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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新旧增长点交替期的中国经济，2014年初再次遇到了增速下滑的挑战。但这并非长期趋势，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速仍有保持在接近8%甚至更高的潜力。如果对此放任自流，将会放大经济调整期的阵痛，加剧产能过剩和金融领域压力。
进入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此轮下滑，应该说在预料之中。事实上，2013年的中国经济，也曾经在年初出现过增速的下滑。
中国经济增速缘何下滑？
对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是什么，学术界是有争论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高速增长的阶段，增长速度的下滑实际上是一个新的探底过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应在7.5%甚至7%以下，因此，当前的下滑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由此带来的一个基本推断就是，中国经济下滑是不可能通过任何政策的、人为的努力加以改变的，顶多只能短期内缓解。
笔者不同意这一观点，最重要原因是中国人均GDP仍然只是美国的20%，种种历史数据表明，在这一赶超阶段，中国经济仍然有接近8%的增长潜力。中国未来即使像拉丁美洲国家一样，而不是像东亚国家那样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即便延续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速也能够保持在8%的水平。
再者，中国目前仍然有改革的基本动力，主要政策制定者在改革问题上的决心非常鲜明坚定，整个社会已经形成改革的共识。因此，中国不会像日本那样，步入一个停滞不前的发展陷阱。
所以，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另有原因的。总体说来，中国经济处于一个新旧增长点的交替时期，新增长点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而旧增长点的动力已经匮乏。具体说来，新增长点在城镇化、在居民消费、在产业升级，而这些红利都必须要经过不懈的体制改革才能够释放；而传统的增长动力，包括出口以及房地产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已经乏力，因此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增长动力的断档期。
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一轮的改革，包括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反腐运动，对短期经济增长具有收缩作用。这与上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的改革完全不同。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本轮经济下滑的一个直接导火索是早前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扩张性政策的影响。这一政策的副作用是导致中国负债率在过去5年之内翻了一番，达到GDP的250%。高杠杆率带来了当前融资成本较高的结果，在很多地区更是出现了新债补旧债所带来的亏损窟窿的怪象。
对经济下滑不宜袖手旁观
面对这一轮经济增速的下滑，是任其发展放任自流呢，还是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予以阻止？很显然，应该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来防止增速过度下滑。
这背后最主要的经济因素是当前中国杠杆率偏高，一旦经济增速过度下滑，必然会导致许多新投资项目难以为继，总体需求萎缩，很多企业利润率下降，产能过剩问题会更加凸显。这就会加剧相关金融领域的压力，放大增速下滑带来的各种困难。而这一调整的痛苦是没有必要被放大的。
对当前经济增速下滑不应该袖手旁观的第二个理由，是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未来还会上升，能够接近8%，因此，现阶段采取一定的扩张性政策来对冲改革所带来的增速下滑是合理的，这种短期政策可以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回升之后逐步加以调整。
抑制增速下行的三大政策方向
那么，面对2014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下滑，政府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呢？以下三大措施应该说比较合理，也最有望付诸实施。
第一，加快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这不仅意味着中央一级要简政放权，各级地方政府也要积极响应。通过简政放权、减少审批，让民间的投资力量更多释放出来。这种简政放权和民间资本的投入，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个别产业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但是必须注意到，这些新进入的民营资本往往比现有的大部分国有企业技术更加先进，用先进的技术去冲击旧的技术，能够加快产能过剩行业的淘汰和技术升级，这也是一个市场经济正常的新陈代谢的过程，不应该以人为限制新投资的方式去阻碍这一正常进程。打破垄断也是调动民间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预计中央政府会有选择地放开一部分部门让民间资本进入。在基础建设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将采取措施，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形成公共项目上政府和民间投资合作的局面。
第二，出台预防性措施，化解局部地区因地方政府举债过高以及房地产市场发展放缓所带来的债务违约和地方财政重组的风险。
中央或地方财政需要拿出一部分资金，建立专门的破产重组基金，更重要的是，事先宣布一套破产重组的基本程序，规定在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的情况下各债权人的优先级孰高孰低。通过这种方式，首先能够防范局部的违约现象蔓延到整体经济和其他金融产品中去，其次可以为未来地方政府和债务市场的参与者提出警示，防止更多的债务问题发生。这是风险防范的体现，可以确定运作的底线。
第三，促投资，保民生。
当前中国需要一大批民生性投资，如生态环境的改善、空气质量的提高、水资源的管理，这部分投资本身是民生性、公共性消费，是保民生的具体举措。可以预计，中央及地方财政将加快这种民生性投资的实施。中央也有可能扩大财政举债的力度，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来促进这类公共项目的投资。中央财政发行的债券在国内乃至国际资本市场上都极其受欢迎。当前中国国债的规模还远远不够，应当适当扩大国债发行。这不仅有利于短期内保民生、稳增长，更重要的是能在国际市场上产生人民币计价的、由中央政府担保的债券，从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金的双向流动，把外资引入到中国的资本市场，为走出去的境内资金创造双向流动的条件。
总之，中国经济在2014年的开局遇到了增长速度下滑的挑战。可以相信，通过各种努力，这种增长速度下滑、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局面在第三季度将会扭转，中国经济在2014年有望走出与2013年类似的先低后高的轨迹。经过这些努力，中国经济在2016年有可能恢复到接近8%的较高增长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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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此轮下滑，应该说在预料之中。事实上，2013年的中国经济，也曾经在年初出现过增速的下滑。
中国经济增速缘何下滑？
对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是什么，学术界是有争论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高速增长的阶段，增长速度的下滑实际上是一个新的探底过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应在7.5%甚至7%以下，因此，当前的下滑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由此带来的一个基本推断就是，中国经济下滑是不可能通过任何政策的、人为的努力加以改变的，顶多只能短期内缓解。
笔者不同意这一观点，最重要原因是中国人均GDP仍然只是美国的20%，种种历史数据表明，在这一赶超阶段，中国经济仍然有接近8%的增长潜力。中国未来即使像拉丁美洲国家一样，而不是像东亚国家那样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即便延续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速也能够保持在8%的水平。
再者，中国目前仍然有改革的基本动力，主要政策制定者在改革问题上的决心非常鲜明坚定，整个社会已经形成改革的共识。因此，中国不会像日本那样，步入一个停滞不前的发展陷阱。
所以，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另有原因的。总体说来，中国经济处于一个新旧增长点的交替时期，新增长点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而旧增长点的动力已经匮乏。具体说来，新增长点在城镇化、在居民消费、在产业升级，而这些红利都必须要经过不懈的体制改革才能够释放；而传统的增长动力，包括出口以及房地产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已经乏力，因此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增长动力的断档期。
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一轮的改革，包括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反腐运动，对短期经济增长具有收缩作用。这与上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的改革完全不同。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本轮经济下滑的一个直接导火索是早前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扩张性政策的影响。这一政策的副作用是导致中国负债率在过去5年之内翻了一番，达到GDP的250%。高杠杆率带来了当前融资成本较高的结果，在很多地区更是出现了新债补旧债所带来的亏损窟窿的怪象。
对经济下滑不宜袖手旁观
面对这一轮经济增速的下滑，是任其发展放任自流呢，还是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予以阻止？很显然，应该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来防止增速过度下滑。
这背后最主要的经济因素是当前中国杠杆率偏高，一旦经济增速过度下滑，必然会导致许多新投资项目难以为继，总体需求萎缩，很多企业利润率下降，产能过剩问题会更加凸显。这就会加剧相关金融领域的压力，放大增速下滑带来的各种困难。而这一调整的痛苦是没有必要被放大的。
对当前经济增速下滑不应该袖手旁观的第二个理由，是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未来还会上升，能够接近8%，因此，现阶段采取一定的扩张性政策来对冲改革所带来的增速下滑是合理的，这种短期政策可以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回升之后逐步加以调整。
抑制增速下行的三大政策方向
那么，面对2014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下滑，政府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呢？以下三大措施应该说比较合理，也最有望付诸实施。
第一，加快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这不仅意味着中央一级要简政放权，各级地方政府也要积极响应。通过简政放权、减少审批，让民间的投资力量更多释放出来。这种简政放权和民间资本的投入，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个别产业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但是必须注意到，这些新进入的民营资本往往比现有的大部分国有企业技术更加先进，用先进的技术去冲击旧的技术，能够加快产能过剩行业的淘汰和技术升级，这也是一个市场经济正常的新陈代谢的过程，不应该以人为限制新投资的方式去阻碍这一正常进程。打破垄断也是调动民间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预计中央政府会有选择地放开一部分部门让民间资本进入。在基础建设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将采取措施，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形成公共项目上政府和民间投资合作的局面。
第二，出台预防性措施，化解局部地区因地方政府举债过高以及房地产市场发展放缓所带来的债务违约和地方财政重组的风险。
中央或地方财政需要拿出一部分资金，建立专门的破产重组基金，更重要的是，事先宣布一套破产重组的基本程序，规定在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的情况下各债权人的优先级孰高孰低。通过这种方式，首先能够防范局部的违约现象蔓延到整体经济和其他金融产品中去，其次可以为未来地方政府和债务市场的参与者提出警示，防止更多的债务问题发生。这是风险防范的体现，可以确定运作的底线。
第三，促投资，保民生。
当前中国需要一大批民生性投资，如生态环境的改善、空气质量的提高、水资源的管理，这部分投资本身是民生性、公共性消费，是保民生的具体举措。可以预计，中央及地方财政将加快这种民生性投资的实施。中央也有可能扩大财政举债的力度，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来促进这类公共项目的投资。中央财政发行的债券在国内乃至国际资本市场上都极其受欢迎。当前中国国债的规模还远远不够，应当适当扩大国债发行。这不仅有利于短期内保民生、稳增长，更重要的是能在国际市场上产生人民币计价的、由中央政府担保的债券，从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金的双向流动，把外资引入到中国的资本市场，为走出去的境内资金创造双向流动的条件。
总之，中国经济在2014年的开局遇到了增长速度下滑的挑战。可以相信，通过各种努力，这种增长速度下滑、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局面在第三季度将会扭转，中国经济在2014年有望走出与2013年类似的先低后高的轨迹。经过这些努力，中国经济在2016年有可能恢复到接近8%的较高增长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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