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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上半年的GDP增速排名中，上海以7%位列31个省的倒数第八位。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集体下滑，加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下文简称TPP）的谈判进程也给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如何进一步激发上海经济的增长潜力和发展动力，是政府和专家正在考虑的问题。
上海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正面临居民消费增长乏力、投资结构深度调整、海外市场持续低迷之势，经济增速下行压力逐渐增大；加之此前资本市场的冲击与波动，带来了对上海经济发生“断崖式”下滑的隐忧。为进一步激发上海经济增长潛力和发展动力，亟须通过深化市场开放，增强市场内源性的增长动力；实施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积极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提高投资效率，加快产业升级；加大对服务业的开放力度，并适度提高出口对上海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三驾马车”遭遇集体下滑
从消费需求看，居民消费增长乏力，消费者对整体经济预期不乐观。2015年第二季度全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7013元。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067元，同比增长3.7%；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7928元，同比增长4.5%；城乡人均消费增长率均下探至2年内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也有所趋缓，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跌破8%，但仍略高于GDP增速。居民消费增长乏力或与收入增长下降及对未来的不确定预期有关。
从投资需求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偏弱，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放缓。2015年第2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605亿元，同比增长8.4%，增速较一季度（3.2%）有所回升。分行业看，在过去的两年里，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且为负，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基本为正，呈现“二退三进”态势。可以预见，随着未来投资于第三产业的资金不断增加，在服务业“鲍莫尔成本病”的内在规律作用下，上海的第三产业占比将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产业结构快速调整而将进一步放缓。
从进出口需求看，欧美等发达国家仍深受金融危机影响，外部市场复苏缓慢，导致外部需求扩张乏力。2015年二季度累计进出口总额达13259亿美元，增长率同比下降3.4%，进口和出口增长率同比分别下降1.7%和5.5%，同比增长率表现差于2014年，同2013年的低增长或零增长水平相当，表明上海经济增长的外需动力依然受制于国际市场，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仍处于金融危机后期，外部市场复苏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上海外部需求扩张能力受限。
基本研判与若干政策建议
上海经济发生“断崖式”下滑是小概率事件，“三驾马车”运行仍处于正常波动范围。
由于上海经济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海外市场复苏乏力导致上海出口波动剧烈，是造成上海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尽管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也出现了向下调整迹象，但在短期内，就消费需求而言，收入仍然是决定消费最主要的因素，收入增幅并未发生大幅下降，因此可以判断消费需求的下滑应当是暂时性的，同消费者预期和对未来的信心有关；就投资需求而言，尽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趋弱，但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正在加快，符合随着人均GDP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升级方向。因此，短期内宏观调控的重点在于需求管理政策，平稳应对产业结构调整引致的经济减速。
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通过深化改革消除抑制消费的体制机制瓶颈。近十年来，上海消费需求占比逐步提升，最终消费率从普遍落后于周边省份到全面超越，2013年达到57.9%，而且3/4来自居民消费，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4万亿元，占当年GDP的42%左右。
这表明上海的消费率并不低，同时也意味着，上海消费率增长的空间已不大。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作用将逐步减少，而非收入因素的作用将逐步加强，但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仍然具有决定意义。
春节海外奢侈品市场消费异常火热，透射出来的更为深层次的启示在于，上海要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能力，就不仅要挖掘新的消费增长点，如文化创意消费、互联网消费、服务消费等，更需要进一步致力于消费环境的优化与改造，坚持取缔“假冒伪劣”产品、坚决抵制“坑蒙拐骗”行为，坚定规范（服务）消费标准，重塑消费者信心。
与上海的国际大都市地位相符的最终消费率应当维持在65%左右，这意味着上海的消费需求大约还有7-8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
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率，通过简政放权消除抑制投资的市场准入门槛。在当下发展阶段，投资依然是拉动上海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不可偏废，投资结构变化的内在动因在于资本流向更有效率的部门。
为此，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资本，提高投资效率，使等量资本推动更多的国民收入增加，应当成为上海投资需求政策调整的主导方向。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家根据资金的成本和可获得性（金融体系及资本市场的效率）、投资项目的预期盈利性（生产成本及产品的市场需求预测），以及企业家承担风险的意愿和能力（景气预期及财务约束）对投资做出决策。
因此，建议目前投资需求管理政策的具体调整措施可以是：
第一，简政放权，提高企业家特别是国有企业管理者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对企业投资决策的支配能力；
第二，深化开放，尤其是要加大对服务业的开放力度，在做好事后监管以及标准设定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相关服务业领域的准入门槛，加快推进服务业发展与服务消费的市场匹配程度；
第三，鼓励创新，通过税收、金融等政策优惠，鼓励商业模式创新，为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新兴业态领域开辟道路。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通过科创中心与“四个中心”联动发展提升城市功能。从国际经验看，在同样拥有政府干预的发达经济体中，东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净出口GDP占比基本保持在20%以上，而上海不到5%，这反映出上海在城市集聚与辐射功能覆盖的范围和力度上，均与亚洲的世界城市存在一定差距。提升上海城市功能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科创中心与“四个中心”的联动发展，推动上海在航运服务、金融服务和服务贸易方面的世界占比，扩大对周边腹地的影响力，特别应重视是在流量空间借助于“互联网 ”，实现城市功能拓展与经济平稳增长。
上海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正面临居民消费增长乏力、投资结构深度调整、海外市场持续低迷之势，经济增速下行压力逐渐增大；加之此前资本市场的冲击与波动，带来了对上海经济发生“断崖式”下滑的隐忧。为进一步激发上海经济增长潛力和发展动力，亟须通过深化市场开放，增强市场内源性的增长动力；实施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积极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提高投资效率，加快产业升级；加大对服务业的开放力度，并适度提高出口对上海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三驾马车”遭遇集体下滑
从消费需求看，居民消费增长乏力，消费者对整体经济预期不乐观。2015年第二季度全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7013元。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067元，同比增长3.7%；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7928元，同比增长4.5%；城乡人均消费增长率均下探至2年内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也有所趋缓，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跌破8%，但仍略高于GDP增速。居民消费增长乏力或与收入增长下降及对未来的不确定预期有关。
从投资需求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偏弱，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放缓。2015年第2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605亿元，同比增长8.4%，增速较一季度（3.2%）有所回升。分行业看，在过去的两年里，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且为负，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基本为正，呈现“二退三进”态势。可以预见，随着未来投资于第三产业的资金不断增加，在服务业“鲍莫尔成本病”的内在规律作用下，上海的第三产业占比将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产业结构快速调整而将进一步放缓。
从进出口需求看，欧美等发达国家仍深受金融危机影响，外部市场复苏缓慢，导致外部需求扩张乏力。2015年二季度累计进出口总额达13259亿美元，增长率同比下降3.4%，进口和出口增长率同比分别下降1.7%和5.5%，同比增长率表现差于2014年，同2013年的低增长或零增长水平相当，表明上海经济增长的外需动力依然受制于国际市场，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仍处于金融危机后期，外部市场复苏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上海外部需求扩张能力受限。
基本研判与若干政策建议
上海经济发生“断崖式”下滑是小概率事件，“三驾马车”运行仍处于正常波动范围。
由于上海经济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海外市场复苏乏力导致上海出口波动剧烈，是造成上海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尽管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也出现了向下调整迹象，但在短期内，就消费需求而言，收入仍然是决定消费最主要的因素，收入增幅并未发生大幅下降，因此可以判断消费需求的下滑应当是暂时性的，同消费者预期和对未来的信心有关；就投资需求而言，尽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趋弱，但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正在加快，符合随着人均GDP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升级方向。因此，短期内宏观调控的重点在于需求管理政策，平稳应对产业结构调整引致的经济减速。
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通过深化改革消除抑制消费的体制机制瓶颈。近十年来，上海消费需求占比逐步提升，最终消费率从普遍落后于周边省份到全面超越，2013年达到57.9%，而且3/4来自居民消费，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4万亿元，占当年GDP的42%左右。
这表明上海的消费率并不低，同时也意味着，上海消费率增长的空间已不大。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作用将逐步减少，而非收入因素的作用将逐步加强，但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仍然具有决定意义。
春节海外奢侈品市场消费异常火热，透射出来的更为深层次的启示在于，上海要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能力，就不仅要挖掘新的消费增长点，如文化创意消费、互联网消费、服务消费等，更需要进一步致力于消费环境的优化与改造，坚持取缔“假冒伪劣”产品、坚决抵制“坑蒙拐骗”行为，坚定规范（服务）消费标准，重塑消费者信心。
与上海的国际大都市地位相符的最终消费率应当维持在65%左右，这意味着上海的消费需求大约还有7-8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
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率，通过简政放权消除抑制投资的市场准入门槛。在当下发展阶段，投资依然是拉动上海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不可偏废，投资结构变化的内在动因在于资本流向更有效率的部门。
为此，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资本，提高投资效率，使等量资本推动更多的国民收入增加，应当成为上海投资需求政策调整的主导方向。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家根据资金的成本和可获得性（金融体系及资本市场的效率）、投资项目的预期盈利性（生产成本及产品的市场需求预测），以及企业家承担风险的意愿和能力（景气预期及财务约束）对投资做出决策。
因此，建议目前投资需求管理政策的具体调整措施可以是：
第一，简政放权，提高企业家特别是国有企业管理者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对企业投资决策的支配能力；
第二，深化开放，尤其是要加大对服务业的开放力度，在做好事后监管以及标准设定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相关服务业领域的准入门槛，加快推进服务业发展与服务消费的市场匹配程度；
第三，鼓励创新，通过税收、金融等政策优惠，鼓励商业模式创新，为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新兴业态领域开辟道路。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通过科创中心与“四个中心”联动发展提升城市功能。从国际经验看，在同样拥有政府干预的发达经济体中，东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净出口GDP占比基本保持在20%以上，而上海不到5%，这反映出上海在城市集聚与辐射功能覆盖的范围和力度上，均与亚洲的世界城市存在一定差距。提升上海城市功能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科创中心与“四个中心”的联动发展，推动上海在航运服务、金融服务和服务贸易方面的世界占比，扩大对周边腹地的影响力，特别应重视是在流量空间借助于“互联网 ”，实现城市功能拓展与经济平稳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