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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介于世界上最大资源供应商与最大需求方之间的贸易合作所蕴含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双赢。在多方权衡之后，了解中国的陆克文能够给出一个与前一次不一样的答案吗？
7月8日晚，重新夺回澳大利亚总理之位的陆克文，在办公室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我们用中文谈了半个小时，讨论了一些中澳、亚太地区和国际方面的重点。我和习主席都很重视我们两国的双边关系。我也借了这个机会邀请习主席明年来到澳大利亚访问以及参加在布里斯班举办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老陆在微博中说。
新近上台的陆克文频繁与中方互动。不仅源于中澳间巨大的共同战略和经济利益，更因为两个国家当前都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节点，有必要盘整过去，理顺关系，开启全新合作模式。
经济上要打“中国牌”
中澳贸易往来一直是两国外交中的重中之重。作为澳大利亚头号贸易伙伴，金融危机爆发后，澳大利亚依靠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对矿产品的强劲需求，得以免遭受危机重创。
数据显示，2012财政年度，澳大利亚出口总值的29%和进口总值的18%均来自中国。同时，中国也是澳大利亚前三大外商投资来源地，截至2012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达229亿澳元，是2007年的4倍多。此外，中国还是澳洲第二大海外游客来源国，仅2012年就有超过62.6万名中国游客赴澳观光消费。
“澳大利亚外交策略是，政治上向美国靠拢，经济上打‘中国牌’，‘骑墙战略’的大方向不会变，无论是吉拉德还是陆克文或是其他，因为这是选民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樊明太分析，1995年以来，澳元汇率一直保持坚挺，哪怕是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期间，这恰恰得益于中国市场对其资源的强烈需求和消化。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中澳密切经贸关系中，澳大利亚获益更多。
然而，矿业过度扩张，导致澳大利亚陷入所谓“双速经济”困境：矿业独大吸引了众多投资，却增加了矿业资本竞争成本，导致物价上涨，澳元汇率飙升；旅游、服务、制造业、国际教育等其他部门被迫分担矿业繁荣的成本，国际竞争力下滑，经营环境恶化，宏观经济有失衡之虞。
后危机时代，欧美出口市场急剧萎缩，中国顺势而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众多行业结束粗放式经营模式，开始深度整合，淘汰落后或过剩产能，矿产品牛市不再，澳大利亚经济长期依赖的中国因素正发生根本变化。
正因为如此，陆克文指出，除非澳大利亚继续拿出“适当的政策”加以应对，否则国民生活水平可能大幅降低。
适当的政策，必然是顺应新变化的政策。在两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关头，中澳有必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努力实现经济同步转型升级，用好资本整合、资源重组、产业转移、市场对接的新红利。同时，双方有待在巩固传统领域合作的基础上，把经贸合作触角延展至基础设施建设、节能环保、金融等多领域。
“跛足而行”的FTA
6月28日，在陆克文为重任澳大利亚总理一职举办的首场记者会上，他将尽快推进中澳自贸区谈判作为了自己的首要任务。“自贸谈判的进展就像是一只略微瘸腿的骆驼在撒哈拉沙漠中蹒跚而行。我想对北京的朋友们说，让我们达成中国和澳洲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吧。”陆克文在会上喊话。
中澳关系的重点很多。而最新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中澳自由贸易区（FTA）谈判。
此前的7月6日，中国与瑞士自贸协定在北京签署。远在大洋彼岸的澳大利亚也许正在感受到更多的紧迫感：作为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从2005年5月到2013年6月，中澳8年间累计进行了19轮自贸区谈判，仍然处于“磋商”阶段。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澳自贸谈判的“跛足而行”？
事实上，中澳之间关于自贸协定的分歧基本集中在两个领域，但却是双方的两个“软肋”——农业与投资。
中澳两国同是农业大国，农业在双方国民经济中均占有重要比重，分别为10%和3%，然而双方农业的发展水平却是差异巨大。机械化程度更高的澳大利亚，其国内从事农业的人口不足其总人口数的1.5%，中国的这一比重却为40%。开放农产品领域对于中国农业的冲击力将更为强劲。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郭春梅指出，近年来，澳大利亚对华小麦出口增长迅速，在2010年高峰期，出口量甚至同比激增了3倍有余，这严重威胁到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在此基础上，一旦签署FTA，在更加全面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中国的粮食安全将受到极大挑战。
目前，澳大利亚是全球第二大小麦出口国和第三大牛肉及糖出口国，农产品出口额约为360亿澳元。提高农产品出口，成为全球尤其是亚洲的“粮仓”，一直都是澳大利亚在与其他贸易伙伴进行自贸协定谈判时的诉求之一。
根据观察区域贸易协定对经济影响的常用分析模型GTAP数据显示，如果中澳签署自贸协定，将给中国市场的糖、羊毛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小麦、菜籽油及其它谷物也在波及范围之内。从2010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了澳大利亚小麦出口的最大市场。开放农产品市场，对于一直以粮食安全作为战略考量的中国来说的确是一大挑战。
中方对粮食安全有所顾虑，澳方则对中国对澳投资存在偏见。
7月2日，在陆克文表示要加快中澳自贸协定谈判之后4天，其刚刚任命的贸易部长马尔斯就唱起了反调：“澳大利亚需要确保投资监管的完整性，因此目前的立场将是依然保持现有投资额度门槛不变。”
根据澳大利亚《外国投资法》，澳大利亚政府将对所有海外实体，其中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对澳投资行为进行审查。中国一直希望澳方能够提高需经审查的投资额度门槛，同时放松对国家所支持的收购项目的审查力度。目前澳大利亚对中方规模在2.38亿-10亿澳元的投资均进行审查，虽然与给予美国、新西兰与澳签署有双边自贸协定的贸易伙伴待遇相同。然而在审查力度上却大相径庭。著名的例子包括2009年中国铝业增持力拓矿业股份的交易，以及同年中国五矿收购OZ矿业交易，出于国家安全，这些交易最终全部告吹。
中方希望在中澳自贸协定中，澳方能对10亿澳元以下的投资实行“免检”。正是在这一“门槛”限制下，中国对澳的投资路径一直不畅。据商务部网站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企业累计对澳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130.63亿美元，远低于美国对澳的495亿美元，也落后于日本对澳的221亿美元投资总额。相对于澳洲媒体对于中国对澳投资铺天盖地的报道，一个避而不见的事实是，中国目前只是澳大利亚的第9大外来直接投资来源地，其投资额仅占澳大利亚外来直接投资的3%。
决定中澳关系的除了双边的贸易需求之外，处于印度洋与太平洋“夹角”的地理位置也迫使澳大利亚长期处于选择状态中。澳大利亚一直尝试在亚洲和美国之间做出平衡。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影响下，澳洲政府一度对于与日本、东盟以及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双边协定的达成兴趣更为浓厚。
然而，由于澳大利亚对中国市场的需求再次扩大等原因，中澳自贸协定谈判正在步入“复苏期”。这场介于世界上最大资源供应商与最大需求方之间的贸易合作所蕴含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双赢。在多方权衡之后，了解中国的陆克文能够给出一个与前一次不一样的答案吗？
7月8日晚，重新夺回澳大利亚总理之位的陆克文，在办公室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我们用中文谈了半个小时，讨论了一些中澳、亚太地区和国际方面的重点。我和习主席都很重视我们两国的双边关系。我也借了这个机会邀请习主席明年来到澳大利亚访问以及参加在布里斯班举办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老陆在微博中说。
新近上台的陆克文频繁与中方互动。不仅源于中澳间巨大的共同战略和经济利益，更因为两个国家当前都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节点，有必要盘整过去，理顺关系，开启全新合作模式。
经济上要打“中国牌”
中澳贸易往来一直是两国外交中的重中之重。作为澳大利亚头号贸易伙伴，金融危机爆发后，澳大利亚依靠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对矿产品的强劲需求，得以免遭受危机重创。
数据显示，2012财政年度，澳大利亚出口总值的29%和进口总值的18%均来自中国。同时，中国也是澳大利亚前三大外商投资来源地，截至2012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达229亿澳元，是2007年的4倍多。此外，中国还是澳洲第二大海外游客来源国，仅2012年就有超过62.6万名中国游客赴澳观光消费。
“澳大利亚外交策略是，政治上向美国靠拢，经济上打‘中国牌’，‘骑墙战略’的大方向不会变，无论是吉拉德还是陆克文或是其他，因为这是选民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樊明太分析，1995年以来，澳元汇率一直保持坚挺，哪怕是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期间，这恰恰得益于中国市场对其资源的强烈需求和消化。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中澳密切经贸关系中，澳大利亚获益更多。
然而，矿业过度扩张，导致澳大利亚陷入所谓“双速经济”困境：矿业独大吸引了众多投资，却增加了矿业资本竞争成本，导致物价上涨，澳元汇率飙升；旅游、服务、制造业、国际教育等其他部门被迫分担矿业繁荣的成本，国际竞争力下滑，经营环境恶化，宏观经济有失衡之虞。
后危机时代，欧美出口市场急剧萎缩，中国顺势而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众多行业结束粗放式经营模式，开始深度整合，淘汰落后或过剩产能，矿产品牛市不再，澳大利亚经济长期依赖的中国因素正发生根本变化。
正因为如此，陆克文指出，除非澳大利亚继续拿出“适当的政策”加以应对，否则国民生活水平可能大幅降低。
适当的政策，必然是顺应新变化的政策。在两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关头，中澳有必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努力实现经济同步转型升级，用好资本整合、资源重组、产业转移、市场对接的新红利。同时，双方有待在巩固传统领域合作的基础上，把经贸合作触角延展至基础设施建设、节能环保、金融等多领域。
“跛足而行”的FTA
6月28日，在陆克文为重任澳大利亚总理一职举办的首场记者会上，他将尽快推进中澳自贸区谈判作为了自己的首要任务。“自贸谈判的进展就像是一只略微瘸腿的骆驼在撒哈拉沙漠中蹒跚而行。我想对北京的朋友们说，让我们达成中国和澳洲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吧。”陆克文在会上喊话。
中澳关系的重点很多。而最新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中澳自由贸易区（FTA）谈判。
此前的7月6日，中国与瑞士自贸协定在北京签署。远在大洋彼岸的澳大利亚也许正在感受到更多的紧迫感：作为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从2005年5月到2013年6月，中澳8年间累计进行了19轮自贸区谈判，仍然处于“磋商”阶段。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澳自贸谈判的“跛足而行”？
事实上，中澳之间关于自贸协定的分歧基本集中在两个领域，但却是双方的两个“软肋”——农业与投资。
中澳两国同是农业大国，农业在双方国民经济中均占有重要比重，分别为10%和3%，然而双方农业的发展水平却是差异巨大。机械化程度更高的澳大利亚，其国内从事农业的人口不足其总人口数的1.5%，中国的这一比重却为40%。开放农产品领域对于中国农业的冲击力将更为强劲。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郭春梅指出，近年来，澳大利亚对华小麦出口增长迅速，在2010年高峰期，出口量甚至同比激增了3倍有余，这严重威胁到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在此基础上，一旦签署FTA，在更加全面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中国的粮食安全将受到极大挑战。
目前，澳大利亚是全球第二大小麦出口国和第三大牛肉及糖出口国，农产品出口额约为360亿澳元。提高农产品出口，成为全球尤其是亚洲的“粮仓”，一直都是澳大利亚在与其他贸易伙伴进行自贸协定谈判时的诉求之一。
根据观察区域贸易协定对经济影响的常用分析模型GTAP数据显示，如果中澳签署自贸协定，将给中国市场的糖、羊毛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小麦、菜籽油及其它谷物也在波及范围之内。从2010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了澳大利亚小麦出口的最大市场。开放农产品市场，对于一直以粮食安全作为战略考量的中国来说的确是一大挑战。
中方对粮食安全有所顾虑，澳方则对中国对澳投资存在偏见。
7月2日，在陆克文表示要加快中澳自贸协定谈判之后4天，其刚刚任命的贸易部长马尔斯就唱起了反调：“澳大利亚需要确保投资监管的完整性，因此目前的立场将是依然保持现有投资额度门槛不变。”
根据澳大利亚《外国投资法》，澳大利亚政府将对所有海外实体，其中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对澳投资行为进行审查。中国一直希望澳方能够提高需经审查的投资额度门槛，同时放松对国家所支持的收购项目的审查力度。目前澳大利亚对中方规模在2.38亿-10亿澳元的投资均进行审查，虽然与给予美国、新西兰与澳签署有双边自贸协定的贸易伙伴待遇相同。然而在审查力度上却大相径庭。著名的例子包括2009年中国铝业增持力拓矿业股份的交易，以及同年中国五矿收购OZ矿业交易，出于国家安全，这些交易最终全部告吹。
中方希望在中澳自贸协定中，澳方能对10亿澳元以下的投资实行“免检”。正是在这一“门槛”限制下，中国对澳的投资路径一直不畅。据商务部网站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企业累计对澳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130.63亿美元，远低于美国对澳的495亿美元，也落后于日本对澳的221亿美元投资总额。相对于澳洲媒体对于中国对澳投资铺天盖地的报道，一个避而不见的事实是，中国目前只是澳大利亚的第9大外来直接投资来源地，其投资额仅占澳大利亚外来直接投资的3%。
决定中澳关系的除了双边的贸易需求之外，处于印度洋与太平洋“夹角”的地理位置也迫使澳大利亚长期处于选择状态中。澳大利亚一直尝试在亚洲和美国之间做出平衡。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影响下，澳洲政府一度对于与日本、东盟以及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双边协定的达成兴趣更为浓厚。
然而，由于澳大利亚对中国市场的需求再次扩大等原因，中澳自贸协定谈判正在步入“复苏期”。这场介于世界上最大资源供应商与最大需求方之间的贸易合作所蕴含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双赢。在多方权衡之后，了解中国的陆克文能够给出一个与前一次不一样的答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