演的经典剧里都少不了他的角色，可谓风光尽占。尤其是在物理实验课上，邓稼先身体微倾，手心向上微抬、向高高举起的纤手回应“许同学，请提问”时，其情其景，分秒间迷煞台下颗颗少女心。
　　这位“许同学”名鹿希，是江西九江人。她的父亲许德珩是爱国运动的积极组织者，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起草过引领一代风骚的《五四宣言》，彼时刚创建了“九三学社”;她的母亲劳君展也是了得，担任过长沙学联宣传部长，创办了革命刊物《女界钟》，留学法国时曾师从居里夫人攻读放射性物理学。这些，于邓稼先而言都不是什么秘密，因为他姐姐家和许德珩教授家紧邻，他经常去姐姐家蹭饭，与许同学早已是抬头不见低见的“熟人”。
　　他爱她，讲课时频频望向她，总是情不自禁;她也中意他，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满满都是情意。两家父母彼此熟知，也都心生欢喜。才是大一新生的她说：“我还学业未成。”他答：“我等着。”志存高远的他说：“我还想留学深造。”她答：“我等着。”
　　1948年秋天，他登上“哥顿将军号”客货轮离开上海去美国。
　　1950年8月，这位美国普渡大学博士生登上“威尔逊总统号”从洛杉矶归国。
　　“因为你值得，所以，我愿意等。”两人都没说，两人都这么想。
　　分别的日子里，许鹿希把全部精力用在读书上，埋首静心待君归。美国印第安纳州小城拉菲亚得没有昆明滇池那样的好去处，也没有北京颐和园里香山道上的佳人相伴，邓稼先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刻苦用功，仅用了一年零十一个月，便修满了学分并完成了博士论文《氘核的光致蜕变》，戴上了博士帽。谁能计算出，爱情的当量有多少？

二

　　归国不久，邓稼先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工作。在东皇城根，这个热血青年依旧那么拼命，每天都是上班最早、下班最晚的一个，他不是出入图书馆查资料，就是趴在桌子上算啊算，堆积如山的演算纸简直可以当被子盖！他忘情而欢快地投身于工作，居然常常会忘了回家，忘了陪恋人去香山小径散散步，甚至忘记了早点张罗婚事把心爱的姑娘娶进家门！
　　相恋七年后，在邓稼先29周岁那年，在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宿舍楼里，25周岁的许鹿希终于做了天底下最幸福的新娘！同为江西人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做了这位新娘的主婚人。
　　生活多么美好！擅长神经解剖学的许鹿希在北京医学院上班，她每天乘坐的公共汽车相隔40分钟才有一班，乘客稀少，她下车后还要经过一片空旷无人的野地。邓稼先几乎每天都会骑车去接她，或者两人一起漫步在无人的小路上，沉浸于“执子之手”的平常里。生活安宁，好事自然来：1954年，女儿典典出生;1956年，儿子平平落地。她添了母亲的端庄，他却多了大男孩的淘气：他常常勾起岳父的酒瘾，让岳父主动献出收藏的好酒，两人共饮共斟;他每天一回家就要逗孩子玩耍，要女儿重复叫“爸爸”“最好的爸爸”，还到晒台上放“二踢脚”，不吓得鸡飞狗跳、不弄得孩子一脸脏污不罢休;孩子睡了，他又在妻子面前吹嘘自己英文有多好。许鹿希知道他在昆明时就背过牛津字典，便故意搬出生僻的医学名词作“奇兵”。她问：“视网膜怎么说？”他先是一愣，接着是一阵哈哈大笑，乖乖认输。每逢周末，两人会轮流把一双儿女带到两家老人面前，共享天伦之乐。有时候，夫妻俩也会偷闲来到颐和园，相挽相傍着从佛香阁走到七孔桥，到白塔和后海捡回一段恋爱时光。
　　1958年，邓稼先34岁，许鹿希30岁。他突然对她说：“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家里只能全靠你了。”她一脸疑惑地望着丈夫。
　　“我要调动工作了。”他声音很轻地补充了一句。
　　“调到哪里呢？”她问。还好不是什么坏事儿！
　　“这不知道。”
　　“干什么工作？”
　　“不知道。也不能说。”
　　“那么到了新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信箱，行吧？”
　　“大概这些也都不行吧。”
　　许鹿希知道丈夫心里有事儿了，显然丈夫不愿说、不能说。那好，我是你的妻子，我不再追问，我等着，等着你跟我说，稼先。
　　一个孩子两岁、一个孩子四岁;两对老人，其中公婆还都有严重的肺病！將这样一副生活重担全交给一个柔弱女子，谁能体会邓稼先心里有多歉疚？！但没有办法。他必须从此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出国，不能随便和人交往，甚至不能对妻子和父母说自己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

三

　　整整28年，邓稼先瞒着妻子干了什么？ 　　就在北京城外北郊，邓稼先带着一群大学毕业生来到一片高粱地，砍高粱、挑土、平地、修路、抹灰、砌墙，建起了自己住的房子。他很少回家，偶尔回一次也是少言寡语，眼里似乎没有她，也不在这个地球上。她不知道躺在身边的丈夫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在青海金银滩和绵阳大山里，邓稼先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向我国原子弹理论的高峰攀登。终于，他和他的研制团队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实验了原子弹爆炸，又在1967年6月17日成功完成了氢弹爆炸。当蘑菇云升起后，他们一起躺倒在罗布泊的沙土中双脚乱蹬，蹬得鞋子乱飞，疯狂地庆祝胜利！
　　在罗布泊的大漠深处，邓稼先15次“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签下了爆炸试验的责任书。面对危险，多少次，他都霸道地冲在最前面！在1979年的一次核爆试验中，天空没有出现蘑菇云。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指挥部派出一百多名生化兵到事故现场搜寻，依然没有发现核弹的踪迹。邓稼先明知道1克钚就足以毒死100万只鸽子，居然还和二机部副部长一起乘坐吉普车向戈壁深处驶去。快到出事地点，他又朝同行者大声喊：“你们站住！你们进去也没用，没有必要！”不久后，他双手捧着碎弹片——含有放射性钚的危险物。回到吉普车旁，他第一句话便是：“平安无事。”原来，这次失败是因为飞行空投时降落伞没有打开，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
　　许鹿希等来了什么？婆婆公公先后病逝，女儿远在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建设兵团，自己则顶着“走资派”的帽子被下放到天津茶淀农场。二十多年沧桑过后，丈夫仍没跟她说他在干什么。
　　那一次从大漠深处回到北京，邓稼先去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尿里有很强的放射性、白血细胞内染色体呈粉末状、肝脏也受损，必须疗养。回家后，他只告诉妻子尿不正常，又投入到了工作中。一次散会后，他头一次主动要求和妻子到颐和园里走走。和许鹿希漫步在后山的小路上，还没走到最高处，邓稼先便吃不消了。两人在铺满落叶的路边找到一块干净的石头坐下来，许鹿希看着丈夫一年里全部变白的头发，无言地剥了一个橘子给他。邓稼先嘴里含着橘子，眼望着湖光山色，喃喃自语：“多悠闲自在啊，要能一直过这样的生活该多好！”他这么说着，却还是在1984年冬天去了罗布泊，在风雪中指挥了他一生里的最后一次核试验。
　　直到1986年5月12日，邓稼先和他的团队因原子弹的研制成就，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时，住院治疗快一年的他只能断断续续地说话，必须每小时打一针才能止痛。邓稼先的名字终于解禁！他在病床上告诉妻子：“我们造原子弹靠的全是自己，我们从原子弹爆炸到氫弹爆炸在全世界用时最短！”他还得意扬扬地说：“每一次试验成功回到北京，我都会买烤白薯吃。有一年三八妇女节，女同事加餐。我看男同事都吞口水，呼啦啦请了所有男同胞到餐馆饱吃了一顿。”而早在4月2日，邓稼先已经将厚达几十页的《中国核武器未来十年发展规划建议书》核对完最后一个字。当妻子手捧沉甸甸的建议书走出病房时，她听见丈夫一字一顿地说：“这份建议书比你的命更重要！”建议书里，邓稼先作为第一作者署了名。
　　7月29日，邓稼先安然闭目。许鹿希在心里默念着：“稼先，你等着我。我俩到那边还做夫妻。到时，你别再离开我，你要对我无话不说，我一定不再让你打这么多杜冷丁。我要每天看见你，补偿今生我俩28年的聚少离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