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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挪威摄影师Andrea Gjestvang拍摄的一组纪实摄影，名为《历史上的一天》（one Day in History），震撼人心地纪录了2011年7月22日挪威于特岛事件幸存者的生活。让人们看到这些经历过悲剧后的少男少女们隐秘的内心。他们被改变的青春与态度。以及他们对于重建自己生活的努力。
7月22日，是挪威的黑色记忆。2011年7月22日下午，挪威首都奥斯陆市中心遭到炸弹袭击，此后不久。奥斯陆西北四五十公里处一座名叫于特的小岛上，一名32岁的极端右翼分子在岛上的青年营地内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枪击事件。悲剧共造成七十多人丧生。二百多人受伤。绝大多数都是14岁到18岁的青少年。这是挪威自二战以来死伤最为惨重的安全事件。
于特岛的外形就像一颗心，宁静美丽。1950年，小岛所有者“奥斯陆地区贸易联合委员会”将其赠送给挪威工党的青年分支“工党青年联盟”。绿树成荫的于特岛此后成为工党每年举行夏令营的地方。每年七八月份，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聚集到这里，在大草坪上架起五颜六色的帐篷。举行各种活动。工党领袖也会到这里和青年对话。参加活动并发表演讲。
在2013年伦敦索尼世界摄影奖上，这组照片被授予L’lrls d’or奖，Andrea Gjestvang从来自170个国家的12.2万名摄影师中脱颖而出，获得年度摄影师称号。
索尼世界摄影奖是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摄影奖项之一。作为当今世界顶级的摄影活动，它从美术时装到自然风光，从人类社会到文化时事几乎所有题材或流派都有涉猎。
伊娃·施温克“每天早上我醒来，思考自己的生活，思考过去，思考未来，但想得最多的是：这一天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了。可能听起来悲观，但事实如此。现在，只要我在车里，我都会想，对面车道上的卡车可能会在我毫无觉察的时候开过来终结我的生命。7月22日后，我失去了我的天真，我不再相信陌生人，但也不害怕，我只是对可能发生的事情保持警觉。我愿意让我的伤疤和我的尊严并存，因为它们代表一些我相信的东西。我选择终在于特岛的“爱之路”上被击中肩膀、胃部和大腿两侧。
汉妮·海斯托尼斯
汉妮·海斯托尼斯，20岁，被射中胳膊、左小指和脖子，她脖子的脊椎骨粉碎，手指被截断。19岁时，汉妮·海斯托尼斯重新学习走路。她最好的朋友琳恩被打死时摔倒在她身上。住院时，汉妮“看到”琳恩坐在自己的病床上：“我知道她已经死了，我让她走，但没用，她坐在那儿微笑，连续几天都是如此。”在医院治疗四个半月后，她终于出院，如今，她需要的不过是过普通的生活，但依旧很难。“周围的一切都变了，也有好的事情发生，但是并不值得。可又能怎样？”她说。
艾尔琳·克里斯汀·柯佳尔
艾尔琳·克里斯汀·柯佳尔，20岁，2011年冬她的伤口痊愈了，身体并无大碍，精神状况却在走低。事件发生半年后，她才第一次哭出来。她感到疲惫和空虚，她不喜欢单独待着，回家后强迫症似地检查公寓的每个房间，打开灯，锁好门。她的室友必须在回来前给她打电话，否则拧门把手的声音会吓到她。
她害怕短信的声音，害怕自己的影子，经常梦见死去的朋友。“有时候我看到市中心有警察站着，就会走另一条路回家。我完全成了一个妄想狂。”人们不能用力拥抱她，因为她胃上的伤口会疼。 亚历山大·桑德伯格
16岁的亚历山大·桑德伯格说：“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想它。我想：发生了什么？如果我没有这么做或没那么做会怎样？有一阵子我只能强迫自己想点别的。”他每天睡觉时都枕着一把从南欧买来的纪念小刀，这让他有安全感。
亚历山大跟姐姐关系很亲密，什么都跟她讲，家庭现在对他来说很重要：“我曾经认为家庭是那种我需要的时候它在就行的东西，现在我发现，我失去他们或者他们失去我是多可怕的事情。”
哈康·罗尔索
18岁的哈康·罗尔索来自挪威港市斯坦万格。枪击事件后，他的注意力大幅度下降。“现在我觉得做任何事都没有意义，它们都只是一个大阴谋的一部分。”他不再喜欢血浆四溅的动作电影和枪击游戏，“没人会喜爱现实中的它们。”
他也变成了一个更温暖的人。他说：“我曾经很理性，但现在对人充满怜悯和同情，因为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生命的宝贵，它是多么脆弱而精彩。当你年轻的时候，你不会考虑死士的事情，但现在我开始思考，我理解死亡是什么意思了。”
艾瑞克·莫滕森
艾瑞克·莫滕森一直表现得很勇敢，枪击发生时，他下水救了一个溺水的朋友，成了英雄，他出现在所有报纸的头条。他说：“我不想被打上于特岛的艾瑞克的标签，我哭泣是因为我悲伤，我笑是因为我高兴，但并不一定是因为我活了下来。我得到的生活比那要多。两小时改变了一切，但我脑子里的事情依然是女孩们、学校和曼联的上一场比赛，不是于特岛。与此同时，我看事情不同了，我称之为我的第三只眼睛。有时候我会坐下来跟我的80岁的老邻居聊天，他是‘二战’的幸存者。有时候我也跟朋友一起打FlFA游戏，我觉得在两小时里经历了整个生命，现在我觉得跟周围人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对那些背负沉重负担或有悲惨经历的人，我有一种强烈的怜悯之感。”
萨拉·索玛
17岁的萨拉·索玛在枪击后成为当地工党青年组织的领导，惨案给了她看待世界的新视角，她开始更认真地对待自己：“我知道有一些东西需要回报给社会。之前我很天真，某种程度上，这件事迫使我迅速成长，我的生活里没有多少小女生的事情，我嘲笑她们。我只有17岁，但是感觉自己比17岁老很多。生活在我面前展开，我需要成长，也想要成长，我不想让这件事给我带来任何负面的影响。”
约翰·唐恩“把那种恐怖的事情转化为积极的东西听起来很残酷。”19岁的约翰·唐恩在枪击中逃过一劫，但之后整整一个月，他都无法进行社交活动。随着时间的流逝，情况慢慢好转。“就像从海边醒来，迎来崭新的一天，一个新的开始。”他说，“对我来说，7月22日是一个叫醒电话，年轻人总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但那天的事情告诉我们，我们错了，生命可能在任何时候终止，之前我从未想过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我需要让我的生命变成生活。” 艾娜·赫尔格海姆
艾娜·赫尔格海姆在2010年1月加入工党青年组织，是青年组织的活跃会员。为了于特岛夏令营，她准备了许多头花和几条花裙子。枪击事件后，她没有去接受心理治疗，而是选择以大自然为武器与痛苦战斗：“我常常出去散步，坐在岩石或树桩上，思考、听歌，自然是我的医生，生和死都是自然的一部分。我死去的朋友都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了。我的情感更加宽广，一切痛苦都给了我体会快乐的能力。”
崔西莉亚·赫尔拉夫森“我抬头看，几个医生站在我的病床前，爸爸妈妈和哥哥也在，他们都很严肃，因为我必须得截肢。我反倒成了旁观者，我看到自己的胳膊挂在那儿，伤得很重，已经没用了。于是我接受了。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只有一只胳膊的生活。”
17岁的崔西莉亚·赫尔拉夫森在枪击中失去了一只胳膊，肩膀和下巴也中弹，最后一颗子弹打在智齿上，那颗牙救了她一命。
她最好的朋友安德丽娜在事故中丧生。这个胖姑娘从小内向孤僻，在小学时常被人欺负，安德丽娜是她唯一的朋友。“我们那么相似，没人能取代她。”她说。
克雷蒂尔·林德斯隆
2011年7月22日是克雷蒂尔·林德斯隆的15岁生日，那天，他的Facebook留言墙上写满了生日祝福。他说：“这天依然是我的日子，不同的是，如今这一天还是我们的日子、挪威的日子、历史上重要的一天，我与所有卷入这件事的人分享了这一天。许多生命都被夺走了。你不应该因为悲伤而记住死去的人，你应该因为爱和对自己生命的欣赏而记住他们。”
凯瑟琳·拉尔森
凯瑟琳·拉尔森的生活在2011年夏天后被彻底改变了。尽管她依然是那个正当青春的漂亮女孩，每天早上醒来，坐公车上学，再坐公车从学校回家，但她不再无忧无虑，甚至被痛苦折磨着：“我时刻保持警惕，总是失眠，很容易受惊。有时候我用头撞墙，咬自己的胳膊，用力掐自己，外部的创伤总好过内部的。”她说，自己是戴着一个面具去学校，也会跟朋友一起玩耍、大笑，但大多数时候，那些笑声并非都发自内心。
艾米丽·波萨斯“不管我多累，都继续工作，我坚持锻炼，身体有活力才能控制住生活。”20岁的艾米丽·波萨斯努力继续自己的日常生活，但痛苦一直存在，“我意识到，和以前相比，我以另一种状态活着。有时一首歌就会带来悲伤的回忆，我必须强行忍住才不至于崩溃流泪。我意识到只有我还活着，其他人都死了。这种感觉一直在，无论是我周五晚上跟朋友出去时，还是和家人一起吃饭时……只有我还活着，这种感觉让我非常痛苦。”
波尔加·布拉塔斯
17岁的波尔加·布拉塔斯试着不去想太多关于7月22日的事情，他决定让生活尽可能地充实，尽可能地让自己忙碌起来，从不喜欢熬夜的他，会在夜晚偷偷出去聚会和见朋友。“我不想把生命浪费在屋子里，想经历我能经历的最多的事情，只要能让我感受好的事情，我都去尝试。”波尔加说。他的情绪波动很大，时而觉得一切都好，但下一分钟又跌入谷底，这时候，他只能抱着吉他，弹几首曲子。“我想找一份好工作，在大城市里买房子，有很多朋友……”他有点迷惘地说，“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十几岁孩子的梦想。”
艾丝琳·罗斯·博尔奇
艾丝琳·罗斯·博尔奇只有15岁，她并未在枪击中受伤，但在事后开始失眠、夜惊、害怕黑暗。“我一直哭，必须离开学校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有时我甚至想杀死自己，但那是很自私的行为。”为了安抚她，母亲送了她一条名叫雅典娜的小狗，现在小狗每天睡在她的肚子上。“我不后悔去于特岛，”她说，“一秒钟也不，我知道那座岛有多特别。”
7月22日，是挪威的黑色记忆。2011年7月22日下午，挪威首都奥斯陆市中心遭到炸弹袭击，此后不久。奥斯陆西北四五十公里处一座名叫于特的小岛上，一名32岁的极端右翼分子在岛上的青年营地内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枪击事件。悲剧共造成七十多人丧生。二百多人受伤。绝大多数都是14岁到18岁的青少年。这是挪威自二战以来死伤最为惨重的安全事件。
于特岛的外形就像一颗心，宁静美丽。1950年，小岛所有者“奥斯陆地区贸易联合委员会”将其赠送给挪威工党的青年分支“工党青年联盟”。绿树成荫的于特岛此后成为工党每年举行夏令营的地方。每年七八月份，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聚集到这里，在大草坪上架起五颜六色的帐篷。举行各种活动。工党领袖也会到这里和青年对话。参加活动并发表演讲。
在2013年伦敦索尼世界摄影奖上，这组照片被授予L’lrls d’or奖，Andrea Gjestvang从来自170个国家的12.2万名摄影师中脱颖而出，获得年度摄影师称号。
索尼世界摄影奖是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摄影奖项之一。作为当今世界顶级的摄影活动，它从美术时装到自然风光，从人类社会到文化时事几乎所有题材或流派都有涉猎。
伊娃·施温克“每天早上我醒来，思考自己的生活，思考过去，思考未来，但想得最多的是：这一天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了。可能听起来悲观，但事实如此。现在，只要我在车里，我都会想，对面车道上的卡车可能会在我毫无觉察的时候开过来终结我的生命。7月22日后，我失去了我的天真，我不再相信陌生人，但也不害怕，我只是对可能发生的事情保持警觉。我愿意让我的伤疤和我的尊严并存，因为它们代表一些我相信的东西。我选择终在于特岛的“爱之路”上被击中肩膀、胃部和大腿两侧。
汉妮·海斯托尼斯
汉妮·海斯托尼斯，20岁，被射中胳膊、左小指和脖子，她脖子的脊椎骨粉碎，手指被截断。19岁时，汉妮·海斯托尼斯重新学习走路。她最好的朋友琳恩被打死时摔倒在她身上。住院时，汉妮“看到”琳恩坐在自己的病床上：“我知道她已经死了，我让她走，但没用，她坐在那儿微笑，连续几天都是如此。”在医院治疗四个半月后，她终于出院，如今，她需要的不过是过普通的生活，但依旧很难。“周围的一切都变了，也有好的事情发生，但是并不值得。可又能怎样？”她说。
艾尔琳·克里斯汀·柯佳尔
艾尔琳·克里斯汀·柯佳尔，20岁，2011年冬她的伤口痊愈了，身体并无大碍，精神状况却在走低。事件发生半年后，她才第一次哭出来。她感到疲惫和空虚，她不喜欢单独待着，回家后强迫症似地检查公寓的每个房间，打开灯，锁好门。她的室友必须在回来前给她打电话，否则拧门把手的声音会吓到她。
她害怕短信的声音，害怕自己的影子，经常梦见死去的朋友。“有时候我看到市中心有警察站着，就会走另一条路回家。我完全成了一个妄想狂。”人们不能用力拥抱她，因为她胃上的伤口会疼。 亚历山大·桑德伯格
16岁的亚历山大·桑德伯格说：“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想它。我想：发生了什么？如果我没有这么做或没那么做会怎样？有一阵子我只能强迫自己想点别的。”他每天睡觉时都枕着一把从南欧买来的纪念小刀，这让他有安全感。
亚历山大跟姐姐关系很亲密，什么都跟她讲，家庭现在对他来说很重要：“我曾经认为家庭是那种我需要的时候它在就行的东西，现在我发现，我失去他们或者他们失去我是多可怕的事情。”
哈康·罗尔索
18岁的哈康·罗尔索来自挪威港市斯坦万格。枪击事件后，他的注意力大幅度下降。“现在我觉得做任何事都没有意义，它们都只是一个大阴谋的一部分。”他不再喜欢血浆四溅的动作电影和枪击游戏，“没人会喜爱现实中的它们。”
他也变成了一个更温暖的人。他说：“我曾经很理性，但现在对人充满怜悯和同情，因为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生命的宝贵，它是多么脆弱而精彩。当你年轻的时候，你不会考虑死士的事情，但现在我开始思考，我理解死亡是什么意思了。”
艾瑞克·莫滕森
艾瑞克·莫滕森一直表现得很勇敢，枪击发生时，他下水救了一个溺水的朋友，成了英雄，他出现在所有报纸的头条。他说：“我不想被打上于特岛的艾瑞克的标签，我哭泣是因为我悲伤，我笑是因为我高兴，但并不一定是因为我活了下来。我得到的生活比那要多。两小时改变了一切，但我脑子里的事情依然是女孩们、学校和曼联的上一场比赛，不是于特岛。与此同时，我看事情不同了，我称之为我的第三只眼睛。有时候我会坐下来跟我的80岁的老邻居聊天，他是‘二战’的幸存者。有时候我也跟朋友一起打FlFA游戏，我觉得在两小时里经历了整个生命，现在我觉得跟周围人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对那些背负沉重负担或有悲惨经历的人，我有一种强烈的怜悯之感。”
萨拉·索玛
17岁的萨拉·索玛在枪击后成为当地工党青年组织的领导，惨案给了她看待世界的新视角，她开始更认真地对待自己：“我知道有一些东西需要回报给社会。之前我很天真，某种程度上，这件事迫使我迅速成长，我的生活里没有多少小女生的事情，我嘲笑她们。我只有17岁，但是感觉自己比17岁老很多。生活在我面前展开，我需要成长，也想要成长，我不想让这件事给我带来任何负面的影响。”
约翰·唐恩“把那种恐怖的事情转化为积极的东西听起来很残酷。”19岁的约翰·唐恩在枪击中逃过一劫，但之后整整一个月，他都无法进行社交活动。随着时间的流逝，情况慢慢好转。“就像从海边醒来，迎来崭新的一天，一个新的开始。”他说，“对我来说，7月22日是一个叫醒电话，年轻人总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但那天的事情告诉我们，我们错了，生命可能在任何时候终止，之前我从未想过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我需要让我的生命变成生活。” 艾娜·赫尔格海姆
艾娜·赫尔格海姆在2010年1月加入工党青年组织，是青年组织的活跃会员。为了于特岛夏令营，她准备了许多头花和几条花裙子。枪击事件后，她没有去接受心理治疗，而是选择以大自然为武器与痛苦战斗：“我常常出去散步，坐在岩石或树桩上，思考、听歌，自然是我的医生，生和死都是自然的一部分。我死去的朋友都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了。我的情感更加宽广，一切痛苦都给了我体会快乐的能力。”
崔西莉亚·赫尔拉夫森“我抬头看，几个医生站在我的病床前，爸爸妈妈和哥哥也在，他们都很严肃，因为我必须得截肢。我反倒成了旁观者，我看到自己的胳膊挂在那儿，伤得很重，已经没用了。于是我接受了。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只有一只胳膊的生活。”
17岁的崔西莉亚·赫尔拉夫森在枪击中失去了一只胳膊，肩膀和下巴也中弹，最后一颗子弹打在智齿上，那颗牙救了她一命。
她最好的朋友安德丽娜在事故中丧生。这个胖姑娘从小内向孤僻，在小学时常被人欺负，安德丽娜是她唯一的朋友。“我们那么相似，没人能取代她。”她说。
克雷蒂尔·林德斯隆
2011年7月22日是克雷蒂尔·林德斯隆的15岁生日，那天，他的Facebook留言墙上写满了生日祝福。他说：“这天依然是我的日子，不同的是，如今这一天还是我们的日子、挪威的日子、历史上重要的一天，我与所有卷入这件事的人分享了这一天。许多生命都被夺走了。你不应该因为悲伤而记住死去的人，你应该因为爱和对自己生命的欣赏而记住他们。”
凯瑟琳·拉尔森
凯瑟琳·拉尔森的生活在2011年夏天后被彻底改变了。尽管她依然是那个正当青春的漂亮女孩，每天早上醒来，坐公车上学，再坐公车从学校回家，但她不再无忧无虑，甚至被痛苦折磨着：“我时刻保持警惕，总是失眠，很容易受惊。有时候我用头撞墙，咬自己的胳膊，用力掐自己，外部的创伤总好过内部的。”她说，自己是戴着一个面具去学校，也会跟朋友一起玩耍、大笑，但大多数时候，那些笑声并非都发自内心。
艾米丽·波萨斯“不管我多累，都继续工作，我坚持锻炼，身体有活力才能控制住生活。”20岁的艾米丽·波萨斯努力继续自己的日常生活，但痛苦一直存在，“我意识到，和以前相比，我以另一种状态活着。有时一首歌就会带来悲伤的回忆，我必须强行忍住才不至于崩溃流泪。我意识到只有我还活着，其他人都死了。这种感觉一直在，无论是我周五晚上跟朋友出去时，还是和家人一起吃饭时……只有我还活着，这种感觉让我非常痛苦。”
波尔加·布拉塔斯
17岁的波尔加·布拉塔斯试着不去想太多关于7月22日的事情，他决定让生活尽可能地充实，尽可能地让自己忙碌起来，从不喜欢熬夜的他，会在夜晚偷偷出去聚会和见朋友。“我不想把生命浪费在屋子里，想经历我能经历的最多的事情，只要能让我感受好的事情，我都去尝试。”波尔加说。他的情绪波动很大，时而觉得一切都好，但下一分钟又跌入谷底，这时候，他只能抱着吉他，弹几首曲子。“我想找一份好工作，在大城市里买房子，有很多朋友……”他有点迷惘地说，“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十几岁孩子的梦想。”
艾丝琳·罗斯·博尔奇
艾丝琳·罗斯·博尔奇只有15岁，她并未在枪击中受伤，但在事后开始失眠、夜惊、害怕黑暗。“我一直哭，必须离开学校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有时我甚至想杀死自己，但那是很自私的行为。”为了安抚她，母亲送了她一条名叫雅典娜的小狗，现在小狗每天睡在她的肚子上。“我不后悔去于特岛，”她说，“一秒钟也不，我知道那座岛有多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