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时间断层的慌乱
　　“时间和空间是人的宿命。”著名文化学者张柠还认为，人的行为、思想、情感等各种社会活动和思维活动，个人行为和感知方式，都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限制下展开的。因此，时间既关系到个体的历史，并左右着他的行为和速度，同时又关系着这一个体和他身处其中的群体连续性。
　　一般人看来，农民和乡村对时间反应迟钝。其实，他们只对工业语境中的时段化、行政化时间显得陌生，却敏感于蕴藏着历史价值的文化时间。这种对于时间感受连续性尊重与坚守的秉性，是中国农民的一个鲜明性格基因。
　　在乡村的传统中，谱牒、古木、石碑、凉亭、旧匾，甚至一处陈迹，都会被农民视为固化了的“文化时间”元素，详解出与村落和宗族历史相关的密码，小心翼翼地收藏保存起来。
　　出于对宗族时间的保护责任和城镇化的习惯恐惧，当下农村修谱热潮持续不衰。笔者以浙中地区12个镇、社作为考察对象，进行追踪调查，结果发现，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采取捐献、赞助等民间方式进行谱牒重修再续的有18个姓氏之多，共募得资金576万元。在平均每谱续修高达30多万元的成本压力之下，乡村所表现出的集体式的高涨热情，也是世所罕见的。
　　宗族传承记忆，宗谱在乡村时间中无疑是最为神圣的刻度。对于在村落历史中每当出现某些重大人事时，选择植树、勒碑、建亭等方式，又成为乡村时间的另一载体，同样神圣无比。诸暨南山村香火堂的几件梁柱间之撑拱（俗称牛腿）被盗，激起村民集资50万元，悬赏追拿古物与窃贼。近年大批乡村古树名木被贩子高价收购，去装点迫不及待的城市绿化，惹来公愤。“古树之于村庄的价植，无异于埃菲尔铁塔之于巴黎。”青年学者熊培云将此行径斥为“奴隶贩子”所为。
　　同样出于对时间的敬畏与救赎，乡村中还出现过一些独特的传统节日，如诸暨马剑农村“六月过小年”习俗。历史上，这里的村民常年漂泊在外经商，只有农历六月相对空闲回家，杀猪宰羊，祭祀祖先，重要性不亚于春节过年。究其本质，学者们认为是“对自然变化和时光流逝的记忆与补偿”。然而，这一风俗被行政部门视为“劳民伤财”，进行粗暴干预，多次与村民发生冲突。
　　抢赶在城镇化步伐之前，乡村不惜钱财，甚至冒犯行政权力，进行着慌乱又草率的时间传统保护和拯救。凡此种种，行政与城市文化也许会以它“落后”、“阻滞现代化”为由，试图将乡村与依附其上的文化夷为废墟，重建的也只是一个学者们担忧的“城镇赝品”。
　　任何时候，公共文化不要忘记：中国的记忆在一个村落时间里。一个村落的时间断层了，就意味着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再完整。
　　文化空间碎裂的痉挛
　　古往今来，“空间”问题一直作为哲学命题考察。哲学家认为它是“事物待在一块的能力”。
　　城镇化加速导致传统村落分崩离析，工业化社会的进一步分工，逼迫原先相邻而居的族群各奔东西—— “费晓通们”所指的乡土社会亦即熟人社会，面临土崩瓦解。这种因地理空间和血缘空间消解造成的现实，既让农民猝不及防，又难以适从，表现出了另一种集体式的精神剧痛——文化痉挛。
　　仓促间，对于这种文化痉挛做出自疗的方式，乡村大兴土木抢修宗祠成为其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与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的禁锢不同，笔者调查发现，不少地方扮演“现代乡绅”角色的村级干部活跃期间，组织、筹款、监工，乐此不疲。在许多乡村，续修宗谱与兴修宗祠构成了捍卫乡村时空的共生工程。笔者统计，后者耗费的财力动辄在50万元以上，远远超过前者。
　　其实，宗祠在特定群体的公共空间中，具有历史地标性的神圣符号价值。以它为中心，维系着一个庞大、多内容的共同体，即具有共同祖先、共同信仰、共同习俗、共同语言的群体。因此，就中国乡村而言，宗祠是一个血缘宗族空间的文化枢纽。在城镇的拆迁中，这些即使是破败坍圮的旧建筑，也往往成为最难啃的硬骨头，原因也在此。
　　由于缺乏文化的考量，行政强力推行并村撤村，简单地把村落的自然空间打碎，重新拼装为农民陌生的权力空间（如行政大村）或经济空间。在对它抵制的同时，农民们如何进行文化痉挛的自疗？笔者调查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作为一种妥协与折衷，行政不得不在新近命名的路牌、指引牌下方，再醒目地标注昔日村落旧名。几乎与此同时，不少巨大牌坊，赫然耸立在一个个村落前，青石精雕，巍峨气派。面对城镇化浪潮袭来，牌坊顽固地标志着自然空间的疆域所在，以一种传统形制去固化现代社会的世俗认同。
　　当然，宗祠、牌坊，甚至香火堂的重建，耗费的钱财是十分可观的。在媒体肤浅的解读中，它只是富裕以后农民建设新家园的自觉行动。但是，我们应透过表层，去窥探乡村空间碎裂前后，农民们为疗痉挛所付出的高昂成本，仅仅是财力一项，恐怕也会令人吃惊和心痛的。
　　有学者断言，城市人没有家园，只有居室与单元。作为私人空间，一般农户或多或少都有可耕可栖的家园。拥有家园，意味着只要遵循公共空间的规范，就会拥有“生产（人和物）的可持续性和空间的可再生产性……这是农民生存与乡土价值的重要依托，更是产生‘家园感’的物质基础” 。
　　因此，城镇化在中国稍有不慎，极易扯裂千年贯通的“家园”空间血脉。种种迹象表明，乡村这种痛楚肯定是撕心裂肺的。
　　时空黏合的公共疗理
　　“城镇化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发展潜力”，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层不断提及和反复强调的观点与理念，也预示着下一阶段中国发展的重点和方向。
　　实际上，从贾孝通到冯骥才、从袁伟时到熊培云、梁鸿，一代代学人所传达的乡村文化担忧和隐痛，也可能帮助我们去矫正认识上的偏见，努力完善“中国式”也即新城镇化的理想格局：它是经济要素的空间集聚，是产业与人口的空间集聚，同样也是人与城市、人与社会的历史时间血脉贯通、文化空间浑然一体的生态体。
　　一个全新时代开启之际，往往也是公共文化被赋予全新职能的时候。简而言之，在城镇化背景下，基层的公共文化要在乡村与城市两种时空的黏合上，提供卓有成效、富于创新的服务。文化的疗理，也最有可能减轻农民在转型中的不适与疼痛。 　　首先，厘清传统延续与现代融合理念，在坚守中为乡村文化的历久弥新担当。
　　已经有一种误识在不少地方蔓延，城镇化被解读为单一的经济、产业、人口基数，彻底把农村主体及依附其中的文化精神摒弃。引项目、盖大楼、修马路，“大跃进”式的简单扩张，埋下了几千年乡村文化一夜间消亡的危机。
　　新城镇化的全面建构，要以“包容性价值”为引领，要求公共文化服务为实现农民的基本文化权利，搭建基础的制度平台。作为一种自觉担当与文化清醒，笔者了解到有的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公共文化在规划之前，主动介入全过程。浙中某小城市拓宽马路，计划横穿一处千年古村落，公共文化体系发挥监督职能，几次动议，迫使工程绕道实施。事实证明，当前，中国乡村文化处境难艰，公共文化的保护屏障作用日益凸显。
　　其次，因地而异，赋予主流文化价值，做好乡村时间的节点文章。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正是因为乡村千姿百态的风俗民情，绵延发育为中华民族争奇斗艳的文化壮观。公共文化的重要职责在城镇化的当下，要利用自身的机制优势，营造出保护、培育、提升乡村文化的良好生态，力戒“格式化”、“拷贝化”。
　　有个案例，颇有启示。近年间，在诸暨马剑农村，基层公共文化认识到这里的“过小年”习俗是农民对时间的弥补和历史的重忆，出于对文化的尊重，出面协调企业为当地农民工放假，并以节日为载体，开展系列文化活动，打造出了吸引城市市民的节会品牌。
　　由此可见，在做好乡村时间的节点文章上，公共文化大有可为。诸如像宗谱修续上良莠不齐，当前乡村普遍存在专业知识缺乏、封建糟泊泛起的状况，迫切需要公共文化的专业服务和主流价值引导。
　　再次，保护乡村空间环境，开发出文化的多重价值。
　　凝结着地理、血缘等记忆的乡村文化空间，诸如像祠堂、村名等同样要给予应有的珍视。公共文化要在城镇化急剧前行的今天，当好政府保护乡村文化空间的“参谋长”与 “监察官”，有效阻止把城镇化演变为一场乡村“去家园化”运动。
　　有不少地方的实践还表明，中国城镇化不仅只有工业、商业一途，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多样形态的出现，令乡村因其特色和文化魅力更像乡村。因此，在城市化“千城一面”审美疲劳的今天，附丽于祠堂、老宅、古物之上的乡村空间文化，反而更具吸引力与审美价值。
　　还有一些地方的成功做法同样可资借鉴：规划和建设中的城镇尽可能让这些空间实物保存下来，由公共文化主动担纲，将其开辟成主题博物馆、文化旅游景点。乡村空间虽然发生了生态性的改变，但是，后人只要走近，抚摸这些时空载体，依然能感受到文化的温度与生命。
　　作者单位：诸暨市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