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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东吴至华西，从燕园到随园，经历了20世纪跌宕的社会变迁以及繁复的文化洗礼后，在我国各地的高等学府中，积淀、凝聚了一大批“国宝级”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丰富多彩，特色纷呈，底蕴深厚，无论是空间规划、建筑形态，还是池山小筑、漫道花树，其潜移默化的人文影响，必将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学子们不灭的记忆，传承开去。本文依托我国高校遗产所展开的历史文化寻绎，也将唤起别样的回忆与感悟。
历史回顾
1901年9月14日，清朝政府通令全国所有书院改为学堂，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此后，随着癸卯学制的颁行、科举制度的废除，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逐步得以确立。在过往的一百多年里，中国高等学府各类文化遗产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叠加时期，
1.从19世纪中叶到1920年代末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受西方宗教势力渗透的影响，在沿海和内地的开埠城市出现了一批教会学校。到1925年，中国共有教会大学16所，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等。受当时西方高校建设理念，特别是美国学院派校园选址模式的影响，这些学校多建于城郊，规模不大但体系完整。此后，这些教会大学步入了世俗化、中国化的进程。1927年，民国政府颁布一系列命令，针对在华的教会大学采取限制性措施（要求一切外国在华设立的教会大学必须在教育部登记注册，并且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包括不得以宗教为必修课，宗教仪式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外国人不得为校董事会主席，中国人须占董事多数等具体规定）。而国立大学的兴起，也使得教会大学的办学优势逐渐丧失。之后的20年间，一批教会大学相继收归国有，并且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彻底消失。保留下来的校园遗产包括：北京大学未名湖燕园建筑、金陵大学旧址（含汇文书院中楼）、金陵女子大学旧址、东吴大学旧址等。
2从19世纪末到1940年代中
以1895年成立北洋大学堂为起点，到抗日战争结束，中国逐步产生并建设了一批自我主导的高等学府，包括各级国立、省立大学和各地的私立大学。
国立大学指中国政府出资建造的高等教育机构，一些学校由清政府官办学堂，或民国时期官式大学演变而来。早期最著名的三所是北京大学，北洋大学与交通大学。当时的政府与国民崇尚西式教育，不仅校园建筑采用西方折衷主义形式，也常聘请外国人为总教习或者监院。此后，各省也相继开办大学。北伐时期成立的国立广东大学，以及训政时期建立的第一、二、三、四中山大学（这四所“中大”后来分别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及中央大学），都体现了当时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代表性的校园遗产包括：东北大学旧址、武汉大学早期建筑、中央大学旧址（含梅庵）、清华大学早期建筑等。
私立高等学校也是当时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由抱有“教育救国”的理想的教育家和企业家所创立的大学、学院或者高等专科学校。虽然私立大学在办学经费、层次、质量上与教会和国立大学相比都处于劣势，但还是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大学，如私立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至今都仍是中国一流的高等学府。
在上述两个阶段，形成了我国高校现存的最古老的一批实体建筑与空问环境。期间，中外建筑师先后参与了这一批校园的规划与建筑设计。这使得这一时期的大学校园建筑呈现出中西合璧的效果，既有欧美传统校园的空间序列，又同时融合了中国元素，韵味悠长。
3.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之前
1949年后，新政府借鉴苏联的模式，改造民国时期的教育体系。尤其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将大陆的高校通过拆分与合并，重组为综合性与专业性两大门类。除少数大学保留了部分文理科外，一些民国时的综合大学多被剥离为多科性工科大学，如清华，浙大，同济等。工科与专业类院校得到优先发展的同时，也改建了一批独立建制的综合类工科院校，如著名的四大工学院【即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和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此外，还相继新设了钢铁、地质、矿业、航空、农机、水利等专业性的高校，典型的如海淀区学院路有名的“八大学院”等（即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上的北京医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林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学院、中国矿业学院等八所学院。这些学校是由原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交通大学等相关的院系组建而成）。
这次院系调整，除了采用苏联的规划理念进行校园的环境整治外，还兴建了大批教学楼，以满足院系扩大后使用需求。总体涉及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诞生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高校校园，而莫斯科大学成为各高校争相效仿的固定格式。包括采用中轴对称的规划布局，通过布置较大尺度的广场，突出校园核心标志性建筑物；校园中各个功能分区明确，较少考虑到地形与自然环境的结合；建筑多以院系楼为单位，建筑细部多采用民族特色装饰纹样，庄重典雅等等。
1960年代以后，政治运动导致我国高校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不少高校为表达政治倾向，强化仪式感，在广场轴线上树立起大尺度的毛主席雕像，其影响延续至今。如浙江大学、湖南大学、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总的来看，我国高校校园遗产发展的这几个阶段，既受到外来教育理念与模式的影响，也留下了国内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印迹。其结果不仅取决于当时历史背景，技术条件，也涉及了相关的设计理念和方法。而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新时期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这些不同时期的校园遗产又被镌刻上了特定的时代印记。
高校文化遗产类型组合
从类型学的角度看，中国高校的文化遗产，体现为三个不同层面的组合；
1.整体规划层面的空间形态
相比于有形的文化遗产，大的空间格局往往是人们对各类校园氛围更直接的感受，无论是轴线、分区，还是道路和虚实的体量关系，都取决于整体规划思路与定位。也有人称之为“文化空间”。 首先，在早期的校园空间的组织方式上，院落空间无疑是起到主导性作用的。一方面，我国历来有使用院落的习惯，中国以往的学校被称为“书院”，也是基于这样的传统；另一方面，欧洲中世纪大学修道院式的“方院”，也是近代以来西方校园空间的“原型”，传入中国后，很快被中国人所接受，成为我国最主要的校园空间类型。例如东北大学的围合空间，清华大学的学生宿台等，都是这种空间形态的代表。
其次是轴线的运用。无论是中国“书院式”的空间格局，还是欧美传入的学院派风格，甚至是1950年代苏联模式的运用，轴线都是不同时期校园空间组织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轴线能表达庄重严谨的学府气息，丰富校园道路的空间层次。另一方面，可以创造空间序列感，轴线上纪念性建（构）筑物、标志性景观节点，如教学主楼、图书馆、报告厅、雕塑景观、广场、草坪等，形成错落有致礼仪空间和景观序列。例如中山大学南校区（原岭南大学）就是比较典型的实例。
最后，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种“自然空间”的类型：一些大学的校园建设结合中国园林所形成的空间组织方式。最典型的是早期燕京大学校园规划，借鉴了我国传统的造园手法，以湖面、高塔为构图中心组织校园空间，建筑布局，有张有弛，不拘一格。
2.单体建筑层面的风格特征
建筑单体是形成校园整体风格的细胞，传统校园的魅力也体现在一幢幢房屋的细节上。总体规划可以在空间层面上形成校园的“整体特色”，但最终影响人们观感的，还需要构成校园“图底关系”的实体建筑或建筑群的支撑。总体而言，中国校园遗产在风格表现上具有两大典型特征：
一是“中西合璧”的折衷主义风格。最初的中国大学建设是从效仿西方校舍建筑功能、风貌开始，此后，随着不断的筛选与改造，并由于中外建筑师的努力，形成了学习西方折衷主义建筑形式和“学院派”的设计理念。如国立武汉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正是这种“中西合璧”式的建筑风格。其整体建筑形态特征，均采用西方现代结构形式和骨架，再拼贴上中国传统建筑大屋顶、彩绘梁架等细部处理。
二是“苏联模式”的民族士义风格。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成为中国建筑、城市规划和建设上的社会主义蓝本。此阶段中国大学校园建筑设计，常以“工”字形主楼的空间组织为核心，并加上中国传统建筑符号，成为“社会主义”内窬加民族形式的突出体现。这方面的实例很多，除了前面所提及的四大工学院和海淀区学院路八大院校外，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主楼也是这方面的典型。
3.景观小品层面的人文意蕴
校园景观通过独特的空间组合和环境小品，能塑造出不同的视觉感受：
堤围合或半围合式庭院环境。
由多个或若干栋建筑围合而成，且院落的转角处通常是敞开的，因此院落内外部空间仍然保持连续。这种类型以早期的洋务学堂与教会大学为代表，相应的院落空间尺度较小，院中种有草坪树木，气氛比较亲密悠然，典型例子可见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
二是结合轴线的大尺度空间环境。
这种景观格局有两类典型：一种以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校园最为著名，即在核心位置有一块长方形的草坪，草坪两侧整齐排列的行道树以及样式都比较统一的建筑，草坪的尽端多为礼堂、图书馆、钟楼等标志性建筑。另一种是苏联莫斯科大学的主体景观，也可以归类为这种样式，只是以宽阔的广场取代了大片的草坪，形成视觉焦点，空间较为对称、轴线感明确。典型例子有东吴大学和上海的圣约翰大学。
三是融入山林泉池的自由空问环境。
与科举制度下严格的中轴对称和规整布局的官式治学场所相比，一些坚持学术自由和精神自适的知识分子所开设的书院，则更强调“师法自然”、“优游山林”。这种景观上的情趣，与传入我国的崇尚民主与自由的精神的校园设计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近现代大学景观。在一些拥有比较独特的地形或景观条件的中国大学里，池塘、湖泊、茂林、山丘等自然景观往往得到保护和利用，规划建筑组群分别置于四周，渐渐环绕出自然化的园林空间，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
上述分析的三种类型，从整体规划到单体建筑，再到景观环境，再加上不同的地域文化、季候变化、物种植被、人物故事、以及艺术雕塑的影响，形成了中国百年来独具特色的高校文化遗产。
高校文化遗产特色分析
如前所析，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拼贴、融合，自始至终地影响着各时期中国近现代大学的校园结构、空间肌理和形态特征，有的是通过资金投入、规划建设和技术进步等直接作用，有的是通过价值观念、政治政策、教育理念等间接作用，这些最终使各类高校遗产显现出自身的特色。总体而言，这些特色源自两类不同的脉络；
1.基于文化冲突的中西拼贴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的大学都面临着如何在儒家传统文化架构下传授西方科学和技术的问题。基于弱势文明的国家民族心理，“中体西用”被作为解决中西文化冲突的基本模式。具体到校园的物质形态建构中，则呈现为拼贴式的校园形态：既保留并延续了书院的空间、建筑组群原则，又对因学习和传授“西学”所需要的空间进行整体置换。
在不同时期的校园建设中，常常选择在完全是西方大学规划、建设理念的建筑物上添加中国传统屋顶和建筑装饰。在燕京大学的规划建设中，甚至由一个美国建筑师墨菲，将这种表达形式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具体表现为：运用明确的功能分区规划理念，结合新古典主义规划方法，融入中国传统造园手法、意境，同时将中国传统建筑风貌与大学新机能有机结合，形成中国皇家园林模式校园形态。
2.基于文化复兴的新旧融合
在1927年～1937年“国民政府黄金十年”期间，民国政府为提升国民意识，突出高等教育的自主性，大力推行恢复传统和古典文化的民族主义的教育理念。在大学校园形态的构筑上，也追求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满足新式大学的功能需求。与此前教会大学所采用的中国皇家园林模式不同，此时的校园建设，更能体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儒家文化秩序性，尤其是在校园中轴线的序列上，出现了等级式的宫殿式建筑与空间组织关系。同时采用封闭的四合院、网格型校园骨架和严格功能分区，来强化行政管理，以体现“新生活”的秩序。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学改造和建设运动，代替了此前资本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模式，形成此阶段新旧文化融合的表征——“社会主义内容加民族形式”；大学校园采用正交网格型骨架、“镶边式”建筑布局，突出校园中承担教学、行政等公共活动功能的中轴线，校园的核心是“莫斯科大学式”的入口广场和“工”字形主楼；同时，用传统建筑屋顶和建筑装饰来凸显中国社会主义现实和民族形式。最终，校园改造和建设被政治意图所左右，使当时的中国大学校园，不分地域、自然环境和大学类型而呈现出统一性的形态。
总体而言，中国大学校园遗产的演变往往体现出在国家力量下的集中、短期、跳跃式发展，从校园规划，到建筑单体，以至于景观环境，都有明显的时期特征，从静态看是共性多、个性少；从动态看则突变多、持续与稳定性少。这也是中国校园遗产在近百年的发展、演变以及沉淀后的基本特征。
结语
大学校园作为师生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场所，不仅见证了学校的发展足迹和一代代学子的成长，也承载着广大师生对大学生活的美好记忆和精神寄托。尤其是那些优秀校园遗产，早已超越了提供人们活动空间的功能，承载着学校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承。显然，这些历史的见证比一本书或一幅画更为直观，更加凝重。我们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寻绎中国高校的文化遗产的多维价值，将对新时期大学文化建设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文化产业系。参考文献：张旭红《中美大学校园空间之比较》，《建筑学报》2006年第11期；姜辉、孙磊磊《大学校园群体》，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陈晓恬、任磊《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演变的回顾与展望》，《规划师》2012年第2期；刘万里、张伶伶《大学校园空间的文化传承研究》，《华中建筑》2009年第7期；俞佳春《校园历史文脉的保留与传承》，《山西建筑》2008年第3期。）
历史回顾
1901年9月14日，清朝政府通令全国所有书院改为学堂，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此后，随着癸卯学制的颁行、科举制度的废除，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逐步得以确立。在过往的一百多年里，中国高等学府各类文化遗产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叠加时期，
1.从19世纪中叶到1920年代末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受西方宗教势力渗透的影响，在沿海和内地的开埠城市出现了一批教会学校。到1925年，中国共有教会大学16所，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等。受当时西方高校建设理念，特别是美国学院派校园选址模式的影响，这些学校多建于城郊，规模不大但体系完整。此后，这些教会大学步入了世俗化、中国化的进程。1927年，民国政府颁布一系列命令，针对在华的教会大学采取限制性措施（要求一切外国在华设立的教会大学必须在教育部登记注册，并且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包括不得以宗教为必修课，宗教仪式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外国人不得为校董事会主席，中国人须占董事多数等具体规定）。而国立大学的兴起，也使得教会大学的办学优势逐渐丧失。之后的20年间，一批教会大学相继收归国有，并且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彻底消失。保留下来的校园遗产包括：北京大学未名湖燕园建筑、金陵大学旧址（含汇文书院中楼）、金陵女子大学旧址、东吴大学旧址等。
2从19世纪末到1940年代中
以1895年成立北洋大学堂为起点，到抗日战争结束，中国逐步产生并建设了一批自我主导的高等学府，包括各级国立、省立大学和各地的私立大学。
国立大学指中国政府出资建造的高等教育机构，一些学校由清政府官办学堂，或民国时期官式大学演变而来。早期最著名的三所是北京大学，北洋大学与交通大学。当时的政府与国民崇尚西式教育，不仅校园建筑采用西方折衷主义形式，也常聘请外国人为总教习或者监院。此后，各省也相继开办大学。北伐时期成立的国立广东大学，以及训政时期建立的第一、二、三、四中山大学（这四所“中大”后来分别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及中央大学），都体现了当时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代表性的校园遗产包括：东北大学旧址、武汉大学早期建筑、中央大学旧址（含梅庵）、清华大学早期建筑等。
私立高等学校也是当时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由抱有“教育救国”的理想的教育家和企业家所创立的大学、学院或者高等专科学校。虽然私立大学在办学经费、层次、质量上与教会和国立大学相比都处于劣势，但还是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大学，如私立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至今都仍是中国一流的高等学府。
在上述两个阶段，形成了我国高校现存的最古老的一批实体建筑与空问环境。期间，中外建筑师先后参与了这一批校园的规划与建筑设计。这使得这一时期的大学校园建筑呈现出中西合璧的效果，既有欧美传统校园的空间序列，又同时融合了中国元素，韵味悠长。
3.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之前
1949年后，新政府借鉴苏联的模式，改造民国时期的教育体系。尤其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将大陆的高校通过拆分与合并，重组为综合性与专业性两大门类。除少数大学保留了部分文理科外，一些民国时的综合大学多被剥离为多科性工科大学，如清华，浙大，同济等。工科与专业类院校得到优先发展的同时，也改建了一批独立建制的综合类工科院校，如著名的四大工学院【即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和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此外，还相继新设了钢铁、地质、矿业、航空、农机、水利等专业性的高校，典型的如海淀区学院路有名的“八大学院”等（即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上的北京医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林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学院、中国矿业学院等八所学院。这些学校是由原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交通大学等相关的院系组建而成）。
这次院系调整，除了采用苏联的规划理念进行校园的环境整治外，还兴建了大批教学楼，以满足院系扩大后使用需求。总体涉及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诞生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高校校园，而莫斯科大学成为各高校争相效仿的固定格式。包括采用中轴对称的规划布局，通过布置较大尺度的广场，突出校园核心标志性建筑物；校园中各个功能分区明确，较少考虑到地形与自然环境的结合；建筑多以院系楼为单位，建筑细部多采用民族特色装饰纹样，庄重典雅等等。
1960年代以后，政治运动导致我国高校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不少高校为表达政治倾向，强化仪式感，在广场轴线上树立起大尺度的毛主席雕像，其影响延续至今。如浙江大学、湖南大学、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总的来看，我国高校校园遗产发展的这几个阶段，既受到外来教育理念与模式的影响，也留下了国内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印迹。其结果不仅取决于当时历史背景，技术条件，也涉及了相关的设计理念和方法。而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新时期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这些不同时期的校园遗产又被镌刻上了特定的时代印记。
高校文化遗产类型组合
从类型学的角度看，中国高校的文化遗产，体现为三个不同层面的组合；
1.整体规划层面的空间形态
相比于有形的文化遗产，大的空间格局往往是人们对各类校园氛围更直接的感受，无论是轴线、分区，还是道路和虚实的体量关系，都取决于整体规划思路与定位。也有人称之为“文化空间”。 首先，在早期的校园空间的组织方式上，院落空间无疑是起到主导性作用的。一方面，我国历来有使用院落的习惯，中国以往的学校被称为“书院”，也是基于这样的传统；另一方面，欧洲中世纪大学修道院式的“方院”，也是近代以来西方校园空间的“原型”，传入中国后，很快被中国人所接受，成为我国最主要的校园空间类型。例如东北大学的围合空间，清华大学的学生宿台等，都是这种空间形态的代表。
其次是轴线的运用。无论是中国“书院式”的空间格局，还是欧美传入的学院派风格，甚至是1950年代苏联模式的运用，轴线都是不同时期校园空间组织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轴线能表达庄重严谨的学府气息，丰富校园道路的空间层次。另一方面，可以创造空间序列感，轴线上纪念性建（构）筑物、标志性景观节点，如教学主楼、图书馆、报告厅、雕塑景观、广场、草坪等，形成错落有致礼仪空间和景观序列。例如中山大学南校区（原岭南大学）就是比较典型的实例。
最后，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种“自然空间”的类型：一些大学的校园建设结合中国园林所形成的空间组织方式。最典型的是早期燕京大学校园规划，借鉴了我国传统的造园手法，以湖面、高塔为构图中心组织校园空间，建筑布局，有张有弛，不拘一格。
2.单体建筑层面的风格特征
建筑单体是形成校园整体风格的细胞，传统校园的魅力也体现在一幢幢房屋的细节上。总体规划可以在空间层面上形成校园的“整体特色”，但最终影响人们观感的，还需要构成校园“图底关系”的实体建筑或建筑群的支撑。总体而言，中国校园遗产在风格表现上具有两大典型特征：
一是“中西合璧”的折衷主义风格。最初的中国大学建设是从效仿西方校舍建筑功能、风貌开始，此后，随着不断的筛选与改造，并由于中外建筑师的努力，形成了学习西方折衷主义建筑形式和“学院派”的设计理念。如国立武汉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正是这种“中西合璧”式的建筑风格。其整体建筑形态特征，均采用西方现代结构形式和骨架，再拼贴上中国传统建筑大屋顶、彩绘梁架等细部处理。
二是“苏联模式”的民族士义风格。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成为中国建筑、城市规划和建设上的社会主义蓝本。此阶段中国大学校园建筑设计，常以“工”字形主楼的空间组织为核心，并加上中国传统建筑符号，成为“社会主义”内窬加民族形式的突出体现。这方面的实例很多，除了前面所提及的四大工学院和海淀区学院路八大院校外，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主楼也是这方面的典型。
3.景观小品层面的人文意蕴
校园景观通过独特的空间组合和环境小品，能塑造出不同的视觉感受：
堤围合或半围合式庭院环境。
由多个或若干栋建筑围合而成，且院落的转角处通常是敞开的，因此院落内外部空间仍然保持连续。这种类型以早期的洋务学堂与教会大学为代表，相应的院落空间尺度较小，院中种有草坪树木，气氛比较亲密悠然，典型例子可见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
二是结合轴线的大尺度空间环境。
这种景观格局有两类典型：一种以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校园最为著名，即在核心位置有一块长方形的草坪，草坪两侧整齐排列的行道树以及样式都比较统一的建筑，草坪的尽端多为礼堂、图书馆、钟楼等标志性建筑。另一种是苏联莫斯科大学的主体景观，也可以归类为这种样式，只是以宽阔的广场取代了大片的草坪，形成视觉焦点，空间较为对称、轴线感明确。典型例子有东吴大学和上海的圣约翰大学。
三是融入山林泉池的自由空问环境。
与科举制度下严格的中轴对称和规整布局的官式治学场所相比，一些坚持学术自由和精神自适的知识分子所开设的书院，则更强调“师法自然”、“优游山林”。这种景观上的情趣，与传入我国的崇尚民主与自由的精神的校园设计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近现代大学景观。在一些拥有比较独特的地形或景观条件的中国大学里，池塘、湖泊、茂林、山丘等自然景观往往得到保护和利用，规划建筑组群分别置于四周，渐渐环绕出自然化的园林空间，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
上述分析的三种类型，从整体规划到单体建筑，再到景观环境，再加上不同的地域文化、季候变化、物种植被、人物故事、以及艺术雕塑的影响，形成了中国百年来独具特色的高校文化遗产。
高校文化遗产特色分析
如前所析，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拼贴、融合，自始至终地影响着各时期中国近现代大学的校园结构、空间肌理和形态特征，有的是通过资金投入、规划建设和技术进步等直接作用，有的是通过价值观念、政治政策、教育理念等间接作用，这些最终使各类高校遗产显现出自身的特色。总体而言，这些特色源自两类不同的脉络；
1.基于文化冲突的中西拼贴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的大学都面临着如何在儒家传统文化架构下传授西方科学和技术的问题。基于弱势文明的国家民族心理，“中体西用”被作为解决中西文化冲突的基本模式。具体到校园的物质形态建构中，则呈现为拼贴式的校园形态：既保留并延续了书院的空间、建筑组群原则，又对因学习和传授“西学”所需要的空间进行整体置换。
在不同时期的校园建设中，常常选择在完全是西方大学规划、建设理念的建筑物上添加中国传统屋顶和建筑装饰。在燕京大学的规划建设中，甚至由一个美国建筑师墨菲，将这种表达形式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具体表现为：运用明确的功能分区规划理念，结合新古典主义规划方法，融入中国传统造园手法、意境，同时将中国传统建筑风貌与大学新机能有机结合，形成中国皇家园林模式校园形态。
2.基于文化复兴的新旧融合
在1927年～1937年“国民政府黄金十年”期间，民国政府为提升国民意识，突出高等教育的自主性，大力推行恢复传统和古典文化的民族主义的教育理念。在大学校园形态的构筑上，也追求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满足新式大学的功能需求。与此前教会大学所采用的中国皇家园林模式不同，此时的校园建设，更能体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儒家文化秩序性，尤其是在校园中轴线的序列上，出现了等级式的宫殿式建筑与空间组织关系。同时采用封闭的四合院、网格型校园骨架和严格功能分区，来强化行政管理，以体现“新生活”的秩序。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学改造和建设运动，代替了此前资本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模式，形成此阶段新旧文化融合的表征——“社会主义内容加民族形式”；大学校园采用正交网格型骨架、“镶边式”建筑布局，突出校园中承担教学、行政等公共活动功能的中轴线，校园的核心是“莫斯科大学式”的入口广场和“工”字形主楼；同时，用传统建筑屋顶和建筑装饰来凸显中国社会主义现实和民族形式。最终，校园改造和建设被政治意图所左右，使当时的中国大学校园，不分地域、自然环境和大学类型而呈现出统一性的形态。
总体而言，中国大学校园遗产的演变往往体现出在国家力量下的集中、短期、跳跃式发展，从校园规划，到建筑单体，以至于景观环境，都有明显的时期特征，从静态看是共性多、个性少；从动态看则突变多、持续与稳定性少。这也是中国校园遗产在近百年的发展、演变以及沉淀后的基本特征。
结语
大学校园作为师生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场所，不仅见证了学校的发展足迹和一代代学子的成长，也承载着广大师生对大学生活的美好记忆和精神寄托。尤其是那些优秀校园遗产，早已超越了提供人们活动空间的功能，承载着学校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承。显然，这些历史的见证比一本书或一幅画更为直观，更加凝重。我们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寻绎中国高校的文化遗产的多维价值，将对新时期大学文化建设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文化产业系。参考文献：张旭红《中美大学校园空间之比较》，《建筑学报》2006年第11期；姜辉、孙磊磊《大学校园群体》，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陈晓恬、任磊《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演变的回顾与展望》，《规划师》2012年第2期；刘万里、张伶伶《大学校园空间的文化传承研究》，《华中建筑》2009年第7期；俞佳春《校园历史文脉的保留与传承》，《山西建筑》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