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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周恩来的“外交路线图”，印度尼西亚的万隆是难以忽略的一个坐标。1955年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开启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新篇章。“没有周恩来，万隆会议便不可能成功。”已故万隆会议秘书长鲁斯兰，生前曾这样告诉记者。
在独立大厦力挽狂澜
万隆是印尼西爪哇省的省会，距离首都雅加达约180公里。那里群山环抱，气候凉爽，有“爪哇巴黎”的美誉。如今的万隆，是印尼第三大城市。1955年4月18日，万隆会议如期召开。
亚非会议秘书长、印尼资深外交家鲁斯兰先生告诉记者，万隆会议召开前夕，在是否邀请中国参加的问题上，曾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讨论。苏加诺总统坚决主张邀请中国，因为“没有中国的参加，亚洲就不完整”。当时，有的国家认为，作为共产党国家，中国的参与可能会让其他伊斯兰国家“望而却步”。“但事实上，亚非各个受到邀请的国家，都表现出积极、热情的态度。”鲁斯兰说，当年，联合国成员国还只有60个，但参加亚非历史盛会的国家就达到了29个，这充分证明，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能够坐到一张会议桌前的。
鲁斯兰先生让秘书拿出一摞当年的老照片，指给记者看。他说，他对万隆会议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演讲。
当年，在周恩来总理抵达万隆后，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收到了一封署名为“觉醒了的暗杀队员”的信件。信中说，台湾特务组织了一个28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在会议期间行刺周总理。在此情况下，當时有报道说，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总理的安全问题面临考验。
作为当时华侨社团中华总会的联络部副主任，现年81岁的印尼华人邱章龙，参与组织了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他表示，万隆侨社特地邀请曾为中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做过贡献的万隆洪门洪义顺公会，来担任保卫工作。在迎接周总理的车队时，他们还安排一些会武术、身强力壮的大汉，分散在成千上万的欢迎人群中。
华侨群众“哭声比雨声大
会议期间，周总理和陈毅元帅住在达曼萨里10号——华侨郭贵盛的别墅。这栋别墅位于市中心一个独立的高坡上，便于警卫，且交通便利。别墅内使用的全都是华侨自愿提供的家具。为了让自己的家具被选用，侨胞们争执不下，最后只好采取折中方案——每家的家具都选用一些。为了保证中国代表团的食品安全，侨团派专人去不同地方采购，送交代表团前，华侨们自己都要先尝一尝。此外，华侨们还组织了160多辆新型轿车供代表团使用，自己则充当司机，分批日夜轮流值班。
在周总理参加亚非会议期间，达曼萨里10号别墅外，总是围着许多华侨群众。他们从早到晚守候在那里，等待与周总理见面。有一天，周总理从会场回来，天上突降暴雨。他见到在别墅外等候的100多人都没打伞，自己也拒绝打伞，冒雨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所有人都激动得哭了起来。哭声比雨声还大啊!”邱章龙老先生说到这一动情处，立时热泪盈眶。他告诉记者，虽然已时隔50多年，但他现在做梦时，还是会时常想起万隆会议，梦见周总理。
世事沧桑，当记者想要寻访达曼萨里10号时，却发现它已经踪迹难觅。然而，周总理在万隆展现的伟大人格魅力和政治智慧，却不会因一事一物的逝去而消失。
彭立昭据人民网《环球人物》管克江文整理
不当将军回老家当农民的开国将军
扛起锄头的甘祖昌将军甘于恢复贫农本色，耕田29年自食其力……
甘祖昌，这位为新中国诞生洒过鲜血的将军，江西莲花县人。一位戎马倥偬30年的老军人，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然而这位新中国的开国将军竟在1957年自请解甲归田，甘愿回到穷乡僻壤的山区老家当农民。很多人感到惊奇……
解甲归田
1952年1月30日那天，甘祖昌到乌鲁木齐郊外的一个军人合作社去落实一笔兴办工业的资金，来回都要经过一座架设在小河上的木桥。返回时，刚行至桥中间，不料，木桥由于敌人破坏而发生断裂，甘祖昌乘坐的汽车一下子从十多米高的桥面栽到了冰面上。汽车重重地摔坏了，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甘祖昌受了重伤……甘祖昌被送进医院抢救，两天后才从昏迷中醒来。
两个多月后，甘祖昌的伤情基本治愈。但由于他的头曾先后两次受过刀伤和枪伤，这次翻车又受到严重撞击，以致留下了很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大脑里还存着难以消散的淤血。出院后，甘祖昌当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但严重的后遗症无时不给他带来巨大的痛苦。组织上多次安排他去疗养，却都遭到了他的拒绝。
一天，他收到老家弟弟的来信，说家乡已结束土改，正由互助组转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他想，当年我在家乡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不就是为了解救千百万穷苦百姓吗?如今穷人翻身了，当家做了主人，但在经济上，腰杆子还没有挺直，农村还很穷，我何不回去跟乡亲们一起干呢?他当即向军区党委递交了回老家当农民的请示报告。被拒后，他写了第二份。到了1957年，他再写第三份报告。恰此，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到新疆军区检查工作。萧华去看他，他抓住机会向萧华请求，请他给军区党委说一说，批准自己回老家去。
萧华说：“这事我知道了，军区党委给我汇报了，他们没有同意的原因，是担心你的身体吃不消，因为给你看过病的苏联专家说过，你的病只能静养，活到60岁还要努力争取。既然这样，他们能同意吗?”甘祖昌急了。他对萧华软磨硬泡，直至萧华点头同意。这年8月，甘祖昌领着全家人，带着3个箱子、3个麻袋的行装踏上了千里归途。
将军捡粪
甘祖昌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沿背村了，一条全新的路摆在将军面前。乡亲们都围了过来，他们又高兴又惊疑。有人问：“回来当农民，不做将军啦?”“这是为啥?你又没犯错误，没受处分，好好的回来做啥?人都想鲤鱼跳龙门，你怎么跳出去了还跳回来呢?”“我舍不得我们沿背村呗!”
“这么个破破烂烂的穷地方，有啥舍不得呀?”“咳，狗不嫌家贫，儿不嫌娘丑，我要和大伙一同来建设一个富裕的社会主义新沿背村!”
乡亲们高兴了，许多人鼓掌了，但也有人将信将疑不理解。
天黑了，孩子们都奇怪地问甘祖昌的爱人龚全珍：“妈，怎么还不开电灯呢?”
龚全珍迷惘地朝屋里望了望，一个电灯泡都没见着，电线也不见一根，朝屋外看，也同样不见有电灯。正在这时，甘祖昌的弟媳妇点亮了一盏煤油灯。灯火如豆，光线不亮。借着暗淡的灯光，龚全珍望见屋里的四壁都被烟火熏得乌黑，楼顶也是一片乌黑，房梁上还吊着几根带钩子的绳子，有些钩子上挂有装了东西的竹篮子。房间里靠墙放着一张古老的木床，四角有竖立的木架支起的床顶。外墙上开有一个长形的小窗子，窗棂子是几根木棍，木棍间还绑着一把生了锈的旧禾镰和一面打破了的小镜子。窗下有一张挨着墙放的小木桌，桌上放着一盏也是废玻璃瓶做的煤 油灯。床的侧面墙边有一个旧木柜，旁边摞着甘祖昌他们从新疆带回的三个箱子。天气很热，看不见的蚊子嗡嗡叫着向人们扑来，几个孩子的身上都被叮出了一个个的包，痒得他们两手不停地挠着，嘴里大声喊着：“蚊子，蚊子，好癢，好痒!”
这时，甘祖昌对三个弟弟说：“把你们三家的人都叫过来，我要开个家庭会。”甘祖昌的三个弟弟依次叫甘森昌、陈岩恩、甘洪昌。住在老家的是甘森昌和甘洪昌，陈岩恩从小就过继给舅舅做儿子，因此跟着舅舅姓了陈。
三位兄弟的家人都来了，连上自家人，有二三十个，一起坐在厅堂上。甘祖昌说：“我既然是回来当农民的，就要像农民一样生活和劳动。眼下农村还很穷很苦，要摆脱贫困首先要靠我们自己。我知道，在我去当红军以后森昌和洪昌跟着父母吃了很多苦，森昌还同父亲被国民党抓去坐了两个月班房，家里的房子也被烧过两次，现在的房子是你们几位兄弟在乡亲们的帮助下重修的。我没怎么帮助你们。以后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吧。今后我和森昌、洪昌我们三家住在一起，岩恩还是回舅舅家去住，有困难来找我，能帮的我会帮。”
几个弟弟和弟媳都表示赞同，但担心甘祖昌一家不习惯，特别是甘祖昌身体不好，和森昌、洪昌两家合在一起吃住不好照顾。可甘祖昌坚持按他说的办，并作了分工，由森昌管家，两个弟媳妇轮流做饭，对他不能有任何特殊照顾，大家吃什么他也吃什么。第二天天一亮，甘祖昌就起床到外面转悠去了，直到快吃早饭时才回来。一进门，他就问弟弟洪昌：“供销社有粪箕卖吗?”
“粪箕?你买粪箕做啥?”
“我刚才到村里转，发现屋场上有很多猪牛粪，还有狗粪，没人捡，这是多好的肥料呀。我要带孩子们去捡。”次日大清早，沿背村的屋场上就出现了一个大人带着五个小孩的捡粪队。大人高挑个头，光头赤脚，严然一副农民样子。五个小孩高矮不一，大的十一二岁，小些的六七岁，四男一女，也都打着赤脚。大人拿着一把小铁铲的粪耙给小孩们做示范，只见他很熟练地将粪耙伸向一坨坨的猪、牛、狗粪，稍稍用力一铲就铲进了粪箕里。他们的举动很快被村里人望见了，谁都瞪着一双惊疑的眼光望着，惊讶地说：“这不是甘将军吗?他怎么捡起粪来了呢?”一些人走上来了，上下打量着大人和小孩的模样，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说：“甘将军，你这样子活像是个农民了。”“将军当农民，一到家就捡粪，真是新鲜事。”……
甘祖昌嘿嘿笑了笑，放下粪箕和粪耙，从腰间汗巾里抽出旱烟管，装上旱烟丝，划根火柴点着抽了两口，吐出一串白烟，面向众人说：“我说了，我是回来种田当农民的。捡粪，是每个农民都要做的事，我去当红军前，在家里种田时就常做，现在回来了，当然也要做。我希望大家都要捡粪，粪多才会粮多。”
艰苦的劳作能磨炼人的意志，造就出顽强不屈的性格。甘祖昌回乡后，感到弦子们能吃苦了，自己的身体也硬朗多了。一天晚饭后，他对全家宣布：明天开始全家齐上阵，开发沿背村西北边的虎形岭……
一天，他来到自己曾在那里躲过敌人搜捕的江山上。山下有一条长年不断流的溪水，溪水蜿蜒流向沿背村，从村中穿行而过，被人们称为沿背河。他站在溪水边仔细观察，觉得这溪水应该利用起来，让它为缺水的农田作灌溉，还可以建电站发电。他很快回到村里，找干部们商量，接着又向公社和县里打招呼，提出要在江山溪水上修筑水库和电站。公社和县里很重视，马上派水利工程人员来勘察设计，并报政府计划部门予以批准。一年后水库修成了，不仅沿背大队的望天田有水了，而且邻近几个大队的一万余亩缺水田也得到了灌溉，变成水田了……
彭立昭据《党史文汇》赖军、柳浪
在独立大厦力挽狂澜
万隆是印尼西爪哇省的省会，距离首都雅加达约180公里。那里群山环抱，气候凉爽，有“爪哇巴黎”的美誉。如今的万隆，是印尼第三大城市。1955年4月18日，万隆会议如期召开。
亚非会议秘书长、印尼资深外交家鲁斯兰先生告诉记者，万隆会议召开前夕，在是否邀请中国参加的问题上，曾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讨论。苏加诺总统坚决主张邀请中国，因为“没有中国的参加，亚洲就不完整”。当时，有的国家认为，作为共产党国家，中国的参与可能会让其他伊斯兰国家“望而却步”。“但事实上，亚非各个受到邀请的国家，都表现出积极、热情的态度。”鲁斯兰说，当年，联合国成员国还只有60个，但参加亚非历史盛会的国家就达到了29个，这充分证明，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能够坐到一张会议桌前的。
鲁斯兰先生让秘书拿出一摞当年的老照片，指给记者看。他说，他对万隆会议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演讲。
当年，在周恩来总理抵达万隆后，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收到了一封署名为“觉醒了的暗杀队员”的信件。信中说，台湾特务组织了一个28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在会议期间行刺周总理。在此情况下，當时有报道说，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总理的安全问题面临考验。
作为当时华侨社团中华总会的联络部副主任，现年81岁的印尼华人邱章龙，参与组织了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他表示，万隆侨社特地邀请曾为中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做过贡献的万隆洪门洪义顺公会，来担任保卫工作。在迎接周总理的车队时，他们还安排一些会武术、身强力壮的大汉，分散在成千上万的欢迎人群中。
华侨群众“哭声比雨声大
会议期间，周总理和陈毅元帅住在达曼萨里10号——华侨郭贵盛的别墅。这栋别墅位于市中心一个独立的高坡上，便于警卫，且交通便利。别墅内使用的全都是华侨自愿提供的家具。为了让自己的家具被选用，侨胞们争执不下，最后只好采取折中方案——每家的家具都选用一些。为了保证中国代表团的食品安全，侨团派专人去不同地方采购，送交代表团前，华侨们自己都要先尝一尝。此外，华侨们还组织了160多辆新型轿车供代表团使用，自己则充当司机，分批日夜轮流值班。
在周总理参加亚非会议期间，达曼萨里10号别墅外，总是围着许多华侨群众。他们从早到晚守候在那里，等待与周总理见面。有一天，周总理从会场回来，天上突降暴雨。他见到在别墅外等候的100多人都没打伞，自己也拒绝打伞，冒雨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所有人都激动得哭了起来。哭声比雨声还大啊!”邱章龙老先生说到这一动情处，立时热泪盈眶。他告诉记者，虽然已时隔50多年，但他现在做梦时，还是会时常想起万隆会议，梦见周总理。
世事沧桑，当记者想要寻访达曼萨里10号时，却发现它已经踪迹难觅。然而，周总理在万隆展现的伟大人格魅力和政治智慧，却不会因一事一物的逝去而消失。
彭立昭据人民网《环球人物》管克江文整理
不当将军回老家当农民的开国将军
扛起锄头的甘祖昌将军甘于恢复贫农本色，耕田29年自食其力……
甘祖昌，这位为新中国诞生洒过鲜血的将军，江西莲花县人。一位戎马倥偬30年的老军人，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然而这位新中国的开国将军竟在1957年自请解甲归田，甘愿回到穷乡僻壤的山区老家当农民。很多人感到惊奇……
解甲归田
1952年1月30日那天，甘祖昌到乌鲁木齐郊外的一个军人合作社去落实一笔兴办工业的资金，来回都要经过一座架设在小河上的木桥。返回时，刚行至桥中间，不料，木桥由于敌人破坏而发生断裂，甘祖昌乘坐的汽车一下子从十多米高的桥面栽到了冰面上。汽车重重地摔坏了，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甘祖昌受了重伤……甘祖昌被送进医院抢救，两天后才从昏迷中醒来。
两个多月后，甘祖昌的伤情基本治愈。但由于他的头曾先后两次受过刀伤和枪伤，这次翻车又受到严重撞击，以致留下了很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大脑里还存着难以消散的淤血。出院后，甘祖昌当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但严重的后遗症无时不给他带来巨大的痛苦。组织上多次安排他去疗养，却都遭到了他的拒绝。
一天，他收到老家弟弟的来信，说家乡已结束土改，正由互助组转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他想，当年我在家乡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不就是为了解救千百万穷苦百姓吗?如今穷人翻身了，当家做了主人，但在经济上，腰杆子还没有挺直，农村还很穷，我何不回去跟乡亲们一起干呢?他当即向军区党委递交了回老家当农民的请示报告。被拒后，他写了第二份。到了1957年，他再写第三份报告。恰此，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到新疆军区检查工作。萧华去看他，他抓住机会向萧华请求，请他给军区党委说一说，批准自己回老家去。
萧华说：“这事我知道了，军区党委给我汇报了，他们没有同意的原因，是担心你的身体吃不消，因为给你看过病的苏联专家说过，你的病只能静养，活到60岁还要努力争取。既然这样，他们能同意吗?”甘祖昌急了。他对萧华软磨硬泡，直至萧华点头同意。这年8月，甘祖昌领着全家人，带着3个箱子、3个麻袋的行装踏上了千里归途。
将军捡粪
甘祖昌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沿背村了，一条全新的路摆在将军面前。乡亲们都围了过来，他们又高兴又惊疑。有人问：“回来当农民，不做将军啦?”“这是为啥?你又没犯错误，没受处分，好好的回来做啥?人都想鲤鱼跳龙门，你怎么跳出去了还跳回来呢?”“我舍不得我们沿背村呗!”
“这么个破破烂烂的穷地方，有啥舍不得呀?”“咳，狗不嫌家贫，儿不嫌娘丑，我要和大伙一同来建设一个富裕的社会主义新沿背村!”
乡亲们高兴了，许多人鼓掌了，但也有人将信将疑不理解。
天黑了，孩子们都奇怪地问甘祖昌的爱人龚全珍：“妈，怎么还不开电灯呢?”
龚全珍迷惘地朝屋里望了望，一个电灯泡都没见着，电线也不见一根，朝屋外看，也同样不见有电灯。正在这时，甘祖昌的弟媳妇点亮了一盏煤油灯。灯火如豆，光线不亮。借着暗淡的灯光，龚全珍望见屋里的四壁都被烟火熏得乌黑，楼顶也是一片乌黑，房梁上还吊着几根带钩子的绳子，有些钩子上挂有装了东西的竹篮子。房间里靠墙放着一张古老的木床，四角有竖立的木架支起的床顶。外墙上开有一个长形的小窗子，窗棂子是几根木棍，木棍间还绑着一把生了锈的旧禾镰和一面打破了的小镜子。窗下有一张挨着墙放的小木桌，桌上放着一盏也是废玻璃瓶做的煤 油灯。床的侧面墙边有一个旧木柜，旁边摞着甘祖昌他们从新疆带回的三个箱子。天气很热，看不见的蚊子嗡嗡叫着向人们扑来，几个孩子的身上都被叮出了一个个的包，痒得他们两手不停地挠着，嘴里大声喊着：“蚊子，蚊子，好癢，好痒!”
这时，甘祖昌对三个弟弟说：“把你们三家的人都叫过来，我要开个家庭会。”甘祖昌的三个弟弟依次叫甘森昌、陈岩恩、甘洪昌。住在老家的是甘森昌和甘洪昌，陈岩恩从小就过继给舅舅做儿子，因此跟着舅舅姓了陈。
三位兄弟的家人都来了，连上自家人，有二三十个，一起坐在厅堂上。甘祖昌说：“我既然是回来当农民的，就要像农民一样生活和劳动。眼下农村还很穷很苦，要摆脱贫困首先要靠我们自己。我知道，在我去当红军以后森昌和洪昌跟着父母吃了很多苦，森昌还同父亲被国民党抓去坐了两个月班房，家里的房子也被烧过两次，现在的房子是你们几位兄弟在乡亲们的帮助下重修的。我没怎么帮助你们。以后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吧。今后我和森昌、洪昌我们三家住在一起，岩恩还是回舅舅家去住，有困难来找我，能帮的我会帮。”
几个弟弟和弟媳都表示赞同，但担心甘祖昌一家不习惯，特别是甘祖昌身体不好，和森昌、洪昌两家合在一起吃住不好照顾。可甘祖昌坚持按他说的办，并作了分工，由森昌管家，两个弟媳妇轮流做饭，对他不能有任何特殊照顾，大家吃什么他也吃什么。第二天天一亮，甘祖昌就起床到外面转悠去了，直到快吃早饭时才回来。一进门，他就问弟弟洪昌：“供销社有粪箕卖吗?”
“粪箕?你买粪箕做啥?”
“我刚才到村里转，发现屋场上有很多猪牛粪，还有狗粪，没人捡，这是多好的肥料呀。我要带孩子们去捡。”次日大清早，沿背村的屋场上就出现了一个大人带着五个小孩的捡粪队。大人高挑个头，光头赤脚，严然一副农民样子。五个小孩高矮不一，大的十一二岁，小些的六七岁，四男一女，也都打着赤脚。大人拿着一把小铁铲的粪耙给小孩们做示范，只见他很熟练地将粪耙伸向一坨坨的猪、牛、狗粪，稍稍用力一铲就铲进了粪箕里。他们的举动很快被村里人望见了，谁都瞪着一双惊疑的眼光望着，惊讶地说：“这不是甘将军吗?他怎么捡起粪来了呢?”一些人走上来了，上下打量着大人和小孩的模样，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说：“甘将军，你这样子活像是个农民了。”“将军当农民，一到家就捡粪，真是新鲜事。”……
甘祖昌嘿嘿笑了笑，放下粪箕和粪耙，从腰间汗巾里抽出旱烟管，装上旱烟丝，划根火柴点着抽了两口，吐出一串白烟，面向众人说：“我说了，我是回来种田当农民的。捡粪，是每个农民都要做的事，我去当红军前，在家里种田时就常做，现在回来了，当然也要做。我希望大家都要捡粪，粪多才会粮多。”
艰苦的劳作能磨炼人的意志，造就出顽强不屈的性格。甘祖昌回乡后，感到弦子们能吃苦了，自己的身体也硬朗多了。一天晚饭后，他对全家宣布：明天开始全家齐上阵，开发沿背村西北边的虎形岭……
一天，他来到自己曾在那里躲过敌人搜捕的江山上。山下有一条长年不断流的溪水，溪水蜿蜒流向沿背村，从村中穿行而过，被人们称为沿背河。他站在溪水边仔细观察，觉得这溪水应该利用起来，让它为缺水的农田作灌溉，还可以建电站发电。他很快回到村里，找干部们商量，接着又向公社和县里打招呼，提出要在江山溪水上修筑水库和电站。公社和县里很重视，马上派水利工程人员来勘察设计，并报政府计划部门予以批准。一年后水库修成了，不仅沿背大队的望天田有水了，而且邻近几个大队的一万余亩缺水田也得到了灌溉，变成水田了……
彭立昭据《党史文汇》赖军、柳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