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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都市裹挟着人们,以抛弃诸多美好与传统的代价疾步前冲时,一些人开始尝试与陌生人亲密相处,为这个社会有意无意地灌注一点善意
文皆并不是一个开朗外向的人。
坐在喧闹扰攘的咖啡馆里,他无法完全放松自己。对他而言,沙发和小圆桌把人们区隔成一座座“孤岛”,“孤岛”之间是人们游移、淡漠的目光,“人与人之间看似很近,却距离遥远”。
但正是这个喜欢独处的人,在过去的一年零三个月里,几乎每天都与陌生人生活在一起。这段事先被他计划好的行程名为“寄居计划”,他希望以此参与陌生人的生活。
“寄居计划”从2009年2月15日开始,结束于2010年5月15日。其间,文皆辗转于全国30多个城市,停留43站,在73个陌生人家中居住。
“这不是旅游,是重建人与人之间信任的一种尝试。”文皆说。他希望用这种方式寻找一种可能,让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可以形成一个互动、互助的人际网络,让人和人之间产生更多的“共鸣”。
“寄居客”的信任试验
“寄居计划”之前,文皆生活的圈子也是一座“孤岛”。
2008年,从小热衷艺术的他,终于辞掉了珠海一家软件公司的IT工程师工作,只身来到北京怀柔一家艺术馆,成为一名驻馆艺术家。在这里,文皆的生活圈与绘画、做音乐、拍短片的朋友有了越来越多的交集,却把世界关在了门外,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他们一概不知,也没有兴趣。
“这个圈子太小了,人就像井底之蛙,总有一天会灵感枯竭。”文皆渐渐厌倦起这样的自己。
就在这时,他从网络知道了“沙发客”的存在,这是由美国人芬顿于2004年发起的一种“互助游”模式,依靠身居各地的陌生人之间的帮助,让人们以最小的开销来旅行。
“和陌生人生活在一起”的念头突然攫住了文皆,“旅行不是我的目的,但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摆脱自我隔离、视野狭窄的生活,并尝试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互信的可能。”
2009年1月的一天,30岁的文皆开始通过网络实施自己的计划。为了让别人了解自己,他把自己的所有资料通过天涯论坛、百度贴吧、新浪论坛、QQ群等公共空间发布出来,还在自己的实名博客上公布了“寄居计划”:“这是一个基于人际关系的行为互动项目,主要是通过网络来寻找同城或者异地愿意提供寄居的陌生人,力争每天都跟陌生人生活在一起。不会前往没有寄居的地方,只要有人愿意提供寄居就会考虑过去,不管是否去过这个地方或对这个地方感兴趣。”
网友的反应不一,有人认为他“勇气可嘉”,也有人骂他“借寄居之名旅游,骗吃骗喝”,绝大多数人心怀质疑。
网友的不信任反倒触动了文皆,“可以看出社会的一种真实状态。大家都把自己保护得很严实,生怕受到伤害。”这让他更加相信“寄居计划”是一次对信任的测试。在整个过程中,文皆决定做一个观察者,最小程度地影响对方的生活。
1989年出生的青岛设计师唐冠华是第一个向文皆抛出“橄榄枝”的人,他与父母租住在青岛市区一处老式住宅楼内,有空房供文皆住一周。双方沟通很顺畅,在网络上了解了彼此情况。不过,唐冠华并没有向父母详细说明文皆的来历,只说“一位外地朋友要到咱家来住”,在他看来,老一辈人理解这样的“新生事物”还需要时间。
2009年2月15日,接受邀请的文皆踏上了由北京开往青岛的火车,驶向“寄居”的第一站。
在与唐冠华相处的6天里,文皆尽可能少地影响对方生活。白天,唐冠华上班,文皆就留在家中看书、上网。唐冠华下班后,他们一起吃饭、聊天。大多数时间,文皆充当着一名“倾听者”、别人烦恼的“垃圾筒”。
“有些心里话,对熟悉的人说不出口,面对陌生人,他反而会少些顾忌。”文皆说。
有限的信任
“在路上”的生活,并不像想象中的洒脱,无力感不时袭来,怀疑的目光如影随形。
文皆常常会被提心吊胆的情绪所左右,不知道第二天能不能住,不能住又该去哪,如果连续十天半月找不到下一站,“寄居计划”很可能就此搁浅。
成都是寄居的第14站,在那里,文皆的三次遭遇成了他被“拒居”的缩影。
一次是被“赶”出来。向他提供居所的女孩翠西是电子商务公司的职员,她和一对情侣租住了一套三居室,留有一间空房,可供文皆暂居。
夜里抵达成都,文皆与翠西、同屋的女孩聊自己的人生经历、寄居计划,三人聊得十分投机。不过,同屋的男生自始至终都没有和他交流过,甚至连房门都极少踏出,期间只来客厅接了一杯水,简单打了个招呼。第二天,翠西告诉文皆,他不能在这里住了,因为同屋男生不习惯和陌生人说话。文皆只好离开。
一次是被爽约。一个女孩在网络上主动表示愿意为文皆提供居所。傍晚六点,文皆坐上了前往女孩家的公交车,一路上,他仍与女孩保持着短信沟通。可刚下车,走到小区门口,女孩就改变了主意。“对不起,我想还是不太方便。”文皆握着手里的短信,偌大的城市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一时觉得十分悲凉。
宣传“寄居计划”的过程也是一次失败的经历。天府广场是成都人流量较大的中心区域,文皆将自制的宣传卡片分发给路人,上面印有“寄居计划”的标识和详细说明,还有自己的电话号码。文皆的想法很简单,他不希望自己是孤独的舞者。卡片发了40多张,换来的大多是冷眼和漠视。
一位中年男子的驻足让文皆看到了希望。男子显得饶有兴致,夸“寄居计划”的想法很好,自己也想出去走走,只是没有时间。
然而当文皆问他:“您愿意提供寄居吗?”男子却断然拒绝了,他说自己可以接受住在陌生人家中,但暂时还无法接受陌生人介入自己的生活。
在“寄居”无法延续的情况下,文皆只有三种选择:网吧通宵,公园过夜,小旅馆住宿。
但比起“拒居”,更令文皆感受深刻的,是寄居对象的不信任,那是一种时时刻刻存在的小心与提防。
长沙是“寄居计划”的第24站。在那里,文皆被动地过了4天早出晚归的生活。提供寄居的主人是一位从事IT行业的80后男生,每天的生活在规律中重复:早上7点起床,晚上9点下班。文皆尝试让对方把钥匙留给他,这样他可以留在屋里整理资料、准备下一步行程,但男生以各种理由搪塞掉了。文皆只能和男生同步作息,去网吧、泡书店、在街上闲逛,一直熬到晚上9点回家。
“他并没有真正信任我,时刻对我保持警觉。”这让文皆感到沮丧。
23岁的安保公司职员高明,今年4月26日在济南家中接待了文皆。高明的母亲在楼下经营了一个早餐店。6天时间,高明对文皆表现出了充分的信任。他会给文皆家门钥匙,让文皆随意待在家里,他也会完全敞开自己,跟文皆讲自己的烦恼,与父母的关系等心事。
“其实,文皆只身一人来到异地,面对的是我和父母、还有熟识多年的邻居们,如果说担心,应该是文皆,而不是我们这些本地人。” 高明说。
即便如此,敏感的文皆还是注意到,当高明有次值夜班没回家时,高明的母亲整夜没有回楼上休息。
与此相比,另外一次遭遇则让文皆真正感到灰心。文皆称这位寄居对象为H。因为H父母的到来,文皆不得不提前结束原本为期6天的暂居生活。他陷入两难:下一站的时间还没到,而他此时只剩下16元。无奈之下,文皆只好向H开口借钱,“能不能借我100元做路费,等我取了钱,就马上打钱还你。”H开始露出反感神色,没有回应。最终,H同意借给文皆100元,前提是必须写借条。“现在这个社会的人太不可信了。”H表示,等还了钱,他可以把借条邮寄给文皆。
文皆最终放弃了借钱,在网吧捱了一夜。
最美味的一餐
2009年的上半年,是文皆启程的最初几个月,也是最为艰难的时期。屡屡受挫、身心疲惫,还有听了太多人的波折心事,这让文皆整个人沉甸甸的,“感觉就要崩溃了”。
但在整个过程中,也不乏充满温情的记忆,它们像黑暗中凝聚微光的萤火虫,支撑着文皆继续自己的行程。
烟台是“寄居”的第10站,一位在读女大学生J接待了他。去烟台前,两人在QQ里聊了很久,算是“熟悉的陌生人”。到了烟台,两人在J的学校里见面。女孩手里提着一个保温饭盒,里面盛着她亲手为文皆做的饭菜,以自己的方式支持着文皆的行动。
“饭盒里装着两个菜,花菜炒肉和冬瓜肉片。”文皆觉得这是他整个行程中吃的最美味的一餐。
1960年代出生的“无侠魔”(网名)是在山西临汾为文皆提供暂居的人,他是当地交通局的一名普通干部。与文皆的结缘始于微博,文皆在微博上对自己行程的动态更新让“无侠魔”深感好奇,他主动邀请文皆来家里居住。
文皆在“无侠魔”家中待了一周,准备前往下一站,下午一点的火车。临开车前,去上班的“无侠魔”蹬着自行车赶到了车站,只为给文皆送来两袋水果。
“我从站台越过铁道跑到他所在的铁闸门,透过缝隙从他手里接过水果,再说不出多余的话来。”文皆说。
455天的“寄居”生活,为文皆提供居所的陌生人来自各行各业,有摄影师、平面设计师,也有教师、公务员、公司白领,还有大学生、安保人员、KTV服务员等。文皆把他们做了统计分类:从年龄看,20～29岁占78%,30～39岁占16%,40岁以上占3%,19岁以下占3%;从性别看,女性占36%,男性占64%;从住所来看,租房占63%,自住房28%,其余是合租或借朋友住处给文皆。
2010年2月2日,“寄居计划”进行近一年后,文皆开始受到媒体关注,这让他之后的行程变得越来越顺畅,基本没有再出现过被“拒”的状况。
“就像爬山,爬到半山腰是最难的,生理、心理状态都面临着极大挑战,但是过了极限就又舒服了。我基本把所有的阶段都体验了。”文皆感叹。
信任的“火种”
与文皆相比,仲一的“寄居”之旅显得容易许多。
作为中国“互助游”的始作俑者,仲一曾用100天时间,周游中国16个省,31个城、镇、村、寨,都是在陌生人家中居住。与文皆不同的是,仲一认为这是一种继“背包客”之后的一种新的旅行方式;相同的是,仲一承认,这种方式需要建立在“陌生人”互信的基础之上。
2003年4月,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苏州男孩仲一开设了个人网站“游学中国”,他在网站上第一次提出了“互助游”的设想:“大家可以通过网上邀请的方式,参与我的周游全国之旅,比如,喝茶聊天、做我的城市导游、或提供一天的家庭旅馆等等。”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至少两三个陌生人的邀请。
接触陌生人,仲一比文皆谨慎很多,他会在出发之前就确定整个行程,而不是像文皆,边走边安排下一站。这需要他在走之前做大量的工作与身处不同地方的人建立信任关系。仲一会根据对方的声音和谈吐判断对方的大体性格,还会通过多次交谈判断对方的诚意。去陌生人家前,他还会对对方的真实信息进行“暗访”,比如某人说他是某单位的,仲一会拨打对方单位电话,以确认对方的存在。
仲一说,他至少会与陌生人沟通一个月以上才会出行。
第一次“互助游”,他选择了毗邻苏州的两个地方:张家港和无锡。接待他的,一位是无锡一所党校的副校长;另一位则是当地供电局的职工,网名“奔岩”,一个户外运动爱好者。
临行时,仲一将一瓶法国香水送给了“奔岩”,“奔岩”回赠了自制的自行车车模,仲一将这个礼物转送给了下一站的网友,这个行为延续了下去,他们把这视为友情与信任的传递。
这些人很快成为新的“火种”,数量也呈几何增长。他们通过“互助游”,不断让陌生人成为朋友。
如今,仲一于2006年创办的“仲一互助游”网络社区,注册会员从最初的五六百人,增长到15万人。其中,在校生和工作一两年的年轻人占较大比例,中、老年人则占30%。对于后者,仲一称他们为“有钱、有闲、有时间”的“三有”群体,数量虽不多,却是“互助游”最为稳固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仲一他们而言,这是一个与真实生活相连的诚信网络,所有的注册会员都要填写详细的个人信息。会员的真实身份会受到同城市、同地区会员的不断认证和纠错,一旦作假,就会失去信任。“除非你不行动,否则你的寄居行为是不会被大家支持的。”仲一说。
学会与陌生人生活
无论是“寄居计划”“互助游”还是“沙发客”,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在陌生人之间建立熟人社会才会有的联系。
“现代人基本的精神处境,就是人与人之间是孤岛,没办法沟通,也不想沟通,由此加剧了这个社会的失信。”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资源中心主任龚鹏程说。他觉得“寄居客”们的意义在于唤起人们对于现代文明的反省,同时也舒缓了现代人的信任危机。
而这些疏离的关系,在“熟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组成的乡土社会是很少存在的。
“移民是城市的主体。城市是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在《信任论》中写道。移民本身流动性很强,没有归宿感,很多人都是“过客”心态,没有长期定居的准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不会认真去经营,因为经营不符合成本,所以都是机械性、功利化的交往目的,这种环境下,要重建信任非常困难。
“这些问题是都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龚鹏程说。西方自工业革命后,在享受工业革命带来便利的同时,保持着警惕和批判。“我们缺乏这样的警惕”,尽管西方人的家庭感比东方人淡,但是它有一种伦理态度,叫“陌生人伦理”。陌生人之间会习惯性地打招呼,表达一种基本的善意。“这种伦理其实是都市化里面一种非常重要的基础。”而在高速都市化的中国,很多人被历史的车轮裹挟着前进,停不下来,很多美好的东西、优秀的传统消失了。
对文皆、仲一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龚鹏程觉得这有益于一种新的城市伦理的建设。“这是一个更紧密的小社会,大家之间都是半生不熟,也想打招呼,但是常常碍于面子,又举不起手来。通过小范围,小区域,重新建立起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陌生人也可以成为朋友。”
如今,结束“寄居”的文皆正在筹备预计在10月举办的“寄居计划”艺术展,初步设想是把为他提供居所的73人请到北京来。为此,他挨个给这73人打电话协调,并寻找能提供资助的合作伙伴。文皆还打算把这一年来的经历拍成影像,以记录每个人在面对陌生人时的表情与心态,目的很单纯——“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分享与陌生人沟通的智慧。”★
文皆并不是一个开朗外向的人。
坐在喧闹扰攘的咖啡馆里,他无法完全放松自己。对他而言,沙发和小圆桌把人们区隔成一座座“孤岛”,“孤岛”之间是人们游移、淡漠的目光,“人与人之间看似很近,却距离遥远”。
但正是这个喜欢独处的人,在过去的一年零三个月里,几乎每天都与陌生人生活在一起。这段事先被他计划好的行程名为“寄居计划”,他希望以此参与陌生人的生活。
“寄居计划”从2009年2月15日开始,结束于2010年5月15日。其间,文皆辗转于全国30多个城市,停留43站,在73个陌生人家中居住。
“这不是旅游,是重建人与人之间信任的一种尝试。”文皆说。他希望用这种方式寻找一种可能,让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可以形成一个互动、互助的人际网络,让人和人之间产生更多的“共鸣”。
“寄居客”的信任试验
“寄居计划”之前,文皆生活的圈子也是一座“孤岛”。
2008年,从小热衷艺术的他,终于辞掉了珠海一家软件公司的IT工程师工作,只身来到北京怀柔一家艺术馆,成为一名驻馆艺术家。在这里,文皆的生活圈与绘画、做音乐、拍短片的朋友有了越来越多的交集,却把世界关在了门外,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他们一概不知,也没有兴趣。
“这个圈子太小了,人就像井底之蛙,总有一天会灵感枯竭。”文皆渐渐厌倦起这样的自己。
就在这时,他从网络知道了“沙发客”的存在,这是由美国人芬顿于2004年发起的一种“互助游”模式,依靠身居各地的陌生人之间的帮助,让人们以最小的开销来旅行。
“和陌生人生活在一起”的念头突然攫住了文皆,“旅行不是我的目的,但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摆脱自我隔离、视野狭窄的生活,并尝试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互信的可能。”
2009年1月的一天,30岁的文皆开始通过网络实施自己的计划。为了让别人了解自己,他把自己的所有资料通过天涯论坛、百度贴吧、新浪论坛、QQ群等公共空间发布出来,还在自己的实名博客上公布了“寄居计划”:“这是一个基于人际关系的行为互动项目,主要是通过网络来寻找同城或者异地愿意提供寄居的陌生人,力争每天都跟陌生人生活在一起。不会前往没有寄居的地方,只要有人愿意提供寄居就会考虑过去,不管是否去过这个地方或对这个地方感兴趣。”
网友的反应不一,有人认为他“勇气可嘉”,也有人骂他“借寄居之名旅游,骗吃骗喝”,绝大多数人心怀质疑。
网友的不信任反倒触动了文皆,“可以看出社会的一种真实状态。大家都把自己保护得很严实,生怕受到伤害。”这让他更加相信“寄居计划”是一次对信任的测试。在整个过程中,文皆决定做一个观察者,最小程度地影响对方的生活。
1989年出生的青岛设计师唐冠华是第一个向文皆抛出“橄榄枝”的人,他与父母租住在青岛市区一处老式住宅楼内,有空房供文皆住一周。双方沟通很顺畅,在网络上了解了彼此情况。不过,唐冠华并没有向父母详细说明文皆的来历,只说“一位外地朋友要到咱家来住”,在他看来,老一辈人理解这样的“新生事物”还需要时间。
2009年2月15日,接受邀请的文皆踏上了由北京开往青岛的火车,驶向“寄居”的第一站。
在与唐冠华相处的6天里,文皆尽可能少地影响对方生活。白天,唐冠华上班,文皆就留在家中看书、上网。唐冠华下班后,他们一起吃饭、聊天。大多数时间,文皆充当着一名“倾听者”、别人烦恼的“垃圾筒”。
“有些心里话,对熟悉的人说不出口,面对陌生人,他反而会少些顾忌。”文皆说。
有限的信任
“在路上”的生活,并不像想象中的洒脱,无力感不时袭来,怀疑的目光如影随形。
文皆常常会被提心吊胆的情绪所左右,不知道第二天能不能住,不能住又该去哪,如果连续十天半月找不到下一站,“寄居计划”很可能就此搁浅。
成都是寄居的第14站,在那里,文皆的三次遭遇成了他被“拒居”的缩影。
一次是被“赶”出来。向他提供居所的女孩翠西是电子商务公司的职员,她和一对情侣租住了一套三居室,留有一间空房,可供文皆暂居。
夜里抵达成都,文皆与翠西、同屋的女孩聊自己的人生经历、寄居计划,三人聊得十分投机。不过,同屋的男生自始至终都没有和他交流过,甚至连房门都极少踏出,期间只来客厅接了一杯水,简单打了个招呼。第二天,翠西告诉文皆,他不能在这里住了,因为同屋男生不习惯和陌生人说话。文皆只好离开。
一次是被爽约。一个女孩在网络上主动表示愿意为文皆提供居所。傍晚六点,文皆坐上了前往女孩家的公交车,一路上,他仍与女孩保持着短信沟通。可刚下车,走到小区门口,女孩就改变了主意。“对不起,我想还是不太方便。”文皆握着手里的短信,偌大的城市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一时觉得十分悲凉。
宣传“寄居计划”的过程也是一次失败的经历。天府广场是成都人流量较大的中心区域,文皆将自制的宣传卡片分发给路人,上面印有“寄居计划”的标识和详细说明,还有自己的电话号码。文皆的想法很简单,他不希望自己是孤独的舞者。卡片发了40多张,换来的大多是冷眼和漠视。
一位中年男子的驻足让文皆看到了希望。男子显得饶有兴致,夸“寄居计划”的想法很好,自己也想出去走走,只是没有时间。
然而当文皆问他:“您愿意提供寄居吗?”男子却断然拒绝了,他说自己可以接受住在陌生人家中,但暂时还无法接受陌生人介入自己的生活。
在“寄居”无法延续的情况下,文皆只有三种选择:网吧通宵,公园过夜,小旅馆住宿。
但比起“拒居”,更令文皆感受深刻的,是寄居对象的不信任,那是一种时时刻刻存在的小心与提防。
长沙是“寄居计划”的第24站。在那里,文皆被动地过了4天早出晚归的生活。提供寄居的主人是一位从事IT行业的80后男生,每天的生活在规律中重复:早上7点起床,晚上9点下班。文皆尝试让对方把钥匙留给他,这样他可以留在屋里整理资料、准备下一步行程,但男生以各种理由搪塞掉了。文皆只能和男生同步作息,去网吧、泡书店、在街上闲逛,一直熬到晚上9点回家。
“他并没有真正信任我,时刻对我保持警觉。”这让文皆感到沮丧。
23岁的安保公司职员高明,今年4月26日在济南家中接待了文皆。高明的母亲在楼下经营了一个早餐店。6天时间,高明对文皆表现出了充分的信任。他会给文皆家门钥匙,让文皆随意待在家里,他也会完全敞开自己,跟文皆讲自己的烦恼,与父母的关系等心事。
“其实,文皆只身一人来到异地,面对的是我和父母、还有熟识多年的邻居们,如果说担心,应该是文皆,而不是我们这些本地人。” 高明说。
即便如此,敏感的文皆还是注意到,当高明有次值夜班没回家时,高明的母亲整夜没有回楼上休息。
与此相比,另外一次遭遇则让文皆真正感到灰心。文皆称这位寄居对象为H。因为H父母的到来,文皆不得不提前结束原本为期6天的暂居生活。他陷入两难:下一站的时间还没到,而他此时只剩下16元。无奈之下,文皆只好向H开口借钱,“能不能借我100元做路费,等我取了钱,就马上打钱还你。”H开始露出反感神色,没有回应。最终,H同意借给文皆100元,前提是必须写借条。“现在这个社会的人太不可信了。”H表示,等还了钱,他可以把借条邮寄给文皆。
文皆最终放弃了借钱,在网吧捱了一夜。
最美味的一餐
2009年的上半年,是文皆启程的最初几个月,也是最为艰难的时期。屡屡受挫、身心疲惫,还有听了太多人的波折心事,这让文皆整个人沉甸甸的,“感觉就要崩溃了”。
但在整个过程中,也不乏充满温情的记忆,它们像黑暗中凝聚微光的萤火虫,支撑着文皆继续自己的行程。
烟台是“寄居”的第10站,一位在读女大学生J接待了他。去烟台前,两人在QQ里聊了很久,算是“熟悉的陌生人”。到了烟台,两人在J的学校里见面。女孩手里提着一个保温饭盒,里面盛着她亲手为文皆做的饭菜,以自己的方式支持着文皆的行动。
“饭盒里装着两个菜,花菜炒肉和冬瓜肉片。”文皆觉得这是他整个行程中吃的最美味的一餐。
1960年代出生的“无侠魔”(网名)是在山西临汾为文皆提供暂居的人,他是当地交通局的一名普通干部。与文皆的结缘始于微博,文皆在微博上对自己行程的动态更新让“无侠魔”深感好奇,他主动邀请文皆来家里居住。
文皆在“无侠魔”家中待了一周,准备前往下一站,下午一点的火车。临开车前,去上班的“无侠魔”蹬着自行车赶到了车站,只为给文皆送来两袋水果。
“我从站台越过铁道跑到他所在的铁闸门,透过缝隙从他手里接过水果,再说不出多余的话来。”文皆说。
455天的“寄居”生活,为文皆提供居所的陌生人来自各行各业,有摄影师、平面设计师,也有教师、公务员、公司白领,还有大学生、安保人员、KTV服务员等。文皆把他们做了统计分类:从年龄看,20～29岁占78%,30～39岁占16%,40岁以上占3%,19岁以下占3%;从性别看,女性占36%,男性占64%;从住所来看,租房占63%,自住房28%,其余是合租或借朋友住处给文皆。
2010年2月2日,“寄居计划”进行近一年后,文皆开始受到媒体关注,这让他之后的行程变得越来越顺畅,基本没有再出现过被“拒”的状况。
“就像爬山,爬到半山腰是最难的,生理、心理状态都面临着极大挑战,但是过了极限就又舒服了。我基本把所有的阶段都体验了。”文皆感叹。
信任的“火种”
与文皆相比,仲一的“寄居”之旅显得容易许多。
作为中国“互助游”的始作俑者,仲一曾用100天时间,周游中国16个省,31个城、镇、村、寨,都是在陌生人家中居住。与文皆不同的是,仲一认为这是一种继“背包客”之后的一种新的旅行方式;相同的是,仲一承认,这种方式需要建立在“陌生人”互信的基础之上。
2003年4月,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苏州男孩仲一开设了个人网站“游学中国”,他在网站上第一次提出了“互助游”的设想:“大家可以通过网上邀请的方式,参与我的周游全国之旅,比如,喝茶聊天、做我的城市导游、或提供一天的家庭旅馆等等。”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至少两三个陌生人的邀请。
接触陌生人,仲一比文皆谨慎很多,他会在出发之前就确定整个行程,而不是像文皆,边走边安排下一站。这需要他在走之前做大量的工作与身处不同地方的人建立信任关系。仲一会根据对方的声音和谈吐判断对方的大体性格,还会通过多次交谈判断对方的诚意。去陌生人家前,他还会对对方的真实信息进行“暗访”,比如某人说他是某单位的,仲一会拨打对方单位电话,以确认对方的存在。
仲一说,他至少会与陌生人沟通一个月以上才会出行。
第一次“互助游”,他选择了毗邻苏州的两个地方:张家港和无锡。接待他的,一位是无锡一所党校的副校长;另一位则是当地供电局的职工,网名“奔岩”,一个户外运动爱好者。
临行时,仲一将一瓶法国香水送给了“奔岩”,“奔岩”回赠了自制的自行车车模,仲一将这个礼物转送给了下一站的网友,这个行为延续了下去,他们把这视为友情与信任的传递。
这些人很快成为新的“火种”,数量也呈几何增长。他们通过“互助游”,不断让陌生人成为朋友。
如今,仲一于2006年创办的“仲一互助游”网络社区,注册会员从最初的五六百人,增长到15万人。其中,在校生和工作一两年的年轻人占较大比例,中、老年人则占30%。对于后者,仲一称他们为“有钱、有闲、有时间”的“三有”群体,数量虽不多,却是“互助游”最为稳固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仲一他们而言,这是一个与真实生活相连的诚信网络,所有的注册会员都要填写详细的个人信息。会员的真实身份会受到同城市、同地区会员的不断认证和纠错,一旦作假,就会失去信任。“除非你不行动,否则你的寄居行为是不会被大家支持的。”仲一说。
学会与陌生人生活
无论是“寄居计划”“互助游”还是“沙发客”,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在陌生人之间建立熟人社会才会有的联系。
“现代人基本的精神处境,就是人与人之间是孤岛,没办法沟通,也不想沟通,由此加剧了这个社会的失信。”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资源中心主任龚鹏程说。他觉得“寄居客”们的意义在于唤起人们对于现代文明的反省,同时也舒缓了现代人的信任危机。
而这些疏离的关系,在“熟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组成的乡土社会是很少存在的。
“移民是城市的主体。城市是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在《信任论》中写道。移民本身流动性很强,没有归宿感,很多人都是“过客”心态,没有长期定居的准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不会认真去经营,因为经营不符合成本,所以都是机械性、功利化的交往目的,这种环境下,要重建信任非常困难。
“这些问题是都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龚鹏程说。西方自工业革命后,在享受工业革命带来便利的同时,保持着警惕和批判。“我们缺乏这样的警惕”,尽管西方人的家庭感比东方人淡,但是它有一种伦理态度,叫“陌生人伦理”。陌生人之间会习惯性地打招呼,表达一种基本的善意。“这种伦理其实是都市化里面一种非常重要的基础。”而在高速都市化的中国,很多人被历史的车轮裹挟着前进,停不下来,很多美好的东西、优秀的传统消失了。
对文皆、仲一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龚鹏程觉得这有益于一种新的城市伦理的建设。“这是一个更紧密的小社会,大家之间都是半生不熟,也想打招呼,但是常常碍于面子,又举不起手来。通过小范围,小区域,重新建立起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陌生人也可以成为朋友。”
如今,结束“寄居”的文皆正在筹备预计在10月举办的“寄居计划”艺术展,初步设想是把为他提供居所的73人请到北京来。为此,他挨个给这73人打电话协调,并寻找能提供资助的合作伙伴。文皆还打算把这一年来的经历拍成影像,以记录每个人在面对陌生人时的表情与心态,目的很单纯——“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分享与陌生人沟通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