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乾嘉年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艺术收藏的高潮时期。究其原因，首先是皇帝的推动，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似乎对书画有着一种天生的占有欲。在其祖康熙时代就以罚没方式，收缴索额图、明珠藏品；其父雍正抄年羹尧家，得到大批珍贵书画。乾隆通过访求、抄家罚没、捐献纳贡、谕旨洽购等诸多方式，大批历代流传书画名迹，被悉数网罗入藏宫中。到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亦效法其父，他最著名的战绩就是给毕沅兄弟罗织罪名，使得著名的《清明上河图》等名迹入宫。乾隆对艺术品的占有欲还体现在喜欢在作品上题跋、盖章，作品越珍贵，他就越兴奋，扑上去就题诗，拽过来就盖章，最后很多传世名画都被他涂抹的密不透风。但经过四代的努力，清宫所积累的书画名迹盛极一时，对中国艺术的收藏积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还有像《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这样的文献典籍问世。《石渠宝笈》是乾隆与其子嘉庆皇帝，历经两朝努力编撰而成，是继宋徽宗以后最重要的内府收藏著录书籍，对艺术品的源流，起到了很好的整理、保护的作用。今天世界各地博物馆关于中国书画的镇馆之宝，大多经过乾隆收藏的，如北京故宮“三希堂”的米芾临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展子虔款的《游春图》等；台北故宫镇馆三宝：范宽《溪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和李唐《万壑松风图》，以及下真迹一等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等；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郭熙《树色平远图》、燕文贵《夏山图》、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卷、米芾《吴江舟中诗》卷；波士顿美术馆宋徽宗《五色鹦鹉图》卷、赵令穰《湖庄清夏图》卷等；日本京都有邻博物馆黄庭坚书李白诗《忆旧游诗》卷、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卷等。这种由皇帝引起的收藏热潮，像宋代一样是由上及下的。但乾嘉年间的收藏还有另外一股力量的推动，也就是在皇帝的爱好之外，还有民间商人阶层的推动。清代长三角一带盐商的崛起，成为收藏热的重要推手。其实，古今中外的大的收藏家，无外乎这几类人：皇帝、文人、富豪，名门望族。富豪的收藏在清代就是盐商群体的收藏。盐商好艺术，很多属于附庸风雅，光有钱没文化不行，那是土豪，要有钱有文化，一个捷径就是收藏。但一些巨商并非简单的附庸风雅，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穷奢极欲的物质享受，蓄养歌妓、山珍海味，已经不是他们追求的重点，他们转而追求丰富的文化生活。他们真的是按照文人、士大夫的面貌去塑造自己的，追求自我的提升，附庸风雅变成了一种文化追求。所以说文化层面的追求在当时已经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