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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元月31日，新绛县农民锣鼓队带着绛州鼓乐，首次来到北京荣登人民大会堂表演，他们为演出的成功，按捺不住激动心情，回到驻地自发组建起了一支半农半艺民间艺术表演团体，这就是山西绛州鼓乐艺术团。
他们成立12年间，窝在家门口，坐等来演出，守着金饭碗，时常没饭吃，债墙高筑，累计负债100多万，随时都有散摊危险，自2000年走出小县城，走进大市场，才走出了一条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强大之路。
起初，他们只有一班人马、几根木棒，其余，便是一张白纸。17年来，这伙农民朋友坚持“敬业、攀高、创新、求精”八字办团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主创新，改革发展，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率先将民间广场锣鼓推上舞台，把民族鼓乐艺术推向鼎新，打入国内市场，打进艺术殿堂，打上国际舞台，打出文化品牌，成为民族打击乐的一支劲旅。先后荣获全国第二、九、十、十三届群星奖决赛5金1银，在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比赛决赛上夺得大奖殊荣，获最高分，同时获一等奖，第二届中国艺术节纪念奖、首都庆祝建国50周年总指挥部组织奖、第二届中国民间艺术节金奖，在太原、北京、广州、哈尔滨、连云港等地举办的全国性锣鼓大赛上，连连夺冠。曾参加了首都庆祝建国50周年、中国艺术节、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国民间艺术节等重大演出，在北京音乐厅、上海大剧院、上海音乐厅、兰心大剧院、广州星海音乐厅、哈尔滨音乐厅、浙江大会堂、深圳大戏院等庭院举办专场音乐会，并赴台湾六市巡回演出，五进香港、四上澳门，远赴丹麦、摩洛哥、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地表演，受到中外观众和舆论界高度好评。有上百家中外媒体作过评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曾以《百闻不如一见》为题专门介绍他们丹麦演出盛况，国内外有十多家电视台录制专辑播放，香港、台湾、上海、广州、马来西亚等地文化公司还曾制作专辑对外发行，一度在台湾民乐唱片发行排行榜上居高不下，荣获香港金唱片奖。他们被媒体誉为“世界鼎足而三的鼓乐团”、“超一流的国际演出”、“走上世界舞台的巅峰”。
他们从黄土地走来
演出就是营销，而演员是最具召唤力的推销员。17年来，他们不惜工本，广招学员，免费培训，择优选拔，留团使用，有力地保证了后继人旺，直线上升。新绛虽然村村有锣鼓队，蔚然成风，但在过去没有女子打鼓，解放以后，一直任无女子职业鼓手。1993年，他们打破了千年旧风俗，招收了首批女学员，从此屡招女生，可是，她们一到十八九岁要结婚了，一旦结婚很少有人能留下来。如何吐故纳新，成了这个团的日常工作，他们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作一种市场战略来抓。从2000年移师上海以来，先后又从家乡招去60人到上海去随团培训，不仅学费分文不收，实行“三包”：包吃，包住，包行，还包一些教材、学习文具，对淘汰者包票包送，这对他们来说虽然不是一个天文数字，也是一个不小负担。他们招来的新学员大部分是农村辍学的青少年，是家长难管的独生子女，自由散漫，文化水平普遍又低，有的只读了三年书，整体素质不高，他们又无力量进行全面教学补课，这样培养出的新生力量很难适应这个团的不断发展，如何能对他们不断进行知识更新，用于对节目的推陈出新，做到既要人保戏，又要戏保人？如同企业产销一样，及时换代产品，全面包装？在山西省文化厅的关怀下，他们直接参与，陕西省艺术职业学院和陕西省戏剧职业学院联合在上海开办了绛州鼓乐特色班，输送到上海班就读，“两院”为了救助这批农村学生，减免一半学费，他们除了负担食宿、旅费，还要补充他们少许学费，又派出了4名团员任教，同时又招去了20名学员短期培训，食住行学全包，就这样拼着力培养新生力量。他们这几年来面向艺术中等学校招生，基本上做到了后继人旺，新手辈出。
他们是支民营团体，团员又是从庄稼院这座被小农经济意识“围城”的堡垒里走出来的，一度受这样的困扰，“窝在家门槛，坐等有表演；捧着金饭碗，时常没饭钱”。2000年他们决定移师南下，开辟长江三角洲的文化市场。离家出走本身就是一场革命，年老团员结婚有了小家，青年团员，特别是女团员，家长又不放心。经过反复说服动员，统一思想，走出了小县城，闯进了大都市。闯“上海滩”谈何容易！初来乍到，又赶上了演出淡季，他们住在宜川路一家招待所，尽管有上海的朋友和音乐界一些朋友在为他们积极寻找演出，但是，寥无几场，收不付支，有段时间竟拿不出每人每天5块钱的伙食费，更交不起房租。面对困境，他们横下心，借了上海雅林文化有限公司20万元，购置食宿器具，移居南翔，安营扎寨，一心抓整顿，抓提高，立志靠演出打出品牌，凭市场打出效益。现在日益见好，几年奋斗，打开了市场，站稳了脚跟，可在上海没个陪练场地，每天要到30里外的地方排练，一年搬一次家。他们为了保护绛州鼓乐这一文化遗产，保证这个团体持续发展，宁可迎着风尘站在大马路旁排练，也无半些松懈，《黄土》等新曲目就是这样排出来的。
但是，有人不顾发展，不想还欠，冒出了“分光吃净”的苗头，后来有个别人觉得市场打开了，有钱可挣，私下拉人另立山头，这使他们懂得必须改革体制，改变意识，不能走过去戏班的老路，不能有“跑事”的做法，也不能只管“跑码头”，一定要用先进的企业管理办法进行内部管理，教育团员克服小农经济思想，克服旧的习惯，旧的作风，树立大目标，心奔大方向。
目前，他们光靠演艺市场仅能勉强生存，实践证明，大发展就要产业化，开发资源，整合产业，以产促团，以团带产。于是，他们在前几年办起了小型制鼓厂，除了制作大小鼓外，还用下角料制作了一大批礼品鼓出售，每年收入可达三四万元。这几年来，他们不仅继为马来西亚制作超级大鼓之后，又为香港中乐团做出一面直径达3.46米的天下第一大鼓，再创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还为他们解决了抗“非典”期间的团员基本工资，还购置了一辆道具运输车和价值两万元的制鼓设备。
把鼓乐推向世界
他们来自民间，如何还于民间？如果只是把传统的节目翻新一下，拿来弘扬是不足的，而要推出更多符合时代精神，具有民族特色，并有一定的艺术性，能被现代观众欢迎，特别是青少年接受，把中国民族民间鼓乐推向世界，使各肤色的人都能喜欢，真正做到弘扬中国文化，普及开来，传之于后。
他们原来是个半农半艺表演团体，后来搞成专业性的鼓乐艺术专业表演艺术团体。这多年来，他们根扎在民间，凭着他们这一群“土包子”，请进来，走出去，抓编创，抓出新，坚持不离其宗，不丢其色，不失其味，不违其时；面向大众，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广览博采，兼容并蓄，为我所用，扬我所长；在纵向上同传统一脉相承，在横向上同现代同步发展，尽力能使民族鼓乐现代化，现代鼓乐民族化。推出了一批新节目，在第九届全国群星奖大赛上，带去《拉呱》、《老鼠娶亲》两个节目，全获金奖；在第十一届全国群星奖大赛上，带去《黄河船夫》荣登榜首，为民族鼓赢得殊荣，为庄稼户争得荣光。
创作激活了生产力，为他们开辟了广大市场，把他们推向了国际舞台，丹麦女王、摩洛哥、马来西亚元首或首相曾在他们国家出席聆听了绛州鼓乐音乐会，丹麦奥尔胡斯市长高兴地说：“十年内不会有你们这样的轰动了！”他们刚从日本演出归来，又签订了次年11场演出。
他们在开辟上海市场前13年中，政府无力拨款，银行不予贷款，全靠民间高贷维持生存，两次出访又遇东南亚金融风波，负债100余万，团员工资长期拖欠，吃了上顿不知下顿，随时都有散班危险。尽管有些艰难是人们难以想象的，但是，他们在艺术上不克扣成本，宁可钱发少些，饭吃差点，“对方给了卧铺钱，大家挤车在车门站，伙食补助扣一半，一连几天方便面”，也没有在编创新作上，打造精品上，出台亮相上，吝啬过一分钱。他们想把本土穿箱锣鼓搬上舞台，吸取一些戏曲表演程式和锣鼓经，重新整理一个节目，先是搞《抗金令》，花费了两年多时间，讨论了上百次，大改了几十次，是多年来投资较大、花费时间最长，又外请专家指导较多的曲目，却失败了。他们没气绥，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重整旗鼓，打造《杨门女将》，仅购服装用去了3万余元，目前这个节目虽已得到市场认可，经常被邀请方指名演出，但他们把它还只当作是作品，打算再用两年时间磨成精品。这个团的团员比较擅长于打，压根儿不会跳，为了推出晋南花鼓，派出20多人去了省城太原，利用艺校暑假，借用他们排练场地，住在最便宜的旅社，自己起伙，请专家来辅导练功，指导排练，先后两次攻了两个来月，在全国第十届群星奖（舞蹈）大赛上夺了金奖。
创新求精是衡量一个演艺团体发展和发达的基本标准，对于演艺团体来说，演出是根本，质量是关键，没有演出，一切无从谈起，没有精品，就不可能拥有市场。每过一段时间，他们都组织了“集体会诊”、“剖腹检查”，经常邀请“专家出诊”，共同挑剔毛病，对症下药，然后，发挥集体智慧创新求精。他们每年都全力以赴，千方百计地推出一至两首曲目，《黄河船夫》就是他们前年提出设想，特从北京聘请广播乐团民乐团指挥张列谱曲，经过千锤百炼，集体打造推出来的。这样以来，在锤炼中打造了精品，得到了真知，推出了人才，积累了曲目，在第十六届澳门国际音乐节上，推出了两场节目完全不同的音乐会，主办单位负责人说是他们举办16年来观众最踊跃和反响最热烈的一台晚会。
特色 品牌 市场 人气
他们创立初期就提出了“凡是演出，没有引起很大轰动，等于没有演出；凡是参赛，没有捧回前三名次，等于没有参赛；凡到某地，没有进了最好剧场，等于没有来过。”演出赢得几声喝彩并非难事，但是，当场叫好并非真好，成功与否，关键要看在观众的记忆中保持多久，有多少观众从中获得了心动感受，最终有多少回头客，滚雪球滚出了多少。为了使更多的人喜欢绛州鼓乐，达到保护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传播民族精神这个目的，他们每出一次场、上一个节目，都当作是“赴京赶考”。不管晚会，还是礼仪，不论专场，还是组台，不分剧院，还是广场，不论满座，还是人少，质量不减，特色不变，精心准备，努力演出，尽情满足；他们从文化市场的需求出发，随时调整演出方案，既有正规军的打法，也有游击队的做法，有合有分，能大能小；坚持“二为”方向和“三贴近”，把社会效益始终放在首位，做到适应市场，扩大份额，提高效益，增强实力。
他们把移师上海、进军江浙的行动，当作是第二次创业，也看作是养精蓄锐、大打翻身仗的新起点。坚持打特色，打品牌，打市场，打人气，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相继被选拔到上海市文学艺术奖颁奖典礼、纪念毛泽东《讲话》60周年广场文艺展演、“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现场展示和APEC电信部长会议、亚行年会、国际音乐节闭幕式和外国专家招待晚会上表演。这不仅打开他们在上海演出市场的绿色通道，也为他们进军江浙搭起了桥，铺长了路。杭州、苏州、宁波、温州、金华、扬州、昆山、湖州、象山、张家港等地中介机构来沪寻找演艺团体，时常会被上海方面推荐演出。澳门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莫华伦先生来上海挑选团队，《新民晚报》文艺记者杨建国先生极力推介，又陪莫先生赶来驻地，原订要看整场节目，结果，看过三个节目便敲定了，当晚传真发来了邀请书。
进入市场本身是一种用经济效益衡量的交易，但是，他们没有把每一次出场，将每一种演出，都拿钱来做唯一法码。他们走入社区校园，贴近大众，对公益性演出，从不计较演出费的高低。他们在1989年十年团庆之后，送乐下乡，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农村义务巡演，大家骑自行车，坐小四轮到偏僻的山庄小村演出，不讲条件，就地为台，不顾疲劳，演完便走。到了上海，他们去过许多社区演出，还到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工业职校等校演出，还为小学和幼儿园演出十个专场。上海交通大学两场演出掀起了大学生观赏狂潮，学校主动向市教委积极推荐，在网上发表了评论，称赞他们演出的《曹操与杨修》是多年后的一次感动。他们帮助南翔中学、同洲学校、卢湾、浦东工厂培训队伍，排练节目，还和他们共同演出，参加了上海市第七届国际艺术节的“天天演”和中国首届民谣民乐舞上海博览会开幕式；帮助南翔社区编排《竹乐》，多次获得区镇褒奖；协助文化站和兰天经济城、个协等单位演出，还派专人多次到张家港的社区辅导；他们和宝山区群艺馆结成合作伙伴，有新节目共同试排，有大活动共同演出，先后试排并演奏了《鼓角三通》、《龙腾虎跃》、《翠竹嬉春》、《西藏风情》等曲。
上海公益性的演出较多，他们有求必应，从未计较费用。一般地说公益性的演出都是大型演出，而且要在总策划下调整曲目，编排制定节目，这样一是参加的人要多；二是乐器服装道具要添；三是花费时间要长；四是观众面大媒体又多质量还得保证，而又收费很低，有时还不足付交通费。他们从未谢绝，从不应付，受到一致好评。作为唯一外地团体，破例评为上海市20个先进群众文化集体中的一个，并是授奖大会四个大会典型发言中的一个。
“只有走产业化的道路，才能救活我们”。这是他们从17年的辛酸苦甜中总结出的结论。目前，他们正在全面实施人才强团，精品强团，市场强团，把发展绛州鼓乐的事情做大办强，扩大市场份额，增强经济实力，走出一条强大之路。
他们成立12年间，窝在家门口，坐等来演出，守着金饭碗，时常没饭吃，债墙高筑，累计负债100多万，随时都有散摊危险，自2000年走出小县城，走进大市场，才走出了一条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强大之路。
起初，他们只有一班人马、几根木棒，其余，便是一张白纸。17年来，这伙农民朋友坚持“敬业、攀高、创新、求精”八字办团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主创新，改革发展，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率先将民间广场锣鼓推上舞台，把民族鼓乐艺术推向鼎新，打入国内市场，打进艺术殿堂，打上国际舞台，打出文化品牌，成为民族打击乐的一支劲旅。先后荣获全国第二、九、十、十三届群星奖决赛5金1银，在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比赛决赛上夺得大奖殊荣，获最高分，同时获一等奖，第二届中国艺术节纪念奖、首都庆祝建国50周年总指挥部组织奖、第二届中国民间艺术节金奖，在太原、北京、广州、哈尔滨、连云港等地举办的全国性锣鼓大赛上，连连夺冠。曾参加了首都庆祝建国50周年、中国艺术节、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国民间艺术节等重大演出，在北京音乐厅、上海大剧院、上海音乐厅、兰心大剧院、广州星海音乐厅、哈尔滨音乐厅、浙江大会堂、深圳大戏院等庭院举办专场音乐会，并赴台湾六市巡回演出，五进香港、四上澳门，远赴丹麦、摩洛哥、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地表演，受到中外观众和舆论界高度好评。有上百家中外媒体作过评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曾以《百闻不如一见》为题专门介绍他们丹麦演出盛况，国内外有十多家电视台录制专辑播放，香港、台湾、上海、广州、马来西亚等地文化公司还曾制作专辑对外发行，一度在台湾民乐唱片发行排行榜上居高不下，荣获香港金唱片奖。他们被媒体誉为“世界鼎足而三的鼓乐团”、“超一流的国际演出”、“走上世界舞台的巅峰”。
他们从黄土地走来
演出就是营销，而演员是最具召唤力的推销员。17年来，他们不惜工本，广招学员，免费培训，择优选拔，留团使用，有力地保证了后继人旺，直线上升。新绛虽然村村有锣鼓队，蔚然成风，但在过去没有女子打鼓，解放以后，一直任无女子职业鼓手。1993年，他们打破了千年旧风俗，招收了首批女学员，从此屡招女生，可是，她们一到十八九岁要结婚了，一旦结婚很少有人能留下来。如何吐故纳新，成了这个团的日常工作，他们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作一种市场战略来抓。从2000年移师上海以来，先后又从家乡招去60人到上海去随团培训，不仅学费分文不收，实行“三包”：包吃，包住，包行，还包一些教材、学习文具，对淘汰者包票包送，这对他们来说虽然不是一个天文数字，也是一个不小负担。他们招来的新学员大部分是农村辍学的青少年，是家长难管的独生子女，自由散漫，文化水平普遍又低，有的只读了三年书，整体素质不高，他们又无力量进行全面教学补课，这样培养出的新生力量很难适应这个团的不断发展，如何能对他们不断进行知识更新，用于对节目的推陈出新，做到既要人保戏，又要戏保人？如同企业产销一样，及时换代产品，全面包装？在山西省文化厅的关怀下，他们直接参与，陕西省艺术职业学院和陕西省戏剧职业学院联合在上海开办了绛州鼓乐特色班，输送到上海班就读，“两院”为了救助这批农村学生，减免一半学费，他们除了负担食宿、旅费，还要补充他们少许学费，又派出了4名团员任教，同时又招去了20名学员短期培训，食住行学全包，就这样拼着力培养新生力量。他们这几年来面向艺术中等学校招生，基本上做到了后继人旺，新手辈出。
他们是支民营团体，团员又是从庄稼院这座被小农经济意识“围城”的堡垒里走出来的，一度受这样的困扰，“窝在家门槛，坐等有表演；捧着金饭碗，时常没饭钱”。2000年他们决定移师南下，开辟长江三角洲的文化市场。离家出走本身就是一场革命，年老团员结婚有了小家，青年团员，特别是女团员，家长又不放心。经过反复说服动员，统一思想，走出了小县城，闯进了大都市。闯“上海滩”谈何容易！初来乍到，又赶上了演出淡季，他们住在宜川路一家招待所，尽管有上海的朋友和音乐界一些朋友在为他们积极寻找演出，但是，寥无几场，收不付支，有段时间竟拿不出每人每天5块钱的伙食费，更交不起房租。面对困境，他们横下心，借了上海雅林文化有限公司20万元，购置食宿器具，移居南翔，安营扎寨，一心抓整顿，抓提高，立志靠演出打出品牌，凭市场打出效益。现在日益见好，几年奋斗，打开了市场，站稳了脚跟，可在上海没个陪练场地，每天要到30里外的地方排练，一年搬一次家。他们为了保护绛州鼓乐这一文化遗产，保证这个团体持续发展，宁可迎着风尘站在大马路旁排练，也无半些松懈，《黄土》等新曲目就是这样排出来的。
但是，有人不顾发展，不想还欠，冒出了“分光吃净”的苗头，后来有个别人觉得市场打开了，有钱可挣，私下拉人另立山头，这使他们懂得必须改革体制，改变意识，不能走过去戏班的老路，不能有“跑事”的做法，也不能只管“跑码头”，一定要用先进的企业管理办法进行内部管理，教育团员克服小农经济思想，克服旧的习惯，旧的作风，树立大目标，心奔大方向。
目前，他们光靠演艺市场仅能勉强生存，实践证明，大发展就要产业化，开发资源，整合产业，以产促团，以团带产。于是，他们在前几年办起了小型制鼓厂，除了制作大小鼓外，还用下角料制作了一大批礼品鼓出售，每年收入可达三四万元。这几年来，他们不仅继为马来西亚制作超级大鼓之后，又为香港中乐团做出一面直径达3.46米的天下第一大鼓，再创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还为他们解决了抗“非典”期间的团员基本工资，还购置了一辆道具运输车和价值两万元的制鼓设备。
把鼓乐推向世界
他们来自民间，如何还于民间？如果只是把传统的节目翻新一下，拿来弘扬是不足的，而要推出更多符合时代精神，具有民族特色，并有一定的艺术性，能被现代观众欢迎，特别是青少年接受，把中国民族民间鼓乐推向世界，使各肤色的人都能喜欢，真正做到弘扬中国文化，普及开来，传之于后。
他们原来是个半农半艺表演团体，后来搞成专业性的鼓乐艺术专业表演艺术团体。这多年来，他们根扎在民间，凭着他们这一群“土包子”，请进来，走出去，抓编创，抓出新，坚持不离其宗，不丢其色，不失其味，不违其时；面向大众，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广览博采，兼容并蓄，为我所用，扬我所长；在纵向上同传统一脉相承，在横向上同现代同步发展，尽力能使民族鼓乐现代化，现代鼓乐民族化。推出了一批新节目，在第九届全国群星奖大赛上，带去《拉呱》、《老鼠娶亲》两个节目，全获金奖；在第十一届全国群星奖大赛上，带去《黄河船夫》荣登榜首，为民族鼓赢得殊荣，为庄稼户争得荣光。
创作激活了生产力，为他们开辟了广大市场，把他们推向了国际舞台，丹麦女王、摩洛哥、马来西亚元首或首相曾在他们国家出席聆听了绛州鼓乐音乐会，丹麦奥尔胡斯市长高兴地说：“十年内不会有你们这样的轰动了！”他们刚从日本演出归来，又签订了次年11场演出。
他们在开辟上海市场前13年中，政府无力拨款，银行不予贷款，全靠民间高贷维持生存，两次出访又遇东南亚金融风波，负债100余万，团员工资长期拖欠，吃了上顿不知下顿，随时都有散班危险。尽管有些艰难是人们难以想象的，但是，他们在艺术上不克扣成本，宁可钱发少些，饭吃差点，“对方给了卧铺钱，大家挤车在车门站，伙食补助扣一半，一连几天方便面”，也没有在编创新作上，打造精品上，出台亮相上，吝啬过一分钱。他们想把本土穿箱锣鼓搬上舞台，吸取一些戏曲表演程式和锣鼓经，重新整理一个节目，先是搞《抗金令》，花费了两年多时间，讨论了上百次，大改了几十次，是多年来投资较大、花费时间最长，又外请专家指导较多的曲目，却失败了。他们没气绥，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重整旗鼓，打造《杨门女将》，仅购服装用去了3万余元，目前这个节目虽已得到市场认可，经常被邀请方指名演出，但他们把它还只当作是作品，打算再用两年时间磨成精品。这个团的团员比较擅长于打，压根儿不会跳，为了推出晋南花鼓，派出20多人去了省城太原，利用艺校暑假，借用他们排练场地，住在最便宜的旅社，自己起伙，请专家来辅导练功，指导排练，先后两次攻了两个来月，在全国第十届群星奖（舞蹈）大赛上夺了金奖。
创新求精是衡量一个演艺团体发展和发达的基本标准，对于演艺团体来说，演出是根本，质量是关键，没有演出，一切无从谈起，没有精品，就不可能拥有市场。每过一段时间，他们都组织了“集体会诊”、“剖腹检查”，经常邀请“专家出诊”，共同挑剔毛病，对症下药，然后，发挥集体智慧创新求精。他们每年都全力以赴，千方百计地推出一至两首曲目，《黄河船夫》就是他们前年提出设想，特从北京聘请广播乐团民乐团指挥张列谱曲，经过千锤百炼，集体打造推出来的。这样以来，在锤炼中打造了精品，得到了真知，推出了人才，积累了曲目，在第十六届澳门国际音乐节上，推出了两场节目完全不同的音乐会，主办单位负责人说是他们举办16年来观众最踊跃和反响最热烈的一台晚会。
特色 品牌 市场 人气
他们创立初期就提出了“凡是演出，没有引起很大轰动，等于没有演出；凡是参赛，没有捧回前三名次，等于没有参赛；凡到某地，没有进了最好剧场，等于没有来过。”演出赢得几声喝彩并非难事，但是，当场叫好并非真好，成功与否，关键要看在观众的记忆中保持多久，有多少观众从中获得了心动感受，最终有多少回头客，滚雪球滚出了多少。为了使更多的人喜欢绛州鼓乐，达到保护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传播民族精神这个目的，他们每出一次场、上一个节目，都当作是“赴京赶考”。不管晚会，还是礼仪，不论专场，还是组台，不分剧院，还是广场，不论满座，还是人少，质量不减，特色不变，精心准备，努力演出，尽情满足；他们从文化市场的需求出发，随时调整演出方案，既有正规军的打法，也有游击队的做法，有合有分，能大能小；坚持“二为”方向和“三贴近”，把社会效益始终放在首位，做到适应市场，扩大份额，提高效益，增强实力。
他们把移师上海、进军江浙的行动，当作是第二次创业，也看作是养精蓄锐、大打翻身仗的新起点。坚持打特色，打品牌，打市场，打人气，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相继被选拔到上海市文学艺术奖颁奖典礼、纪念毛泽东《讲话》60周年广场文艺展演、“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现场展示和APEC电信部长会议、亚行年会、国际音乐节闭幕式和外国专家招待晚会上表演。这不仅打开他们在上海演出市场的绿色通道，也为他们进军江浙搭起了桥，铺长了路。杭州、苏州、宁波、温州、金华、扬州、昆山、湖州、象山、张家港等地中介机构来沪寻找演艺团体，时常会被上海方面推荐演出。澳门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莫华伦先生来上海挑选团队，《新民晚报》文艺记者杨建国先生极力推介，又陪莫先生赶来驻地，原订要看整场节目，结果，看过三个节目便敲定了，当晚传真发来了邀请书。
进入市场本身是一种用经济效益衡量的交易，但是，他们没有把每一次出场，将每一种演出，都拿钱来做唯一法码。他们走入社区校园，贴近大众，对公益性演出，从不计较演出费的高低。他们在1989年十年团庆之后，送乐下乡，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农村义务巡演，大家骑自行车，坐小四轮到偏僻的山庄小村演出，不讲条件，就地为台，不顾疲劳，演完便走。到了上海，他们去过许多社区演出，还到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工业职校等校演出，还为小学和幼儿园演出十个专场。上海交通大学两场演出掀起了大学生观赏狂潮，学校主动向市教委积极推荐，在网上发表了评论，称赞他们演出的《曹操与杨修》是多年后的一次感动。他们帮助南翔中学、同洲学校、卢湾、浦东工厂培训队伍，排练节目，还和他们共同演出，参加了上海市第七届国际艺术节的“天天演”和中国首届民谣民乐舞上海博览会开幕式；帮助南翔社区编排《竹乐》，多次获得区镇褒奖；协助文化站和兰天经济城、个协等单位演出，还派专人多次到张家港的社区辅导；他们和宝山区群艺馆结成合作伙伴，有新节目共同试排，有大活动共同演出，先后试排并演奏了《鼓角三通》、《龙腾虎跃》、《翠竹嬉春》、《西藏风情》等曲。
上海公益性的演出较多，他们有求必应，从未计较费用。一般地说公益性的演出都是大型演出，而且要在总策划下调整曲目，编排制定节目，这样一是参加的人要多；二是乐器服装道具要添；三是花费时间要长；四是观众面大媒体又多质量还得保证，而又收费很低，有时还不足付交通费。他们从未谢绝，从不应付，受到一致好评。作为唯一外地团体，破例评为上海市20个先进群众文化集体中的一个，并是授奖大会四个大会典型发言中的一个。
“只有走产业化的道路，才能救活我们”。这是他们从17年的辛酸苦甜中总结出的结论。目前，他们正在全面实施人才强团，精品强团，市场强团，把发展绛州鼓乐的事情做大办强，扩大市场份额，增强经济实力，走出一条强大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