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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座战略导弹高等学府：“我军新型的高等工程技术学院”
“饿要饿得新鲜，穷要穷得干净;行要行得磊落，干要干得光明。穷不瘦骨头，饿不扁腰杆，蔑视一切困难，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性格……”时至今日，火箭军部队的许多老同志，还能清晰地背诵西安炮兵高级专科学校老校长向守志曾经写下的这首诗。
1960年5月，即将从南京高等军事学院毕业的陆军第15軍（后改编为空降军第15军）军长向守志，从同班同学、军委炮兵司令员邱创成那里听到一个消息：经叶剑英推荐，周恩来亲自圈定，让他出任中国第一座战略导弹高等学府——西安炮兵高级专科学校的校长。
3个月后，向守志来到武汉，准备辞别军区首长后，走马上任。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得知手下爱将要去当校长，连连摇头说：“你是带兵打仗的，怎么让你领导教师爷呢？我给总理打电话汇报，军区对你的工作安排另有考虑。”军区第二政委谭甫仁也舍不得放走向守志，说军区党委已酝酿过，拟建议军委提升他出任军区参谋长。“底牌都交给你，自己拿主意。只给你3天时间！”陈再道说。
一边是老首长的盛情挽留和职务晋升，一边是平职调动和军队建设急需。何去何从？当夜，向守志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烽火岁月中的一帧帧画面从他脑海里快速掠过，最后定格在刻骨铭心的朝鲜战场上。1952年春，时任志愿军第15军44师师长的向守志，受命接防三八线以北约30公里的西方山阵地。历时9个月的西方山阵地防御作战中，向守志率部歼敌1.89万余人，击落敌机52架，摧毁敌坦克53辆。
自豪的同时，向守志也生出诸多酸楚和遗憾：“就武器装备而言，上帝的屁股总是坐在美国人一边。中华英雄儿女与现代化兵器武装到牙齿的美军鏖战厮杀，牺牲了多少鲜活宝贵的生命！我们要有效抵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必须掌握先进的武器装备，建设起巩固强大的国防！”
想到这里，向守志胸中豁然开朗：“只恨手中剑不长，矢志强军当校长！”为使军队早日长剑在握，他毅然谢辞老首长，赴三秦大地任职。也就是在此时，为表达砺剑灞上矢志不移、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他将原名“向守芝”改为“向守志”。
向守志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遵照毛泽东关于领导干部应当“变外行为内行”的要求，虚心向专家和教员学习导弹高科技知识。每天早晨，学校吹响上课的军号，他就站在家门口，微笑着迎接比自己年轻许多的教员。客厅里，他亲手沏热茶捧上，全神贯注聆听教员讲授导弹发动机、控制陀螺、惯性制导、飞行弹道等基础知识。通过请教员单独辅导“开小灶”，向守志一步步跨进神秘深邃的导弹核武器知识王国，日积月累中实现着从野战军军长到尖端高技术军事院校校长的角色转换。
向守志一边当学员，一边深入各教研室蹲点。虽然他的住处与教研室办公楼仅隔一条马路，但他坚持到教研室集体宿舍，与教员同吃同住同工作同生活。有段时间，向守志的痔疮严重发作，坐卧都很难受，经常是从座椅上起来便渗出一片血水。同志们都劝他别这样认真，他却始终不肯离开。唯一一次“搞特殊”，就是让公务员找来一个充好气的救生圈垫在座椅上以减轻痛感。在教研室蹲点的50多天里，向守志跟许多教员打成一片，结成了心心相印的挚友。
学校刚刚组建，专业教材极其匮乏，许多教学设施也跟不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向守志让训练部长武庚梅、副部长黄迪菲组织曾在长辛店炮兵教导大队跟苏军学过导弹技术的教员，凭着记忆整理笔记，编写教材。每编出一节，他就带训练部领导和教研室主任先听试讲，即席讲评审定，确认基本成熟后再给学员授课。大家形象地称之为“章节教学”“现炒现卖”。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两年内编写出导弹专业和各类基础课教材近百种共计3000多万字，收集导弹技术资料4万多册，满足了教学急需。
向守志还大力倡导并带头发扬“抗大”因陋就简、勤俭办校的校风，与主抓教学的副校长魏震等精心规划，将原来的修械所、模型厂、炮库、马棚等整合为实习工厂，扩建汽修、冷工、热工、无线电等车间，增添各类机床、电焊机50多台，建起了专业教室、实验室和校图书馆共32个，后又建起近百米高、总面积达数万平方米、被称为当时“中国军队之最”的导弹实装操作大厅，学员能在里面起竖导弹，既利于保密，又方便教学。
构建培育高精尖导弹技术“人才摇篮”的梦想，在向守志这一代曾手握大刀长矛的老军人的不懈奋斗中，一天天变成现实。
1963年1月，西安炮兵高级专科学校改为西安炮兵技术学院。就在此前1个月，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陪同朝鲜国防部长金光侠前来观看导弹操作。官兵们快捷精准、无可挑剔的表现，让他们惊叹不已。临行前，罗瑞卿亲切地问学院有什么困难，向守志坦言：“教学人才匮乏，一直是我们的一块心病。最近学院拟制了一个‘拔青苗’计划，可否从全国名牌大学挑选部分优秀青年教师和即将毕业的优秀学生，到我校经过专门训练，留下当教员。还希望能从北京理工科院校选调一些有志于国防事业的专家教授和讲师，充实一线教学队伍。”罗瑞卿当即表示，回京就向周恩来汇报，协调高教部实现这个计划。
不久，罗瑞卿从北京打来电话：“总理完全同意‘拔青苗’，要求高教部挑选最好的人才，你们看上哪个大学的，就到哪个大学要。”手持周恩来的“尚方宝剑”，向守志派人从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武汉大学、兰州大学等著名高校选拔了16名资深讲师和200多名毕业生，并特批上海同济大学毕业、曾在国民党兵工厂当过多年工程师、精通流体力学的北航教授王列前来任教。得知王列尚未成家，向守志过春节必请他和几位教学能力突出的资深讲师同吃年夜饭。深受感动的王列给向守志敬酒说：“您对我如此信任厚爱，此心足矣！”
向守志十分重视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多次在全院教职员工大会上郑重强调并身体力行一条院规铁律：学院重大集会活动，让教员坐前面，院领导和机关干部靠后坐;打饭购物理发洗澡，教员优先，无需排队。 刚宣布这些规定，机关一片哗然。少数同志感到教员与自己的角色发生“错位”，优越感和自尊都没了，难免有些牢骚。但向守志语重心长的一段话，让所有人心悦诚服：“在座的大多数同志都是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幸运儿，亲身经历过落后挨打的惨烈。我们为什么落后？就是因为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没有掌握高科技知识的一流人才。当今世界军事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再不能用血肉之躯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血刃相拼，只能走科技興军之路。自古以来，学堂就是教师爷坐第一把交椅。我认为，学院的事，应以教学为重;学院的人，当以教员为大！”
5年的卧薪尝胆，开拓创业，终于迎来了硕果累累的丰收季。此时，西安炮兵技术学院教学科研队伍初具规模，各类教材教案齐全完备，图书馆、资料室、实验室成龙配套，专业训练场正规有序，105个教学单位自成体系各具特色。叶剑英来学院视察时，满意地对向守志说：“你们已经建成我军新型的高等工程技术学院！”
1965年9月，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任命向守志为军委炮兵主管导弹部队的副司令员。1966年7月，经毛泽东批准，向守志出任第二炮兵首任司令员。1975年4月，经叶剑英、邓小平举荐，“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的向守志得以复出，再次出任第二炮兵司令员。
虽然离开学院已多年，但作为中国首座战略导弹高等学府的初创者，向守志的目光一直关注着它建设与发展的脚步。谈到自己当年不当军区参谋长，矢志强军当校长的经历，晚年向守志的话打动人心，发人深思：“我们那个年代的同志，从来都把当官看作一副担子、一种责任。战争中牺牲战友的音容笑貌，让我永远难以忘怀。我办导弹学校，就是要告慰先烈，我们一定要让祖国真正强大起来，而且越来越强大！”
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爆炸前后：历时两年零8个月，进行了5次核试验
马兰，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却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秘密隐藏了40年。当年，毛泽东下令在此研制中国第一颗代号为“596”的原子弹，从1958年开始研制到1996年暂停核试验的38年中，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
1958年8月3日，商丘步兵学校（即第6步兵学校。1955年5月30日，国防部命令各步兵学校更改名称，冠以地名。1969年底所有步兵学校都被撤销，至此“步兵学校”称呼消失）的20多名党员突然接到上级指示，任何人不许与外界联系，也不许问去哪里干什么，紧跟领队乔广林乘火车出发就行了。他们出河南，过陕西，进甘肃，一路上火车票都是分段买的，最后悄悄到达酒泉。随后又乘车来到敦煌安营扎寨，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由中央特别调遣到敦煌搞原子弹试验基地的先遣队。
当时，商丘步兵学校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都觉得蹊跷：是不是要打仗了？
时年20岁的崔克锋是随后一批去酒泉的，半个多世纪后，他对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8月9日，崔克锋接到校务部的通知：回宿舍收拾行装随时准备出发。
8月10日，副校长张志善带领崔克锋等100多名教官、学员按照战备要求荷枪实弹地坐上闷罐车一路向西。经过5天5夜的长途颠簸，闷罐车在酒泉附近的小站停下，换乘汽车到敦煌。
张志善动员说：“我们如今组成的是勘测大队，主要的任务是地质勘测。”8月敦煌38度的高温让他们脸上、胳膊上都晒脱了一层皮，大家脚上穿的都是军用胶鞋，一天工作下来脚上磨出了血泡、水泡。
“大家都是经过层层政审把关，久经锻炼的军人，吃苦受罪大家不怕，军人应该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流血牺牲，可我们这算什么？大家心里开始打鼓，也有人开始嘀咕。”崔克锋说。
到了8月底，张志善在敦煌新落成的电影院里给大家道出的实情无疑像注射了一支兴奋剂。他说：“同志们辛苦了，我们正在从事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业，我们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建造原子弹、氢弹的试验靶场。”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让大家沸腾了，掌声雷动，他们都觉得自己使命神圣。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勘测，得到的答案是，在这里建试验场只能进行2万吨级TNT当量的原子弹试验。而且离莫高窟千佛洞太近，如果这里建原子弹试验场，那些珍贵的文物将毁于一旦。勘测大队随即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指示决定，勘测大队在1959年春季西进罗布泊。
此时，正是罗布泊马兰花盛开的季节，核武器试验靶场主任（1961年改称基地司令员）张蕴钰给基地取了一个诗意的名字——马兰。马兰基地确定后，中央陆陆续续地从内地调来了工程兵、汽车兵、警卫兵，以及地方单位里的技术尖子。
所有来参加基地建设的人，按照纪律要求一律不能和自己家人通信联系，他们从原单位和父母、妻儿的身边神秘地消失了。到了1960年，官兵们才能给家里写信，但信的内容都说是出差，执行军事任务，一切都很好。信写好后要经过有关部门检查。让所有的基地建设者及家属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这趟差一出就是几十年！
1964年7月7日，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还有3个月，总政、空军、海军、装备兵、工程兵、二炮，各路人马一批一批、一拨一拨地通过兵站运来坦克、大炮、装甲车等重武器以及猴子、兔子、老鼠等动物作为原子弹爆炸试验用的效应物。为了高度保密，做效应物用的战斗机、大型军舰不便运输就在沙漠就地组装制造。
由于试验场最初的设计规划是由前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前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国专家在此基础上重新设计完成。由于场区内上万人在不分昼夜地布置爆炸用的效应物，美苏的侦察卫星不停地在罗布泊上空收集情报。而试验前运送核弹更是一项高度机密的工作，参加运输的同志们各司其职不准越位，不准参与份外工作，更不能随便打探自己不该知道的消息。
运输期间的天气、湿度，车辆的颠簸、震动都关系到核弹的安全。运输专列从内地出发后，为了防止起火花，沿途检验车辆用的小铁锤都换成了黄铜锤。专列的安全要求是按照毛泽东视察工作乘坐的元首专列的安全标准执行的。 当专列到达新疆境内指定的停靠站后，新疆军区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公安厅的领导亲自守夜查岗。当天晚上，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在接见运输核弹的全体同志时，只是向全体同志问候辛苦了，涉及核弹的字眼一句都未提及。
次日，空军某部选择了最佳天气时段将核弹运往马兰临时机场。为了将核弹运往马兰还曾发生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故事。空军某部为了将核弹安全无误地运抵马兰，空军的一位首长乘机往返乌鲁木齐-马兰航线多次进行查看。一次查航中遇到老鹰，飞机差点儿遇险，如果当时运输的是核弹那问题就大了。
马兰基地有一栋“将军楼”，此楼因曾住过8位院士和29位科技将军而得名。1987年，机关和研究所迁走后，基地将“将军楼”无偿地交给了那音克乡的牧民们居住。当地人还叫它红山村，在这里一批批有志青年把自己几十年的大好时光献给了共和国的国防事业，用最落后的生产方式制造了前无古人的人间奇迹。
在这里工作、生活了20多年的老军工鲁红斌，对当年核试验加工厂后来西迁马兰的情景记忆犹新。
1964年初，基地的各项建设正处在如火如荼的阶段，也正是大量需要各类科技人才的关键时期。经周恩来批准，国家所属17个部委直属的厂矿全部开绿灯挑选优秀技术人才，数百名优秀科技人才从全国各地迅速集结到北京东郊的外国语学院。到了1966年6月，试验加工厂、研究所一同西迁马兰。鲁红斌就是那时随大队人马迁驻红山村的。
“刚开始时，大家都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天气炎热得简直就像是进了一个大蒸笼，空气干燥得让人透不过气来，而远处的山巅却终年积雪不化。一年四季的蔬菜仅仅是大白菜、土豆和大葱，这些还得自己去种。在红山村后来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年轻人结婚要准备的不是彩礼、婚纱和新房，而是先修一片菜地，挖一个菜窖，垒一个鸡圈。后来有人戏称我们是垒鸡圈的核专家。”鲁红斌回忆。
尽管生活如此艰苦，可是大家一想到是为了造原子弹，也就干劲十足。
天气变化对核试验来讲事关成败，如果天气预报不准确，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也是无法挽回的。为了核试验的需要，有关部门决定在罗布泊建立一个气象站。
1960年11月7日，一辆前苏联生产的嘎斯车载着10名气象战士在沙漠中奔跑了3天才到达指定的地点。经过战士们两天的努力，罗布泊平阳里气象站成立了。11月12日8时，罗布泊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气象资料诞生了。
1964年3月，基地给气象站下达了一项任务，要在102米高的铁塔上安装原子弹爆炸前测试温度、压力、湿度以及風向用的仪器。任务落在了观测员刘宝才和姜海鹏身上，两位年轻的战士面对高耸入云而又狭窄的铁架傻眼了。他们从来没有爬过如此的高度，心理承受能力、身体承受能力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他们一想到是为了原子弹试验，就每天坚持试爬，逐渐增加高度，在爆前7个月时间里他们爬塔90多次，在5级以上大风中爬塔近30次。
61岁的戴维孝是基地的气象专家，他揭开了气象对核试验至关重要的秘密，罗布泊地区一年之中刮东北风较多，如果爆炸后是东北风，马兰基地人员及周围群众将有生命危险。核试验必须选择在晴天无云，零前（爆炸前）12小时无雷电，零后（爆炸后）12至24小时内3米/秒的西风下进行，有了微弱的西风才能将爆炸放射出来的粉尘吹进东边规定的10.2万平方公里的沙漠沾染区内。
一次核试验前，连续几天的东北风刮个不停，指挥部及全体参加试验的人员都急了，打电话问戴维孝试验能否如期进行，他都认真地回答说能！
核试验的当天上午上级领导都已到达了试验场，可东风仍刮个不停，试验总指挥再也坐不住了，乘车亲自到气象站找戴维孝，得到的答案仍旧是“能够按期进行”。
爆前2小时奇迹终于出现了，东北风突然变成西风，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赵永福是极少数几个参加核试验后还留在基地的老兵之一。爆前他是工程兵，所在部队驻扎在一座山的背后，离爆心约100公里。爆前部队要求每人都戴一副墨镜，由于人多镜少部队就给他们一截胶片当墨镜用。人们都蹲在防护战壕里，背向爆心。突然，随着一声地动山摇般的爆炸声，眼前一片夺目的强光，大家转过身去，透过墨镜或胶片望去，只见蘑菇云冉冉升起。“爆炸成功了！我们有原子弹了！”人们欢呼雀跃，把帽子抛向空中挥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们永远地记住了这一刻，共和国永远地记住了这一刻：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就在这时，毛泽东又作出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马兰基地的成千上万名科技工作者感受到了国家元首这个命令的历史内涵和全国人民真诚的期盼。为此，核武器研究所制定了“1100”计划，即一次研制出能装上导弹头、TNT当量不少于100万吨的氢弹计划。
核物理专家提出利用原子弹引爆氢弹的理论方案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一场论证会议在青海湖畔秘密进行，参加这次论证会的有时任国防科委二局局长的胡若嘏、核武器研究所所长吴际霖、国防二机部副总长刘西尧、李觉等领导及专家。经过多次的研究论证才确定氢弹的研究制作方案。
正当氢弹的科技攻关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文革”的浪潮席卷而来，波及了大批参加研制的专家。一夜间大字报如雨后春笋般地贴满了核武器研究所的大楼，周光召、邓稼先、钱三强等一批科学家被冠以“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而榜上有名。
就在这危急关头，周恩来、聂荣臻紧急下令派重兵把守研究所的办公区及宿舍区，并指示一切从事军事机密研究的专家名字不准上大字报。研究工作仍然不间断地进行着。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氢弹空投的试验准备工作也接近尾声。
1967年2月，负责氢弹试验工作的聂荣臻被攻击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即使这样，各项准备工作在他的支持下仍然正常地进行着。 离氢弹试验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兰州军区在敦煌等地区设了指挥所，统一指挥甘肃、陕西、宁夏地区的安全防护工作。铁道部组织了4列火车，在试验零时前在玉门、哈密区间待命;总后勤部和国防科委抽调300余辆汽车集结在敦煌地区待命;卫生部、总后勤部抽调50名医务人员组成医疗队赶赴敦煌、安西、柳园地区。
氢弹试验“零时”定在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整，聂荣臻亲临场区指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惊心动魄的时刻到了，可是意外却发生了，承担空投任务的飞机在报时令响后，仍在空中盘旋，氢弹没能按时投下。
负责投弹的机长徐克江事后分析原因说，由于当时机组人员心情紧张，加上机械故障，导致了氢弹没能在预定的“零时”投下。
电波传到中南海，周恩来立即指示罗布泊指挥所：“请告诉飞行员，要沉着冷静，不要紧张。”再次投弹，在湛蓝的天空中氢弹被高速飞行的飞机抛出。一声巨响，升腾起白色的蘑菇云，突然间强烈的白光亮彻天宇……
这时，各种速报数据源源不断地向指挥所传来，当聂荣臻得知这次试验当量不少于300万吨时，激动地说：“300万吨，够了，够了！”
正在北京焦急等候试验结果的胡若嘏接到喜讯，连夜会同有关人员起草了《新闻公报》。
当晚11时30分，毛泽东亲自审批的《新闻公报》飞向全球：“在历时两年零8个月的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像美国鸡蛋那样大的，我们不放”
飞天梦想一直是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到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中国人对宇宙的想象与憧憬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不过，人类真正走向太空的第一步却是在美苏争霸时代。
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出于争霸需要，在各自都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都把太空锁定为自己的下一个目标。1957年10月4日，苏联率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一号”，开创了人类迈向太空的新纪元。这让美国大为震惊。美国加紧研制，于1958年2月1日成功发射“探险者一号”人造地球卫星，这颗卫星只有8.2千克。
苏联和美国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之后，钱学森、赵九章等科学家经过商议，准备向中央建议，中国应当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钱学森还多次发表谈话，提出这一建议。这些呼声和意见被带到了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在5月17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说：“看样子，人造地球卫星把我们都搅得不得安生啊！苏联抛上去了，美国抛上去了，我们怎么办啊？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当然啦，我们应该从小的搞起，但是像美国鸡蛋那样大的，我们不放。要放就放他个两万公斤的。”
八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主管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于5月29日召集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协作分工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建议。会议决定由国防部五院负责研制探空运载火箭，中国科学院负责卫星本体的研制。8月，在上报中央的《关于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里，正式提出了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意见。10月，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中国卫星如何起步的问题。
会后，钱学森、赵九章、郭永懷等科学家制定了中国人造地球卫星发展规划设想的草案，提出研制中国人造地球卫星分三步走的规划：第一步，实现卫星上天;第二步，研制回收型卫星;第三步，发射同步通信卫星。其中第一步“实现卫星上天”又细分为三步：第一步，发射探空火箭;第二步，发射一二百公斤的小卫星;第三步，发射几千公斤的大卫星。
三步走的方案通过后，被列为中国科学院1958年第一位的任务，代号“581”，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581”组还制定了具体时间表，最初的方案是在1959年国庆10周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来改为在1960年发射。11月，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拨款2亿人民币专款用于研制人造地球卫星。这样，在毛泽东作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的指示后，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机构、规划、人员、资金等全部到位。“581”组紧锣密鼓，朝着1960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目标前进。
为了学习苏联的成功经验，加快中国的研制步伐，1958年10月16日，赵九章等前往苏联考察参观人造地球卫星。经过两个多月的考察，考察团看到了中国在这方面与苏联的巨大差距，他们开始冷静下来。赵九章在考察团总结报告里指出，鉴于目前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的薄弱状况，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条件尚不成熟，建议先从探空火箭搞起。1959年1月，邓小平等听取了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的汇报后作出指示：“卫星明年不放，与国力不相称。”主管经济的副总理陈云和聂荣臻都认为1960年放卫星不现实，建议收缩科研战线。这样，原定1960年发射第一颗卫星的计划就被取消了。
不过，钱学森和赵九章一致建议的“先发射探空火箭”，并没有被取消。60年代初，上海机电设计院在钱学森的领导下，在探空火箭研制上取得了重要突破，为接下来的人造地球卫星计划的重新上马，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技术基础。
人造地球卫星事业的转折点在1965年。1964年，“东风二号”导弹和原子弹相继成功，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在国民经济逐渐走出三年自然灾害阴影的情况下，已经偃旗息鼓的人造地球卫星计划，不仅成为钱学森、赵九章等科学家热议的话题，而且也重新成为中央高层关注的对象。
1965年1月，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地球卫星问题的建议书，引起周恩来关注。几乎同时，钱学森向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提交了关于制定人造地球卫星研制计划的建议。聂荣臻审阅了这个报告，批示“只要力量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
3月，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主持召开了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的可行性座谈会，并形成向中央专委的报告《关于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方案报告》，提出拟于1970至1971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5月初，中央专委批准了报告，将研制卫星列入国家计划。 8月2日，中央专委第12次会议，就中国人造地球卫星做出了全面部署。首先，确定了中国发展人造地球卫星的方针：由简到繁，由易到难，从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逐步发展。其次，提出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必须考虑政治影响的要求，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要比苏联和美国的第一颗卫星先进，表现在比他们重量重、发射功率大、工作寿命长、技术新。最后，对卫星研制进行了明确分工：整个卫星工程由国防科委组织协调;卫星本体和地面测控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七机部负责;卫星发射场由酒泉导弹发射基地负责建设。这样，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就进入工程研制阶段，代号“651”。
研制卫星主要有三大系统：一是卫星本体的研制，二是运载火箭的研制，三是测控系统的研制。根据分工，卫星本体和测控系统的研制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第七机械工业部负责。
1965年8月，中科院决定成立人造地球卫星工程领导小组。10月，中国科学院受国防科委委托，组织召开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会议确定这颗卫星为科学探索性质的试验卫星。11月底，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方案初步确定，各分系统开始了技术设计、试制和试验工作。次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卫星设计院，代号“651设计院”，公开名称为“科学仪器设计院”，赵九章被任命为院长。卫星本体的研制就这样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卫星总体组何正华提出的第一颗卫星叫“东方红一号”的提议，得到一致认可。
中科院在卫星本体的研制上还有些基础，测控系统则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火箭托举卫星进入预定轨道之后，它的正常运行和按计划完成使命，要靠地面观测控制系统对它实施跟踪、测量、计算、预报和控制。说白了，要想让卫星在太空中按人的意志运行，就离不开测控系统。当时中科院负责测控系统的专家是陈芳允。陈芳允曾于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时，配合苏联做过观测。鉴于测控系统的重要性，国防科委批准了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的规划、设计和管理。中科院为此成立了人造地球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管理局，代号为中国科学院“701”工程处，由陈芳允担任“701”的技术负责人，负责地面观测系统的设计、台站的选址与建设等工作。
1964年底，经中央批准，国务院决定撤销导弹研究院，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简称七机部），王秉璋任部长，钱学森任副部长。因为七机部已积累了火箭方面的基础和力量，承担人造地球卫星运载火箭研制的任务就落在了七机部頭上。钱学森提出，在当时研制成功的“东风-4号”导弹的基础上，加上探空火箭的经验，设计制造用于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运载火箭，不必另起炉灶。这一建议大大节省了时间和人力、物力。
历经周折的卫星事业一经上马，便顺利推进。然而，“文革”的到来，打乱了原有的计划，使重新起步的卫星事业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承担卫星研制主要任务的中国科学院乱套了，“651”设计院院长赵九章、副院长钱骥被打倒，被迫离开了卫星研制工作。赵九章因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外甥，受尽折磨，于1968年自杀。在国民党军队服过役的陈芳允也被打倒了，“701”工程处的工作也已经无法正常运转。
在这种形势下，为保证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在“文革”中不受干扰，1966年12月，中央专委决定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任务由国防科委全面接管负责。1967年初，聂荣臻向中央报告，建议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全面负责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8月，空间技术研究院筹备处成立，钱学森任筹备处负责人。11月，国防科委批准了由钱学森代表空间技术研究院筹备处提出的编制方案。
1968年2月20日，国防科委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中科院从事人造地球卫星研制的部门划归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全面负责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此外，测控体系研制建设方面，在聂荣臻的建议下，中科院“701”工程处也由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接管，这样，测控系统的工作又能开展起来。
在赵九章、钱骥等被打倒的情况下，1967年秋，钱学森任命当时只有38岁的孙家栋负责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孙家栋带领科技人员主要是在这颗“政治卫星”的“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上下功夫。
所谓“上得去”是指发射成功，所谓“抓得住”是指准确入轨。这是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最起码的要求。“看得见”和“听得到”则难度很大。
所谓“看得见”是指在地球上用肉眼能看见，但当时设计的卫星直径只有1米，表面也不够亮，在地球上不可能看得到。孙家栋带领科技人员想出妙计，他们在火箭第三级上设置直径达3米的“观测球”，该球用反光材料制成，进入太空卫星被弹出后，观测球被打开，紧贴卫星后面飞行，在地面望去，犹如一颗明亮的大星。这样，“看得见”的问题解决了。
所谓“听得到”是指从卫星上发射的讯号，在地球上可以用收音机听到。当时考虑，如果仅仅听到滴滴答答的工程信号，老百姓并不明白是什么，有人建议播放《东方红》乐曲，得到了中央的批准。科技人员经过多次试验，最后采用电子线路产生的复合音模拟铝板琴演奏乐曲，效果很好，解决了“听得到”的问题。
运载火箭方面，在任新民的领导下，攻克了多级火箭组合、二级高空点火和级间分离等技术，再加上新研制的第三级固体火箭，组成了三级运载火箭——“长征-1号”。1970年1月30日，“长征-1号”试射成功。
测控体系建设方面，最初陈芳允和其他专家建议在全国建设9个测控站，后来在钱学森的建议下，经多方权衡，并报国防科委批准，最终决定建设喀什、湘西、南宁、昆明、海南、胶东6个地面观测站。1970年初，6个地面测控站建成，陈芳允等对美国“探索者”22号、27号、29号卫星进行跟踪观测，取得了实测资料，证明中国当时所建的测控网络系统的性能是可靠的。
1970年3月21日，“东方红一号”完成总装任务。4月1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1号”运载火箭运抵酒泉发射中心。在接下来向中央的汇报中，卫星是否安装自毁系统引起了讨论。有的主张安装，担心卫星一旦出故障，唱着《东方红》坠毁，政治影响不好。有的主张不装，怕误炸了卫星。任新民主张不装，理由是火箭上已经安装了可靠的自毁系统，如果发射失败，卫星自毁也于事无补，如果装上，就怕炸了好星。假如卫星在空中遇到信号干扰，自毁系统又很敏感，自行启动误炸，那就太可惜了。这一意见经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得到了认可，卫星不装自毁系统。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乐曲传遍寰宇，震惊世界。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中国的航天时代由此真正开启。
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长江大桥：新中国两大奇迹之一
周恩来曾经这样向国际友人介绍：“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冯连志是原铁道部大桥工程局第四桥梁工程处的工程师，是南京长江大桥的建造之一，下文是其口述。
1960年初，我们来到浦口，建造南京长江大桥。初来时条件差、困难多，眼前除刚收完的苞谷（玉米）、高粱的旱地，就是一片片的芦苇荡。没有宿舍，工地打试桩的工人白天一身水一身泥，晚上就睡在又矮又湿的帐篷里。我们机关科室人员住在离工地两三里外的轮渡桥仓库里。地上摆几根枕木，铺上木板，一个挨一个地打开行李卷安营扎寨。轮渡桥一带火车的煤烟很重，早上晒的白衬衣，晚上下班回来全变成灰黑色的了。工地上还未建浴室，也没有食堂。开饭了，大家就蹲在临时伙房外的荒野地上、小塘沟边，每餐只供应一两个素菜，每人一个碗，饭菜二合一。
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像我这样的技术员每月定量26斤粮食、2两肉、3两油，几乎餐餐吃瘦得只有两片干叶子的包菜，吃完了饭也不用洗碗，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无论是早、中、晚餐大家都争着排队买稀饭。2两稀饭，用扣得下脑袋的大搪瓷碗装，肚子吃胀了，但总感觉还没有吃饱。8角钱1斤的胡萝卜（那时我工资59.50元），天不亮就得半路上迎着去买，也等不及洗净煮熟，一边往回走就一边啃吃起来。浮肿几乎是人人都有的毛病。我当然也不例外。1956年大学本科毕业的桥处中心试验室主任罗刘汉，家住在离工地不到一里地的女墩桥附近。妻子是小学教师，带着最大才十一二岁的四个孩子。他为了确保水上桥墩施工封底，水下混凝土灌注的质量，三天三夜吃住在工地试验室。他利用炒砂、石炉子的余火把三两饭加水煮稀饭，好吃得饱些，不幸煤气中毒去世，年仅30多岁。
到了1961年、1962年，农民工精简了，正式工也精简上千，听说还是周总理发现后表示“我们是有这么多江河的大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建桥专业化队伍，再困难也不能再精简了”。桥墩浇灌人员不够，机关人员包括党、政干部齐上阵，“承包”起一座混凝土搅拌机。
1960年，中苏关系已经恶化。6月，苏联桥梁界的权威，曾在武汉长江大桥修建中任苏联专家组组长的西林，以个人名义来南京长江大桥工地考察。当时江中1、2号桥墩均已开工。在听取我们介绍“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情况后，他竟危言耸听地说：“1号墩这样深的沉井，井壁不设置钢筋是会断裂的！2号墩这样深的沉井基础型式，我们在多瑙河也做过，就曾发生沉井倾覆事故。假若我是施工技术领导，就不会接受这样的设计。”企图以此来否定我们的设计，干扰大桥建设。结果反而更加激发我们全体“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精神，并提出口号“勒紧裤腰带也要建成建好这座争气桥”。
整座大桥的31.7米大型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的试制任务，由北岸四桥处基地工程队承担。原分段制造的设计图是苏联的，没有附设计标书。为了准确了解应力的分布，更好地掌握制造中的主动，工程队主管工程师杨家辉，在1960年的夏天，冒着酷暑，几乎是每夜在那矮小的临时技术室里干到半夜十一二点。他花了一个多月的功夫，根据结构图返标出整整一大本“计标书”。这种从我做起的严谨科学作风，直接带动着他领导的以车家明负责的“制孔”和以李安亭为主的“锚具”两个攻“关”小组。
“竹丝管”失败了，改用胶管。胶管刚度不够又失败了。工人们提出在其内加穿钢筋，既要保证“制孔器”在梁体混凝土浇筑中的曲线位置，又要便于在混凝土适当的凝结时间拔除不断，拔后形成的孔道、曲线、直径都不变。工人到点交班不肯离去，我们搞技术的就那么两三人，有时在节骨眼的关键时刻到了下班时间也接着干，终于赶在正式制梁前攻下了“制孔器”——钢丝胶管的难关。
“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这不仅仅写在纸上，讲在嘴上，也是落实在每个职工的行动上。
其实在比武汉大桥河面还宽，水还深、还急，地质条件更复杂的长江下游南京修这么大的公路、铁路两用桥，第一没有成熟的设计、施工规范和规程可借鉴，第二国外的科技的封锁，加上苏联老大哥也来卡我们，因此，那时造桥真是难！可我们挺过来了！
1960年，南京长江大橋北岸浦口工地，大型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柱制造场，三班倒赶制水中桥墩施工急需的直径3米大型管柱。10月21日第三班（23时半至22日7时半），值班技术员是我，负责安装法兰盘、钢顶盖的是王炳荣装吊2班。那几天雨总是连绵不断地下着。子夜过后，我揉着惺松的双眼，拖着疲乏的双腿从值班室出来，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噤！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是最易发生事故的，于是爬上三层平台。装吊工杨天福正在2号台座拧钢顶盖联接螺栓。他脚穿一双解放鞋，站在靠着顶盖的小木梯上，身子又半靠在梯子上，双手握着套筒扳手。我说：“小杨，注意啊！这鬼天气，又冷又饿，你怎么还穿这么滑的胶鞋？只要稍一滑身体失去平衡，就怕从这平台脚手板的空当中摔下去！”“技术员，放心吧！不会的。你看这空当比我头大不了多少。”等我从平台检查下来回到值班室刚坐下，外面就喊开了：“冯技术员快来！不好了，小杨从三层平台空当摔下来了！”我一跃而起，推开值班室的门，三步并两步就跑到2号台座的底层。小杨躺在地上，头正好摔在8米下台座底法兰盘像刀一样竖焊的钣器上，把下巴连同半个脸全撞开了，鲜血流了一地。我一边交代让工长赶快卸门板，把杨天福抬到工地医院去，一边高一脚低一脚地奔向桥处机关办公室向处长和处总工程师汇报。
杨天福，由于伤势过重、流血过多，加之已有而未发现的营养不良引发的肝病，经南京市第四人民医院（今下关南京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抢救无效，于一星期后牺牲了，时年24岁。由于无直系亲属，连抚恤金也无人领取。50多年了，我忘不了这血的教训，忘不了那个阴风冷雨的夜班，更忘不了那艰苦的年月。 制造31.7米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在攻克“制孔”和“锚具”关后，正式生产梁片之前，还必须将所用的专用仪器进行精确的校正。而校正用的压力环，我国从东德进口的数量又非常有限。
辗转同济大学、铁道科研所、铁道部基建总局、国家计量管理局后，我最终在北京市计量管理局找到了相匹配的仪器。在北京计量管理局办公室，接待我的人都主动说：“你别急，仪器有台，还是刚进口的。但不能让你带走，得等我们指定保管、使用的那位同志出差回来，再要他带着仪器回去给你们校正。为了表示我们对这座自力更生建设的大桥的支持，我们已经研究决定：校正所有的千斤顶我们全免费！你留下电话号码，只要他一回来就通知你！”
大约等了半个月，我们终于盼回了那位技师，他只在北京家里休息了一天就带着仪器随我南下。
1964年9月28日早刚上班，一贯沉着冷静的邹义章总工程师一反常态从办公室跑步赶往江边码头，原来水中桥墩施工发生了严重问题。那天，也正是国庆节前例行的全处安全大检查。我本来就是施工技术科兼水上锚锭设施检查的技术员，当然也就随处水上检查组上了江中4号桥墩。
墩子上的紧张气氛不亚于战前的场面，到处挂着“危险”和“禁区”的木牌。悬浮在水中的沉井，就像一艘在狂风大浪中失去控制的海轮，左右摆幅最大58.6米，上下起伏达1至2米，使得它依附的两只800吨大铁驳导向船，也随之大幅度晃动起来。导向船上仅十来根直径粗达39至43.5毫米的边锚钢丝绳，一清早就连着断了两根，邹总就是接到这一紧急报告赶来的。肖传仁副总工程师也赶来了，还有安质科尚国志技师，我们4个人蹲在导向铁驳边沿的“禁区”里，观察研究措施。根据上、下游还有好几根边锚钢丝绳麻心外露的严重情况，除交代姚纪福装吊工班赶紧加固增加边锚外，还通知调度尽快撤走靠着的水上混凝土工厂、辅助工作船等。大家布置完刚往回走，我跟在后面，刚转身迈步，只听“轰”的一声，就像手榴弹爆炸声一样，我就失去了知觉。
事后我得知28日这一天中，先后断了7根特粗的锚绳。铁道部、国务院都及时知道了这决定大桥成败的严峻局面。周总理派专机从上海及时送来了锚链，长航局从武汉火速调来了两艘2000匹马力的拖轮，绑靠在导向铁驳边日夜顶推。全员都组织起来，处长苗成翥日夜战斗在抢险的桥墩上。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4号桥墩沉井胜利地下沉至设计的正确位置上。
南京长江大桥从1960年初正式动工兴建，到1968年12月29日建成通车（铁路桥部分是1968年9月30日稍前通车）。在这期间，它经历了国外的经济封锁，苏联的背信弃义，撕毁供料合同;国内的三年困难时期、“文革”内乱，因而建设南京长江大桥被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荣获首次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南京长江大桥是宏伟的、壮丽的，它承载着我们建桥人的奋斗史，也记载着中华儿女的勤劳勇敢。
中央三代领导人与三峡工程决策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建造长江三峡大坝逐步提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从1953年提出三峡工程方案到1992年国务院批准兴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整整经历了中央三代领导人，历时39个年头，其决策过程几经波折，倍受世人关注。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按照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治理长江洪水的初步打算，刚刚成立的长江水利委员会，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研究长江防洪上。1950年2月，长江水利委员会正式提出在荆江大堤南岸兴建荆江分洪工程计划。同年国庆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关于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汇报，详细询问了工程情況，并审阅了荆江分洪工程设计书。1952年初春，荆江分洪工程开工，75天后工程全部竣工。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乘“长江”舰从武汉启航，顺流而下对长江防洪进行考察。第二年底，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在京汉线专列上，听取水利部长林一山汇报三峡工程技术问题和坝址查勘情况。
1954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荆江分洪工程3次开闸分洪。虽然这次保住了武汉的主要市区，但汉口堤防仍有64处决口，仅湖北境内农田被淹就达2127万亩，受灾人口926万，死亡3万人，南北大动脉京广铁路中断100天。经过此次洪灾，新中国领导人认为，对于长江防洪来说，荆江54亿立方米的分洪能力只能起到缓解洪灾的作用，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患。基于上述考虑，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决定在长江三峡建造大坝。
1956年《中国水利》第5、6期发表了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若干问题的商讨》一文，指出“长江流域规划中必须首先解决防洪问题”，“三峡是防洪性能最好的地区……三峡水库可以根本解决中下游平原的水灾”;以蓄水位235米计，三峡工程可以改善川江航道，使万吨巨轮终年通航于长江之上，发电方面可以装机2300千瓦，每年可发电1500亿度。同年，毛泽东再次听取长江水利委员会在三峡工程的勘测和科研方面的汇报，并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成绩。7月，毛泽东到达武汉。他畅游长江后写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诗句。这也是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首次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述了兴建三峡大坝的决心。
不久，国家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在《水力发电》杂志刊登了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几个问题》的文章，此文针对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若干问题的商讨》提出了许多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如果用建235米高的三峡大坝来解决防洪问题，那就过于绝对化了。因为此举将迁移人口125万，淹地120万亩，即使从淹没损失来考虑，这样的方案就值得怀疑。最后，文章还提出了先修支流水库、后建干流水库、逐步提高长江防洪标准的设想。
1958年2月28日，周恩来带领水利专家、部长和相关的省长，包括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来到荆江大堤铁牛湾考察水情。此地正是历史上两次大决口的旧址。周恩来站立在铁牛湾滩头，默默注视着荒凉的江滩。这时，水利部长林一山告诉周恩来，这里的长江水位能高出地面十多米，站在沙市楼房上看长江，轮船像是从屋顶驶过一般。荆江大堤在洪水季节万一决口，江汉平原几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周恩来边听边点头，浓眉紧蹙。随即叮嘱林一山说，在三峡大坝未兴建之前，荆江大堤要加固加高。考察结束后，周恩来一行继续乘“江峡”轮逆江而上，边查勘边讨论三峡工程。 3月6日，周恩来一行到达重庆。下榻后不久，周恩来立即主持召开会议。他说：“三峡工程必须搞，而且也能搞，技术上也是可靠的。搞好了三峡，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具有伟大意义。”周恩来还说：“大家对这项工程的争论是好事，两年来的争论是必要的，真理越辩越明，今后还允许有反对的意见，只要不妨碍工程，有利于工作，就应当提倡和鼓励。”3月下旬，党中央在成都开会，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率队查勘三峡后的总结报告。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这是自1953年提出方案以来，中共中央以“红头文件”下发的第一个有关三峡工程的决议。
1960年4月，在广州协作区会议上，讨论并原则同意在“二五”期间投资4亿元，准备在1961年开工建造三峡大坝。不久，因国际国内风云突变，兴建三峡工程的计划被迫搁浅。此时，国际上，中共与苏共的矛盾公开化、表面化，随后苏联撤回专家，催逼还债;在国内，“大跃进”带来的恶果已露端倪，大饥荒开始在全国蔓延。8月，周恩来在北戴河召开的长江规划工作会议上，及时调整了三峡建设步伐，强调“雄心不变，加强科研”。9月，原定召开的三峡第三次科研大会改成分组开小会，会议还制定了“1961年-1962年两年科研计划”。到了1961年下半年，不仅原定的开工方案落空，就连长江水利委员会也被改成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而且三峡设计人员一下子从上千人削减到了仅剩40人，工作重点开始转为在长江流域“大办农业”。
1962年12月，三峡科研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并把“1961年-1962年两年科研计划”调整为“1963年-1972年十年科研规划”，三峡工程开工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迫于无奈，周恩来又一次调整三峡工程建设步伐。随着1966年“文革”的到来，三峡工程从此就很少有人问津了。到了1969年9月，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请示毛泽东，建议兴建三峡工程，毛泽东鉴于当时国际矛盾尖锐，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考虑，没有同意他的意见，但要求张体学先着手建造葛洲坝工程，为准备建造三峡大坝做一次试验和探索，周恩来也赞成毛泽东先建造葛洲坝做试验的意见。他们认为葛洲坝出现的问题，可能在三峡同样会出现，搞好了葛洲坝，就为三峡工程打下了基础。
葛洲坝位于西陵峡出口处，距三峡工程坝址三斗坪40公里。当时，在地质情况不清楚、连一张总体设计图纸都没有的情况下，上万名建设者唱着语录歌，喊着“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与“万人设计，万人审查”的口号开进了葛洲坝工地。开工后不久，建设者们便发现葛洲坝下面地质条件不好，有70多层泥化夹层，而且按照操作规程，在浇灌混凝土时必须要加冰搅拌，以降温防裂。但指挥部竟称这是“资产阶级的陈规旧律”，宣布：在今后的工程建设中谁加冰就抓谁去坐牢。由于工程不按操作规程，不久，灌注的混凝土坝体开始出现“蜂窝”，后来整个坝身共出现了86条裂缝。加之施工没有规划，又造成了长江主航道的交通阻塞。此时，交通部十万火急地向国务院报告了这一现状。
1972年11月，周恩来紧急主持召开国务院葛洲坝工程汇报会。听完工程设计者的汇报后，他毅然宣布暂时停建葛洲坝。他在会上痛心疾首地说：“建国20多年了，在长江上修一个坝，垮了，要载入史册的！”会后，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林一山随即开始着手组建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同时决定结束“斗批改”的局面，使所有人员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工程设计之中。1974年10月，在停建22个月之后，葛洲坝工程正式复工。1981年1月，葛洲坝工程长江截流成功。同年7月，一号机组并网发电。1988年底，葛洲坝16台机组全部建成投产。
1978年6月下旬，林一山带领一个工作组前往川东地区调查研究三峡库区的移民工程。6月23日，林一山等人一到成都，即与四川省委书记交换意见。林一山表示希望三峡工程能够得到四川省委的支持，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四川不是不想搞三峡工程，而是想晚一点儿搞。这几年川东人民被‘四人帮’搞得很苦，想缓一口气。”同时他们也认为，搞移民工程，因地制宜，就地后靠，搞多种经营是好的，但四川山多，在山上粮食问题不大好解决。林一山随即解释说：工程和移民都可以分期分批进行。四川省委书记表示：“三峡分期搞，移民20万左右，问题不大，可以考虑。”并希望考虑在四川其他水库先搞一个试验。
1980年7月，邓小平从重庆顺江东下，越过瞿塘峡和巫山。当江轮驶过西陵峡的青滩之后，邓小平被眼前的一个小岛所吸引。他站在江轮甲板上，举起望远镜久久地凝视着这座船形的小岛。此岛叫中堡岛，是三峡中唯一的岛屿，后来设计中的三峡大坝轴线就是从这座小岛上横贯而过。邓小平到达武汉后，马上开会研究三峡工程问题，并认为建设三峡工程经济效益和防洪作用巨大。两年后，国家计委在向邓小平汇报三峡工程勘察情况时，他坚定地说：“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1984年2月，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会上批准了三峡工程采用正常蓄水位150米、坝顶高175米的方案，并决定力争在1986年正式开工。
1985年3月，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长期致力于国家重工业建设的孙越崎不顾92岁高龄，奔向四川，对三峡开展调查活动。考察后，他向中央呈送了《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调查报告。当时，对三峡工程“上”与“不上”的争鸣，已成为舆论报道的焦点。香港媒体耸人听闻地写道：“敌人只要来一两个飞弹，就会把三峡水库摧毁，使长江中下游省市尽数淹没。”
其实，对这种担忧，早在1959年周恩来就指定当时的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负责三峡工程的防空研究试验工作。当时张爱萍从军事工程学院、军委工程兵、海军等单位，借调了60余名科技人员，在工程兵科学试验场做了一个较大的水库大坝模型，进行水中爆炸、空中爆炸等各种试验。1964年，工程兵又在新疆进行了20余次核爆效应试验，并在丹江口进行了野外化爆补充试验。1978年完成在陆水大型溃坝模型试验后，1983年再次在三斗坪進行大型溃坝试验。大量试验证明：当三峡水库的蓄水量达到最高蓄水位175米时，如大坝瞬息全溃，洪水下泻，通过荆江区分洪沙市的最高洪水位是45.75米，低于坝顶1.25米，不会浸堤。如果把库水位提前减到145米试验，沙市的洪水位将低于坝顶3.08米，则更安全。当然，沙市以上局部地区将无可避免地被洪水淹没，损失严重。因此，如果遭到原子弹袭击，确实存在风险。 1986年3月31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客人时说：“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人民，对于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否则是绝不会草率行事的。”同年4月，邓小平再次强调说：“如果技术经济可行，还是应该上，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的政治问题更大。”后来，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领导人也都先后表示赞成。在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的大力推动下，三峡工程勘察工作进入了调整期。
最终，综合经济评价专家组在充分比较三峡工程“上”与“不上”、“早建”与“缓建”的得失利弊后，通过大量计算得出的结果是：“早建”三峡工程的费用最小，“不建”为最大。在论证过程中，专家组还委托航空航天工业部701所，运用国民经济宏观数学模型进行了分析计算，结论是：兴建三峡工程不仅不会影响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而且还能促进2000年以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1988年11月，三峡工程领导小组召开第九次扩大会议，大会原则通过了最后一个论证报告，其基本结论是：建设三峡工程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最终412位专家中有403位在论证报告上签了字，另外9名持不同意见者没有签字。
此后，关于三峡工程的辩论，并没有因为持“早建”观点的人数多而结束，相反争鸣变得更为激烈了。
1989年6月，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就任后的第26天就选择了三峡作为第一次考察地。从7月21日开始，他先后视察了已被确定为三峡工程大坝坝址的三斗坪、葛洲坝和荆江大堤。随后，从沙市登上“昆仑号”客轮顺流而下驶往武汉。7月24日上午，江泽民驱车从武昌来到汉口，视察沿江大道和防护大堤。
在视察完三峡工程并看了长江大水及综合各方面因素之后，江泽民说：“三峡工程要争取早上马，一定要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把几代人的梦想在我们手中变为现实。”
1990年7月6日至14日，国务院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被邀请到会的共有116人，他们都是论证领导小组成员、特邀顾问、各专家组顾问和正副组长，以及没有在专题论证报告上签字的专家和部分持不同意见的政协委员。历时9天的会期，竟安排了6天的大会发言，共有76人发表了意见，其中30人是书面发言。国务院领导人亲临会场，直接听取汇报。
1991年8月3日，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邹家华主持召开了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并通过了论证领导小组提交的可行性报告。1992年1月17日，李鹏主持国务院第95次常务会议，讨论并“一致原则同意建设三峡工程”。同年2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审议了拟由李鹏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关于提请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最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赞成兴建三峡工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了由国务院提交的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最终表决结果是：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这是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表决由国务院提交的工程议案。同时，也使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遗愿在第三代领导集体手中变成了现实。
1994年，三峡水电站正式动工兴建。2003年6月1日开始蓄水发电。2009年全部完工。三峡水电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工程项目。
北京奥运：中国改革开放“纪念碑”
1979年2月26日，邓小平会见了日本共同社社长渡边孟次。会见中，渡边孟次突然问邓小平，对于即将举行的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中国是否有意参加，以及中国是否考虑过申办奥运会。
邓小平回答道：“首先要解决台湾资格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当然我们要成为奥运会的成员，中国正在准备参加奥运会。奥运会4年一次，1984年条件困难一些，但1988年条件成熟了也许我们可以承担在中国举办奥运会。”
当时正在为解决恢复中国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问题而紧张谈判的国家体委国际司副司长何振梁，在第一时间听到了这个消息。何振梁后来回忆说，邓小平的谈话使他深受鼓舞：“这不但说明国家领导人充满信心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权利，并且高瞻远瞩地指出要在不远的将来在我国举办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盛会。”
8个月之后，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通过《名古屋决议》，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断了28年的合法席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突尼斯总理姆扎里当时呼吁道：“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被排除在国际奥委会之外是不能想象的。”但由于苏联当年入侵了阿富汗，中国参与了抵制奥运会的行动，最终没有参加。
1984年7月29日，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运动员许海峰夺得男子手枪60发慢射冠军，成为本届奥运会首枚金牌得主，同时打破了中国奥运史上金牌“零”的纪录。《洛杉矶时报》发表评论：“中国人刚一回到奥运会，就迈出了当仁不让的步伐，令人不安。”《中国青年报》以《别了，零！》为题宣称：“是我们，是我们中国人夺得了本届奥运会第一枚金牌！半个多世纪来背着奥运会‘零’的包袱的中国人，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了！”
而这仅仅是开始。奥林匹克运动借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激发了13亿人“更快，更高，更强”的拼搏精神。在金牌榜上，從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5枚金牌第11位，到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16枚第4位，再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28枚第3位，直至2004年雅典奥运会32枚第2位，支持这些成绩的，是快速增长的中国综合国力。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上获得丰收之时，中国的GDP总量已经是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时的24倍，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讲述了一个故事。1963年，北京工人体育馆刚刚建成不久，因为中国在国际羽联的合法席位长期未得恢复，不能参加世界比赛，不知道自己水平如何，国家体委邀请了全英羽毛球锦标赛冠亚军进行友谊赛。第一场，中国队员汤仙虎出战印尼队的冠军队员。这位冠军很牛气，简单做做准备工作，长衣、长裤不脱就跟汤仙虎打球了。结果，打了两个球之后就把上衣脱了，又打了两个球把长裤也脱了……世界冠军竟然一分未得，被汤仙虎打了一个15：0。整个比赛期间，以汤仙虎和李加昌为首的中国队，采取快拉快吊结合突击扣杀等新技术，赢得了4胜1负的成绩。印尼队领队赛后强烈要求：“（国际羽联）一定要把中国人请来。”1965年，由陈玉娘、梁小牧等为主的中国羽毛球女队与男队出访世界羽毛球强国丹麦和瑞典，在34场比赛中，有33场以2：0获胜，又取得了极大成功。战绩辉煌的中国人，被外国通讯社称为“无冕之王”。
在亚非国家多数会员要求下，1977年国际羽联恢复了中国会籍。此前一度出现反复，但为了中国的加入，1978年亚非国家甚至大力支持成立了与国际羽联对峙的世界羽联。
“别人对你的态度，取决于你的实力。”张宇燕说，在竞争世界里，離开了器物层面的实力支撑，一切都是空谈，“这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用民族苦难得出的教训。”
1993年9月23日，蒙特卡洛，大雨。当天下午第一个向国际奥委会陈述申办报告的是北京申奥代表团，3年来中国亿万民众申办奥运的热情，将在这一天得到结果。
晚上8时，雨还在下。最后一轮投票结束后，全体国际奥委会委员到路易二世体育馆参加投票结果宣布大会。此时，何振梁准确猜到了北京已经没有获胜希望了，“我提醒自己，既不能笑容满面，使亲人们误以为申办到手，也不能表现冷漠，流露出任何失败的沮丧”。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走上主席台宣布：“胜利者是悉尼。”45票对43票，仅仅两票之差。此时此刻，何振梁大度地向对手祝贺、微笑、握手，安慰申奥代表团成员，冷静接受朋友们的慰问。深夜回到房间，接到女儿哭泣的电话，何振梁仍然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可就在放下电话的那一刻，64岁的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放声大哭了起来……此时此刻，在北京家中电视前目睹了这一幕的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最要紧的是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申奥实际上是一场新形势下的东西方直接较量。”在申奥总结大会上，何振梁说，“但两票之差表明这较量基本上是势均力敌，也说明我们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申奥失利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此前一年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发表，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到来了。改革开放在前十几年积累的发展基础上，跃升到了新的发展高度，随之而来的是香港回归、澳门回归……1997年10月，萨马兰奇观看完中国第八届全运会开幕式后，回头对身边的何振梁说：“在我任主席期间，国际奥委会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1996年一百周年奥运会没有回到奥运会发源地——希腊，而给了亚特兰大;另一个错误是2000年跨世纪奥运会给了悉尼而没有给北京。第一个错误我们已经纠正了，希望在我离任前，我们可以纠正第二个错误。”
陪伴何振梁申奥、穿梭于五大洲的夫人梁丽娟记得，2000年在北京申办奥运期间，美国国内始终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不能让北京申办成功，以免中国通过举办奥运会更加强大起来;另一派认为，可以在北京举办，以促进中国的“民主”和“自由”，“显然，两派都离不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企图‘西化’中国的目的”。
2001年7月，中国终于获得了2008年奥运举办权。
2008年8月8日至8月24日，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共创造43项新世界纪录及132项新奥运纪录，共有87个国家和地区在赛事中取得奖牌，中国以51枚金牌居金牌榜首名，是奥运历史上首个登上金牌榜首的亚洲国家。萨马兰奇说：“北京奥运会是所有奥运会中最好的一届奥运会。在未来应该很少有人可以做到这种程度。这不光是我个人的看法，同时也是绝大部分媒体和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们的看法。”
“饿要饿得新鲜，穷要穷得干净;行要行得磊落，干要干得光明。穷不瘦骨头，饿不扁腰杆，蔑视一切困难，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性格……”时至今日，火箭军部队的许多老同志，还能清晰地背诵西安炮兵高级专科学校老校长向守志曾经写下的这首诗。
1960年5月，即将从南京高等军事学院毕业的陆军第15軍（后改编为空降军第15军）军长向守志，从同班同学、军委炮兵司令员邱创成那里听到一个消息：经叶剑英推荐，周恩来亲自圈定，让他出任中国第一座战略导弹高等学府——西安炮兵高级专科学校的校长。
3个月后，向守志来到武汉，准备辞别军区首长后，走马上任。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得知手下爱将要去当校长，连连摇头说：“你是带兵打仗的，怎么让你领导教师爷呢？我给总理打电话汇报，军区对你的工作安排另有考虑。”军区第二政委谭甫仁也舍不得放走向守志，说军区党委已酝酿过，拟建议军委提升他出任军区参谋长。“底牌都交给你，自己拿主意。只给你3天时间！”陈再道说。
一边是老首长的盛情挽留和职务晋升，一边是平职调动和军队建设急需。何去何从？当夜，向守志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烽火岁月中的一帧帧画面从他脑海里快速掠过，最后定格在刻骨铭心的朝鲜战场上。1952年春，时任志愿军第15军44师师长的向守志，受命接防三八线以北约30公里的西方山阵地。历时9个月的西方山阵地防御作战中，向守志率部歼敌1.89万余人，击落敌机52架，摧毁敌坦克53辆。
自豪的同时，向守志也生出诸多酸楚和遗憾：“就武器装备而言，上帝的屁股总是坐在美国人一边。中华英雄儿女与现代化兵器武装到牙齿的美军鏖战厮杀，牺牲了多少鲜活宝贵的生命！我们要有效抵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必须掌握先进的武器装备，建设起巩固强大的国防！”
想到这里，向守志胸中豁然开朗：“只恨手中剑不长，矢志强军当校长！”为使军队早日长剑在握，他毅然谢辞老首长，赴三秦大地任职。也就是在此时，为表达砺剑灞上矢志不移、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他将原名“向守芝”改为“向守志”。
向守志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遵照毛泽东关于领导干部应当“变外行为内行”的要求，虚心向专家和教员学习导弹高科技知识。每天早晨，学校吹响上课的军号，他就站在家门口，微笑着迎接比自己年轻许多的教员。客厅里，他亲手沏热茶捧上，全神贯注聆听教员讲授导弹发动机、控制陀螺、惯性制导、飞行弹道等基础知识。通过请教员单独辅导“开小灶”，向守志一步步跨进神秘深邃的导弹核武器知识王国，日积月累中实现着从野战军军长到尖端高技术军事院校校长的角色转换。
向守志一边当学员，一边深入各教研室蹲点。虽然他的住处与教研室办公楼仅隔一条马路，但他坚持到教研室集体宿舍，与教员同吃同住同工作同生活。有段时间，向守志的痔疮严重发作，坐卧都很难受，经常是从座椅上起来便渗出一片血水。同志们都劝他别这样认真，他却始终不肯离开。唯一一次“搞特殊”，就是让公务员找来一个充好气的救生圈垫在座椅上以减轻痛感。在教研室蹲点的50多天里，向守志跟许多教员打成一片，结成了心心相印的挚友。
学校刚刚组建，专业教材极其匮乏，许多教学设施也跟不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向守志让训练部长武庚梅、副部长黄迪菲组织曾在长辛店炮兵教导大队跟苏军学过导弹技术的教员，凭着记忆整理笔记，编写教材。每编出一节，他就带训练部领导和教研室主任先听试讲，即席讲评审定，确认基本成熟后再给学员授课。大家形象地称之为“章节教学”“现炒现卖”。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两年内编写出导弹专业和各类基础课教材近百种共计3000多万字，收集导弹技术资料4万多册，满足了教学急需。
向守志还大力倡导并带头发扬“抗大”因陋就简、勤俭办校的校风，与主抓教学的副校长魏震等精心规划，将原来的修械所、模型厂、炮库、马棚等整合为实习工厂，扩建汽修、冷工、热工、无线电等车间，增添各类机床、电焊机50多台，建起了专业教室、实验室和校图书馆共32个，后又建起近百米高、总面积达数万平方米、被称为当时“中国军队之最”的导弹实装操作大厅，学员能在里面起竖导弹，既利于保密，又方便教学。
构建培育高精尖导弹技术“人才摇篮”的梦想，在向守志这一代曾手握大刀长矛的老军人的不懈奋斗中，一天天变成现实。
1963年1月，西安炮兵高级专科学校改为西安炮兵技术学院。就在此前1个月，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陪同朝鲜国防部长金光侠前来观看导弹操作。官兵们快捷精准、无可挑剔的表现，让他们惊叹不已。临行前，罗瑞卿亲切地问学院有什么困难，向守志坦言：“教学人才匮乏，一直是我们的一块心病。最近学院拟制了一个‘拔青苗’计划，可否从全国名牌大学挑选部分优秀青年教师和即将毕业的优秀学生，到我校经过专门训练，留下当教员。还希望能从北京理工科院校选调一些有志于国防事业的专家教授和讲师，充实一线教学队伍。”罗瑞卿当即表示，回京就向周恩来汇报，协调高教部实现这个计划。
不久，罗瑞卿从北京打来电话：“总理完全同意‘拔青苗’，要求高教部挑选最好的人才，你们看上哪个大学的，就到哪个大学要。”手持周恩来的“尚方宝剑”，向守志派人从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武汉大学、兰州大学等著名高校选拔了16名资深讲师和200多名毕业生，并特批上海同济大学毕业、曾在国民党兵工厂当过多年工程师、精通流体力学的北航教授王列前来任教。得知王列尚未成家，向守志过春节必请他和几位教学能力突出的资深讲师同吃年夜饭。深受感动的王列给向守志敬酒说：“您对我如此信任厚爱，此心足矣！”
向守志十分重视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多次在全院教职员工大会上郑重强调并身体力行一条院规铁律：学院重大集会活动，让教员坐前面，院领导和机关干部靠后坐;打饭购物理发洗澡，教员优先，无需排队。 刚宣布这些规定，机关一片哗然。少数同志感到教员与自己的角色发生“错位”，优越感和自尊都没了，难免有些牢骚。但向守志语重心长的一段话，让所有人心悦诚服：“在座的大多数同志都是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幸运儿，亲身经历过落后挨打的惨烈。我们为什么落后？就是因为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没有掌握高科技知识的一流人才。当今世界军事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再不能用血肉之躯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血刃相拼，只能走科技興军之路。自古以来，学堂就是教师爷坐第一把交椅。我认为，学院的事，应以教学为重;学院的人，当以教员为大！”
5年的卧薪尝胆，开拓创业，终于迎来了硕果累累的丰收季。此时，西安炮兵技术学院教学科研队伍初具规模，各类教材教案齐全完备，图书馆、资料室、实验室成龙配套，专业训练场正规有序，105个教学单位自成体系各具特色。叶剑英来学院视察时，满意地对向守志说：“你们已经建成我军新型的高等工程技术学院！”
1965年9月，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任命向守志为军委炮兵主管导弹部队的副司令员。1966年7月，经毛泽东批准，向守志出任第二炮兵首任司令员。1975年4月，经叶剑英、邓小平举荐，“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的向守志得以复出，再次出任第二炮兵司令员。
虽然离开学院已多年，但作为中国首座战略导弹高等学府的初创者，向守志的目光一直关注着它建设与发展的脚步。谈到自己当年不当军区参谋长，矢志强军当校长的经历，晚年向守志的话打动人心，发人深思：“我们那个年代的同志，从来都把当官看作一副担子、一种责任。战争中牺牲战友的音容笑貌，让我永远难以忘怀。我办导弹学校，就是要告慰先烈，我们一定要让祖国真正强大起来，而且越来越强大！”
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爆炸前后：历时两年零8个月，进行了5次核试验
马兰，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却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秘密隐藏了40年。当年，毛泽东下令在此研制中国第一颗代号为“596”的原子弹，从1958年开始研制到1996年暂停核试验的38年中，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
1958年8月3日，商丘步兵学校（即第6步兵学校。1955年5月30日，国防部命令各步兵学校更改名称，冠以地名。1969年底所有步兵学校都被撤销，至此“步兵学校”称呼消失）的20多名党员突然接到上级指示，任何人不许与外界联系，也不许问去哪里干什么，紧跟领队乔广林乘火车出发就行了。他们出河南，过陕西，进甘肃，一路上火车票都是分段买的，最后悄悄到达酒泉。随后又乘车来到敦煌安营扎寨，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由中央特别调遣到敦煌搞原子弹试验基地的先遣队。
当时，商丘步兵学校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都觉得蹊跷：是不是要打仗了？
时年20岁的崔克锋是随后一批去酒泉的，半个多世纪后，他对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8月9日，崔克锋接到校务部的通知：回宿舍收拾行装随时准备出发。
8月10日，副校长张志善带领崔克锋等100多名教官、学员按照战备要求荷枪实弹地坐上闷罐车一路向西。经过5天5夜的长途颠簸，闷罐车在酒泉附近的小站停下，换乘汽车到敦煌。
张志善动员说：“我们如今组成的是勘测大队，主要的任务是地质勘测。”8月敦煌38度的高温让他们脸上、胳膊上都晒脱了一层皮，大家脚上穿的都是军用胶鞋，一天工作下来脚上磨出了血泡、水泡。
“大家都是经过层层政审把关，久经锻炼的军人，吃苦受罪大家不怕，军人应该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流血牺牲，可我们这算什么？大家心里开始打鼓，也有人开始嘀咕。”崔克锋说。
到了8月底，张志善在敦煌新落成的电影院里给大家道出的实情无疑像注射了一支兴奋剂。他说：“同志们辛苦了，我们正在从事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业，我们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建造原子弹、氢弹的试验靶场。”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让大家沸腾了，掌声雷动，他们都觉得自己使命神圣。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勘测，得到的答案是，在这里建试验场只能进行2万吨级TNT当量的原子弹试验。而且离莫高窟千佛洞太近，如果这里建原子弹试验场，那些珍贵的文物将毁于一旦。勘测大队随即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指示决定，勘测大队在1959年春季西进罗布泊。
此时，正是罗布泊马兰花盛开的季节，核武器试验靶场主任（1961年改称基地司令员）张蕴钰给基地取了一个诗意的名字——马兰。马兰基地确定后，中央陆陆续续地从内地调来了工程兵、汽车兵、警卫兵，以及地方单位里的技术尖子。
所有来参加基地建设的人，按照纪律要求一律不能和自己家人通信联系，他们从原单位和父母、妻儿的身边神秘地消失了。到了1960年，官兵们才能给家里写信，但信的内容都说是出差，执行军事任务，一切都很好。信写好后要经过有关部门检查。让所有的基地建设者及家属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这趟差一出就是几十年！
1964年7月7日，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还有3个月，总政、空军、海军、装备兵、工程兵、二炮，各路人马一批一批、一拨一拨地通过兵站运来坦克、大炮、装甲车等重武器以及猴子、兔子、老鼠等动物作为原子弹爆炸试验用的效应物。为了高度保密，做效应物用的战斗机、大型军舰不便运输就在沙漠就地组装制造。
由于试验场最初的设计规划是由前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前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国专家在此基础上重新设计完成。由于场区内上万人在不分昼夜地布置爆炸用的效应物，美苏的侦察卫星不停地在罗布泊上空收集情报。而试验前运送核弹更是一项高度机密的工作，参加运输的同志们各司其职不准越位，不准参与份外工作，更不能随便打探自己不该知道的消息。
运输期间的天气、湿度，车辆的颠簸、震动都关系到核弹的安全。运输专列从内地出发后，为了防止起火花，沿途检验车辆用的小铁锤都换成了黄铜锤。专列的安全要求是按照毛泽东视察工作乘坐的元首专列的安全标准执行的。 当专列到达新疆境内指定的停靠站后，新疆军区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公安厅的领导亲自守夜查岗。当天晚上，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在接见运输核弹的全体同志时，只是向全体同志问候辛苦了，涉及核弹的字眼一句都未提及。
次日，空军某部选择了最佳天气时段将核弹运往马兰临时机场。为了将核弹运往马兰还曾发生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故事。空军某部为了将核弹安全无误地运抵马兰，空军的一位首长乘机往返乌鲁木齐-马兰航线多次进行查看。一次查航中遇到老鹰，飞机差点儿遇险，如果当时运输的是核弹那问题就大了。
马兰基地有一栋“将军楼”，此楼因曾住过8位院士和29位科技将军而得名。1987年，机关和研究所迁走后，基地将“将军楼”无偿地交给了那音克乡的牧民们居住。当地人还叫它红山村，在这里一批批有志青年把自己几十年的大好时光献给了共和国的国防事业，用最落后的生产方式制造了前无古人的人间奇迹。
在这里工作、生活了20多年的老军工鲁红斌，对当年核试验加工厂后来西迁马兰的情景记忆犹新。
1964年初，基地的各项建设正处在如火如荼的阶段，也正是大量需要各类科技人才的关键时期。经周恩来批准，国家所属17个部委直属的厂矿全部开绿灯挑选优秀技术人才，数百名优秀科技人才从全国各地迅速集结到北京东郊的外国语学院。到了1966年6月，试验加工厂、研究所一同西迁马兰。鲁红斌就是那时随大队人马迁驻红山村的。
“刚开始时，大家都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天气炎热得简直就像是进了一个大蒸笼，空气干燥得让人透不过气来，而远处的山巅却终年积雪不化。一年四季的蔬菜仅仅是大白菜、土豆和大葱，这些还得自己去种。在红山村后来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年轻人结婚要准备的不是彩礼、婚纱和新房，而是先修一片菜地，挖一个菜窖，垒一个鸡圈。后来有人戏称我们是垒鸡圈的核专家。”鲁红斌回忆。
尽管生活如此艰苦，可是大家一想到是为了造原子弹，也就干劲十足。
天气变化对核试验来讲事关成败，如果天气预报不准确，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也是无法挽回的。为了核试验的需要，有关部门决定在罗布泊建立一个气象站。
1960年11月7日，一辆前苏联生产的嘎斯车载着10名气象战士在沙漠中奔跑了3天才到达指定的地点。经过战士们两天的努力，罗布泊平阳里气象站成立了。11月12日8时，罗布泊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气象资料诞生了。
1964年3月，基地给气象站下达了一项任务，要在102米高的铁塔上安装原子弹爆炸前测试温度、压力、湿度以及風向用的仪器。任务落在了观测员刘宝才和姜海鹏身上，两位年轻的战士面对高耸入云而又狭窄的铁架傻眼了。他们从来没有爬过如此的高度，心理承受能力、身体承受能力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他们一想到是为了原子弹试验，就每天坚持试爬，逐渐增加高度，在爆前7个月时间里他们爬塔90多次，在5级以上大风中爬塔近30次。
61岁的戴维孝是基地的气象专家，他揭开了气象对核试验至关重要的秘密，罗布泊地区一年之中刮东北风较多，如果爆炸后是东北风，马兰基地人员及周围群众将有生命危险。核试验必须选择在晴天无云，零前（爆炸前）12小时无雷电，零后（爆炸后）12至24小时内3米/秒的西风下进行，有了微弱的西风才能将爆炸放射出来的粉尘吹进东边规定的10.2万平方公里的沙漠沾染区内。
一次核试验前，连续几天的东北风刮个不停，指挥部及全体参加试验的人员都急了，打电话问戴维孝试验能否如期进行，他都认真地回答说能！
核试验的当天上午上级领导都已到达了试验场，可东风仍刮个不停，试验总指挥再也坐不住了，乘车亲自到气象站找戴维孝，得到的答案仍旧是“能够按期进行”。
爆前2小时奇迹终于出现了，东北风突然变成西风，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赵永福是极少数几个参加核试验后还留在基地的老兵之一。爆前他是工程兵，所在部队驻扎在一座山的背后，离爆心约100公里。爆前部队要求每人都戴一副墨镜，由于人多镜少部队就给他们一截胶片当墨镜用。人们都蹲在防护战壕里，背向爆心。突然，随着一声地动山摇般的爆炸声，眼前一片夺目的强光，大家转过身去，透过墨镜或胶片望去，只见蘑菇云冉冉升起。“爆炸成功了！我们有原子弹了！”人们欢呼雀跃，把帽子抛向空中挥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们永远地记住了这一刻，共和国永远地记住了这一刻：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就在这时，毛泽东又作出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马兰基地的成千上万名科技工作者感受到了国家元首这个命令的历史内涵和全国人民真诚的期盼。为此，核武器研究所制定了“1100”计划，即一次研制出能装上导弹头、TNT当量不少于100万吨的氢弹计划。
核物理专家提出利用原子弹引爆氢弹的理论方案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一场论证会议在青海湖畔秘密进行，参加这次论证会的有时任国防科委二局局长的胡若嘏、核武器研究所所长吴际霖、国防二机部副总长刘西尧、李觉等领导及专家。经过多次的研究论证才确定氢弹的研究制作方案。
正当氢弹的科技攻关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文革”的浪潮席卷而来，波及了大批参加研制的专家。一夜间大字报如雨后春笋般地贴满了核武器研究所的大楼，周光召、邓稼先、钱三强等一批科学家被冠以“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而榜上有名。
就在这危急关头，周恩来、聂荣臻紧急下令派重兵把守研究所的办公区及宿舍区，并指示一切从事军事机密研究的专家名字不准上大字报。研究工作仍然不间断地进行着。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氢弹空投的试验准备工作也接近尾声。
1967年2月，负责氢弹试验工作的聂荣臻被攻击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即使这样，各项准备工作在他的支持下仍然正常地进行着。 离氢弹试验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兰州军区在敦煌等地区设了指挥所，统一指挥甘肃、陕西、宁夏地区的安全防护工作。铁道部组织了4列火车，在试验零时前在玉门、哈密区间待命;总后勤部和国防科委抽调300余辆汽车集结在敦煌地区待命;卫生部、总后勤部抽调50名医务人员组成医疗队赶赴敦煌、安西、柳园地区。
氢弹试验“零时”定在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整，聂荣臻亲临场区指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惊心动魄的时刻到了，可是意外却发生了，承担空投任务的飞机在报时令响后，仍在空中盘旋，氢弹没能按时投下。
负责投弹的机长徐克江事后分析原因说，由于当时机组人员心情紧张，加上机械故障，导致了氢弹没能在预定的“零时”投下。
电波传到中南海，周恩来立即指示罗布泊指挥所：“请告诉飞行员，要沉着冷静，不要紧张。”再次投弹，在湛蓝的天空中氢弹被高速飞行的飞机抛出。一声巨响，升腾起白色的蘑菇云，突然间强烈的白光亮彻天宇……
这时，各种速报数据源源不断地向指挥所传来，当聂荣臻得知这次试验当量不少于300万吨时，激动地说：“300万吨，够了，够了！”
正在北京焦急等候试验结果的胡若嘏接到喜讯，连夜会同有关人员起草了《新闻公报》。
当晚11时30分，毛泽东亲自审批的《新闻公报》飞向全球：“在历时两年零8个月的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像美国鸡蛋那样大的，我们不放”
飞天梦想一直是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到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中国人对宇宙的想象与憧憬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不过，人类真正走向太空的第一步却是在美苏争霸时代。
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出于争霸需要，在各自都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都把太空锁定为自己的下一个目标。1957年10月4日，苏联率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一号”，开创了人类迈向太空的新纪元。这让美国大为震惊。美国加紧研制，于1958年2月1日成功发射“探险者一号”人造地球卫星，这颗卫星只有8.2千克。
苏联和美国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之后，钱学森、赵九章等科学家经过商议，准备向中央建议，中国应当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钱学森还多次发表谈话，提出这一建议。这些呼声和意见被带到了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在5月17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说：“看样子，人造地球卫星把我们都搅得不得安生啊！苏联抛上去了，美国抛上去了，我们怎么办啊？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当然啦，我们应该从小的搞起，但是像美国鸡蛋那样大的，我们不放。要放就放他个两万公斤的。”
八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主管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于5月29日召集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协作分工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建议。会议决定由国防部五院负责研制探空运载火箭，中国科学院负责卫星本体的研制。8月，在上报中央的《关于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里，正式提出了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意见。10月，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中国卫星如何起步的问题。
会后，钱学森、赵九章、郭永懷等科学家制定了中国人造地球卫星发展规划设想的草案，提出研制中国人造地球卫星分三步走的规划：第一步，实现卫星上天;第二步，研制回收型卫星;第三步，发射同步通信卫星。其中第一步“实现卫星上天”又细分为三步：第一步，发射探空火箭;第二步，发射一二百公斤的小卫星;第三步，发射几千公斤的大卫星。
三步走的方案通过后，被列为中国科学院1958年第一位的任务，代号“581”，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581”组还制定了具体时间表，最初的方案是在1959年国庆10周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来改为在1960年发射。11月，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拨款2亿人民币专款用于研制人造地球卫星。这样，在毛泽东作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的指示后，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机构、规划、人员、资金等全部到位。“581”组紧锣密鼓，朝着1960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目标前进。
为了学习苏联的成功经验，加快中国的研制步伐，1958年10月16日，赵九章等前往苏联考察参观人造地球卫星。经过两个多月的考察，考察团看到了中国在这方面与苏联的巨大差距，他们开始冷静下来。赵九章在考察团总结报告里指出，鉴于目前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的薄弱状况，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条件尚不成熟，建议先从探空火箭搞起。1959年1月，邓小平等听取了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的汇报后作出指示：“卫星明年不放，与国力不相称。”主管经济的副总理陈云和聂荣臻都认为1960年放卫星不现实，建议收缩科研战线。这样，原定1960年发射第一颗卫星的计划就被取消了。
不过，钱学森和赵九章一致建议的“先发射探空火箭”，并没有被取消。60年代初，上海机电设计院在钱学森的领导下，在探空火箭研制上取得了重要突破，为接下来的人造地球卫星计划的重新上马，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技术基础。
人造地球卫星事业的转折点在1965年。1964年，“东风二号”导弹和原子弹相继成功，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在国民经济逐渐走出三年自然灾害阴影的情况下，已经偃旗息鼓的人造地球卫星计划，不仅成为钱学森、赵九章等科学家热议的话题，而且也重新成为中央高层关注的对象。
1965年1月，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地球卫星问题的建议书，引起周恩来关注。几乎同时，钱学森向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提交了关于制定人造地球卫星研制计划的建议。聂荣臻审阅了这个报告，批示“只要力量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
3月，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主持召开了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的可行性座谈会，并形成向中央专委的报告《关于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方案报告》，提出拟于1970至1971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5月初，中央专委批准了报告，将研制卫星列入国家计划。 8月2日，中央专委第12次会议，就中国人造地球卫星做出了全面部署。首先，确定了中国发展人造地球卫星的方针：由简到繁，由易到难，从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逐步发展。其次，提出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必须考虑政治影响的要求，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要比苏联和美国的第一颗卫星先进，表现在比他们重量重、发射功率大、工作寿命长、技术新。最后，对卫星研制进行了明确分工：整个卫星工程由国防科委组织协调;卫星本体和地面测控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七机部负责;卫星发射场由酒泉导弹发射基地负责建设。这样，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就进入工程研制阶段，代号“651”。
研制卫星主要有三大系统：一是卫星本体的研制，二是运载火箭的研制，三是测控系统的研制。根据分工，卫星本体和测控系统的研制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第七机械工业部负责。
1965年8月，中科院决定成立人造地球卫星工程领导小组。10月，中国科学院受国防科委委托，组织召开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会议确定这颗卫星为科学探索性质的试验卫星。11月底，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方案初步确定，各分系统开始了技术设计、试制和试验工作。次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卫星设计院，代号“651设计院”，公开名称为“科学仪器设计院”，赵九章被任命为院长。卫星本体的研制就这样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卫星总体组何正华提出的第一颗卫星叫“东方红一号”的提议，得到一致认可。
中科院在卫星本体的研制上还有些基础，测控系统则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火箭托举卫星进入预定轨道之后，它的正常运行和按计划完成使命，要靠地面观测控制系统对它实施跟踪、测量、计算、预报和控制。说白了，要想让卫星在太空中按人的意志运行，就离不开测控系统。当时中科院负责测控系统的专家是陈芳允。陈芳允曾于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时，配合苏联做过观测。鉴于测控系统的重要性，国防科委批准了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的规划、设计和管理。中科院为此成立了人造地球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管理局，代号为中国科学院“701”工程处，由陈芳允担任“701”的技术负责人，负责地面观测系统的设计、台站的选址与建设等工作。
1964年底，经中央批准，国务院决定撤销导弹研究院，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简称七机部），王秉璋任部长，钱学森任副部长。因为七机部已积累了火箭方面的基础和力量，承担人造地球卫星运载火箭研制的任务就落在了七机部頭上。钱学森提出，在当时研制成功的“东风-4号”导弹的基础上，加上探空火箭的经验，设计制造用于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运载火箭，不必另起炉灶。这一建议大大节省了时间和人力、物力。
历经周折的卫星事业一经上马，便顺利推进。然而，“文革”的到来，打乱了原有的计划，使重新起步的卫星事业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承担卫星研制主要任务的中国科学院乱套了，“651”设计院院长赵九章、副院长钱骥被打倒，被迫离开了卫星研制工作。赵九章因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外甥，受尽折磨，于1968年自杀。在国民党军队服过役的陈芳允也被打倒了，“701”工程处的工作也已经无法正常运转。
在这种形势下，为保证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在“文革”中不受干扰，1966年12月，中央专委决定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任务由国防科委全面接管负责。1967年初，聂荣臻向中央报告，建议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全面负责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8月，空间技术研究院筹备处成立，钱学森任筹备处负责人。11月，国防科委批准了由钱学森代表空间技术研究院筹备处提出的编制方案。
1968年2月20日，国防科委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中科院从事人造地球卫星研制的部门划归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全面负责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此外，测控体系研制建设方面，在聂荣臻的建议下，中科院“701”工程处也由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接管，这样，测控系统的工作又能开展起来。
在赵九章、钱骥等被打倒的情况下，1967年秋，钱学森任命当时只有38岁的孙家栋负责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孙家栋带领科技人员主要是在这颗“政治卫星”的“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上下功夫。
所谓“上得去”是指发射成功，所谓“抓得住”是指准确入轨。这是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最起码的要求。“看得见”和“听得到”则难度很大。
所谓“看得见”是指在地球上用肉眼能看见，但当时设计的卫星直径只有1米，表面也不够亮，在地球上不可能看得到。孙家栋带领科技人员想出妙计，他们在火箭第三级上设置直径达3米的“观测球”，该球用反光材料制成，进入太空卫星被弹出后，观测球被打开，紧贴卫星后面飞行，在地面望去，犹如一颗明亮的大星。这样，“看得见”的问题解决了。
所谓“听得到”是指从卫星上发射的讯号，在地球上可以用收音机听到。当时考虑，如果仅仅听到滴滴答答的工程信号，老百姓并不明白是什么，有人建议播放《东方红》乐曲，得到了中央的批准。科技人员经过多次试验，最后采用电子线路产生的复合音模拟铝板琴演奏乐曲，效果很好，解决了“听得到”的问题。
运载火箭方面，在任新民的领导下，攻克了多级火箭组合、二级高空点火和级间分离等技术，再加上新研制的第三级固体火箭，组成了三级运载火箭——“长征-1号”。1970年1月30日，“长征-1号”试射成功。
测控体系建设方面，最初陈芳允和其他专家建议在全国建设9个测控站，后来在钱学森的建议下，经多方权衡，并报国防科委批准，最终决定建设喀什、湘西、南宁、昆明、海南、胶东6个地面观测站。1970年初，6个地面测控站建成，陈芳允等对美国“探索者”22号、27号、29号卫星进行跟踪观测，取得了实测资料，证明中国当时所建的测控网络系统的性能是可靠的。
1970年3月21日，“东方红一号”完成总装任务。4月1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1号”运载火箭运抵酒泉发射中心。在接下来向中央的汇报中，卫星是否安装自毁系统引起了讨论。有的主张安装，担心卫星一旦出故障，唱着《东方红》坠毁，政治影响不好。有的主张不装，怕误炸了卫星。任新民主张不装，理由是火箭上已经安装了可靠的自毁系统，如果发射失败，卫星自毁也于事无补，如果装上，就怕炸了好星。假如卫星在空中遇到信号干扰，自毁系统又很敏感，自行启动误炸，那就太可惜了。这一意见经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得到了认可，卫星不装自毁系统。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乐曲传遍寰宇，震惊世界。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中国的航天时代由此真正开启。
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长江大桥：新中国两大奇迹之一
周恩来曾经这样向国际友人介绍：“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冯连志是原铁道部大桥工程局第四桥梁工程处的工程师，是南京长江大桥的建造之一，下文是其口述。
1960年初，我们来到浦口，建造南京长江大桥。初来时条件差、困难多，眼前除刚收完的苞谷（玉米）、高粱的旱地，就是一片片的芦苇荡。没有宿舍，工地打试桩的工人白天一身水一身泥，晚上就睡在又矮又湿的帐篷里。我们机关科室人员住在离工地两三里外的轮渡桥仓库里。地上摆几根枕木，铺上木板，一个挨一个地打开行李卷安营扎寨。轮渡桥一带火车的煤烟很重，早上晒的白衬衣，晚上下班回来全变成灰黑色的了。工地上还未建浴室，也没有食堂。开饭了，大家就蹲在临时伙房外的荒野地上、小塘沟边，每餐只供应一两个素菜，每人一个碗，饭菜二合一。
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像我这样的技术员每月定量26斤粮食、2两肉、3两油，几乎餐餐吃瘦得只有两片干叶子的包菜，吃完了饭也不用洗碗，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无论是早、中、晚餐大家都争着排队买稀饭。2两稀饭，用扣得下脑袋的大搪瓷碗装，肚子吃胀了，但总感觉还没有吃饱。8角钱1斤的胡萝卜（那时我工资59.50元），天不亮就得半路上迎着去买，也等不及洗净煮熟，一边往回走就一边啃吃起来。浮肿几乎是人人都有的毛病。我当然也不例外。1956年大学本科毕业的桥处中心试验室主任罗刘汉，家住在离工地不到一里地的女墩桥附近。妻子是小学教师，带着最大才十一二岁的四个孩子。他为了确保水上桥墩施工封底，水下混凝土灌注的质量，三天三夜吃住在工地试验室。他利用炒砂、石炉子的余火把三两饭加水煮稀饭，好吃得饱些，不幸煤气中毒去世，年仅30多岁。
到了1961年、1962年，农民工精简了，正式工也精简上千，听说还是周总理发现后表示“我们是有这么多江河的大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建桥专业化队伍，再困难也不能再精简了”。桥墩浇灌人员不够，机关人员包括党、政干部齐上阵，“承包”起一座混凝土搅拌机。
1960年，中苏关系已经恶化。6月，苏联桥梁界的权威，曾在武汉长江大桥修建中任苏联专家组组长的西林，以个人名义来南京长江大桥工地考察。当时江中1、2号桥墩均已开工。在听取我们介绍“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情况后，他竟危言耸听地说：“1号墩这样深的沉井，井壁不设置钢筋是会断裂的！2号墩这样深的沉井基础型式，我们在多瑙河也做过，就曾发生沉井倾覆事故。假若我是施工技术领导，就不会接受这样的设计。”企图以此来否定我们的设计，干扰大桥建设。结果反而更加激发我们全体“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精神，并提出口号“勒紧裤腰带也要建成建好这座争气桥”。
整座大桥的31.7米大型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的试制任务，由北岸四桥处基地工程队承担。原分段制造的设计图是苏联的，没有附设计标书。为了准确了解应力的分布，更好地掌握制造中的主动，工程队主管工程师杨家辉，在1960年的夏天，冒着酷暑，几乎是每夜在那矮小的临时技术室里干到半夜十一二点。他花了一个多月的功夫，根据结构图返标出整整一大本“计标书”。这种从我做起的严谨科学作风，直接带动着他领导的以车家明负责的“制孔”和以李安亭为主的“锚具”两个攻“关”小组。
“竹丝管”失败了，改用胶管。胶管刚度不够又失败了。工人们提出在其内加穿钢筋，既要保证“制孔器”在梁体混凝土浇筑中的曲线位置，又要便于在混凝土适当的凝结时间拔除不断，拔后形成的孔道、曲线、直径都不变。工人到点交班不肯离去，我们搞技术的就那么两三人，有时在节骨眼的关键时刻到了下班时间也接着干，终于赶在正式制梁前攻下了“制孔器”——钢丝胶管的难关。
“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这不仅仅写在纸上，讲在嘴上，也是落实在每个职工的行动上。
其实在比武汉大桥河面还宽，水还深、还急，地质条件更复杂的长江下游南京修这么大的公路、铁路两用桥，第一没有成熟的设计、施工规范和规程可借鉴，第二国外的科技的封锁，加上苏联老大哥也来卡我们，因此，那时造桥真是难！可我们挺过来了！
1960年，南京长江大橋北岸浦口工地，大型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柱制造场，三班倒赶制水中桥墩施工急需的直径3米大型管柱。10月21日第三班（23时半至22日7时半），值班技术员是我，负责安装法兰盘、钢顶盖的是王炳荣装吊2班。那几天雨总是连绵不断地下着。子夜过后，我揉着惺松的双眼，拖着疲乏的双腿从值班室出来，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噤！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是最易发生事故的，于是爬上三层平台。装吊工杨天福正在2号台座拧钢顶盖联接螺栓。他脚穿一双解放鞋，站在靠着顶盖的小木梯上，身子又半靠在梯子上，双手握着套筒扳手。我说：“小杨，注意啊！这鬼天气，又冷又饿，你怎么还穿这么滑的胶鞋？只要稍一滑身体失去平衡，就怕从这平台脚手板的空当中摔下去！”“技术员，放心吧！不会的。你看这空当比我头大不了多少。”等我从平台检查下来回到值班室刚坐下，外面就喊开了：“冯技术员快来！不好了，小杨从三层平台空当摔下来了！”我一跃而起，推开值班室的门，三步并两步就跑到2号台座的底层。小杨躺在地上，头正好摔在8米下台座底法兰盘像刀一样竖焊的钣器上，把下巴连同半个脸全撞开了，鲜血流了一地。我一边交代让工长赶快卸门板，把杨天福抬到工地医院去，一边高一脚低一脚地奔向桥处机关办公室向处长和处总工程师汇报。
杨天福，由于伤势过重、流血过多，加之已有而未发现的营养不良引发的肝病，经南京市第四人民医院（今下关南京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抢救无效，于一星期后牺牲了，时年24岁。由于无直系亲属，连抚恤金也无人领取。50多年了，我忘不了这血的教训，忘不了那个阴风冷雨的夜班，更忘不了那艰苦的年月。 制造31.7米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在攻克“制孔”和“锚具”关后，正式生产梁片之前，还必须将所用的专用仪器进行精确的校正。而校正用的压力环，我国从东德进口的数量又非常有限。
辗转同济大学、铁道科研所、铁道部基建总局、国家计量管理局后，我最终在北京市计量管理局找到了相匹配的仪器。在北京计量管理局办公室，接待我的人都主动说：“你别急，仪器有台，还是刚进口的。但不能让你带走，得等我们指定保管、使用的那位同志出差回来，再要他带着仪器回去给你们校正。为了表示我们对这座自力更生建设的大桥的支持，我们已经研究决定：校正所有的千斤顶我们全免费！你留下电话号码，只要他一回来就通知你！”
大约等了半个月，我们终于盼回了那位技师，他只在北京家里休息了一天就带着仪器随我南下。
1964年9月28日早刚上班，一贯沉着冷静的邹义章总工程师一反常态从办公室跑步赶往江边码头，原来水中桥墩施工发生了严重问题。那天，也正是国庆节前例行的全处安全大检查。我本来就是施工技术科兼水上锚锭设施检查的技术员，当然也就随处水上检查组上了江中4号桥墩。
墩子上的紧张气氛不亚于战前的场面，到处挂着“危险”和“禁区”的木牌。悬浮在水中的沉井，就像一艘在狂风大浪中失去控制的海轮，左右摆幅最大58.6米，上下起伏达1至2米，使得它依附的两只800吨大铁驳导向船，也随之大幅度晃动起来。导向船上仅十来根直径粗达39至43.5毫米的边锚钢丝绳，一清早就连着断了两根，邹总就是接到这一紧急报告赶来的。肖传仁副总工程师也赶来了，还有安质科尚国志技师，我们4个人蹲在导向铁驳边沿的“禁区”里，观察研究措施。根据上、下游还有好几根边锚钢丝绳麻心外露的严重情况，除交代姚纪福装吊工班赶紧加固增加边锚外，还通知调度尽快撤走靠着的水上混凝土工厂、辅助工作船等。大家布置完刚往回走，我跟在后面，刚转身迈步，只听“轰”的一声，就像手榴弹爆炸声一样，我就失去了知觉。
事后我得知28日这一天中，先后断了7根特粗的锚绳。铁道部、国务院都及时知道了这决定大桥成败的严峻局面。周总理派专机从上海及时送来了锚链，长航局从武汉火速调来了两艘2000匹马力的拖轮，绑靠在导向铁驳边日夜顶推。全员都组织起来，处长苗成翥日夜战斗在抢险的桥墩上。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4号桥墩沉井胜利地下沉至设计的正确位置上。
南京长江大桥从1960年初正式动工兴建，到1968年12月29日建成通车（铁路桥部分是1968年9月30日稍前通车）。在这期间，它经历了国外的经济封锁，苏联的背信弃义，撕毁供料合同;国内的三年困难时期、“文革”内乱，因而建设南京长江大桥被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荣获首次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南京长江大桥是宏伟的、壮丽的，它承载着我们建桥人的奋斗史，也记载着中华儿女的勤劳勇敢。
中央三代领导人与三峡工程决策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建造长江三峡大坝逐步提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从1953年提出三峡工程方案到1992年国务院批准兴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整整经历了中央三代领导人，历时39个年头，其决策过程几经波折，倍受世人关注。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按照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治理长江洪水的初步打算，刚刚成立的长江水利委员会，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研究长江防洪上。1950年2月，长江水利委员会正式提出在荆江大堤南岸兴建荆江分洪工程计划。同年国庆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关于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汇报，详细询问了工程情況，并审阅了荆江分洪工程设计书。1952年初春，荆江分洪工程开工，75天后工程全部竣工。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乘“长江”舰从武汉启航，顺流而下对长江防洪进行考察。第二年底，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在京汉线专列上，听取水利部长林一山汇报三峡工程技术问题和坝址查勘情况。
1954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荆江分洪工程3次开闸分洪。虽然这次保住了武汉的主要市区，但汉口堤防仍有64处决口，仅湖北境内农田被淹就达2127万亩，受灾人口926万，死亡3万人，南北大动脉京广铁路中断100天。经过此次洪灾，新中国领导人认为，对于长江防洪来说，荆江54亿立方米的分洪能力只能起到缓解洪灾的作用，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患。基于上述考虑，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决定在长江三峡建造大坝。
1956年《中国水利》第5、6期发表了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若干问题的商讨》一文，指出“长江流域规划中必须首先解决防洪问题”，“三峡是防洪性能最好的地区……三峡水库可以根本解决中下游平原的水灾”;以蓄水位235米计，三峡工程可以改善川江航道，使万吨巨轮终年通航于长江之上，发电方面可以装机2300千瓦，每年可发电1500亿度。同年，毛泽东再次听取长江水利委员会在三峡工程的勘测和科研方面的汇报，并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成绩。7月，毛泽东到达武汉。他畅游长江后写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诗句。这也是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首次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述了兴建三峡大坝的决心。
不久，国家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在《水力发电》杂志刊登了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几个问题》的文章，此文针对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若干问题的商讨》提出了许多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如果用建235米高的三峡大坝来解决防洪问题，那就过于绝对化了。因为此举将迁移人口125万，淹地120万亩，即使从淹没损失来考虑，这样的方案就值得怀疑。最后，文章还提出了先修支流水库、后建干流水库、逐步提高长江防洪标准的设想。
1958年2月28日，周恩来带领水利专家、部长和相关的省长，包括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来到荆江大堤铁牛湾考察水情。此地正是历史上两次大决口的旧址。周恩来站立在铁牛湾滩头，默默注视着荒凉的江滩。这时，水利部长林一山告诉周恩来，这里的长江水位能高出地面十多米，站在沙市楼房上看长江，轮船像是从屋顶驶过一般。荆江大堤在洪水季节万一决口，江汉平原几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周恩来边听边点头，浓眉紧蹙。随即叮嘱林一山说，在三峡大坝未兴建之前，荆江大堤要加固加高。考察结束后，周恩来一行继续乘“江峡”轮逆江而上，边查勘边讨论三峡工程。 3月6日，周恩来一行到达重庆。下榻后不久，周恩来立即主持召开会议。他说：“三峡工程必须搞，而且也能搞，技术上也是可靠的。搞好了三峡，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具有伟大意义。”周恩来还说：“大家对这项工程的争论是好事，两年来的争论是必要的，真理越辩越明，今后还允许有反对的意见，只要不妨碍工程，有利于工作，就应当提倡和鼓励。”3月下旬，党中央在成都开会，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率队查勘三峡后的总结报告。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这是自1953年提出方案以来，中共中央以“红头文件”下发的第一个有关三峡工程的决议。
1960年4月，在广州协作区会议上，讨论并原则同意在“二五”期间投资4亿元，准备在1961年开工建造三峡大坝。不久，因国际国内风云突变，兴建三峡工程的计划被迫搁浅。此时，国际上，中共与苏共的矛盾公开化、表面化，随后苏联撤回专家，催逼还债;在国内，“大跃进”带来的恶果已露端倪，大饥荒开始在全国蔓延。8月，周恩来在北戴河召开的长江规划工作会议上，及时调整了三峡建设步伐，强调“雄心不变，加强科研”。9月，原定召开的三峡第三次科研大会改成分组开小会，会议还制定了“1961年-1962年两年科研计划”。到了1961年下半年，不仅原定的开工方案落空，就连长江水利委员会也被改成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而且三峡设计人员一下子从上千人削减到了仅剩40人，工作重点开始转为在长江流域“大办农业”。
1962年12月，三峡科研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并把“1961年-1962年两年科研计划”调整为“1963年-1972年十年科研规划”，三峡工程开工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迫于无奈，周恩来又一次调整三峡工程建设步伐。随着1966年“文革”的到来，三峡工程从此就很少有人问津了。到了1969年9月，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请示毛泽东，建议兴建三峡工程，毛泽东鉴于当时国际矛盾尖锐，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考虑，没有同意他的意见，但要求张体学先着手建造葛洲坝工程，为准备建造三峡大坝做一次试验和探索，周恩来也赞成毛泽东先建造葛洲坝做试验的意见。他们认为葛洲坝出现的问题，可能在三峡同样会出现，搞好了葛洲坝，就为三峡工程打下了基础。
葛洲坝位于西陵峡出口处，距三峡工程坝址三斗坪40公里。当时，在地质情况不清楚、连一张总体设计图纸都没有的情况下，上万名建设者唱着语录歌，喊着“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与“万人设计，万人审查”的口号开进了葛洲坝工地。开工后不久，建设者们便发现葛洲坝下面地质条件不好，有70多层泥化夹层，而且按照操作规程，在浇灌混凝土时必须要加冰搅拌，以降温防裂。但指挥部竟称这是“资产阶级的陈规旧律”，宣布：在今后的工程建设中谁加冰就抓谁去坐牢。由于工程不按操作规程，不久，灌注的混凝土坝体开始出现“蜂窝”，后来整个坝身共出现了86条裂缝。加之施工没有规划，又造成了长江主航道的交通阻塞。此时，交通部十万火急地向国务院报告了这一现状。
1972年11月，周恩来紧急主持召开国务院葛洲坝工程汇报会。听完工程设计者的汇报后，他毅然宣布暂时停建葛洲坝。他在会上痛心疾首地说：“建国20多年了，在长江上修一个坝，垮了，要载入史册的！”会后，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林一山随即开始着手组建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同时决定结束“斗批改”的局面，使所有人员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工程设计之中。1974年10月，在停建22个月之后，葛洲坝工程正式复工。1981年1月，葛洲坝工程长江截流成功。同年7月，一号机组并网发电。1988年底，葛洲坝16台机组全部建成投产。
1978年6月下旬，林一山带领一个工作组前往川东地区调查研究三峡库区的移民工程。6月23日，林一山等人一到成都，即与四川省委书记交换意见。林一山表示希望三峡工程能够得到四川省委的支持，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四川不是不想搞三峡工程，而是想晚一点儿搞。这几年川东人民被‘四人帮’搞得很苦，想缓一口气。”同时他们也认为，搞移民工程，因地制宜，就地后靠，搞多种经营是好的，但四川山多，在山上粮食问题不大好解决。林一山随即解释说：工程和移民都可以分期分批进行。四川省委书记表示：“三峡分期搞，移民20万左右，问题不大，可以考虑。”并希望考虑在四川其他水库先搞一个试验。
1980年7月，邓小平从重庆顺江东下，越过瞿塘峡和巫山。当江轮驶过西陵峡的青滩之后，邓小平被眼前的一个小岛所吸引。他站在江轮甲板上，举起望远镜久久地凝视着这座船形的小岛。此岛叫中堡岛，是三峡中唯一的岛屿，后来设计中的三峡大坝轴线就是从这座小岛上横贯而过。邓小平到达武汉后，马上开会研究三峡工程问题，并认为建设三峡工程经济效益和防洪作用巨大。两年后，国家计委在向邓小平汇报三峡工程勘察情况时，他坚定地说：“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1984年2月，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会上批准了三峡工程采用正常蓄水位150米、坝顶高175米的方案，并决定力争在1986年正式开工。
1985年3月，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长期致力于国家重工业建设的孙越崎不顾92岁高龄，奔向四川，对三峡开展调查活动。考察后，他向中央呈送了《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调查报告。当时，对三峡工程“上”与“不上”的争鸣，已成为舆论报道的焦点。香港媒体耸人听闻地写道：“敌人只要来一两个飞弹，就会把三峡水库摧毁，使长江中下游省市尽数淹没。”
其实，对这种担忧，早在1959年周恩来就指定当时的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负责三峡工程的防空研究试验工作。当时张爱萍从军事工程学院、军委工程兵、海军等单位，借调了60余名科技人员，在工程兵科学试验场做了一个较大的水库大坝模型，进行水中爆炸、空中爆炸等各种试验。1964年，工程兵又在新疆进行了20余次核爆效应试验，并在丹江口进行了野外化爆补充试验。1978年完成在陆水大型溃坝模型试验后，1983年再次在三斗坪進行大型溃坝试验。大量试验证明：当三峡水库的蓄水量达到最高蓄水位175米时，如大坝瞬息全溃，洪水下泻，通过荆江区分洪沙市的最高洪水位是45.75米，低于坝顶1.25米，不会浸堤。如果把库水位提前减到145米试验，沙市的洪水位将低于坝顶3.08米，则更安全。当然，沙市以上局部地区将无可避免地被洪水淹没，损失严重。因此，如果遭到原子弹袭击，确实存在风险。 1986年3月31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客人时说：“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人民，对于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否则是绝不会草率行事的。”同年4月，邓小平再次强调说：“如果技术经济可行，还是应该上，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的政治问题更大。”后来，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领导人也都先后表示赞成。在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的大力推动下，三峡工程勘察工作进入了调整期。
最终，综合经济评价专家组在充分比较三峡工程“上”与“不上”、“早建”与“缓建”的得失利弊后，通过大量计算得出的结果是：“早建”三峡工程的费用最小，“不建”为最大。在论证过程中，专家组还委托航空航天工业部701所，运用国民经济宏观数学模型进行了分析计算，结论是：兴建三峡工程不仅不会影响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而且还能促进2000年以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1988年11月，三峡工程领导小组召开第九次扩大会议，大会原则通过了最后一个论证报告，其基本结论是：建设三峡工程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最终412位专家中有403位在论证报告上签了字，另外9名持不同意见者没有签字。
此后，关于三峡工程的辩论，并没有因为持“早建”观点的人数多而结束，相反争鸣变得更为激烈了。
1989年6月，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就任后的第26天就选择了三峡作为第一次考察地。从7月21日开始，他先后视察了已被确定为三峡工程大坝坝址的三斗坪、葛洲坝和荆江大堤。随后，从沙市登上“昆仑号”客轮顺流而下驶往武汉。7月24日上午，江泽民驱车从武昌来到汉口，视察沿江大道和防护大堤。
在视察完三峡工程并看了长江大水及综合各方面因素之后，江泽民说：“三峡工程要争取早上马，一定要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把几代人的梦想在我们手中变为现实。”
1990年7月6日至14日，国务院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被邀请到会的共有116人，他们都是论证领导小组成员、特邀顾问、各专家组顾问和正副组长，以及没有在专题论证报告上签字的专家和部分持不同意见的政协委员。历时9天的会期，竟安排了6天的大会发言，共有76人发表了意见，其中30人是书面发言。国务院领导人亲临会场，直接听取汇报。
1991年8月3日，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邹家华主持召开了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并通过了论证领导小组提交的可行性报告。1992年1月17日，李鹏主持国务院第95次常务会议，讨论并“一致原则同意建设三峡工程”。同年2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审议了拟由李鹏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关于提请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最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赞成兴建三峡工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了由国务院提交的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最终表决结果是：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这是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表决由国务院提交的工程议案。同时，也使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遗愿在第三代领导集体手中变成了现实。
1994年，三峡水电站正式动工兴建。2003年6月1日开始蓄水发电。2009年全部完工。三峡水电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工程项目。
北京奥运：中国改革开放“纪念碑”
1979年2月26日，邓小平会见了日本共同社社长渡边孟次。会见中，渡边孟次突然问邓小平，对于即将举行的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中国是否有意参加，以及中国是否考虑过申办奥运会。
邓小平回答道：“首先要解决台湾资格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当然我们要成为奥运会的成员，中国正在准备参加奥运会。奥运会4年一次，1984年条件困难一些，但1988年条件成熟了也许我们可以承担在中国举办奥运会。”
当时正在为解决恢复中国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问题而紧张谈判的国家体委国际司副司长何振梁，在第一时间听到了这个消息。何振梁后来回忆说，邓小平的谈话使他深受鼓舞：“这不但说明国家领导人充满信心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权利，并且高瞻远瞩地指出要在不远的将来在我国举办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盛会。”
8个月之后，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通过《名古屋决议》，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断了28年的合法席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突尼斯总理姆扎里当时呼吁道：“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被排除在国际奥委会之外是不能想象的。”但由于苏联当年入侵了阿富汗，中国参与了抵制奥运会的行动，最终没有参加。
1984年7月29日，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运动员许海峰夺得男子手枪60发慢射冠军，成为本届奥运会首枚金牌得主，同时打破了中国奥运史上金牌“零”的纪录。《洛杉矶时报》发表评论：“中国人刚一回到奥运会，就迈出了当仁不让的步伐，令人不安。”《中国青年报》以《别了，零！》为题宣称：“是我们，是我们中国人夺得了本届奥运会第一枚金牌！半个多世纪来背着奥运会‘零’的包袱的中国人，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了！”
而这仅仅是开始。奥林匹克运动借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激发了13亿人“更快，更高，更强”的拼搏精神。在金牌榜上，從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5枚金牌第11位，到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16枚第4位，再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28枚第3位，直至2004年雅典奥运会32枚第2位，支持这些成绩的，是快速增长的中国综合国力。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上获得丰收之时，中国的GDP总量已经是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时的24倍，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讲述了一个故事。1963年，北京工人体育馆刚刚建成不久，因为中国在国际羽联的合法席位长期未得恢复，不能参加世界比赛，不知道自己水平如何，国家体委邀请了全英羽毛球锦标赛冠亚军进行友谊赛。第一场，中国队员汤仙虎出战印尼队的冠军队员。这位冠军很牛气，简单做做准备工作，长衣、长裤不脱就跟汤仙虎打球了。结果，打了两个球之后就把上衣脱了，又打了两个球把长裤也脱了……世界冠军竟然一分未得，被汤仙虎打了一个15：0。整个比赛期间，以汤仙虎和李加昌为首的中国队，采取快拉快吊结合突击扣杀等新技术，赢得了4胜1负的成绩。印尼队领队赛后强烈要求：“（国际羽联）一定要把中国人请来。”1965年，由陈玉娘、梁小牧等为主的中国羽毛球女队与男队出访世界羽毛球强国丹麦和瑞典，在34场比赛中，有33场以2：0获胜，又取得了极大成功。战绩辉煌的中国人，被外国通讯社称为“无冕之王”。
在亚非国家多数会员要求下，1977年国际羽联恢复了中国会籍。此前一度出现反复，但为了中国的加入，1978年亚非国家甚至大力支持成立了与国际羽联对峙的世界羽联。
“别人对你的态度，取决于你的实力。”张宇燕说，在竞争世界里，離开了器物层面的实力支撑，一切都是空谈，“这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用民族苦难得出的教训。”
1993年9月23日，蒙特卡洛，大雨。当天下午第一个向国际奥委会陈述申办报告的是北京申奥代表团，3年来中国亿万民众申办奥运的热情，将在这一天得到结果。
晚上8时，雨还在下。最后一轮投票结束后，全体国际奥委会委员到路易二世体育馆参加投票结果宣布大会。此时，何振梁准确猜到了北京已经没有获胜希望了，“我提醒自己，既不能笑容满面，使亲人们误以为申办到手，也不能表现冷漠，流露出任何失败的沮丧”。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走上主席台宣布：“胜利者是悉尼。”45票对43票，仅仅两票之差。此时此刻，何振梁大度地向对手祝贺、微笑、握手，安慰申奥代表团成员，冷静接受朋友们的慰问。深夜回到房间，接到女儿哭泣的电话，何振梁仍然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可就在放下电话的那一刻，64岁的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放声大哭了起来……此时此刻，在北京家中电视前目睹了这一幕的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最要紧的是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申奥实际上是一场新形势下的东西方直接较量。”在申奥总结大会上，何振梁说，“但两票之差表明这较量基本上是势均力敌，也说明我们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申奥失利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此前一年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发表，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到来了。改革开放在前十几年积累的发展基础上，跃升到了新的发展高度，随之而来的是香港回归、澳门回归……1997年10月，萨马兰奇观看完中国第八届全运会开幕式后，回头对身边的何振梁说：“在我任主席期间，国际奥委会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1996年一百周年奥运会没有回到奥运会发源地——希腊，而给了亚特兰大;另一个错误是2000年跨世纪奥运会给了悉尼而没有给北京。第一个错误我们已经纠正了，希望在我离任前，我们可以纠正第二个错误。”
陪伴何振梁申奥、穿梭于五大洲的夫人梁丽娟记得，2000年在北京申办奥运期间，美国国内始终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不能让北京申办成功，以免中国通过举办奥运会更加强大起来;另一派认为，可以在北京举办，以促进中国的“民主”和“自由”，“显然，两派都离不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企图‘西化’中国的目的”。
2001年7月，中国终于获得了2008年奥运举办权。
2008年8月8日至8月24日，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共创造43项新世界纪录及132项新奥运纪录，共有87个国家和地区在赛事中取得奖牌，中国以51枚金牌居金牌榜首名，是奥运历史上首个登上金牌榜首的亚洲国家。萨马兰奇说：“北京奥运会是所有奥运会中最好的一届奥运会。在未来应该很少有人可以做到这种程度。这不光是我个人的看法，同时也是绝大部分媒体和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们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