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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情缘穿梭在我军厚重辉煌的历史中，折射的是中国人代代传承的家国情怀和强军梦想
38年前的那个初冬，高中毕业没多久的我，踏上了从军之路，从“汤显祖故里”抚州，来到了“英雄城”南昌，成为江西省军区独立师特务连的一名新兵。
能在南昌当兵，让我兴奋不已。这里是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我的爷爷、我的父亲和我一家三代都曾与它有过不解情缘。这情缘似一条细细的红线，穿梭在我军厚重辉煌的历史中，折射的是中国人代代传承的家国情怀和强军梦想——
爷爷梦别南昌
90年前的一个冬日，一位年轻的国民革命军军人，悄然走出了南昌城一个坐北朝南的庭院。走出小巷挺远了，他还依依不舍地回望庭院门上几个醒目的大字——“陆军讲武堂”。
这个坐落在南昌城进贤门内花园角的江西“陆军講武堂”，就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驻地。由朱德担任团长的教育团，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南昌革命活动的基地和堡垒，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
离开讲武堂的那个年轻军人，心情是矛盾的。他在这里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也有了一帮怀有共同理想的战友。此行离开讲武堂，难免一步三回头。然而，行军打仗很长时间了，此次获准回广西老家探亲，可以看望父母和妻女，也让他激动不已。
这个心情矛盾的年轻军人就是我的爷爷。爷爷离开南昌时，觉得这只是一次短暂的别离，很快，自己就会回到战友们的身边。然而，历史的进程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革命形势迅疾发展，不久就爆发了改变中国革命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南昌起义，而他却与这场惊天动地的革命暴动失之交臂。
一别竟成诀别。爷爷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让他接受革命洗礼的南昌城。
我和爷爷从未见过面。第一次获知爷爷从军的历史，是回广西老家祭祖时听叔伯们讲述的。老人们得知我在南昌当兵，很有几分兴奋地对我说：“你爷爷当年也是在南昌当的兵咧，他们团就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朱德。”
一位大伯还很认真地对我说：“当年如果你爷爷不回广西老家探亲，也许就赶上了八一南昌起义，也许后来就会成为中央红军的一员战将，也许就……”
老人们的想法都很美好，也很丰满。我笑了笑说：“如果我爷爷真的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也许就会在战斗中牺牲，也就不会有我爸，更不会有后来的我了。”
历史不能假设，也没有如果。爷爷高小毕业，在当年也是一个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在其当兵的七八年时间里，特别是在教育团，他接触了很多进步思想，树立了深厚的家国情怀，进而影响了整个家庭。离开南昌，错过起义，给爷爷留下了终生遗憾，也成为他对后辈的殷殷期望。
父亲梦追南昌
历史刚刚跨进1950年的门槛，南下的解放军就以雷霆之势来到了广西境内。其时，爷爷对刚刚高中毕业的父亲说：“你该为国家做点事了。”
父亲穿上军装，投入到解放全中国的洪流之中。他随部队从柳州一直打到海南岛，见证了年轻共和国在战火中的诞生。
虽说父亲当年是一名新兵，没有机会打头阵，但跨越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却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南下的解放军打到雷州半岛时，被波涛汹涌的大海拦住了前进的脚步。当时，解放军攻打金门岛失利，给解放海南岛笼罩了一层阴影。本来准备在春节前拿下海南岛，但因严重缺乏渡海船只，战斗不得不一再推迟。经过数月的积极备战，我军千百条渡船顺风而下，数万名官兵强渡琼州海峡，于当年5月1日成功解放了海南全岛。
父亲告诉我，强渡琼州海峡时，他乘坐的是一条木船。小船像一片树叶，在大海中忽上忽下，像是在荡秋千。他晕船晕得昏天黑地，好似把一辈子吃进胃里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海南岛刚刚解放时，国民党的军舰经常在海南岛附近的海域耀武扬威。我军官兵不得不放下手中无法击中军舰的轻武器，拿起铁锹和十字镐，修筑炮兵阵地。当我军的炮火能在海面上掀起白色的浪花时，站在海岸上用望远镜就再也看不到国民党的军舰了。
解放海南岛不久，朝鲜战争就打响了。本来，父亲所在的团是要去朝鲜轮战的。部队备战了很长时间，官兵们都跃跃欲试，想为祖国再立新功。可轮到他们开拔时，朝鲜战争停战协议已在板门店签订。
仗不用打了，部队也开始精简。父亲原本是可以回到柳州老家安置的，但安置办的同志问他：“革命老区江西需要建设人才，你愿意去南昌工作吗？”
“南昌”二字，对父亲而言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他当即决定：到南昌去！
到达南昌之后，父亲才知道江西省政府要组建一个地质勘探大队，要在物华天宝的江西大地，寻找新中国最迫切需要的矿藏。
在南昌待的时间很短，只接受了必要的培训，父亲就和他的队友们卷起铺盖，奔赴赣东南的崇山峻岭。父亲说，由于任务急，他还没有把城市的东南西北搞清楚，就离开了南昌城。
地质勘探常年在野外，生活异常艰苦。艰苦到什么程度？勘探队员们住的都是茅草屋，经常是睡着睡着，一条蛇就从床底下爬了出来。父亲曾给我讲他的难忘经历：那是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父亲和队友两个人在一个大茅草屋里值夜。半夜，一声低沉的虎啸突然传来。迷迷糊糊的父亲欠起身来从蚊帐缝里往外望去，只见一只老虎正蹲在茅草屋的门口。瞬间，人就全吓醒了，一动不敢动。所幸老虎并没有闯进来的意思，徘徊了一会儿就离去了。父亲长吁了一口气，这才发现自己紧攥的手心里已全是汗水。那天后半夜，父亲再也没了睡意。
艰苦的环境对于当过兵打过仗的父亲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这也是当时地质勘探队招募退役军人的重要原因。因为工作高度保密，直至很多年后，父亲才知道当年他们要寻找的矿藏是用来制造我国原子弹的。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得知消息的那个晚上，父亲和他的队友们兴奋得都喝醉了。
父亲很骄傲，当年自己抱着“为国家做点事”的朴素念头投身军旅，没想到脱下军装后，还能用另外一种形式继续追梦。 我梦系南昌
对于爷爷和父亲来说，南昌城是一个足以改变他们人生的驿站。没想到后来的我，命中注定似的，也来到了这个驿站。
1979年，是一个新风扑面的年代，摆在一个高中毕业生面前的选择有很多，而最吸引人的就是考大学和当兵。
我要去当兵，在当年曾引起不小的争议。班主任有点惋惜地对我父亲说：“这孩子学习好，考大学没问题。”当过兵的父亲说：“男孩子大了就应该为国家做点事，何况到部队也能考大学。”
在父亲的支持下，我参军来到部队，服役的连队就在南昌城。
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一3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从连首长手中接过火红的帽徽和领章时，一个强烈的愿望在我的脑海中激荡，那就是到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下照一张相片。好不容易熬到了周日，我们几个有同样想法的战友一起请了假。我把红五星和红领章小心翼翼地戴在帽子和领口上，扎上武装带，还特意戴了一双洁白的手套。我们面向南昌起义纪念塔，庄严地举起右手致以军礼的时候，太阳正高高地挂在塔顶。然而，耀眼的阳光远不及一个年轻士兵心中涌动的自豪灿烂。
一年之后，我考上了军校，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父辈们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南昌城。和父辈不一样的是，我是一名和平年代的兵。我不是一个好战分子，但渴望经受战火的洗礼。
1986年春节刚过，进入解放军报社工作只有数月的我，终于有了上战场的机会一一报社派我去老山前线值班。那时，部队在轮战，军报记者也去老山前线轮流参战。
至今，仍有许多个“第一次”在我心头萦绕：第一次在阵地前目睹敌人的炮弹爆炸，第一次在阵地上仔细端详握在手中仍然发烫的弹片，第一次路过烈士遗体清洗站时落下的眼泪……
我第一次上阵地时，是和一帮挂着“光荣弹”的战士上去的。一位班长对我说，前往阵地的路途中，石多洞多，灌木丛生，利于惯于搞偷袭的敌人隐蔽。敌人经常在路途上设伏偷袭我们，这“光荣弹”就是在肉搏战中用来对付敌人的。
行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天空传来刺耳的呼啸声，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班长一把拽进了旁边的一个石洞里。随即，炮弹就砸在山头上，发出了地动山摇的爆炸声。
是夜，我和连长睡在一个猫耳洞。说是睡，其实一夜难眠。整个阵地时不时传来战士们的呼喊声：“报告连长，敌人摸上来了！”“用手榴弹砸！”“3号，3号，注意敌人的偷袭！”“6号发现有地雷的爆炸声！”……连长说，敌人不敢在白天与我们正面较量，就常在夜里用小股多路的战术来偷袭我们。
天亮了，鏖战了一夜的阵地安静下来。我随连长走出猫耳洞，巡查各个战位。在一个猫耳洞前，一摊猩红的鲜血映入了我的眼簾。一个战士镇定自若地向连长报告说，昨晚偷袭的敌人被我们的手榴弹炸伤了，留下了一摊血。
我俯下身子，端详着那摊血迹，这才真正意识到，这可不是在拍电影，我是置身于真正的战场上。
那支从南昌城走来的军队，十几年没有真刀真枪打过仗了，还能不能赢得国人的信赖？数月的战地采访，我用我的笔和镜头，很自豪地告诉大家：新一代解放军官兵，仍是最可爱的人，仍是最值得信赖的战斗集体！
作为一名军事记者，拿起枪杆子就是一名战士，拿起笔杆子就是一名记者。我鲜有机会拿起枪杆子去为国冲锋陷阵，更多的时候是拿起手中的笔杆子，书写记录这支从南昌城中诞生的共和国军队的成长史——
在神仙湾哨所，我体味到边防官兵缺氧不缺志的坚定信仰；在酒泉卫星发射场，我端详了航天人托起的强国梦想；在辽宁舰上，我与海军官兵一起分享了难得的自豪感；在北京长安街，我目睹了受阅官兵迈出的铿锵步伐……
90年的光阴，一个梦，三代人。每当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依然穿着军装的我，心头总会翻滚着比别人更强烈的情感热浪，总会想起这个梦开始的地方。（资料来源：《解放军报》、《新民晚报》）
南昌起义中的将帅传奇
90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支新型人民军队也由此诞生。您可知道，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起义中，究竟走出了多少位开国将帅呢？据档案统计，累计有六位元帅、三位大将、四位上将、七位中将和六位少将。那么这些光彩熠熠的“将星”们，在南昌起义中都有过什么特殊经历呢？
作为开国元帅之首的朱德，在南昌起义爆发时是国民革命军第3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长，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起义前夜请敌南昌驻军两个主力团的军官来吃饭。原来，宴会的地方刚好在城西，而敌军驻地却在城东，敌军官酒足饭饱后，便纷纷跑到了牌桌上打麻将，而他们的卫兵也被朱德支到外面喝酒寻乐去了。起义的枪声响起后，埋伏在屋外的起义军战士一拥而上，不费一枪一弹就把他们控制了起来，而敌人的部队群龙无首，很快被解决了。起义胜利后，朱德率先带领先遣部队迈出南下的步伐。
当时作为起义军参谋长的刘伯承，建国后也被授予元帅军衔。这位公认的“百战将星”为南昌起义设计了完美的行动计划，干净利落地解决了战斗。当起义部队按计划撤离南昌，开赴广东途中，刘伯承翻捡敌人遗留下的文件和近日报纸，发现一则关于起义军里某高级军官叛变的消息，而此人刚好掌握了起义军进军路线的绝密情报。刘伯承立即向起义军建议改道长汀、上杭进广东，避免了起义军遭受更大的损失。
38年前的那个初冬，高中毕业没多久的我，踏上了从军之路，从“汤显祖故里”抚州，来到了“英雄城”南昌，成为江西省军区独立师特务连的一名新兵。
能在南昌当兵，让我兴奋不已。这里是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我的爷爷、我的父亲和我一家三代都曾与它有过不解情缘。这情缘似一条细细的红线，穿梭在我军厚重辉煌的历史中，折射的是中国人代代传承的家国情怀和强军梦想——
爷爷梦别南昌
90年前的一个冬日，一位年轻的国民革命军军人，悄然走出了南昌城一个坐北朝南的庭院。走出小巷挺远了，他还依依不舍地回望庭院门上几个醒目的大字——“陆军讲武堂”。
这个坐落在南昌城进贤门内花园角的江西“陆军講武堂”，就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驻地。由朱德担任团长的教育团，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南昌革命活动的基地和堡垒，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
离开讲武堂的那个年轻军人，心情是矛盾的。他在这里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也有了一帮怀有共同理想的战友。此行离开讲武堂，难免一步三回头。然而，行军打仗很长时间了，此次获准回广西老家探亲，可以看望父母和妻女，也让他激动不已。
这个心情矛盾的年轻军人就是我的爷爷。爷爷离开南昌时，觉得这只是一次短暂的别离，很快，自己就会回到战友们的身边。然而，历史的进程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革命形势迅疾发展，不久就爆发了改变中国革命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南昌起义，而他却与这场惊天动地的革命暴动失之交臂。
一别竟成诀别。爷爷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让他接受革命洗礼的南昌城。
我和爷爷从未见过面。第一次获知爷爷从军的历史，是回广西老家祭祖时听叔伯们讲述的。老人们得知我在南昌当兵，很有几分兴奋地对我说：“你爷爷当年也是在南昌当的兵咧，他们团就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朱德。”
一位大伯还很认真地对我说：“当年如果你爷爷不回广西老家探亲，也许就赶上了八一南昌起义，也许后来就会成为中央红军的一员战将，也许就……”
老人们的想法都很美好，也很丰满。我笑了笑说：“如果我爷爷真的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也许就会在战斗中牺牲，也就不会有我爸，更不会有后来的我了。”
历史不能假设，也没有如果。爷爷高小毕业，在当年也是一个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在其当兵的七八年时间里，特别是在教育团，他接触了很多进步思想，树立了深厚的家国情怀，进而影响了整个家庭。离开南昌，错过起义，给爷爷留下了终生遗憾，也成为他对后辈的殷殷期望。
父亲梦追南昌
历史刚刚跨进1950年的门槛，南下的解放军就以雷霆之势来到了广西境内。其时，爷爷对刚刚高中毕业的父亲说：“你该为国家做点事了。”
父亲穿上军装，投入到解放全中国的洪流之中。他随部队从柳州一直打到海南岛，见证了年轻共和国在战火中的诞生。
虽说父亲当年是一名新兵，没有机会打头阵，但跨越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却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南下的解放军打到雷州半岛时，被波涛汹涌的大海拦住了前进的脚步。当时，解放军攻打金门岛失利，给解放海南岛笼罩了一层阴影。本来准备在春节前拿下海南岛，但因严重缺乏渡海船只，战斗不得不一再推迟。经过数月的积极备战，我军千百条渡船顺风而下，数万名官兵强渡琼州海峡，于当年5月1日成功解放了海南全岛。
父亲告诉我，强渡琼州海峡时，他乘坐的是一条木船。小船像一片树叶，在大海中忽上忽下，像是在荡秋千。他晕船晕得昏天黑地，好似把一辈子吃进胃里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海南岛刚刚解放时，国民党的军舰经常在海南岛附近的海域耀武扬威。我军官兵不得不放下手中无法击中军舰的轻武器，拿起铁锹和十字镐，修筑炮兵阵地。当我军的炮火能在海面上掀起白色的浪花时，站在海岸上用望远镜就再也看不到国民党的军舰了。
解放海南岛不久，朝鲜战争就打响了。本来，父亲所在的团是要去朝鲜轮战的。部队备战了很长时间，官兵们都跃跃欲试，想为祖国再立新功。可轮到他们开拔时，朝鲜战争停战协议已在板门店签订。
仗不用打了，部队也开始精简。父亲原本是可以回到柳州老家安置的，但安置办的同志问他：“革命老区江西需要建设人才，你愿意去南昌工作吗？”
“南昌”二字，对父亲而言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他当即决定：到南昌去！
到达南昌之后，父亲才知道江西省政府要组建一个地质勘探大队，要在物华天宝的江西大地，寻找新中国最迫切需要的矿藏。
在南昌待的时间很短，只接受了必要的培训，父亲就和他的队友们卷起铺盖，奔赴赣东南的崇山峻岭。父亲说，由于任务急，他还没有把城市的东南西北搞清楚，就离开了南昌城。
地质勘探常年在野外，生活异常艰苦。艰苦到什么程度？勘探队员们住的都是茅草屋，经常是睡着睡着，一条蛇就从床底下爬了出来。父亲曾给我讲他的难忘经历：那是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父亲和队友两个人在一个大茅草屋里值夜。半夜，一声低沉的虎啸突然传来。迷迷糊糊的父亲欠起身来从蚊帐缝里往外望去，只见一只老虎正蹲在茅草屋的门口。瞬间，人就全吓醒了，一动不敢动。所幸老虎并没有闯进来的意思，徘徊了一会儿就离去了。父亲长吁了一口气，这才发现自己紧攥的手心里已全是汗水。那天后半夜，父亲再也没了睡意。
艰苦的环境对于当过兵打过仗的父亲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这也是当时地质勘探队招募退役军人的重要原因。因为工作高度保密，直至很多年后，父亲才知道当年他们要寻找的矿藏是用来制造我国原子弹的。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得知消息的那个晚上，父亲和他的队友们兴奋得都喝醉了。
父亲很骄傲，当年自己抱着“为国家做点事”的朴素念头投身军旅，没想到脱下军装后，还能用另外一种形式继续追梦。 我梦系南昌
对于爷爷和父亲来说，南昌城是一个足以改变他们人生的驿站。没想到后来的我，命中注定似的，也来到了这个驿站。
1979年，是一个新风扑面的年代，摆在一个高中毕业生面前的选择有很多，而最吸引人的就是考大学和当兵。
我要去当兵，在当年曾引起不小的争议。班主任有点惋惜地对我父亲说：“这孩子学习好，考大学没问题。”当过兵的父亲说：“男孩子大了就应该为国家做点事，何况到部队也能考大学。”
在父亲的支持下，我参军来到部队，服役的连队就在南昌城。
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一3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从连首长手中接过火红的帽徽和领章时，一个强烈的愿望在我的脑海中激荡，那就是到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下照一张相片。好不容易熬到了周日，我们几个有同样想法的战友一起请了假。我把红五星和红领章小心翼翼地戴在帽子和领口上，扎上武装带，还特意戴了一双洁白的手套。我们面向南昌起义纪念塔，庄严地举起右手致以军礼的时候，太阳正高高地挂在塔顶。然而，耀眼的阳光远不及一个年轻士兵心中涌动的自豪灿烂。
一年之后，我考上了军校，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父辈们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南昌城。和父辈不一样的是，我是一名和平年代的兵。我不是一个好战分子，但渴望经受战火的洗礼。
1986年春节刚过，进入解放军报社工作只有数月的我，终于有了上战场的机会一一报社派我去老山前线值班。那时，部队在轮战，军报记者也去老山前线轮流参战。
至今，仍有许多个“第一次”在我心头萦绕：第一次在阵地前目睹敌人的炮弹爆炸，第一次在阵地上仔细端详握在手中仍然发烫的弹片，第一次路过烈士遗体清洗站时落下的眼泪……
我第一次上阵地时，是和一帮挂着“光荣弹”的战士上去的。一位班长对我说，前往阵地的路途中，石多洞多，灌木丛生，利于惯于搞偷袭的敌人隐蔽。敌人经常在路途上设伏偷袭我们，这“光荣弹”就是在肉搏战中用来对付敌人的。
行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天空传来刺耳的呼啸声，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班长一把拽进了旁边的一个石洞里。随即，炮弹就砸在山头上，发出了地动山摇的爆炸声。
是夜，我和连长睡在一个猫耳洞。说是睡，其实一夜难眠。整个阵地时不时传来战士们的呼喊声：“报告连长，敌人摸上来了！”“用手榴弹砸！”“3号，3号，注意敌人的偷袭！”“6号发现有地雷的爆炸声！”……连长说，敌人不敢在白天与我们正面较量，就常在夜里用小股多路的战术来偷袭我们。
天亮了，鏖战了一夜的阵地安静下来。我随连长走出猫耳洞，巡查各个战位。在一个猫耳洞前，一摊猩红的鲜血映入了我的眼簾。一个战士镇定自若地向连长报告说，昨晚偷袭的敌人被我们的手榴弹炸伤了，留下了一摊血。
我俯下身子，端详着那摊血迹，这才真正意识到，这可不是在拍电影，我是置身于真正的战场上。
那支从南昌城走来的军队，十几年没有真刀真枪打过仗了，还能不能赢得国人的信赖？数月的战地采访，我用我的笔和镜头，很自豪地告诉大家：新一代解放军官兵，仍是最可爱的人，仍是最值得信赖的战斗集体！
作为一名军事记者，拿起枪杆子就是一名战士，拿起笔杆子就是一名记者。我鲜有机会拿起枪杆子去为国冲锋陷阵，更多的时候是拿起手中的笔杆子，书写记录这支从南昌城中诞生的共和国军队的成长史——
在神仙湾哨所，我体味到边防官兵缺氧不缺志的坚定信仰；在酒泉卫星发射场，我端详了航天人托起的强国梦想；在辽宁舰上，我与海军官兵一起分享了难得的自豪感；在北京长安街，我目睹了受阅官兵迈出的铿锵步伐……
90年的光阴，一个梦，三代人。每当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依然穿着军装的我，心头总会翻滚着比别人更强烈的情感热浪，总会想起这个梦开始的地方。（资料来源：《解放军报》、《新民晚报》）
南昌起义中的将帅传奇
90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支新型人民军队也由此诞生。您可知道，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起义中，究竟走出了多少位开国将帅呢？据档案统计，累计有六位元帅、三位大将、四位上将、七位中将和六位少将。那么这些光彩熠熠的“将星”们，在南昌起义中都有过什么特殊经历呢？
作为开国元帅之首的朱德，在南昌起义爆发时是国民革命军第3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长，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起义前夜请敌南昌驻军两个主力团的军官来吃饭。原来，宴会的地方刚好在城西，而敌军驻地却在城东，敌军官酒足饭饱后，便纷纷跑到了牌桌上打麻将，而他们的卫兵也被朱德支到外面喝酒寻乐去了。起义的枪声响起后，埋伏在屋外的起义军战士一拥而上，不费一枪一弹就把他们控制了起来，而敌人的部队群龙无首，很快被解决了。起义胜利后，朱德率先带领先遣部队迈出南下的步伐。
当时作为起义军参谋长的刘伯承，建国后也被授予元帅军衔。这位公认的“百战将星”为南昌起义设计了完美的行动计划，干净利落地解决了战斗。当起义部队按计划撤离南昌，开赴广东途中，刘伯承翻捡敌人遗留下的文件和近日报纸，发现一则关于起义军里某高级军官叛变的消息，而此人刚好掌握了起义军进军路线的绝密情报。刘伯承立即向起义军建议改道长汀、上杭进广东，避免了起义军遭受更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