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刘震云策略性地写了一个上访的故事。上访和拦访的过程混杂着荒诞、无奈、悲哀和幽默。但这不是反腐报告文学也不是官场政治小说，作家想写的是中国人生活背后的逻辑
“其实不是我要幽默，生活就是这样。”聊到新书的细节时，刘震云说。三年后，继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他的新长篇《我不是潘金莲》出版。
刘震云自己说，这两本书算是“兄妹篇”，不是一个故事，但背后的“理儿”是一样的。《我不是潘金莲》是一个类似于“打怪升级”的故事，讲述了李雪莲因与自己丈夫假离婚成真，继而被同村人误解之后，选择逐级上访，闹得鸡飞狗跳，从村到县，从县到市，直到北京，上访的、拦访的、当官的、为民的，各自心怀目的都被牵涉其中。刘震云聪明，他把一个上访故事的缘由为一起荒诞的离婚事件，安全且尖锐地展示了上访链条中的世态人心。
但实际上，这本小说的主题并非官场或者政治。《我不是潘金莲》中的主角李雪莲一直在念叨，“只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没想到比想说一句话更困难”。所以，这本小说想深入的是中国人生存和生活背后的“无形逻辑”。
刘震云有把小事写大的本事，这是作家一直未变的“癖好”，从上世纪80年代成名时期就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末，刘震云以《一地鸡毛》《单位》《官场》等作品，被看成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人物。
近年来担任编剧也备受关注，与冯小刚合作《手机》等电影，今年《温故1942》也将上映。“我并没有做过职业编剧，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家写作”。他说。
他更愿意称自己是“自由作家”。坐在长江文艺北京出版中心的办公室里，刘震云这几天忙着接受各路采访，他笑着对出版社的工人员说，“跟卖西瓜似的”。
“无形的逻辑更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我不是潘金莲》最后一章写史为民的“正文”很短，而前两章写李雪莲的部分，你称之为“序言”，却花了几乎全部篇幅?
刘震云：序言有17万字，正文有3千字，可能大家觉得这是—个颠倒。但我认为，这是把颠倒的东西又颠倒过来了。因为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如果想说清楚一件事，必须说八件事才能把事情说清楚。这个小说也是这样。
李雪莲跟县长史为民在情节上只见了一面，说了一两句话。但是世界上没什么人比他们俩联系更紧密。因为李雪莲的上访事件导致了史为民走上了人生另一条道路。
中国新闻周刊：但李雪莲的上访也导致其他几个官员被撤职。
刘震云：那也证明史为民也是其他几个官员的一个代表。看小说或写小说，有一种是有形的看法，还有一种是无形的。无形的人物关系，有时会比有形的重要。小说中，无形的关系导致了李雪莲、史为民这两个人紧密相连，他们相互秘密地变化着。如果史为民那天开车没有从那出去，如果他那天不去参加这个剪彩的话，就不会有所有后面的事情。因为种种原因，他就在县政府门口碰到李雪莲，接着由那一件小事(离婚案)，导致那么多大事发生。最后，他就不是县长了。如果不是碰到李雪莲，他20年之后可能是省长；但是，碰到李雪莲，他20年之后就是个卖肉的。
中国新闻周刊：单说这个故事，是怎么想到的?
刘震云：窗户外边就是，每天这样的事情都在发生。在生活中，李雪莲这样的可能不是上访的人，可能是卖西瓜的，贩驴的，钉皮鞋的，也会遇到一个事变成另外—件事，接着变成八件事。
这是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其逻辑就是无形的。我在很多小说中，对这个思维习惯一直是盯得比较紧，写得也比较多。比如说，二十多前写的《一地鸡毛》，开场就是一盘豆腐馊了，接着就是夫妻吵架。保姆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娘家的问题，还有单位的问题，整个生活的问题，用一块豆腐馊了全拿来了。
“大的笑话，一定是从严肃来”
中国新闻周刊：小说中，李雪莲能闯进大会堂是否有点不太现实?
刘震云：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但在小说中出现了一种假定性，这种假定性就是，如果她要闯进去了会怎么样?这是小说要完成的任务。这种可能性会导致生活中见不到的人物关系的这种发展。
其实我还想说，在《我不是潘金莲》中，所有的官员没有一个是坏人，他们都是义正词严想帮上忙，为什么这个，忙没帮上?反倒因为李雪莲，这些官员就倒台了?这个背后的政治逻辑、社会的逻辑、生活逻辑值得思考。这就是这个小说要写的逻辑。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你说《我不是潘金莲》不是一本政治小说?
刘震云：如果是一本政治小说，就会写官场多么的黑暗，所有的官员都是贪官污吏，李雪莲会受到什么样的欺压。但是她没有。泰戈尔说过一句话，“人类是残酷的，人是善良的”。所有人在向帮助李雪莲的情况下，导致事情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生活逻辑比说“暗无天日”更值得我们深思。
偶然性里面，一定有必然性。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玩笑》《背叛》等小说里，写得充满了偶然和必然的因素，这种偶然和必然不光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是一种社会关系、政治关系。
我觉得米兰·昆德拉说得很对，他说他不是在写政治小说，他也是在说捷克人的生活逻辑是多么地荒唐。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大家都说你写得很“绕”，如今甚至有网友模仿你的写法。
刘震云：大伙儿都知道，中国最绕的一个人，就是我。但是，所有这书里写的，都是生活可能发生的，那就证明，生活绕。我把生活的绕写出来，很直接，我并没有绕。
反正这个“冤案”，我是走了一路，说了一路，我和李雪莲没什么区别，我四处解释，我“不绕”，但是解释来解释去，更绕了。(笑)我活不下去了。但是活不下去，大家觉得你又绕了。(笑)我和李雪莲似的，得弄根绳子上吊。
中国新闻周刊：小说中的笔法也有些幽默，是怎样考虑的?笑话从哪里来?
刘震云：一种是笑话从笑话来，这个在生活中有，但这是小的笑话。真正大的笑话，一定是从严肃来。举个例，领导人在主席台念报告念文件，你手里有一个同样的报告文件，所有人听的时候，都在记录这个报告文件，你说严肃不严肃?我念的文件和你手里的文件都一样，为什么要记录呢?这个相互之间很严肃，是不是也很可笑呢?有人说我的小说特别幽默。我不幽默的，我只是把真实写出来，就很幽默了。
“文学是社会现象背后的道理”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的小说创作中，写农村和都市的都有，也有官场、部队、婚姻等题材，你离开农村已几十年，是如何做到对农村社会环境的了解?
刘震云：你觉得北京是不是农村，思维是不是和农村一样呀?我觉着，如果一个作者写东西是靠地域、题材来划分，这个作者一定不是个好作者。什么样的题材，无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重要的是生活背后的东西，人物群像背后的生活的逻辑，题材只是一个浅层的出发点。比如普鲁斯特，写一个早餐，写了200多页，那是人性(共通)的东西，他在“追忆似水年华”，也是在追忆我们的似水年华。
题材是农村还是城市，是不是上访都不重要。比如说，李雪莲没上访，在卖西瓜，在卖驴，在钉皮鞋，一样的能一件事变成另一件事，第三件事，第八件事。那出来的结果，可能就不是遇到官员史为民，可能是张为民。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作家写作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是否需要用小说体现现实?
刘震云：体现现实是新闻媒体做的。文学要做的，是现实背后的逻辑关系。用事实说话，这是新闻。文学不是这样，文学是社会现象背后的道理，这个是文学。
三十年来，中国确实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除了外在社会的变化，人和人之的关系也发生了非常大变化。所以，我说过，要把《一地鸡毛》中写的小林变成老林，写目前这种社会的状况，“鸡毛飞过30年”这样的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去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一些报道提及，你是获奖的唯一不是作协系统的作家，你现在算自由作家吗?
刘震云：现在是自由作家。其实，体制内外，并不重要，关键看能不能写出非常好的作品。但我觉得，一个作家因为一个职业在拿纳税人的钱，拿份工资，是不对的。一个作家，应该靠他的稿费生活。你比如说，街头钉皮鞋的，谁给他钱啊，钉一双皮鞋一份钱。
中国新闻周刊：你平时的写作时间是如何安排的?
刘震云：我白天创作，我晚上不写。白天没有特别固定给自己写多少，也有好长一段时间不写作在读书，各个方面，有见识的书我都读。刚才说的是，举例子说，哲学家、作家、政治家的书都读，多读没坏处。
“其实不是我要幽默，生活就是这样。”聊到新书的细节时，刘震云说。三年后，继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他的新长篇《我不是潘金莲》出版。
刘震云自己说，这两本书算是“兄妹篇”，不是一个故事，但背后的“理儿”是一样的。《我不是潘金莲》是一个类似于“打怪升级”的故事，讲述了李雪莲因与自己丈夫假离婚成真，继而被同村人误解之后，选择逐级上访，闹得鸡飞狗跳，从村到县，从县到市，直到北京，上访的、拦访的、当官的、为民的，各自心怀目的都被牵涉其中。刘震云聪明，他把一个上访故事的缘由为一起荒诞的离婚事件，安全且尖锐地展示了上访链条中的世态人心。
但实际上，这本小说的主题并非官场或者政治。《我不是潘金莲》中的主角李雪莲一直在念叨，“只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没想到比想说一句话更困难”。所以，这本小说想深入的是中国人生存和生活背后的“无形逻辑”。
刘震云有把小事写大的本事，这是作家一直未变的“癖好”，从上世纪80年代成名时期就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末，刘震云以《一地鸡毛》《单位》《官场》等作品，被看成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人物。
近年来担任编剧也备受关注，与冯小刚合作《手机》等电影，今年《温故1942》也将上映。“我并没有做过职业编剧，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家写作”。他说。
他更愿意称自己是“自由作家”。坐在长江文艺北京出版中心的办公室里，刘震云这几天忙着接受各路采访，他笑着对出版社的工人员说，“跟卖西瓜似的”。
“无形的逻辑更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我不是潘金莲》最后一章写史为民的“正文”很短，而前两章写李雪莲的部分，你称之为“序言”，却花了几乎全部篇幅?
刘震云：序言有17万字，正文有3千字，可能大家觉得这是—个颠倒。但我认为，这是把颠倒的东西又颠倒过来了。因为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如果想说清楚一件事，必须说八件事才能把事情说清楚。这个小说也是这样。
李雪莲跟县长史为民在情节上只见了一面，说了一两句话。但是世界上没什么人比他们俩联系更紧密。因为李雪莲的上访事件导致了史为民走上了人生另一条道路。
中国新闻周刊：但李雪莲的上访也导致其他几个官员被撤职。
刘震云：那也证明史为民也是其他几个官员的一个代表。看小说或写小说，有一种是有形的看法，还有一种是无形的。无形的人物关系，有时会比有形的重要。小说中，无形的关系导致了李雪莲、史为民这两个人紧密相连，他们相互秘密地变化着。如果史为民那天开车没有从那出去，如果他那天不去参加这个剪彩的话，就不会有所有后面的事情。因为种种原因，他就在县政府门口碰到李雪莲，接着由那一件小事(离婚案)，导致那么多大事发生。最后，他就不是县长了。如果不是碰到李雪莲，他20年之后可能是省长；但是，碰到李雪莲，他20年之后就是个卖肉的。
中国新闻周刊：单说这个故事，是怎么想到的?
刘震云：窗户外边就是，每天这样的事情都在发生。在生活中，李雪莲这样的可能不是上访的人，可能是卖西瓜的，贩驴的，钉皮鞋的，也会遇到一个事变成另外—件事，接着变成八件事。
这是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其逻辑就是无形的。我在很多小说中，对这个思维习惯一直是盯得比较紧，写得也比较多。比如说，二十多前写的《一地鸡毛》，开场就是一盘豆腐馊了，接着就是夫妻吵架。保姆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娘家的问题，还有单位的问题，整个生活的问题，用一块豆腐馊了全拿来了。
“大的笑话，一定是从严肃来”
中国新闻周刊：小说中，李雪莲能闯进大会堂是否有点不太现实?
刘震云：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但在小说中出现了一种假定性，这种假定性就是，如果她要闯进去了会怎么样?这是小说要完成的任务。这种可能性会导致生活中见不到的人物关系的这种发展。
其实我还想说，在《我不是潘金莲》中，所有的官员没有一个是坏人，他们都是义正词严想帮上忙，为什么这个，忙没帮上?反倒因为李雪莲，这些官员就倒台了?这个背后的政治逻辑、社会的逻辑、生活逻辑值得思考。这就是这个小说要写的逻辑。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你说《我不是潘金莲》不是一本政治小说?
刘震云：如果是一本政治小说，就会写官场多么的黑暗，所有的官员都是贪官污吏，李雪莲会受到什么样的欺压。但是她没有。泰戈尔说过一句话，“人类是残酷的，人是善良的”。所有人在向帮助李雪莲的情况下，导致事情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生活逻辑比说“暗无天日”更值得我们深思。
偶然性里面，一定有必然性。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玩笑》《背叛》等小说里，写得充满了偶然和必然的因素，这种偶然和必然不光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是一种社会关系、政治关系。
我觉得米兰·昆德拉说得很对，他说他不是在写政治小说，他也是在说捷克人的生活逻辑是多么地荒唐。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大家都说你写得很“绕”，如今甚至有网友模仿你的写法。
刘震云：大伙儿都知道，中国最绕的一个人，就是我。但是，所有这书里写的，都是生活可能发生的，那就证明，生活绕。我把生活的绕写出来，很直接，我并没有绕。
反正这个“冤案”，我是走了一路，说了一路，我和李雪莲没什么区别，我四处解释，我“不绕”，但是解释来解释去，更绕了。(笑)我活不下去了。但是活不下去，大家觉得你又绕了。(笑)我和李雪莲似的，得弄根绳子上吊。
中国新闻周刊：小说中的笔法也有些幽默，是怎样考虑的?笑话从哪里来?
刘震云：一种是笑话从笑话来，这个在生活中有，但这是小的笑话。真正大的笑话，一定是从严肃来。举个例，领导人在主席台念报告念文件，你手里有一个同样的报告文件，所有人听的时候，都在记录这个报告文件，你说严肃不严肃?我念的文件和你手里的文件都一样，为什么要记录呢?这个相互之间很严肃，是不是也很可笑呢?有人说我的小说特别幽默。我不幽默的，我只是把真实写出来，就很幽默了。
“文学是社会现象背后的道理”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的小说创作中，写农村和都市的都有，也有官场、部队、婚姻等题材，你离开农村已几十年，是如何做到对农村社会环境的了解?
刘震云：你觉得北京是不是农村，思维是不是和农村一样呀?我觉着，如果一个作者写东西是靠地域、题材来划分，这个作者一定不是个好作者。什么样的题材，无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重要的是生活背后的东西，人物群像背后的生活的逻辑，题材只是一个浅层的出发点。比如普鲁斯特，写一个早餐，写了200多页，那是人性(共通)的东西，他在“追忆似水年华”，也是在追忆我们的似水年华。
题材是农村还是城市，是不是上访都不重要。比如说，李雪莲没上访，在卖西瓜，在卖驴，在钉皮鞋，一样的能一件事变成另一件事，第三件事，第八件事。那出来的结果，可能就不是遇到官员史为民，可能是张为民。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作家写作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是否需要用小说体现现实?
刘震云：体现现实是新闻媒体做的。文学要做的，是现实背后的逻辑关系。用事实说话，这是新闻。文学不是这样，文学是社会现象背后的道理，这个是文学。
三十年来，中国确实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除了外在社会的变化，人和人之的关系也发生了非常大变化。所以，我说过，要把《一地鸡毛》中写的小林变成老林，写目前这种社会的状况，“鸡毛飞过30年”这样的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去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一些报道提及，你是获奖的唯一不是作协系统的作家，你现在算自由作家吗?
刘震云：现在是自由作家。其实，体制内外，并不重要，关键看能不能写出非常好的作品。但我觉得，一个作家因为一个职业在拿纳税人的钱，拿份工资，是不对的。一个作家，应该靠他的稿费生活。你比如说，街头钉皮鞋的，谁给他钱啊，钉一双皮鞋一份钱。
中国新闻周刊：你平时的写作时间是如何安排的?
刘震云：我白天创作，我晚上不写。白天没有特别固定给自己写多少，也有好长一段时间不写作在读书，各个方面，有见识的书我都读。刚才说的是，举例子说，哲学家、作家、政治家的书都读，多读没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