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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对3个省的3个县市区253家合作社的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和二元Logistic分析法实证研究合作社社员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内部社会资本由内部信任、内部规范和社会网络等3个因子构成。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内部信任、内部规范这两个测量变量与社员满意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而社会规范与社员满意度之间呈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组织认同能够提高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且加入合作社时间越短的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越高。此外，还通过剔除不显著变量和增加变量的方法对社员满意度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证明研究结论具有高度的稳健性。据此提出建立健全信用合作管理制度、加强合作社的社会整合功能、发挥合作社示范作用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合作社;内部社会资本;信用合作;组织认同
中图分类号：F32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0）01-0042-10
收稿日期：2019-06-07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0.0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SH117）
作者简介：崔彩贤（1971-），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成为当前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任务[1]。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相融合的新型农村金融体系[2]。合作社中信用合作是依托各类型的农民合作社，以资金互助为业务主体，以社员信任为基本保障，建立在以产业合作为基础之上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合作[3]。国家近十年来十分注重合作社的发展，合作社数量迅速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因而如何提高合作社发展水平成为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合作社本身就是嵌入在特殊的社会关系之中，社会资本是实现合作社与社员之间资源获取、信息共享的重要基础[4]。建立信用合作社的发展离不开社员的参与与支持，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程度是合作社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了解影响社员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对更好的保障社员利益以及合作社持续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通过梳理以往文献发现，诸多学者专注于对合作社发展对策、合作社绩效、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及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有學者指出合作社发展不仅依赖于宏观政策、政府干预，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合作社成员对合作社的忠诚度和满意度[5]，重点在于如何留住社员。所以对社员满意度的评估分析至关重要。有很多学者对合作社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研究对象上，李居英研究了社员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满意度，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和了解章程程度越高的社员，满意度越高，而入社时间越长，满意度反而越低[6]。张超等基于中小农户的视角，对合作社公共服务满意度进行研究，发现由政府部门发起、小农参与充分和注重社会功能的合作社，中小社员具有较高的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7];张强强等基于山东、陕西、甘肃299户果农专业合作社社员的调研数据，分析了测度技术感知价值和技术服务预期等对社员满意度的影响[8];杨夏林基于陕甘宁欠发达地区383户农户对专业合作社满意度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户对合作社认知度、入社后农产品价格提高程度以及销售费用降低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对专业合作社的满意度[9]。在研究内容上，周霞认为中国农村熟人社会中“差序格局”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采用跨层次分析模型，揭示农民专业合作社内能人带动、差序格局、组织承诺与社员满意度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及作用机理[10];张会萍等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社员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等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的研究结果显示，户主年龄、家庭劳动力数、收入水平对满意度起着反向作用[11];韦惠兰和赵龙利用甘肃、青海和四川3省172户成员的数据，运用说服效应理论和有序 Probit 模型，对高寒牧区畜牧业合作社成员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合作社服务功能以及外部支持是影响合作社成员满意度的主要因素[12];肖友利等用因子分析法对成都部分合作社调研数据进行二元Logistics分析，将影响社员满意度因素分为5个因子，其中政府因子影响最大，其次分别是服务因子、收入因子、管理因子和个体因子[13]。
关于农村合作社信用合作的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的分析方法，现有文献缺少实证的研究，有关社会资本视野下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建设的问题，大多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社员满意度进行实证分析的学者，在进行实证分析时也没有对模型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相对准确，本文拟对主要解释变量进行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并对模型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以避免出现部分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存在较大差异的问题。
一、理论和研究假设
社会组织都存在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和环境之中，合作社信用合作是中国发展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一种农村金融组织形式。社会资本在合作社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社会资本，即“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都会对个人行为，包括人们之间的合作产生重要影响[14]。Adler等将社会资本分为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15]。内部社会资本指内部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外部社会资本是组织与其他组织间横向和纵向的联系。合作社信用合作是以合作社成员信用为基础，以产业发展为纽带，在合作社成员间开展的信用合作。它需要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通过社员心理和行为变化影响社员满意度[16]。所以本文拟用内部社会资本理论来测量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满意程度，从内部信任、内部规范、社会网络3个维度来进行分析。
（一）内部信任 社会信任，即公民之间的信任，是度量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17]。信任是走向合作的前提和基础。通过研究以往文献，发现很多学者将信任与合作紧密相连。一般来说，合作行为的发生需要两个条件，一方面需要有合作者，另一方面是合作者之间的相互信任[18]。合作者之间互相信任才会产生更多的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合作。社会系统理论将信任分为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人际信任指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系统信任是成员对组织制度、规范的信任。本文主要研究社员之间以及社员与理事长、管理者之间的信任关系，是人际信任。信任对合作社社员满意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际信任方面。农村合作社的信任是村庄内部村民之间的信任，是农民长期相互交往形成的关系网络和组织，村民社会信任对促进农民合作具有重要的作用[19]。社会信任能促进社员之间互相交流理解，增加成员信用合作的可能性，并通过多次合作形成信任机制，使社员在参与合作的过程中充分认识自己的地位与重要性，强化个体意识，从而增加社会网络中的信任关系，提高社员对组织的满意度。同时社会资本与社会组织共生，社会资本又是建立社会信任和增强组织信任度的条件[20]，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信任度增加会提高社会组织工作效率，促进农村合作社信用合作的实现。组织成员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既可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和感情交流，还能降低合作社的监督成本，提升社员满意度[21]。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设1：内部社会信任与社员对合作社满意程度呈正向相关关系。
（二）内部规范
规范是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行为准则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模式，主要包括道德性规范、契约性规范和行政性规范等正式和非正式形式[22]。正式规范属于制度性规范，如规章制度和政府政策等。本文从非正式规范的角度来分析合作社内部规范对社员满意度的影响，非正式规范是指人们在长期相互交往和生活中形成的一些组织文化和习俗规则[23]，这些规范更多是互惠习惯。Coleman认为“互惠规范的存在，可以使行动的控制权从行动者转移到其他人手中，当人们都意识到自己既是行动者也是行动后果的承受者时，规范就产生了”[24]。普特南则认为，互惠是规范最为重要的一种，普遍的互惠是一种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合作社既是一个开展交易活动的组织，也是一个互惠性互助性共同体。这种长期的互动交往形成的互惠惯例，在个体经济行为中发挥着隐形契约的作用，有助于建立信任机制与声誉机制[25]。通过互惠行为为农户带来长期利益，使成员间产生共同的价值观念，增强社员对组织的认同感，提高组织的凝聚力，从而提升社员对组织的满意度。同时作为乡土社会内生的社会资本，道德规范和村庄舆论对于合作社的发展也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26]。社员对内部规范的认同度越高，民主意识越强，越有助于积极参与并监督组织建设，充分了解组织内部运行机制，从而提升社员对于组织的满意度[27]。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内部规范与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满意程度呈正向相关关系。
（三）社会网络
赵凌云根据形成方式的不同，将社会网络分为两大类： 一是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社会结构要素，即“本土社会资本。”[28]二是外部导入的制度型信任、正式规范及政府促成的组织网络，即“外发型社会资本。”[29]当前合作社的组织网络具有政府建构的特征，可以认为是外发型社会资本，组织联系包括纵向联系与横向联系[27]，组织网络对合作社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重点在于合作社的人际关系网络，主要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自然形成的本土社会资本。同时，合作社的人际网络又分为内部人际网络和外部人际网络，对于合作社信用合作的研究，主要是合作社社员之间、社员与理事长、管理者之间的内部人际网络。任何组织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之中，中国是关系本位的社会，合作社主要是根据一定的社会规范，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主形成的组织网络。合作社通过社会网络的建立增加社员之间知识、信息及机会的流动，将原子化的农民组织起来，以增强他们在生产、技术和营销方面的能力[16]。社员通过社会網络的关系，获取他们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互相分享经验和方法，这可促进成员与合作社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同时利用社会网络资源增强规避社会风险，提高成员之间信任度以及成员对合作社的信任度，从而增加成员参与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机会，提升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假设3：社会网络与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满意程度呈正向相关关系。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设定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调研组于2017年6月到2017年11月，对河南省兰考县、山西省永济市和陕西省蒲城县开展的“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中农户入社参与行为”专题调查。河南、山西、陕西均在我国中西部，是研究中西部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区域。而且这三个地区均有一定数量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符合本文研究农民对于信用合作社的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目的。调研组在河南、山西和陕西3省各选取1个县（市、区），然后，在选定的县级（市、区）内以典型抽样的方式选定50 个信用合作业务开展具有代表性的村庄，其中，兰考县14个自然村，永济市20个自然村，蒲城县16个自然村。最后，在选定的每个村庄中按2∶1的比例随机共选取20个农户参加合作社农户与未参加合作社农户的比例为2∶1。在前期预调查中，课题组发现所调查区域内参加合作社农户比未参加合作社农户的数量多，两者的比例接近于2∶1。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1 000份，回收问卷974份，其中有效问卷925份，问卷回收率为97.4%，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5%。
在925份有效问卷中，有623份为社员问卷，但是参与合作社信用贷款的有效社员问卷只有253份。有过信贷行为的社员对合作社的制度、服务、管理等方面了解程度更深，所以本文选用参与过合作社贷款的社员样本来分析其对合作社信用合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变量的具体情况参见表1。 （二）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社员对合作社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即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是否满意。因而，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本文拟建立影响社员对合作社满意度的函数表达式：
lnλi 1-λi =α+β1 x1+β2x2+…+βn-1 xn-1+βn xn
式中λi 表示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满意的概率，1-λi 表示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不满意的概率，λ的取值范围为0～1;α为常数项;xn 为自变量，表示影响社员满意度的因素;βn 对应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对变量进行如下解释（见表2）：
1.因变量。本文旨在探究内部社会资本对社员合作社信用合作满意度的影响。通过“您对合作社发展现状是否满意”这一问题运用二元Logistic的分析方法测量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程度。
2.自变量。社会资本难以直接观察和测量，为了进行实证研究，必须采用其他替代指标。罗恩·伯特基于对内部资本的研究，将内部资本划分为信任、规范、网络3个维度[30]。根据本文的研究需求，借鉴罗恩·伯特的划分方法，主要从内部信任、内部规范、社会网络3个维度来测量内部资本，分析其对社员满意度的影响程度。
内部信任指的是社员在产生信贷行为时与其他社员、信贷员、管理层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对此，根据调查问卷的问题：“您是否信任信貸员”“您是否信任社长理事长”“您是否信任其他管理人员”“您是否信任其他社员”，利用李克特量表，本文对问题答案不信任、有点信任、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依次赋予1～4分。
内部规范指的是社员与其他社员之间的互帮互助和合作情况，是非正式的规范，也是内部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它能够对社员满意度产生影响。对此，问卷设计的问题：“邻里之间应该相互帮忙干活”“邻里之间应该相互借用东西”“邻里之间应该互相借钱”“邻里之间帮忙应该不求回报”。各项问题的答案则为不赞同、有点赞同、比较赞同和非常赞同，对4种答案依次赋值为1～4分。
社会网络指的是合作社内部的人际交往，社员相互之间，以及社员与信贷员、理事长之间的往来状况。设计以下4个问题：“社员与信贷员的交往情况”“社员与社长理事长的交往情况”“社员与其他管理人员的交往情况”“社员与其他社员的交往情况”。根据答案“很少往来”“较少往来”“有时往来”“经常往来”进行1～4分的赋值。
3.控制变量：借鉴张会萍等对农村合作社社员满意度的研究，将社员的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作为重要参考因素[11]。本文选取性别、年龄、政治面貌、文化程度、工作类型、家庭年务农收入和耕地面积作为控制变量。此外，张连刚等还将组织认同作为主要解释变量进行研究，本文在解释变量方面主要研究内部社会资本对社员满意度的影响，只将组织认同作为控制变量进一步分析[21]。由于本文研究参与贷款行为的社员满意度，所以将涉及贷款行为的变量，如家庭经济收入和贷款次数这两个变量用作稳定性检验。
（三）因子分析
为验证自变量指标设计的科学性，确保内部社会资本各个维度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应对这些测量指标进行降维分析，将相关性较强的因子抽取出来以简化因子数目。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对这19个测量指标进行KMO测度和Bartlett球形检验，其中12个为主要解释变量的题项，7个为控制变量的题项。检验结果是KMO 为0.837，0.7以上表示适合作因子分析，0.5以下表示不适合作因子分析，Bartlett 球形检验也达到0.0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所选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然后，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的方法，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经最大方差法旋转，所得结果为解释的总方差是71.345%，共抽取了4个公共因子。分别是信任因子、规范因子、社会网络因子和组织认同因子。因此，根据因子负荷得分情况，将降维新得的4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内部信任、内部网络、社会网络和组织认同，具体结果见表3。
三、实证分析
本文以河南、陕西、山西地区253个社员为调查对象，基于内部社会资本理论，建立合作社成员满意理论模型。通过探索因子的分析方法，得到3个影响满意度的潜变量，包括内部信任、内部规范、社会网络。为了重点研究内部社会资本对于满意度的影响，构建了两个方程模型，研究社员对其所在合作社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1为仅含社员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组织认同这三类变量的基准模型。模型2进一步加入内部信任、内部规范和社会网络3个主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通过两个模型对比观察内部社会资本对社员满意度的净效用，经过检验并且显著性因素不变，这说明变量因素选取合理，得到的结果更加具有说服力（见表4）。
（一）二元Logistic分析
本文对表4的模型估计结构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仅加入社员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组织认同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受访者的工作类型和组织认同对成员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受访者的工作类型与成员满意度呈负相关关系，越是以务农为主的社员对合作社满意度越高。社员对组织的认同度对社员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访者的组织认同度越高，则成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越高。
2.将内部信任、内部规范和社会网络这3个主要变量加入方程。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将内部信任等 3个变量加入方程后，模型2的解释力较模型1显著增强。从可决系数（R2）来看，方程的解释力增强，由模型1的0.250增加到模型2的0.498;从-2对数似然值来看，由模型1的69.136下降为模型2的48.465。这表明加入内部社会资本主要变量后，模型得到进一步改善。从模型2结果来看：在内部社会资本因子中，社会内部信任、内部规范和社会网络都通过了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中内部信任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内部规范通过了0.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所有因子对社员满意度具有正效应。而社会网络通过了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对社员满意度呈负相关影响。 从假说的验证情况来看，假说1预测内部社会信任与社员对合作社满意程度呈正向相关关系，内部信任因子得到验证，对社员满意度影响显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内部信任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社员对合作社满意度就增加55%。合作社内部人员之间的相互信任，给组织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进而增强了成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假说2预测内部规范与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满意程度呈正向相关关系，这一假说也得到验证。社员之间的互利互惠行为增进了彼此的交流，有助于信息的传播和共享，提高了成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这两个假说与研究结果相一致。假说3预测社会网络与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满意度呈正向相关关系。这一假说与研究结果相反，这说明，社员与合作社相关人员的社会交往并未能提高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满意度。其中可能的原因与访谈人员询问方式有关或者农户对问题的理解存在差异，从而造成了偏差。
3.控制变量对社员满意度影响的分析。除假说外，本文同时关注社员的性别、年龄、政治面貌、文化程度、工作类型、耕地面积和组织认同等因素对社员满意度的影响。从模型2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受访者的工作类型与组织认同度对社员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社员工作类型在0.05的显著性检验上对社员满意度呈负相关影响，说明越接近务农工作的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越高，这一结果使合作社的益贫性得到了验证，小农作为弱者通过合作社联合起来壮大自己能力，避免市场的无序竞争，合作社不仅提高了农民收益，并能维护农民利益[31]，有利于提高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满意度。组织认同度在0.01的显著性检验上对社员满意度呈正相关影响。这是因为组织认同对成员行为有显著影响，组织成员对组织认同度越高，则组织成员的合作意愿就越高[32]，组织成员的合作意愿的增强有助于提高成员的满意度。因此对合作社认同感和归属感越强的社员对合作社具有越高的满意度。本文中社员的性别、年龄、政治面貌、文化程度以及社员家庭耕地面积等因素对社员满意度并无显著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拟采用逐步剔除和增加变量两种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见表5）。逐步剔除法是将模型中不显著的变量逐步剔除直到模型全部显著为止，观察显著因素的变化，若模型显著因素不变则认为模型稳健效果良好，反之认为模型稳健性不够。
逐步剔除不显著变量，保留最终全部显著的变量，发现模型的显著性因素均未发生改变。本文认为模型本身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比较稳健，模型结构稳定。
增加变量是用新加入的变量对模型进行扩充完善，观察模型显著因素是否发生改变，显著因素不变则认为模型结构稳定解释力强，反之认为模型结构不稳定。本文采用贷款次数和加入合作社时间这两个问题作为新加入的变量形成模型进行对比。贷款次数越多，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机制越了解，可能对其服务越满意，因此进行多次贷款的社员可能对合作社的满意度越高。合作社是农民自愿参加的组织，加入合作社的时间越长，社员对组织的满意度可能越高。本文在给模型增加变量的对比后，发现贷款次数这一变量并没有对社员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加入合作社时间与社员满意度呈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Osterberg等认为，随着入社年数的增加，成员对合作社的组织承诺会降低，进而对合作社理事会成员会更不信任[33];同时，入社年数越长，成员对合作社的期望也越高，当期望和现实存在较大差距时，成员的满意度会不断降低。因此，加入合作社的时间越长，社员对于合作社的满意度越低。但是不论加入的变量显著与否，均不会影响模型的显著因素，对于显著性程度的影响也是非常小的，说明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对比表 6与表 4发现，合作社成员满意度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不变，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具体表现为：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内部社会资本中的内部信任与内部规范和成员的组织认同对社員满意度均有显著的正效应，其中社会网络和受访者的工作类型与合作社成员的满意度呈负向相关关系。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本文基于山西、河南、陕西3个地区253位合作社社员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分析方法，深入分析了内部社会资本的各项因子对合作社社员满意度的影响。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社会资本对社员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内部信任对满意度影响的显著性最强，内部信任和内部规范对成员满意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社会网络对成员满意度呈负相关影响。（2）控制变量中组织认同对满意度也有正相关的显著影响，组织认同度越高，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满意度越高。（3）社员的工作类型和加入合作社时间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社员满意度，且均对满意度有着负相关影响，社员的工作越趋向务农性质，对合作社的满意度越高，社员加入合作社时间越长，对合作社的满意度越低。
（二）政策启示
1.建立健全合作社信用合作管理制度。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合作社都处于发展起步阶段，普遍存在管理不规范、制度不健全的情况。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容易随着资金的扩大而变得脆弱。要增加社员与组织内部之间的信任度，就要为农户提供可以信任的资源和支持，帮助社员逐步建立起有益于双方合作的信任关系，提升合作社服务，带动成员的发展能力。首先，合作社要建章立制，规范化管理。根据中西部合作社的实际情况，积极强化合作社各个环节的规范化运行。其次，加强财务管理，发挥监事会的监督作用。落实社务、财务公开制度，让合作社管理更加透明。最后，强化信贷支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把农民信用合作社纳入信用评定范畴，支持信用贷款。积极满足合作社小额信贷的需求，对于资金需求较大的，可以通过政府以及龙头企业担保的方式给予资金支持。
2.加强合作社的社会整合功能。合作社应该鼓励社员之间互帮互助，促进彼此的交流，加强社员与合作社的联系。农村社区作为熟人社会共同体，而且由于中西部传统村落小农意识更为强烈，共同体内部成员们通常进行互惠活动，有着共同的生产与生活资源，容易形成共同的利益纽带。农民合作社组织应该与农村社区一体化，合作社通过吸纳社员，将原子化的小农凝聚起来，可以增进国家与小农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能强化社员对合作社的心理认同感，让社员真正融入到合作社中去，增强他们对组织的归属感，并且能够降低成员与组织的交易成本，有利于实现社员与合作社的共赢，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成员满意度。只有社员团结一致，合作社才拥有强大的凝聚力，社会政策才能更好的落实。 3.发挥合作社的示范作用。积极开展示范社创建工作，并结合中西部的实际情况评选示范社，推广先进经验，抓好示范县建设，发挥示范社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农民合作社应以农村社区为基本单位，重视中西部农村社区建设，在整合社区资源的基础上完善合作社功能。为提高社员的满意度，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增加社会资本含量，就要发挥社会资本的优势，吸纳更多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不断扩大合作社的规模，提升组织合作的创新能力。根据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环境，更好地满足社员与市场的需求，提高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满意度，推动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健康持续发展，进而实现更大范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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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Credit Cooperation Satisfaction in Farmer Coopera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Social Capital
CUI Caixian，BIAN Lijin，ZHAO Xiaof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Research Center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in Shaanxi Province，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 7121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253 members of farmer cooperatives in three counties and districts，this paper uses factor analysis and binary logistics analysis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embers’ satisfaction of farmer cooperatives.The results of factor analysis show that internal social capital is composed of three factors：internal trust， internal norms and social network. And the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 that the two measurement variables of internal trust and internal norms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embers’ satisfaction，while social norms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members’ satisfaction.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can improve members’satisfaction with cooperatives，and members who have been in cooperatives for a shorter period of time are more satisfied with cooperatives.This paper also eliminates insignificant variables and increases variables，and the results prove that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highly robust.Therefore，some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credit cooperation，strengthening the social integration function of cooperatives，and giving play to the demonstration role of cooperatives.
Key words：farmer cooperative;internal social capital;credit cooperation;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责任编辑：王倩）
关键词：农民合作社;内部社会资本;信用合作;组织认同
中图分类号：F32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0）01-0042-10
收稿日期：2019-06-07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0.0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SH117）
作者简介：崔彩贤（1971-），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成为当前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任务[1]。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相融合的新型农村金融体系[2]。合作社中信用合作是依托各类型的农民合作社，以资金互助为业务主体，以社员信任为基本保障，建立在以产业合作为基础之上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合作[3]。国家近十年来十分注重合作社的发展，合作社数量迅速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因而如何提高合作社发展水平成为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合作社本身就是嵌入在特殊的社会关系之中，社会资本是实现合作社与社员之间资源获取、信息共享的重要基础[4]。建立信用合作社的发展离不开社员的参与与支持，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程度是合作社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了解影响社员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对更好的保障社员利益以及合作社持续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通过梳理以往文献发现，诸多学者专注于对合作社发展对策、合作社绩效、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及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有學者指出合作社发展不仅依赖于宏观政策、政府干预，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合作社成员对合作社的忠诚度和满意度[5]，重点在于如何留住社员。所以对社员满意度的评估分析至关重要。有很多学者对合作社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研究对象上，李居英研究了社员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满意度，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和了解章程程度越高的社员，满意度越高，而入社时间越长，满意度反而越低[6]。张超等基于中小农户的视角，对合作社公共服务满意度进行研究，发现由政府部门发起、小农参与充分和注重社会功能的合作社，中小社员具有较高的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7];张强强等基于山东、陕西、甘肃299户果农专业合作社社员的调研数据，分析了测度技术感知价值和技术服务预期等对社员满意度的影响[8];杨夏林基于陕甘宁欠发达地区383户农户对专业合作社满意度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户对合作社认知度、入社后农产品价格提高程度以及销售费用降低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对专业合作社的满意度[9]。在研究内容上，周霞认为中国农村熟人社会中“差序格局”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采用跨层次分析模型，揭示农民专业合作社内能人带动、差序格局、组织承诺与社员满意度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及作用机理[10];张会萍等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社员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等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的研究结果显示，户主年龄、家庭劳动力数、收入水平对满意度起着反向作用[11];韦惠兰和赵龙利用甘肃、青海和四川3省172户成员的数据，运用说服效应理论和有序 Probit 模型，对高寒牧区畜牧业合作社成员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合作社服务功能以及外部支持是影响合作社成员满意度的主要因素[12];肖友利等用因子分析法对成都部分合作社调研数据进行二元Logistics分析，将影响社员满意度因素分为5个因子，其中政府因子影响最大，其次分别是服务因子、收入因子、管理因子和个体因子[13]。
关于农村合作社信用合作的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的分析方法，现有文献缺少实证的研究，有关社会资本视野下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建设的问题，大多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社员满意度进行实证分析的学者，在进行实证分析时也没有对模型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相对准确，本文拟对主要解释变量进行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并对模型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以避免出现部分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存在较大差异的问题。
一、理论和研究假设
社会组织都存在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和环境之中，合作社信用合作是中国发展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一种农村金融组织形式。社会资本在合作社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社会资本，即“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都会对个人行为，包括人们之间的合作产生重要影响[14]。Adler等将社会资本分为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15]。内部社会资本指内部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外部社会资本是组织与其他组织间横向和纵向的联系。合作社信用合作是以合作社成员信用为基础，以产业发展为纽带，在合作社成员间开展的信用合作。它需要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通过社员心理和行为变化影响社员满意度[16]。所以本文拟用内部社会资本理论来测量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满意程度，从内部信任、内部规范、社会网络3个维度来进行分析。
（一）内部信任 社会信任，即公民之间的信任，是度量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17]。信任是走向合作的前提和基础。通过研究以往文献，发现很多学者将信任与合作紧密相连。一般来说，合作行为的发生需要两个条件，一方面需要有合作者，另一方面是合作者之间的相互信任[18]。合作者之间互相信任才会产生更多的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合作。社会系统理论将信任分为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人际信任指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系统信任是成员对组织制度、规范的信任。本文主要研究社员之间以及社员与理事长、管理者之间的信任关系，是人际信任。信任对合作社社员满意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际信任方面。农村合作社的信任是村庄内部村民之间的信任，是农民长期相互交往形成的关系网络和组织，村民社会信任对促进农民合作具有重要的作用[19]。社会信任能促进社员之间互相交流理解，增加成员信用合作的可能性，并通过多次合作形成信任机制，使社员在参与合作的过程中充分认识自己的地位与重要性，强化个体意识，从而增加社会网络中的信任关系，提高社员对组织的满意度。同时社会资本与社会组织共生，社会资本又是建立社会信任和增强组织信任度的条件[20]，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信任度增加会提高社会组织工作效率，促进农村合作社信用合作的实现。组织成员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既可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和感情交流，还能降低合作社的监督成本，提升社员满意度[21]。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设1：内部社会信任与社员对合作社满意程度呈正向相关关系。
（二）内部规范
规范是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行为准则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模式，主要包括道德性规范、契约性规范和行政性规范等正式和非正式形式[22]。正式规范属于制度性规范，如规章制度和政府政策等。本文从非正式规范的角度来分析合作社内部规范对社员满意度的影响，非正式规范是指人们在长期相互交往和生活中形成的一些组织文化和习俗规则[23]，这些规范更多是互惠习惯。Coleman认为“互惠规范的存在，可以使行动的控制权从行动者转移到其他人手中，当人们都意识到自己既是行动者也是行动后果的承受者时，规范就产生了”[24]。普特南则认为，互惠是规范最为重要的一种，普遍的互惠是一种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合作社既是一个开展交易活动的组织，也是一个互惠性互助性共同体。这种长期的互动交往形成的互惠惯例，在个体经济行为中发挥着隐形契约的作用，有助于建立信任机制与声誉机制[25]。通过互惠行为为农户带来长期利益，使成员间产生共同的价值观念，增强社员对组织的认同感，提高组织的凝聚力，从而提升社员对组织的满意度。同时作为乡土社会内生的社会资本，道德规范和村庄舆论对于合作社的发展也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26]。社员对内部规范的认同度越高，民主意识越强，越有助于积极参与并监督组织建设，充分了解组织内部运行机制，从而提升社员对于组织的满意度[27]。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内部规范与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满意程度呈正向相关关系。
（三）社会网络
赵凌云根据形成方式的不同，将社会网络分为两大类： 一是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社会结构要素，即“本土社会资本。”[28]二是外部导入的制度型信任、正式规范及政府促成的组织网络，即“外发型社会资本。”[29]当前合作社的组织网络具有政府建构的特征，可以认为是外发型社会资本，组织联系包括纵向联系与横向联系[27]，组织网络对合作社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重点在于合作社的人际关系网络，主要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自然形成的本土社会资本。同时，合作社的人际网络又分为内部人际网络和外部人际网络，对于合作社信用合作的研究，主要是合作社社员之间、社员与理事长、管理者之间的内部人际网络。任何组织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之中，中国是关系本位的社会，合作社主要是根据一定的社会规范，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主形成的组织网络。合作社通过社会网络的建立增加社员之间知识、信息及机会的流动，将原子化的农民组织起来，以增强他们在生产、技术和营销方面的能力[16]。社员通过社会網络的关系，获取他们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互相分享经验和方法，这可促进成员与合作社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同时利用社会网络资源增强规避社会风险，提高成员之间信任度以及成员对合作社的信任度，从而增加成员参与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机会，提升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假设3：社会网络与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满意程度呈正向相关关系。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设定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调研组于2017年6月到2017年11月，对河南省兰考县、山西省永济市和陕西省蒲城县开展的“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中农户入社参与行为”专题调查。河南、山西、陕西均在我国中西部，是研究中西部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区域。而且这三个地区均有一定数量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符合本文研究农民对于信用合作社的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目的。调研组在河南、山西和陕西3省各选取1个县（市、区），然后，在选定的县级（市、区）内以典型抽样的方式选定50 个信用合作业务开展具有代表性的村庄，其中，兰考县14个自然村，永济市20个自然村，蒲城县16个自然村。最后，在选定的每个村庄中按2∶1的比例随机共选取20个农户参加合作社农户与未参加合作社农户的比例为2∶1。在前期预调查中，课题组发现所调查区域内参加合作社农户比未参加合作社农户的数量多，两者的比例接近于2∶1。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1 000份，回收问卷974份，其中有效问卷925份，问卷回收率为97.4%，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5%。
在925份有效问卷中，有623份为社员问卷，但是参与合作社信用贷款的有效社员问卷只有253份。有过信贷行为的社员对合作社的制度、服务、管理等方面了解程度更深，所以本文选用参与过合作社贷款的社员样本来分析其对合作社信用合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变量的具体情况参见表1。 （二）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社员对合作社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即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是否满意。因而，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本文拟建立影响社员对合作社满意度的函数表达式：
lnλi 1-λi =α+β1 x1+β2x2+…+βn-1 xn-1+βn xn
式中λi 表示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满意的概率，1-λi 表示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不满意的概率，λ的取值范围为0～1;α为常数项;xn 为自变量，表示影响社员满意度的因素;βn 对应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对变量进行如下解释（见表2）：
1.因变量。本文旨在探究内部社会资本对社员合作社信用合作满意度的影响。通过“您对合作社发展现状是否满意”这一问题运用二元Logistic的分析方法测量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程度。
2.自变量。社会资本难以直接观察和测量，为了进行实证研究，必须采用其他替代指标。罗恩·伯特基于对内部资本的研究，将内部资本划分为信任、规范、网络3个维度[30]。根据本文的研究需求，借鉴罗恩·伯特的划分方法，主要从内部信任、内部规范、社会网络3个维度来测量内部资本，分析其对社员满意度的影响程度。
内部信任指的是社员在产生信贷行为时与其他社员、信贷员、管理层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对此，根据调查问卷的问题：“您是否信任信貸员”“您是否信任社长理事长”“您是否信任其他管理人员”“您是否信任其他社员”，利用李克特量表，本文对问题答案不信任、有点信任、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依次赋予1～4分。
内部规范指的是社员与其他社员之间的互帮互助和合作情况，是非正式的规范，也是内部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它能够对社员满意度产生影响。对此，问卷设计的问题：“邻里之间应该相互帮忙干活”“邻里之间应该相互借用东西”“邻里之间应该互相借钱”“邻里之间帮忙应该不求回报”。各项问题的答案则为不赞同、有点赞同、比较赞同和非常赞同，对4种答案依次赋值为1～4分。
社会网络指的是合作社内部的人际交往，社员相互之间，以及社员与信贷员、理事长之间的往来状况。设计以下4个问题：“社员与信贷员的交往情况”“社员与社长理事长的交往情况”“社员与其他管理人员的交往情况”“社员与其他社员的交往情况”。根据答案“很少往来”“较少往来”“有时往来”“经常往来”进行1～4分的赋值。
3.控制变量：借鉴张会萍等对农村合作社社员满意度的研究，将社员的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作为重要参考因素[11]。本文选取性别、年龄、政治面貌、文化程度、工作类型、家庭年务农收入和耕地面积作为控制变量。此外，张连刚等还将组织认同作为主要解释变量进行研究，本文在解释变量方面主要研究内部社会资本对社员满意度的影响，只将组织认同作为控制变量进一步分析[21]。由于本文研究参与贷款行为的社员满意度，所以将涉及贷款行为的变量，如家庭经济收入和贷款次数这两个变量用作稳定性检验。
（三）因子分析
为验证自变量指标设计的科学性，确保内部社会资本各个维度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应对这些测量指标进行降维分析，将相关性较强的因子抽取出来以简化因子数目。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对这19个测量指标进行KMO测度和Bartlett球形检验，其中12个为主要解释变量的题项，7个为控制变量的题项。检验结果是KMO 为0.837，0.7以上表示适合作因子分析，0.5以下表示不适合作因子分析，Bartlett 球形检验也达到0.0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所选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然后，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的方法，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经最大方差法旋转，所得结果为解释的总方差是71.345%，共抽取了4个公共因子。分别是信任因子、规范因子、社会网络因子和组织认同因子。因此，根据因子负荷得分情况，将降维新得的4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内部信任、内部网络、社会网络和组织认同，具体结果见表3。
三、实证分析
本文以河南、陕西、山西地区253个社员为调查对象，基于内部社会资本理论，建立合作社成员满意理论模型。通过探索因子的分析方法，得到3个影响满意度的潜变量，包括内部信任、内部规范、社会网络。为了重点研究内部社会资本对于满意度的影响，构建了两个方程模型，研究社员对其所在合作社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1为仅含社员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组织认同这三类变量的基准模型。模型2进一步加入内部信任、内部规范和社会网络3个主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通过两个模型对比观察内部社会资本对社员满意度的净效用，经过检验并且显著性因素不变，这说明变量因素选取合理，得到的结果更加具有说服力（见表4）。
（一）二元Logistic分析
本文对表4的模型估计结构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仅加入社员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组织认同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受访者的工作类型和组织认同对成员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受访者的工作类型与成员满意度呈负相关关系，越是以务农为主的社员对合作社满意度越高。社员对组织的认同度对社员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访者的组织认同度越高，则成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越高。
2.将内部信任、内部规范和社会网络这3个主要变量加入方程。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将内部信任等 3个变量加入方程后，模型2的解释力较模型1显著增强。从可决系数（R2）来看，方程的解释力增强，由模型1的0.250增加到模型2的0.498;从-2对数似然值来看，由模型1的69.136下降为模型2的48.465。这表明加入内部社会资本主要变量后，模型得到进一步改善。从模型2结果来看：在内部社会资本因子中，社会内部信任、内部规范和社会网络都通过了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中内部信任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内部规范通过了0.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所有因子对社员满意度具有正效应。而社会网络通过了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对社员满意度呈负相关影响。 从假说的验证情况来看，假说1预测内部社会信任与社员对合作社满意程度呈正向相关关系，内部信任因子得到验证，对社员满意度影响显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内部信任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社员对合作社满意度就增加55%。合作社内部人员之间的相互信任，给组织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进而增强了成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假说2预测内部规范与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满意程度呈正向相关关系，这一假说也得到验证。社员之间的互利互惠行为增进了彼此的交流，有助于信息的传播和共享，提高了成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这两个假说与研究结果相一致。假说3预测社会网络与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满意度呈正向相关关系。这一假说与研究结果相反，这说明，社员与合作社相关人员的社会交往并未能提高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满意度。其中可能的原因与访谈人员询问方式有关或者农户对问题的理解存在差异，从而造成了偏差。
3.控制变量对社员满意度影响的分析。除假说外，本文同时关注社员的性别、年龄、政治面貌、文化程度、工作类型、耕地面积和组织认同等因素对社员满意度的影响。从模型2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受访者的工作类型与组织认同度对社员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社员工作类型在0.05的显著性检验上对社员满意度呈负相关影响，说明越接近务农工作的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越高，这一结果使合作社的益贫性得到了验证，小农作为弱者通过合作社联合起来壮大自己能力，避免市场的无序竞争，合作社不仅提高了农民收益，并能维护农民利益[31]，有利于提高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满意度。组织认同度在0.01的显著性检验上对社员满意度呈正相关影响。这是因为组织认同对成员行为有显著影响，组织成员对组织认同度越高，则组织成员的合作意愿就越高[32]，组织成员的合作意愿的增强有助于提高成员的满意度。因此对合作社认同感和归属感越强的社员对合作社具有越高的满意度。本文中社员的性别、年龄、政治面貌、文化程度以及社员家庭耕地面积等因素对社员满意度并无显著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拟采用逐步剔除和增加变量两种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见表5）。逐步剔除法是将模型中不显著的变量逐步剔除直到模型全部显著为止，观察显著因素的变化，若模型显著因素不变则认为模型稳健效果良好，反之认为模型稳健性不够。
逐步剔除不显著变量，保留最终全部显著的变量，发现模型的显著性因素均未发生改变。本文认为模型本身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比较稳健，模型结构稳定。
增加变量是用新加入的变量对模型进行扩充完善，观察模型显著因素是否发生改变，显著因素不变则认为模型结构稳定解释力强，反之认为模型结构不稳定。本文采用贷款次数和加入合作社时间这两个问题作为新加入的变量形成模型进行对比。贷款次数越多，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机制越了解，可能对其服务越满意，因此进行多次贷款的社员可能对合作社的满意度越高。合作社是农民自愿参加的组织，加入合作社的时间越长，社员对组织的满意度可能越高。本文在给模型增加变量的对比后，发现贷款次数这一变量并没有对社员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加入合作社时间与社员满意度呈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Osterberg等认为，随着入社年数的增加，成员对合作社的组织承诺会降低，进而对合作社理事会成员会更不信任[33];同时，入社年数越长，成员对合作社的期望也越高，当期望和现实存在较大差距时，成员的满意度会不断降低。因此，加入合作社的时间越长，社员对于合作社的满意度越低。但是不论加入的变量显著与否，均不会影响模型的显著因素，对于显著性程度的影响也是非常小的，说明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对比表 6与表 4发现，合作社成员满意度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不变，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具体表现为：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内部社会资本中的内部信任与内部规范和成员的组织认同对社員满意度均有显著的正效应，其中社会网络和受访者的工作类型与合作社成员的满意度呈负向相关关系。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本文基于山西、河南、陕西3个地区253位合作社社员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分析方法，深入分析了内部社会资本的各项因子对合作社社员满意度的影响。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社会资本对社员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内部信任对满意度影响的显著性最强，内部信任和内部规范对成员满意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社会网络对成员满意度呈负相关影响。（2）控制变量中组织认同对满意度也有正相关的显著影响，组织认同度越高，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满意度越高。（3）社员的工作类型和加入合作社时间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社员满意度，且均对满意度有着负相关影响，社员的工作越趋向务农性质，对合作社的满意度越高，社员加入合作社时间越长，对合作社的满意度越低。
（二）政策启示
1.建立健全合作社信用合作管理制度。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合作社都处于发展起步阶段，普遍存在管理不规范、制度不健全的情况。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容易随着资金的扩大而变得脆弱。要增加社员与组织内部之间的信任度，就要为农户提供可以信任的资源和支持，帮助社员逐步建立起有益于双方合作的信任关系，提升合作社服务，带动成员的发展能力。首先，合作社要建章立制，规范化管理。根据中西部合作社的实际情况，积极强化合作社各个环节的规范化运行。其次，加强财务管理，发挥监事会的监督作用。落实社务、财务公开制度，让合作社管理更加透明。最后，强化信贷支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把农民信用合作社纳入信用评定范畴，支持信用贷款。积极满足合作社小额信贷的需求，对于资金需求较大的，可以通过政府以及龙头企业担保的方式给予资金支持。
2.加强合作社的社会整合功能。合作社应该鼓励社员之间互帮互助，促进彼此的交流，加强社员与合作社的联系。农村社区作为熟人社会共同体，而且由于中西部传统村落小农意识更为强烈，共同体内部成员们通常进行互惠活动，有着共同的生产与生活资源，容易形成共同的利益纽带。农民合作社组织应该与农村社区一体化，合作社通过吸纳社员，将原子化的小农凝聚起来，可以增进国家与小农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能强化社员对合作社的心理认同感，让社员真正融入到合作社中去，增强他们对组织的归属感，并且能够降低成员与组织的交易成本，有利于实现社员与合作社的共赢，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成员满意度。只有社员团结一致，合作社才拥有强大的凝聚力，社会政策才能更好的落实。 3.发挥合作社的示范作用。积极开展示范社创建工作，并结合中西部的实际情况评选示范社，推广先进经验，抓好示范县建设，发挥示范社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农民合作社应以农村社区为基本单位，重视中西部农村社区建设，在整合社区资源的基础上完善合作社功能。为提高社员的满意度，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增加社会资本含量，就要发挥社会资本的优势，吸纳更多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不断扩大合作社的规模，提升组织合作的创新能力。根据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环境，更好地满足社员与市场的需求，提高社员对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满意度，推动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健康持续发展，进而实现更大范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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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Credit Cooperation Satisfaction in Farmer Coopera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Social Capital
CUI Caixian，BIAN Lijin，ZHAO Xiaof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Research Center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in Shaanxi Province，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 7121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253 members of farmer cooperatives in three counties and districts，this paper uses factor analysis and binary logistics analysis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embers’ satisfaction of farmer cooperatives.The results of factor analysis show that internal social capital is composed of three factors：internal trust， internal norms and social network. And the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 that the two measurement variables of internal trust and internal norms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embers’ satisfaction，while social norms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members’ satisfaction.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can improve members’satisfaction with cooperatives，and members who have been in cooperatives for a shorter period of time are more satisfied with cooperatives.This paper also eliminates insignificant variables and increases variables，and the results prove that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highly robust.Therefore，some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credit cooperation，strengthening the social integration function of cooperatives，and giving play to the demonstration role of cooperatives.
Key words：farmer cooperative;internal social capital;credit cooperation;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责任编辑：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