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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一旦离去难免产生种种难割难舍之情。如果说，这眷恋之情，在初初离别的日子里，就像是漫天飞舞的柳絮，随风飘荡无处不在，令人生出多少缠绵悱恻，终日排解不开；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那满怀的乡情，也就聚拢了，浓缩了，恰如收进坛子的酒，虽不到处流淌，其味道却随着时间的久远而愈发醇厚、浓烈。然而我却受不住那时时透瓶而出的香气的诱惑，终于忍不住，在我离开草原五年之后，把我时时萦绕心头的、回草原去看看的念头变成了行动。
一晃，我离开草原已经五年了。
1966年，我在北京第六十六中学读高一。是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里停课了。闹到第二年，即1967年，我实在厌倦了校园里的无休止的争斗，于是，与一批中学生串联在一起，在1967年11月16日，下乡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1977年，我在草原生活了整整十年后，又回到了北京。从这时算起，到今年我离开草原已经五年了。
在这离别草原的日子里，我像怀念热恋中的情人一样，深深地怀念着她———美丽的锡林郭勒草原，我生活了整整十年的地方。从18岁到28岁，我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宝贵、最瑰丽的青春时光。在那里，我骑了十年马、放了十年羊、穿了十年蒙古袍、住了十年蒙古包。
在那里，我不但学会而且习惯了喝奶茶、吃牛羊肉、唱蒙古歌、说蒙古语。以至于，我刚刚因病转回北京，到街道办事处知青办去报到时，那个管登记的马大姐一边询问我的情况，一边做记录。当问到我复杂一点的问题时，我总要想一想：这句话用汉语陈述该怎么表达。那位马大姐抬起头看看我：“你不至于吧，到草原生活了十年后，连汉语都不会说了。”说来令人不信，但一点不矫情，这是真的。
在那里，我付出了劳动、付出了艰辛、付出了我青春的汗水、血水和泪水，学会了草原上一年四季的全套的牧业活计。
在那里，我收获了劳动的成果，收获了欢笑，收获了幸福，收获了爱情的甜蜜，收获了一个民族，一个有着辉煌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的蒙古民族对我的全部赤诚之情。
基于此，我刚刚回到北京的头几天，半夜里只要听到外面刮风下雨，我马上就会坐起来，穿衣下地，妈妈问我：“怎么了？”我说：“看看羊去。”
基于此，我在北京骑自行车，为了加速，往往要情不自禁地用双腿夹车，还要扬手抽自行车的后座子。
也是基于此，在我离开草原的这些日子里，只要我遇到一个与草原生活相近似的场景，嗅到一种在草原上曾经熟悉的气息，听到一曲有关草原的熟悉的旋律，就会激起我深切的、久久不能平息的思念之情。
终于，在今年的夏天，我不顾老母亲的反对：“你插队十年还没插够，还要回到那个鬼地方！”其实，妈妈的反对是有她的亲身感受的。因为，过去每次我从草原回北京探亲，一进家门就让妈妈强迫着马上洗澡、换衣裳，把我换下来的衣裳拿到阳台上去晾晒，再用开水烫、煮，用以消灭那到处乱爬的虱子、虮子。我也顾不上女儿刚刚两岁，不愿让我离开而可怜巴巴的望着我的眼神，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返回草原的路程。
第一天
早上八点五十，我从北京站上火车，前往张家口，锡林郭勒草原上没有火车，我要去草原，只有一站一站地走。火车只能到达张家口，再往北，往草原深处走，就只能换乘汽车。
火车上人不多，都有座位，我临窗而坐。从打开的车窗向外望去，车旁的景物一闪而过，扑面而来的是炽热干燥的风。我心里有期待，也有些忐忑。期待是不言而喻的，期待着与草原上乡亲们的重逢。让我忐忑不安的是，这次我一个人回草原，没有邀请任何一个伙伴同行。过去，我们往返于北京—草原时，总要约上三两个人一起走，因为这一路上由于交通不便，总会遇到一些艰难，甚至是险情。同行的人多一点，会互相有个照应。我没有邀请其他知青，因为大家刚刚回到北京，正是找工作、上学、成家、生孩子等忙乱的时候，估计别人也不会像我这样有这个闲心往草原上跑。像我这样，一个人走上六七天才能到草原，万一路上出点什么事还真不好说。正胡思乱想时，“同志，喝水吗？”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孩碰了碰我，用手一指车厢过道里正在给旅客倒开水的乘务员。我说：“谢谢，不喝。”顺便正眼看了看身旁的女孩，像是个学生。一问，她恰恰是个大学生，回张家口度暑假。当她知道我是个曾经在草原插过队、下过乡的北京知青时，立马活跃起来：“我知道你们，当年你们下乡时，乘坐的汽车就从我们家门口过。我妈妈带着我在街上欢迎过你们。”“那时你多大？”我怀疑地问，“我都六岁了，那时候看你们可真神气呀！”
我知道，这个姑娘说的是实话，那时候的我们实在是很神气。
1967年11月16日，我们这批三百多人的中学生队伍，分乘二十辆大轿车，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去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
当时的天安门广场，真可以称得上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歌声嘹亮。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们挤成了一片。我们这三百多人成了时代的宠儿。因为“文革”开始以来，还没有上山下乡一说。全部大中学生还都圈在校园里闹，到处是各种批斗会、大字报、大标语。学生、老师分成各种派别打来打去。我们这些人，实在是厌烦了这种胡闹式的革命。于是，我们几个常在一起走动的学校的学生们，互相一串联，集体上书北京市革委会，要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参加到改天换地、建设祖国、保卫边疆的伟大斗争中去。于是，北京市革委会与内蒙古革委会一联系，人家还愿意接收，叫：“欢迎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这一下，我们神气了，根本想象不到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会遇到怎样的艰难困苦。于是，周恩来总理指示：用北京最好的、接待外宾的轿车，把这些孩子们从天安门广场一直送到蒙古包。反正那个时候的中国也没有什么外宾可来。这二十多辆大轿车有窗帘、有暖气，外观上看去非常漂亮，极其壮观地排列在天安门广场上。 原定的是，上午十点，周总理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我们之后再出发。于是，我们都集中在天安门广场等候。那天到天安门广场送行的人，有家长，有同学，有街坊邻居，有亲戚朋友，也有很多不认识的人。我的哥哥来送行了，他是北京地质大学大二的学生，他和张中岩的哥哥站在一起。张中岩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高一二班五十多名学生，只有我们俩积极，自动要求到草原去插队落户。我的同班同学们来了，挤在我身边，拍肩搭背，说着鼓励和保重的话。有些同学挤不到前边来，只能远远地站着，用眼神为我们送行。和我一个班的女同学刘春萍、华渊茹也来了，刘春萍还带来了她的妈妈，她们站在一起，远远地看着我。我从刘春萍的眼光里看到了忧郁，从华渊茹的眼光里读出了担心。她们俩和我同班，我和华渊茹还都是团支部的支委。“文革”开始后，我们又是一个派别、一个战斗小组的。因此，她们俩常常一起去我家。后来，我家的邻居辛姨对我妈说：“看着吧，这两个女孩子里，将来肯定有一个是你家儿媳妇。”老人虽是玩笑，但也确实说明我们很要好。当然，那也只是好同学而已。我妈妈没有来，她身体不好，刚做完乳腺癌手术时间不长。她是坚决反对我去插队的。我们祖籍湖北，她始终是一口湖北腔。当我决定去内蒙古插队后，她天天骂我，天天哭，让我受不了。我只好尽量少在家里待着。我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想着体弱又对我无比担心的妈妈，我这不管不顾的年轻人的心里，也多少有点酸楚。爸爸也没有来，他正在部里接受审查。爸爸对我要去插队的举动就是一个字“好”！妈妈一听就来气：“好个鬼！”两个妹妹也没有来，她们还小，让她们留在北京照顾爸爸妈妈吧，我心里默念着。
我们的队伍等到快中午了，传来了消息：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某造反派脱不了身，一时离不开，于是，我们只好怀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送行的亲人，离开了天安门广场，离开了北京。
当我们乘坐的车队走到沙河时，突然让停下来，大家下车排好队。原来是北京卫戍区李钟奇司令员来看望我们，并对我们讲了话，大意是鼓励我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那天的车队，就这样走走停停，傍晚才到张家口。在张家口市的郊区就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一打听才知道他们也是张家口市里的人，只是让市里的另一个造反派给打出来的，只能在郊外欢迎我们。
当车队进入张家口市区时，天完全黑下来了，但这并不影响张家口市人民对我们的热情。那场面，完全是我们在北京欢迎外宾的规格，夹道欢迎，人山人海，红旗如潮，口号声、歌声此起彼伏。我们庞大的车队在这潮涌般的人群中缓缓推进。汽车的车窗全部打开了，所有的人都探身出去，与每一位能抓住的路边高扬着的人的手臂握手。不断地有成套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等礼物被塞进车窗。我接到了一个淡蓝色硬皮封面的精装笔记本。看到了人海当中闪过的那个纤细的身影，那张因激动而发红的圆圆的笑脸，那直视着我的热烈而专注的目光。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笔记本翻到扉页，一行隽秀的钢笔字映入眼帘：“走好第一步，把好第一关，由此展开你人生壮丽的画卷。”落款：张家口市第三棉纺织厂李艳玲。我捧着笔记本心跳不已。我不知道张家口的居民们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些北京的中学生要到草原去插队落户的。要知道，那个时候正是“文革”的紧张时期，全国各地谁也管不了谁，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谁能组织起这样庞大的欢迎场面，真让人不可思议。不论这些欢迎的人们是怎么来的，反正我们这些年轻学生们是激动起来了，不断地有人高呼口号：“向张家口市人民学习，向张家口市人民致敬！”
车队就这样缓缓驶过市区。那一晚，我们三百多人住在了张家口市驻军第六十五军营区。
我收回了思绪，看着身旁坐着的这个姑娘，向她打听着。我多希望她能认识当年送我笔记本的那个纺织女工呵！但是，奇迹没有出现，我一下子沮丧无比。我不想说话了，又扭过头默默地看着车窗外。但我身边的这位姑娘可不想让我闲着，想方设法地拿些话题向我打听我当年在草原上插队的那些事，我虽无心谈话，却也不好直接拒绝这个热情的姑娘，只好拿些我当年经历的一些小故事敷衍她。为了让她知难而退，我拿出长辈的架势教育她：“你看你多幸福呵，我十八岁去放羊，你十八岁上大学。你小我一轮，却与我坐在同一个年级的教室里上学读书，你赶上好时候了，你偷着乐吧！”至此，我们的谈话才告一段落。
下午两点钟，张家口到了。
从张家口往锡盟走，每天只有一趟班车。为了不耽误行程，我下了火车赶快去了长途车站，买到了第二天去锡盟的车票。
车票在手，心里就踏实了。我住在了离汽车站较近的“工农兵旅馆”。放下行李，有点饿，我上街去吃饭。凭过去来往于北京—草原的经验，我知道有一家饭馆的馄饨很好吃，于是就走了进去。
这家饭馆不大，大堂里摆放着十几张小餐桌，没有一个就餐的客人。我一看表，才下午四点多钟，谁像我，这个时候来吃饭。
靠里面制作间的门口，站着一个身穿油腻工作服的服务员。我找了一个靠窗户、明亮一点的餐桌坐下来。那个服务员懒洋洋地走过来，顺手甩过一份菜单，我看也没看，直接要了两碗馄饨。
就在我坐下等馄饨的时候，我发觉不对了。满厅堂的苍蝇四处飞，它们徜徉于筷子林里，巡梭于桌边、碗边，挥手去之，停手来之，令人烦不胜烦。好在馄饨很快就端上来了，我匆匆尝了一口，味道大不如前，才知道，这经验也有靠不住的时候。加上眼前这横冲直撞的苍蝇，实在没有了胃口，吃了一碗后就匆匆离去。
夜宿“工农兵旅馆”，我住的是个大房间，七八张木床杂七杂八地摆在一起。住的客人也都是车老板一类的人物。还好，我身边的床位是空的，没有客人，在乱哄哄中多了点清净。
换了地方，总不能很快入睡，这是我多年的毛病。好容易熬到快半夜正要入睡时，我身边的床位来了一位客人，是个鸟贩子。只见他提了四五个两尺见方的笼子，每个笼子里都挤着几十只幼小的百灵鸟，叽叽喳喳乱叫，立时，这间屋子里热闹起来。我一看，这觉是没法睡了，干脆坐了起来。鸟贩子看到同屋的人们面带愠色，便赶忙道歉，并解释说，只休息一两个小时就走，我也才略觉宽心。闲聊中，得知这鸟贩子是河北人，这百灵幼鸟是从内蒙古宝昌弄来的，两元钱一只，运到北京、石家庄等大城市去卖，每只可卖到四五元。据说，除掉路费花销及损耗，也挣不到什么钱。我看他把豆面和着熟鸡蛋黄，一只一只小鸟地喂，像北京填鸭似的喂去，其熟练程度显出是老手。 就这样，我回去继续放羊，而且一放就是十年。而蒲晔，从东乌旗乌兰牧骑又调到部队文工团。这些年当中，我们也曾见过面，那是当我从草原回北京探亲时，路过东乌旗，路过锡林浩特时，一定要去她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去看看她的。
我来到了蒲晔以前居住的地下室，一问才知道，蒲晔早搬走了。邻居说，好像回北京了。我很诧异，她要是回北京了我不该不知道。因为我和许多返回北京的知青们都有联系。到底怎么回事呢？我怀着失落惆怅的心情离开了地下室。来到街上，我已经没有了继续拜访其他知青的兴趣，回到旅馆睡了个闷觉。
第五天
今天的路上很好走，虽然还是土路，但是，由于没有大雨的缘故一路上很顺利。
从锡林浩特到东乌旗约二百公里，大半天就到了。
东乌旗，全称东乌珠穆沁旗。解放初期，东乌旗与西乌旗统称东部联合旗，后分为东乌旗和西乌旗。乌珠穆沁，蒙古语为种葡萄的人，我查史书没看明白，据一些学者的说法，元太祖十六世孙陀罗博罗特由杭爱山徙牧瀚海南，子博迪阿拉克继之，其弟三子翁滚都喇尔号所部曰“乌珠穆沁”。
东乌旗是典型的草甸草原，只有这里，还保留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远古草原的风貌。只有这里，还保留有远古时代的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特点，我就是在这片草原上生活了十年。
东乌旗旗政府所在地叫乌里亚斯台镇。乌里亚斯，蒙古语是桦树的意思，镇北有座乌里亚斯山，因山上有桦树，因此叫有桦树的山。此镇也因山得名，叫有桦树的镇，即乌里亚斯台镇了。
到东乌旗，就算到家了，这里居住着我当年放羊时认识的许多朋友，如大队的牧民有些人在东乌旗盖了房子，供老人及上学的孩子居住。有些当年的知青调到了旗里工作。还有些东乌旗本地的朋友们，如旗医院、旗供销社、旗乌兰牧骑、旗发电厂等等。还有驻旗的边防三团的干部战士们。边防团里的干部们每年都有下乡任务，有的干部下到牧区就住在我放羊的汗乌兰大队境内。平时就断不了与边防战士们的联系，更何况还要搞“军民联防”，那地方与军队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下午，我随意走访了几家，晚上到边防三团卢副团长家吃饭。
卢副团长，四川籍。个字不高，眼睛不大，却全身透着精干和强悍，行为、做派为典型的军人风格。团里干部们均称其为“小炉匠”。几年前，我还在草原放羊时，他带着一个参谋到我们沙麦公社汗乌拉大队下乡，在我的蒙古包里住了三天。那时，我蒙古包里的知青们全调走了，只剩我一个人。我白天出去放羊，卢副团长就帮我捡牛粪（烧火用），拉水。等我晚上放羊回来时，他早已将饭菜做好，让我吃了三天现成饭，遂成好朋友。
走进三团驻地的卢副团长家，一家人早备好了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围桌而坐的，还有几位作陪的军人。没有寒暄，卢副团长一把拉过我，一下子就按在正中的座位上，不让我有任何客气、推托的机会，一片声地喊着：“倒酒、倒酒！”满满一盅，八钱的玻璃酒杯：“先别说话，干了再说！”我笑着，一仰脖，灌下了一杯“草原白”（68度，俗称“闷倒驴”）。正要说话，卢副团长拦住我：“别放杯，三杯以后再说话。”在卢副团长的连拉带劝下，我连干了三杯酒，浑身立时发热，血往脸上涌，头脑昏昏然晕涨起来。
卢副团长的热情不减当年，边喝酒边向在座的人们介绍我当年放羊的故事，有真事，有玩笑。在座的军人们除了陪酒的任务，也为我这个北京知青的经历所感动，一片声地向我敬酒。
我知道，军人的酒席是不太容易吃的，尤其是在他们真心地敬你、爱你的时候，他们会把男儿的本色、军人冲锋打仗的气质发挥到极致，不把你喝倒不算完事。
卢副团长到底是岁数大了，也可能是想起来了我好歹算个客人。于是，劝大家把喝酒的速度放慢下来，让我介绍了我离开草原回到北京后的经历：待业、公共汽车上卖票、街道上卖大白菜、蹬三轮为街道工厂送纸盒、考大学、上大学、结婚生女儿。卢副团长很是感慨：“当年你住蒙古包，在草原上骑马放羊时，想到过会有今天吗？”那哪想得到，确实想不到的。那时想得比较多的，是如何在草原找个理想的媳妇，如何在草原安家。不但我想不到，恐怕大家也和我一样，想不到中国的前景会如何发展，我们个人的命运又会怎样地去变化了。
在卢副团长家这顿酒喝得酣畅淋漓。由于说好要去住在旗发电厂的刘长湖家，在卢副团长爱人的劝阻下，我才醉醺醺地脱身离去，结果还是忘了一件事：把我在北京的地址写给卢副团长，让他转业回老家路过北京时找我去。忘得一干二净，这酒真误事。
来到旗发电厂刘长湖家，已是晚上十点多了。
刘长湖，男，也是北京知青，小我三岁，他是1968年夏天来到东乌旗沙麦汗乌拉插队的。那时，他在土木勒小组，我在白音宝力格小组，当时的生产大队下分生产小组，每个组是以组长的名字命名的，刘长湖是老初中生，文化程度没有我们高中生高。他干什么事情都爱咋呼，喊得满世界都知道。我们大队另一个知青罗崇德曾给刘长湖写一首打油诗：“日照茶壶（长湖）生紫烟，遥看鼻涕挂鼻尖……”形象地描绘了刘长湖给大家的一贯印象：额头大而光，一喝茶就油光瓦亮地冒热气，还爱流点小鼻涕，想起来就抬袖子抹一下，想不起来就让它挂在嘴上闪闪发亮。但刘长湖为人热情，谁家有困难都爱帮忙，与牧民知青都能打成一片。在大队里很有好评，他早就从汗乌拉大队调到东乌旗发电厂当工人了。是国家正式职工，并与东乌旗一女知青刘淑芳结了婚，生有一子一女，住三间平房，门前还有一个种菜的小园子。
来到刘长湖家，我拿出从北京带来的食品、用物，刘长湖还要张罗炒菜喝酒，我一再推托，没办法了只好“意思一下”，我们边喝边聊家常。
刘长湖在北京的家我去过。那是大家都还在草原插队时，我受刘长湖之托，回北京时看望看望他妈妈，当时，他家住在汪芝麻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到他家后，介绍了一些刘长湖的近况，他妈妈留我吃中午饭，我不好拒绝，就留了下来。他妈妈还真行，一会儿就做好了一桌饭菜。我一看就我一人坐在饭桌旁，不好意思吃。只见他妈妈走到门口冲着院子里大喊一声：“吃饭不吃！”就见不知是从哪个门里出来的孩子，叽叽喳喳、大大小小约有六七个，一窝蜂地钻了进来。我诧异地看看老太太。“甭管他们，你吃你的。”老太太一边让我吃饭一边说：“我也分不清都是谁谁了。”我才知道，这些孩子里，有老太太自己的，也有老太太的孙子、孙女，她也懒得分清楚。我看老太太身体真好，生育了十三个孩子（刘长湖老七正当中）现在还在街道上工作。我看着这些孩子们感到好笑，同时又佩服老人家的身体和精力。
一晃，我离开草原已经五年了。
1966年，我在北京第六十六中学读高一。是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里停课了。闹到第二年，即1967年，我实在厌倦了校园里的无休止的争斗，于是，与一批中学生串联在一起，在1967年11月16日，下乡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1977年，我在草原生活了整整十年后，又回到了北京。从这时算起，到今年我离开草原已经五年了。
在这离别草原的日子里，我像怀念热恋中的情人一样，深深地怀念着她———美丽的锡林郭勒草原，我生活了整整十年的地方。从18岁到28岁，我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宝贵、最瑰丽的青春时光。在那里，我骑了十年马、放了十年羊、穿了十年蒙古袍、住了十年蒙古包。
在那里，我不但学会而且习惯了喝奶茶、吃牛羊肉、唱蒙古歌、说蒙古语。以至于，我刚刚因病转回北京，到街道办事处知青办去报到时，那个管登记的马大姐一边询问我的情况，一边做记录。当问到我复杂一点的问题时，我总要想一想：这句话用汉语陈述该怎么表达。那位马大姐抬起头看看我：“你不至于吧，到草原生活了十年后，连汉语都不会说了。”说来令人不信，但一点不矫情，这是真的。
在那里，我付出了劳动、付出了艰辛、付出了我青春的汗水、血水和泪水，学会了草原上一年四季的全套的牧业活计。
在那里，我收获了劳动的成果，收获了欢笑，收获了幸福，收获了爱情的甜蜜，收获了一个民族，一个有着辉煌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的蒙古民族对我的全部赤诚之情。
基于此，我刚刚回到北京的头几天，半夜里只要听到外面刮风下雨，我马上就会坐起来，穿衣下地，妈妈问我：“怎么了？”我说：“看看羊去。”
基于此，我在北京骑自行车，为了加速，往往要情不自禁地用双腿夹车，还要扬手抽自行车的后座子。
也是基于此，在我离开草原的这些日子里，只要我遇到一个与草原生活相近似的场景，嗅到一种在草原上曾经熟悉的气息，听到一曲有关草原的熟悉的旋律，就会激起我深切的、久久不能平息的思念之情。
终于，在今年的夏天，我不顾老母亲的反对：“你插队十年还没插够，还要回到那个鬼地方！”其实，妈妈的反对是有她的亲身感受的。因为，过去每次我从草原回北京探亲，一进家门就让妈妈强迫着马上洗澡、换衣裳，把我换下来的衣裳拿到阳台上去晾晒，再用开水烫、煮，用以消灭那到处乱爬的虱子、虮子。我也顾不上女儿刚刚两岁，不愿让我离开而可怜巴巴的望着我的眼神，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返回草原的路程。
第一天
早上八点五十，我从北京站上火车，前往张家口，锡林郭勒草原上没有火车，我要去草原，只有一站一站地走。火车只能到达张家口，再往北，往草原深处走，就只能换乘汽车。
火车上人不多，都有座位，我临窗而坐。从打开的车窗向外望去，车旁的景物一闪而过，扑面而来的是炽热干燥的风。我心里有期待，也有些忐忑。期待是不言而喻的，期待着与草原上乡亲们的重逢。让我忐忑不安的是，这次我一个人回草原，没有邀请任何一个伙伴同行。过去，我们往返于北京—草原时，总要约上三两个人一起走，因为这一路上由于交通不便，总会遇到一些艰难，甚至是险情。同行的人多一点，会互相有个照应。我没有邀请其他知青，因为大家刚刚回到北京，正是找工作、上学、成家、生孩子等忙乱的时候，估计别人也不会像我这样有这个闲心往草原上跑。像我这样，一个人走上六七天才能到草原，万一路上出点什么事还真不好说。正胡思乱想时，“同志，喝水吗？”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孩碰了碰我，用手一指车厢过道里正在给旅客倒开水的乘务员。我说：“谢谢，不喝。”顺便正眼看了看身旁的女孩，像是个学生。一问，她恰恰是个大学生，回张家口度暑假。当她知道我是个曾经在草原插过队、下过乡的北京知青时，立马活跃起来：“我知道你们，当年你们下乡时，乘坐的汽车就从我们家门口过。我妈妈带着我在街上欢迎过你们。”“那时你多大？”我怀疑地问，“我都六岁了，那时候看你们可真神气呀！”
我知道，这个姑娘说的是实话，那时候的我们实在是很神气。
1967年11月16日，我们这批三百多人的中学生队伍，分乘二十辆大轿车，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去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
当时的天安门广场，真可以称得上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歌声嘹亮。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们挤成了一片。我们这三百多人成了时代的宠儿。因为“文革”开始以来，还没有上山下乡一说。全部大中学生还都圈在校园里闹，到处是各种批斗会、大字报、大标语。学生、老师分成各种派别打来打去。我们这些人，实在是厌烦了这种胡闹式的革命。于是，我们几个常在一起走动的学校的学生们，互相一串联，集体上书北京市革委会，要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参加到改天换地、建设祖国、保卫边疆的伟大斗争中去。于是，北京市革委会与内蒙古革委会一联系，人家还愿意接收，叫：“欢迎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这一下，我们神气了，根本想象不到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会遇到怎样的艰难困苦。于是，周恩来总理指示：用北京最好的、接待外宾的轿车，把这些孩子们从天安门广场一直送到蒙古包。反正那个时候的中国也没有什么外宾可来。这二十多辆大轿车有窗帘、有暖气，外观上看去非常漂亮，极其壮观地排列在天安门广场上。 原定的是，上午十点，周总理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我们之后再出发。于是，我们都集中在天安门广场等候。那天到天安门广场送行的人，有家长，有同学，有街坊邻居，有亲戚朋友，也有很多不认识的人。我的哥哥来送行了，他是北京地质大学大二的学生，他和张中岩的哥哥站在一起。张中岩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高一二班五十多名学生，只有我们俩积极，自动要求到草原去插队落户。我的同班同学们来了，挤在我身边，拍肩搭背，说着鼓励和保重的话。有些同学挤不到前边来，只能远远地站着，用眼神为我们送行。和我一个班的女同学刘春萍、华渊茹也来了，刘春萍还带来了她的妈妈，她们站在一起，远远地看着我。我从刘春萍的眼光里看到了忧郁，从华渊茹的眼光里读出了担心。她们俩和我同班，我和华渊茹还都是团支部的支委。“文革”开始后，我们又是一个派别、一个战斗小组的。因此，她们俩常常一起去我家。后来，我家的邻居辛姨对我妈说：“看着吧，这两个女孩子里，将来肯定有一个是你家儿媳妇。”老人虽是玩笑，但也确实说明我们很要好。当然，那也只是好同学而已。我妈妈没有来，她身体不好，刚做完乳腺癌手术时间不长。她是坚决反对我去插队的。我们祖籍湖北，她始终是一口湖北腔。当我决定去内蒙古插队后，她天天骂我，天天哭，让我受不了。我只好尽量少在家里待着。我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想着体弱又对我无比担心的妈妈，我这不管不顾的年轻人的心里，也多少有点酸楚。爸爸也没有来，他正在部里接受审查。爸爸对我要去插队的举动就是一个字“好”！妈妈一听就来气：“好个鬼！”两个妹妹也没有来，她们还小，让她们留在北京照顾爸爸妈妈吧，我心里默念着。
我们的队伍等到快中午了，传来了消息：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某造反派脱不了身，一时离不开，于是，我们只好怀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送行的亲人，离开了天安门广场，离开了北京。
当我们乘坐的车队走到沙河时，突然让停下来，大家下车排好队。原来是北京卫戍区李钟奇司令员来看望我们，并对我们讲了话，大意是鼓励我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那天的车队，就这样走走停停，傍晚才到张家口。在张家口市的郊区就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一打听才知道他们也是张家口市里的人，只是让市里的另一个造反派给打出来的，只能在郊外欢迎我们。
当车队进入张家口市区时，天完全黑下来了，但这并不影响张家口市人民对我们的热情。那场面，完全是我们在北京欢迎外宾的规格，夹道欢迎，人山人海，红旗如潮，口号声、歌声此起彼伏。我们庞大的车队在这潮涌般的人群中缓缓推进。汽车的车窗全部打开了，所有的人都探身出去，与每一位能抓住的路边高扬着的人的手臂握手。不断地有成套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等礼物被塞进车窗。我接到了一个淡蓝色硬皮封面的精装笔记本。看到了人海当中闪过的那个纤细的身影，那张因激动而发红的圆圆的笑脸，那直视着我的热烈而专注的目光。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笔记本翻到扉页，一行隽秀的钢笔字映入眼帘：“走好第一步，把好第一关，由此展开你人生壮丽的画卷。”落款：张家口市第三棉纺织厂李艳玲。我捧着笔记本心跳不已。我不知道张家口的居民们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些北京的中学生要到草原去插队落户的。要知道，那个时候正是“文革”的紧张时期，全国各地谁也管不了谁，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谁能组织起这样庞大的欢迎场面，真让人不可思议。不论这些欢迎的人们是怎么来的，反正我们这些年轻学生们是激动起来了，不断地有人高呼口号：“向张家口市人民学习，向张家口市人民致敬！”
车队就这样缓缓驶过市区。那一晚，我们三百多人住在了张家口市驻军第六十五军营区。
我收回了思绪，看着身旁坐着的这个姑娘，向她打听着。我多希望她能认识当年送我笔记本的那个纺织女工呵！但是，奇迹没有出现，我一下子沮丧无比。我不想说话了，又扭过头默默地看着车窗外。但我身边的这位姑娘可不想让我闲着，想方设法地拿些话题向我打听我当年在草原上插队的那些事，我虽无心谈话，却也不好直接拒绝这个热情的姑娘，只好拿些我当年经历的一些小故事敷衍她。为了让她知难而退，我拿出长辈的架势教育她：“你看你多幸福呵，我十八岁去放羊，你十八岁上大学。你小我一轮，却与我坐在同一个年级的教室里上学读书，你赶上好时候了，你偷着乐吧！”至此，我们的谈话才告一段落。
下午两点钟，张家口到了。
从张家口往锡盟走，每天只有一趟班车。为了不耽误行程，我下了火车赶快去了长途车站，买到了第二天去锡盟的车票。
车票在手，心里就踏实了。我住在了离汽车站较近的“工农兵旅馆”。放下行李，有点饿，我上街去吃饭。凭过去来往于北京—草原的经验，我知道有一家饭馆的馄饨很好吃，于是就走了进去。
这家饭馆不大，大堂里摆放着十几张小餐桌，没有一个就餐的客人。我一看表，才下午四点多钟，谁像我，这个时候来吃饭。
靠里面制作间的门口，站着一个身穿油腻工作服的服务员。我找了一个靠窗户、明亮一点的餐桌坐下来。那个服务员懒洋洋地走过来，顺手甩过一份菜单，我看也没看，直接要了两碗馄饨。
就在我坐下等馄饨的时候，我发觉不对了。满厅堂的苍蝇四处飞，它们徜徉于筷子林里，巡梭于桌边、碗边，挥手去之，停手来之，令人烦不胜烦。好在馄饨很快就端上来了，我匆匆尝了一口，味道大不如前，才知道，这经验也有靠不住的时候。加上眼前这横冲直撞的苍蝇，实在没有了胃口，吃了一碗后就匆匆离去。
夜宿“工农兵旅馆”，我住的是个大房间，七八张木床杂七杂八地摆在一起。住的客人也都是车老板一类的人物。还好，我身边的床位是空的，没有客人，在乱哄哄中多了点清净。
换了地方，总不能很快入睡，这是我多年的毛病。好容易熬到快半夜正要入睡时，我身边的床位来了一位客人，是个鸟贩子。只见他提了四五个两尺见方的笼子，每个笼子里都挤着几十只幼小的百灵鸟，叽叽喳喳乱叫，立时，这间屋子里热闹起来。我一看，这觉是没法睡了，干脆坐了起来。鸟贩子看到同屋的人们面带愠色，便赶忙道歉，并解释说，只休息一两个小时就走，我也才略觉宽心。闲聊中，得知这鸟贩子是河北人，这百灵幼鸟是从内蒙古宝昌弄来的，两元钱一只，运到北京、石家庄等大城市去卖，每只可卖到四五元。据说，除掉路费花销及损耗，也挣不到什么钱。我看他把豆面和着熟鸡蛋黄，一只一只小鸟地喂，像北京填鸭似的喂去，其熟练程度显出是老手。 就这样，我回去继续放羊，而且一放就是十年。而蒲晔，从东乌旗乌兰牧骑又调到部队文工团。这些年当中，我们也曾见过面，那是当我从草原回北京探亲时，路过东乌旗，路过锡林浩特时，一定要去她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去看看她的。
我来到了蒲晔以前居住的地下室，一问才知道，蒲晔早搬走了。邻居说，好像回北京了。我很诧异，她要是回北京了我不该不知道。因为我和许多返回北京的知青们都有联系。到底怎么回事呢？我怀着失落惆怅的心情离开了地下室。来到街上，我已经没有了继续拜访其他知青的兴趣，回到旅馆睡了个闷觉。
第五天
今天的路上很好走，虽然还是土路，但是，由于没有大雨的缘故一路上很顺利。
从锡林浩特到东乌旗约二百公里，大半天就到了。
东乌旗，全称东乌珠穆沁旗。解放初期，东乌旗与西乌旗统称东部联合旗，后分为东乌旗和西乌旗。乌珠穆沁，蒙古语为种葡萄的人，我查史书没看明白，据一些学者的说法，元太祖十六世孙陀罗博罗特由杭爱山徙牧瀚海南，子博迪阿拉克继之，其弟三子翁滚都喇尔号所部曰“乌珠穆沁”。
东乌旗是典型的草甸草原，只有这里，还保留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远古草原的风貌。只有这里，还保留有远古时代的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特点，我就是在这片草原上生活了十年。
东乌旗旗政府所在地叫乌里亚斯台镇。乌里亚斯，蒙古语是桦树的意思，镇北有座乌里亚斯山，因山上有桦树，因此叫有桦树的山。此镇也因山得名，叫有桦树的镇，即乌里亚斯台镇了。
到东乌旗，就算到家了，这里居住着我当年放羊时认识的许多朋友，如大队的牧民有些人在东乌旗盖了房子，供老人及上学的孩子居住。有些当年的知青调到了旗里工作。还有些东乌旗本地的朋友们，如旗医院、旗供销社、旗乌兰牧骑、旗发电厂等等。还有驻旗的边防三团的干部战士们。边防团里的干部们每年都有下乡任务，有的干部下到牧区就住在我放羊的汗乌兰大队境内。平时就断不了与边防战士们的联系，更何况还要搞“军民联防”，那地方与军队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下午，我随意走访了几家，晚上到边防三团卢副团长家吃饭。
卢副团长，四川籍。个字不高，眼睛不大，却全身透着精干和强悍，行为、做派为典型的军人风格。团里干部们均称其为“小炉匠”。几年前，我还在草原放羊时，他带着一个参谋到我们沙麦公社汗乌拉大队下乡，在我的蒙古包里住了三天。那时，我蒙古包里的知青们全调走了，只剩我一个人。我白天出去放羊，卢副团长就帮我捡牛粪（烧火用），拉水。等我晚上放羊回来时，他早已将饭菜做好，让我吃了三天现成饭，遂成好朋友。
走进三团驻地的卢副团长家，一家人早备好了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围桌而坐的，还有几位作陪的军人。没有寒暄，卢副团长一把拉过我，一下子就按在正中的座位上，不让我有任何客气、推托的机会，一片声地喊着：“倒酒、倒酒！”满满一盅，八钱的玻璃酒杯：“先别说话，干了再说！”我笑着，一仰脖，灌下了一杯“草原白”（68度，俗称“闷倒驴”）。正要说话，卢副团长拦住我：“别放杯，三杯以后再说话。”在卢副团长的连拉带劝下，我连干了三杯酒，浑身立时发热，血往脸上涌，头脑昏昏然晕涨起来。
卢副团长的热情不减当年，边喝酒边向在座的人们介绍我当年放羊的故事，有真事，有玩笑。在座的军人们除了陪酒的任务，也为我这个北京知青的经历所感动，一片声地向我敬酒。
我知道，军人的酒席是不太容易吃的，尤其是在他们真心地敬你、爱你的时候，他们会把男儿的本色、军人冲锋打仗的气质发挥到极致，不把你喝倒不算完事。
卢副团长到底是岁数大了，也可能是想起来了我好歹算个客人。于是，劝大家把喝酒的速度放慢下来，让我介绍了我离开草原回到北京后的经历：待业、公共汽车上卖票、街道上卖大白菜、蹬三轮为街道工厂送纸盒、考大学、上大学、结婚生女儿。卢副团长很是感慨：“当年你住蒙古包，在草原上骑马放羊时，想到过会有今天吗？”那哪想得到，确实想不到的。那时想得比较多的，是如何在草原找个理想的媳妇，如何在草原安家。不但我想不到，恐怕大家也和我一样，想不到中国的前景会如何发展，我们个人的命运又会怎样地去变化了。
在卢副团长家这顿酒喝得酣畅淋漓。由于说好要去住在旗发电厂的刘长湖家，在卢副团长爱人的劝阻下，我才醉醺醺地脱身离去，结果还是忘了一件事：把我在北京的地址写给卢副团长，让他转业回老家路过北京时找我去。忘得一干二净，这酒真误事。
来到旗发电厂刘长湖家，已是晚上十点多了。
刘长湖，男，也是北京知青，小我三岁，他是1968年夏天来到东乌旗沙麦汗乌拉插队的。那时，他在土木勒小组，我在白音宝力格小组，当时的生产大队下分生产小组，每个组是以组长的名字命名的，刘长湖是老初中生，文化程度没有我们高中生高。他干什么事情都爱咋呼，喊得满世界都知道。我们大队另一个知青罗崇德曾给刘长湖写一首打油诗：“日照茶壶（长湖）生紫烟，遥看鼻涕挂鼻尖……”形象地描绘了刘长湖给大家的一贯印象：额头大而光，一喝茶就油光瓦亮地冒热气，还爱流点小鼻涕，想起来就抬袖子抹一下，想不起来就让它挂在嘴上闪闪发亮。但刘长湖为人热情，谁家有困难都爱帮忙，与牧民知青都能打成一片。在大队里很有好评，他早就从汗乌拉大队调到东乌旗发电厂当工人了。是国家正式职工，并与东乌旗一女知青刘淑芳结了婚，生有一子一女，住三间平房，门前还有一个种菜的小园子。
来到刘长湖家，我拿出从北京带来的食品、用物，刘长湖还要张罗炒菜喝酒，我一再推托，没办法了只好“意思一下”，我们边喝边聊家常。
刘长湖在北京的家我去过。那是大家都还在草原插队时，我受刘长湖之托，回北京时看望看望他妈妈，当时，他家住在汪芝麻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到他家后，介绍了一些刘长湖的近况，他妈妈留我吃中午饭，我不好拒绝，就留了下来。他妈妈还真行，一会儿就做好了一桌饭菜。我一看就我一人坐在饭桌旁，不好意思吃。只见他妈妈走到门口冲着院子里大喊一声：“吃饭不吃！”就见不知是从哪个门里出来的孩子，叽叽喳喳、大大小小约有六七个，一窝蜂地钻了进来。我诧异地看看老太太。“甭管他们，你吃你的。”老太太一边让我吃饭一边说：“我也分不清都是谁谁了。”我才知道，这些孩子里，有老太太自己的，也有老太太的孙子、孙女，她也懒得分清楚。我看老太太身体真好，生育了十三个孩子（刘长湖老七正当中）现在还在街道上工作。我看着这些孩子们感到好笑，同时又佩服老人家的身体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