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72年基业。1943年创刊的《山东画报》是目前现存我党创办的历史最悠久的画报媒体，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罗荣桓、肖华等在抗日战争的隆隆炮火里创办的。在抗战的烽火中，带着血性和勇气，《山东画报》劈开枪林弹雨，用热血和生命，开启荡气回肠、弥足珍贵的山东抗战影像的同时，《山东画报》也损失惨重——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有四位《山东画报》战地记者为国捐躯。《山东画报》，用一本杂志的勇气和担当，书写了一段战火中的传奇。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罗伯特·卡帕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曾经这样说。抗日战争激战正酣的时候，山东画报社的记者一直活跃在战争前线，用他们的相机、用他们的笔，记录下山东正在经历的苦难和齐鲁儿女不屈的抗争，为全民族的抗战竭尽绵力。
　　这些穿越七十年时光存留下来的老照片，是画报人最弥足珍贵的荣誉和骄傲。它们为我们还原了战争年代齐鲁大地的广阔图景，时隔七十年，当我们再次欣赏这些画报老前辈们冒着生命危险的一次次珍贵聚焦时，我们感受到的更多是心灵上的碰撞与震撼。
　　1943年3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朱瑞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9月罗荣桓接任，八路军115师与山东纵队合编为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黎玉任副政委，肖华任政治部主任，陈士榘任参谋长。军区政治部决定出版《山东画报》。
　　1943年7月，抗战烽火正酣，在山东省莒南县十字路附近一个村子里，《山东画报》呱呱坠地。在沂蒙山厚实襁褓中，《山东画报》从无到有。康矛召、那逖、龙实、宋大可、王建础、郝世保、杨玲、刘宝璋、白刃、邹健东等第一代画报人在设备匮乏、条件简陋、技术生疏、经验不足的环境下，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冒着枪林弹雨，赤手空拳办起了《山东画报》。他们怀里揣着彩色卡片式《山东画报》记者证，深入部队、走进山村、身临前线，采写了许多图文并茂的报道。从创建之初到日寇投降，《山东画报》报道内容也大多是战役战斗、英雄人物，以报道我军战斗胜利、鼓舞士气为宗旨。这段时间里画报记者拍摄了许多优秀的战地照片，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在精神食粮极度匮乏的战争年代，这些画报对前线战士和后方群众来说无异于久旱逢甘霖。
　　当时，罗荣桓政委和肖华主任对《山东画报》十分关心，从筹办时起，就要求画报要有照片。为此，军区通过敌占区党组织，从上海买来制铜版的器材，并动员制版工人到根据地来。铜版机器刚支起来就遇“反扫荡”，照相用的网版被打破了。后来就用这块破了的网板制版，印大幅照片时还得把碎块拼接起来使用。政治部配发给画报社两台缴获的照相机，还办了两期摄影训练班，规定每团配一名摄影员，既保存了摄影资料，又为画报开辟了稿件来源。
　　有了铜版照片，画报内容更丰富了。画报先后刊登过红军光荣传统和山东抗战历史，刊登过陆房突围、坚守岱崮、打死刘黑七、攻赣榆海头、克郯城、克莒县、甲子山反击顽固派等战斗和山东著名的战斗英雄事迹。画报还介绍了根据地军民团结、减租减息、劳动模范事迹，宣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红军反攻的胜利形势，对鼓舞军民斗志、增强胜利信心和发展山东根据地的宣传文化工作起了鼓舞作用。
　　杂志的背后是一支一手拿枪、一手拿相机拿笔的队伍，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下，画报人冒着生命危险，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办刊。郝世保是《山东画报》的第一名摄影记者，1944年11月14日到18日，他采访了攻打莒县的战斗。他的这次采访，也是《山东画报》创刊以来的首次战地采访。2003年，《山东画报》曾采访过郝世保老人，时年80多岁的老人对那段岁月却记忆犹新——
　　“当时摄影器材很落后，画报还没有摄影器材。”郝世保回忆说，“我从野战军摄影组带来了两台相机，一台是7斤多重拍玻璃片的相机，是红军1935年从敌人手里缴获的，另一台是拍八张的120相机。当时胶卷也很少，主要是从敌人那里缴获和从敌占区购买，胶卷感光度也很低。我是13日下午接到命令的，带上相机和仅有的4个120胶卷及一盒玻璃片底版，背上一支叫小金勾的马步枪，身上背的东西总共有20多斤重，夜里随先锋连攻进了莒县县城。”
　　1944年11月14日夜里大约1点多钟，战斗正在进行，因为怕暴露目标，加上没有照明设备，郝世保放弃了拍摄。待到天亮时大部队攻进莒县，但是还有一些城墙和鬼子的主要碉堡没有攻克，郝世保先拍了一些大部队进城的照片，便离开先锋连，随大部队攻打城墙。战士们正用梯子爬上城墙，郝世保抓紧拍摄。战士们攻下城墙后，郝世保听说敌人的主要碉堡还没有攻克，便赶到碉堡的前沿。这时天已经大亮，进攻停止了。
　　在喧嚣的战场上，总有山东画报记者的身影，他们以影像存留历史，记录战争。为了使一次拍摄达到最佳结果，画报老记者们常常想尽各种办法，利用各种所能。要火烧敌人炮楼了，画报摄影记者想到的不是隐蔽而是抢拍，趁着大火燃烧时的光亮抢拍照片。“战士们正在为下次进攻做准备，我又拍了些战士修筑工事、救护伤员的照片。经过一天的准备，晚上我随部队进攻碉堡。经过一夜的战斗，还是没能把碉堡攻下来。我当时利用战地火光，拍摄了几张照片，但是没有成功。到了第二天晚上，部队再次发起进攻，打下了这个碉堡，全歼了里面的日本鬼子。”郝世保对当时的整个拍摄过程还记忆犹新。由于当时画报还不能印刷照片，到了1945年7月，《山东画报》的增刊上才发表了《攻克莒县城》的照片。
　　“要当好记者，先得当好战士。”战争是残酷的，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为了抢拍好照片，山东画报的摄影记者经常冒着生命危险跑到队伍的前头。郝世保说，“攻克莒县时，马上要发起进攻了，我也跟着向前冲。有好几次，我跑到战士的前面，过了一会他们才到，我还差点被当成了敌人。”
　　画报刚创刊时，每次重大战役和战斗，老一辈画报人都分头去采访，常常在主要方向跟随主攻连队行动。为了顺利完成硝烟中的新闻采集，第一代画报人不光要跑在战士前面，还要学会乔装改扮，王建楚（原名王建础），1943年至1945年在山东画报社工作，他在一篇文章里回忆起1944年冬天到徂徕山无人区一次难忘的采访经历。王建楚从滨海区十字路出发后走了四五天后来到一个村子，正巧赶上鬼子来搜村，于是，“村长急中生智，派一位老乡带我们装作拾粪的走出了村子，当地那种簸箕式的粪篮子我不会背，只好用粪叉子挟着，老乡说：‘你这样光走路不拾粪哪像个拾粪的。’我只好模仿着他的动作，边走边拾。” 　　《山东画报》充满影响力的战地宣传报道，引起了日本侵华势力的关注。王建楚历尽艰险终于顺利采访到徂徕山起义中的英雄人物陈善，采访结束后，王建楚返回后写成了一篇报告文学《队长哥》。“这可是我的心血之作。可是草稿刚写完，鬼子又来莒南‘扫荡’了，据说鬼子扫荡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山东画报》铜版机，鬼子看到了能印照片的《山东画报》大为恼火。可是鬼子始终也没有找到铜版机，却把我的《队长哥》原稿和‘队长哥’日记从老乡家里的地下挖走了。虽然这篇稿子没有发出来，但‘队长哥’的形象却成了我长期以来战胜困难的精神力量。” 山东画报在抗战时期的一些报道，不仅鼓舞了广大指战员，也激励了第一代画报人。出生入死的战地采访，也让山东画报付出了重大代价，王建楚说：“我的两位战友，宋大可和刘宝璋就是为采访牺牲在战场上。”
　　除了战地采访，画报社还配合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和日本反战同盟，设计绘制宣传品、“慰问袋”和通行证，在日本樱花节时，散发给日军据点。画报社的同志时常深入部队，并做过散发宣传品、喊话瓦解敌军的工作。
　　战争年代各项物资极为匮乏，变焦镜头、长焦镜头、闪光灯等专业摄影器材更是奇缺。《山东画报》创办时，康矛召在山东军区政治部宣传科工作，兼管过画报工作。他说；“我使用的相机，是1944年在莒县缴获的日本鬼子的一台ZEISS IKON 牌德国相机。1946年，陈毅司令员等在临沂机场迎接美国和平代表谈判。我当时在那里为他们拍照。一个美国人看到我的相机，要用150美元买去。我拒绝了他，我说：‘这个相机有我战友的血在里面！’就在解放莒县的战斗中，我们宣传科的一位燕京大学毕业的战友牺牲了，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同志。”在抗战时期，相机金贵，胶片在当时更是金贵，山东画报社的老一代战地记者们好不容易弄到一两个胶卷，用起来就特别小心，特别节约。郝世保说：“遇到重大会议、重大战斗的时候，一般只能拍一张，三四张的时候就算多的，等一卷全拍完后再冲洗，就要耽误事儿，于是把胶卷剪下来冲。”
　　在残酷、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山东画报社的摄影记者发挥聪明才智，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巧妙机智地进行采访和拍摄工作。日伪频繁“扫荡”中，老一代画报人一方面毫不畏惧地冲到最前线抓拍照片，另一方面他们还创造“战地暗室工作法”来冲印交卷，并和群众创造了一系列保存器材和底片的方法，使得许多重要资料得以保存。
　　值得一提的是，在战争年代，《山东画报》老一代摄影记者之所以有很多珍贵的影像资料可以保存下来，这与群众的高度支持是分不开的。郝世保老人说，一开始他们只有两架照相机，紧急行军的时候携带不方便，就想办法把它们藏起来。到了莒南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的摄影器材分别交给了一个富裕中农、一位党员和一个“识字班”班长保管。党员家里很穷，就有一头小牛还值点钱。他就在那个四尺见方的牛棚里想办法。在牛棚的地面上挖了个坑，坑里放上个水缸，就把器材放在水缸里，上面再盖上用高粱秆子制成的盖子，最后在上面放层牛粪。敌人一来，他就牵着牛跑，再狡猾的敌人也不会对一堆牛粪起疑心的。
　　就这样，诞生于抗战时期沂蒙山厚实襁褓里的《山东画报》，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最初的成长时光，摊开了战时影像山东荡气回肠的浩繁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