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研究以人为本的中华民族性，有助于探讨如何构建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人为本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人为本继承和超越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以人为本吸取了西方人本主义的精华，二者又存在诸多区别；以人为本是中国具体国情的反映，其民族性既表现为理论的独特性，又突出地展现在实践的过程中。
[关键词]以人为本 民本思想 民族性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3－0175－05
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具体国情，总结中外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把这一理论作为新时期我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基础，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认真探讨以人为本的中华民族性，有利于区分不同时期以人为本思想的异同，有助于全面正确地理解以人为本的思想内涵，从而把这一思想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
一、以人为本继承和超越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
第一，民众是国家的基础和根本。我国最早的经书《尚书》就阐述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进一步发展丰富，孟子提出了系统的民本思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他把以人为本看作是齐国建立和巩固霸业的重要原则。思想家荀子把民众比喻为水，把国家、统治者比喻为舟，提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用以说明民众与国家兴亡之间的关系，民本意识更加鲜明。韩非子继承了前人的思想，认为“君权民与”，即君权是由民众决定的深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开明的最高统治者一般都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对国家的重要性。唐代贞观时代，以民为本，成为君臣观察历史、思考社稷前途的依据。唐太宗曾对他的大臣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他还进一步认识到君主做到严以律已是十分重要的，“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剋己自励耳”。由于唐初统治者顾及到了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利益，国家开始繁荣富强，出现了被人称道的贞观之治。
第二，民心向背决定国家的兴衰成败，甚至决定民族的存亡。孟子论证了得民心、失民心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荀子也指出：“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高，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者得而天下归之，三者亡而天下去之。”只有天下归顺、人民拥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君主才能称王。我国历代王朝之所以走向衰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人民群众的利益，甚至视人民的生命如草芥。
第三，民本思想主张重民、保民、养民、爱民。孟子主张，“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施泽于民”；爱惜“民财”、“民力”；重视“民事”、“民时”；“制民之产”。荀子认为，治理国家应该“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上述思想对后世的进步思想家和开明统治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大都熟知中国历史，善于总结历史教训，所以继承了民本思想的精华。毛泽东把人民群众称为世界历史的创造者，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邓小平多次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我们的事业是否成功，取决于是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赞成。“要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他告诫全党以及领导干部，“必须经常记住这一点，经常用这个标准检查自己的一切言行。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江泽民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胡锦涛反复强调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突出了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工作中的中心地位。总之，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重视民众和为民谋利的思想与传统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对传统优秀民本思想的发扬光大，充分展示了以人为本的中华民族性。
中国共产党不仅继承了以民为本的优秀思想，而且克服了这些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因此，以人为本和民本思想具有本质的差别。
首先，两种思想的落脚点和目的不同。在我国历史上，统治者和思想家虽然提出了宝贵的民本思想，但他们把人民群众仅当作统治者实现其利益的手段，以民为本的落脚点是统治者自己，最终目的是统治的长治久安。孟子提倡“保民而王”，“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保民、爱民是手段，其最终目的是为王、为天子，总的来说，民本思想的大前提还是君权至上。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群众当作目的，把为人民服务当作党的宗旨，把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当作衡量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这种理论的先进性是封建社会的任何民本思想都难以企及的。邓小平认为，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我们判断、衡量一切工作和决策的根本标准与价值尺度，“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江泽民提出：“在任何情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是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这是我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则。”十七大报告号召全党坚持以人为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次，实现的程度不同。历史上民本思想的主要目标是给老百姓吃饱穿暖，使老百姓“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基本上不允许广大民众参与、评议、监督政治，很少顾及到普通百姓的文化和社会权益。今天我们不仅要尽量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诉求，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且还要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对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的参与和追求，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以人为本的丰富内容完全超越了历史上的民本思想，它要求执政党不仅要保障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而且要做到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不断满足人民的多方面需求，逐步推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再次，依靠的对象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把国家繁荣富强的希望寄托在王公大臣身上。帝王英 明神武，大臣克尽职守，国家就兴旺发达，一般民众生活就相对好些。否则，国家就混乱衰亡，民众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虽然承认领袖人物的伟大作用，但更强调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文明和财富的真正创造者，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胡锦涛同志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本，就是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就是要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团结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代表群众利益。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能够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依靠群众，得到了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最后，实现以人为本的保障机制不同，发展前景不同。在封建专制社会，得民心、顺民意、爱民利民、取信于民等可贵思想，由于缺少民主和法制，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农民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无法调和的，以民为本的理想从未真正实现过。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黄宗羲提出的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等包含以人为本内容的进步思想，只能是一种美好愿望，而不可能变为现实。与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不同，共产党人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全部工作的根本。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法律制度、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立健全权力运行机制，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的监督，在制度上为实现以人为本提供了有力保障，为实现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与西方人本主义相比所体现的民族性
在西方，人本主义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那时的智者派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曾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肯定了人的主体地位，把人看作是评价万事万物的标准。在中世纪，神权高于一切、统治一切，人的地位、价值遭到摧残。针对中世纪扼杀人之本性的神本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斗士们把斗争矛头指向宗教神学和封建等级制度，反对神道，尊崇人道，批判愚昧，倡导理性，轻蔑信仰和彼岸，重视尘世和此岸，把人从天国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这场运动以其理性和人道主义的内核而成为人本主义思潮的肇始。经过两个多世纪的争论，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以康德和费尔巴哈为代表，就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近代形态的人本主义思潮。尽管费尔巴哈不能正确理解人的本质和实践的作用，但他重视人，把人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和哲学的最高对象，提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观点，确立了人的主导地位。
到了现代，面对资本主义科技理性的过度扩张，人的自由受到理性的严重束缚，一些哲学家由过去对普遍人性的追求转向重视个体存在的感觉、情绪、意志、本性和本能的研究，更关注人存在的意义。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呈多元化趋势，但多数学者表现了对人的命运的关切和对人的自由、尊严的追求。他们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异化的事实，试图为消除异化、实现人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到了后现代，一些学者对以人为本的观念和价值持怀疑态度。福柯就悲观地认为：“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这里的人将被抹去，即指以人为本的观念和价值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受到重创。
我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吸取了西方人本主义的积极因素，比如，对人的命运的关切和对人的自由、尊严的追求等一般内容，但却具有不同于西方人本主义的中华民族性。第一，反对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不同。从文艺复兴到近代，斗争的对象是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神学的以神为本，所追求的是人的尊严和理性；现代人本主义思潮不满于对普遍人性和自由、平等、博爱的一般颂扬，普遍反对科技理性，他们关注感觉、情绪、意志、本性和本能等非理性因素对于人的存在的意义。我国的以人为本主要是反对“以物为本”，即见物不见人，只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的错误观念，追求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以及可持续发展；反对忽视群众利益的“以官为本”思想，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第二，理论依据不同。人本主义以唯心史观为理论基础，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即抽去人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而仅把人看作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他们所说的人不是真正从事物质实践活动的人，他们以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评价社会历史发展的准绳，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一进入历史领域，就成为唯心主义了，因而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则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把人的物质实践活动、现实生产劳动作为出发点。马克思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中的人，就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广大人民群众，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同，物质生活状况不同，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不同，因此，解决的问题、采取的措施也不同。例如，中国对人权的关注，就更重视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显然比西方号称是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更符合现阶段的中国国情。第三，发展的前景不同。西方早期的人本主义理论对于反对封建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起了巨大作用，但由于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正拥护，改变社会的效果有限。特别是到了近当代，人本主义理论虽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令人深思且影响巨大，但是他们脱离实践，其学说主要表现为理论批判，实际地“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不大。海德格尔本人曾经坦言，他的“哲学将不能引起世界现状的任何变化，不仅哲学不能，而且所有一切只要是人的思索和图谋都将不能做到。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度我们”。在中国，党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党在推行以人为本战略决策的过程中不仅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我党坚持以人为本，不仅仅坚持理论上的先进性，而是更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谋发展、促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因此，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能够逐步改变现实，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以人为本民族性的集中体现：中国国情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 后，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获得巨大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是改革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有失公平。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不少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改革的成果不能惠及全体人民，社会危机的某些因素有所增加。
第二，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经济虽高速发展，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却相对滞后。一些地方只注重经济数字的增长，或大搞“形象工程”，或弄虚作假，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进步，对关系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事情却很少关注，普通百姓没有得到多少实惠。
第三，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恶化了人的生存环境。部分干部发展观念落后，简单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单纯追求数量的扩张和速度的增长，不重视质量和效益，生产效率偏低，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出现了资源紧张、能源枯竭的局面，部分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发展难以为继，生存环境恶化，严重影响了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背离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标。
第四，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3000美元。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这一阶段，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如果处理好各种关系，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搞得不好，就会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拉美国家。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已面临或将要面临上述类似挑战，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正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党中央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及新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把坚持以人为本作为其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性，是中国独特国情的反映，其民族性主要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总结，是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良方，其突出特点是这一理论的现实有用性，对现实和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从理论方面讲，以人为本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本。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是一致的，社会主义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就是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主体，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社会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做到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不断推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反对以物为本，反对不顾人的全面发展而片面发展经济，反对破坏生态环境。第二，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解决了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坚持以人为本要求领导干部在制定政策和实际工作中坚持公仆观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各项工作中必须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作为一个执政党，只有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对以官为本，才能赢得群众的支持，不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这一理论要求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三，以人为本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发展是解决中国面临的主要困境的基础，也是实现以人为本的物质保障。以人为本的发展不是只追求经济发展，而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总之，这些理论解决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等重大理论问题。
从实践方面讲，以人为本的民族性突出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具体体现在落实以人为本方略的主要举措中。
首先，逐步建立和推行科学的政绩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防止和反对任何“政绩工程”，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使落实以人为本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群众要求。
其次，民生问题是落实以人为本的核心问题。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生活不够富裕，民生问题仍然是普通群众的头等大事，关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把民生问题解决好，最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良好的民意基础。民生是国家之本，这是由中国独特的国情所决定，也是以人为本民族性的突出表现，不同于西方人本主义偏重理论建构和对社会的反思批判，也有别于发达国家大多数人所追求的得到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高级需求。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方略后，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不断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加快实施重大民生工程等惠及民生和造福于民的措施，保证把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就业、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文化教育事业等民生问题落到实处，确保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受损害。
再次，重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中国，农村人口众多，也是中国的独特国情，只有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的利益得到维护，才能说得上落实了以人为本的战略决策。新世纪关于“三农”的六个中央一号文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保障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别。取消农业税，种粮给补贴，义务教育免学费，以及正在推行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合作医疗制度等民生工程，使亿万农民正在迈向新农村建设发展的新阶段。不仅如此，农村的民主政治也取得巨大成绩，农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有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综上所述，以人为本的中华民族性体现在这一思想是对中西文化的继承和超越上，体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特征、思想内容和实际工作中。探讨以人为本的中华民族性，在理论上有利于探讨如何构建有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特色理论，在实践中有利于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责任编辑：文义]
[关键词]以人为本 民本思想 民族性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3－0175－05
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具体国情，总结中外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把这一理论作为新时期我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基础，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认真探讨以人为本的中华民族性，有利于区分不同时期以人为本思想的异同，有助于全面正确地理解以人为本的思想内涵，从而把这一思想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
一、以人为本继承和超越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
第一，民众是国家的基础和根本。我国最早的经书《尚书》就阐述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进一步发展丰富，孟子提出了系统的民本思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他把以人为本看作是齐国建立和巩固霸业的重要原则。思想家荀子把民众比喻为水，把国家、统治者比喻为舟，提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用以说明民众与国家兴亡之间的关系，民本意识更加鲜明。韩非子继承了前人的思想，认为“君权民与”，即君权是由民众决定的深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开明的最高统治者一般都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对国家的重要性。唐代贞观时代，以民为本，成为君臣观察历史、思考社稷前途的依据。唐太宗曾对他的大臣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他还进一步认识到君主做到严以律已是十分重要的，“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剋己自励耳”。由于唐初统治者顾及到了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利益，国家开始繁荣富强，出现了被人称道的贞观之治。
第二，民心向背决定国家的兴衰成败，甚至决定民族的存亡。孟子论证了得民心、失民心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荀子也指出：“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高，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者得而天下归之，三者亡而天下去之。”只有天下归顺、人民拥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君主才能称王。我国历代王朝之所以走向衰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人民群众的利益，甚至视人民的生命如草芥。
第三，民本思想主张重民、保民、养民、爱民。孟子主张，“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施泽于民”；爱惜“民财”、“民力”；重视“民事”、“民时”；“制民之产”。荀子认为，治理国家应该“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上述思想对后世的进步思想家和开明统治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大都熟知中国历史，善于总结历史教训，所以继承了民本思想的精华。毛泽东把人民群众称为世界历史的创造者，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邓小平多次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我们的事业是否成功，取决于是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赞成。“要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他告诫全党以及领导干部，“必须经常记住这一点，经常用这个标准检查自己的一切言行。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江泽民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胡锦涛反复强调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突出了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工作中的中心地位。总之，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重视民众和为民谋利的思想与传统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对传统优秀民本思想的发扬光大，充分展示了以人为本的中华民族性。
中国共产党不仅继承了以民为本的优秀思想，而且克服了这些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因此，以人为本和民本思想具有本质的差别。
首先，两种思想的落脚点和目的不同。在我国历史上，统治者和思想家虽然提出了宝贵的民本思想，但他们把人民群众仅当作统治者实现其利益的手段，以民为本的落脚点是统治者自己，最终目的是统治的长治久安。孟子提倡“保民而王”，“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保民、爱民是手段，其最终目的是为王、为天子，总的来说，民本思想的大前提还是君权至上。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群众当作目的，把为人民服务当作党的宗旨，把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当作衡量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这种理论的先进性是封建社会的任何民本思想都难以企及的。邓小平认为，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我们判断、衡量一切工作和决策的根本标准与价值尺度，“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江泽民提出：“在任何情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是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这是我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则。”十七大报告号召全党坚持以人为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次，实现的程度不同。历史上民本思想的主要目标是给老百姓吃饱穿暖，使老百姓“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基本上不允许广大民众参与、评议、监督政治，很少顾及到普通百姓的文化和社会权益。今天我们不仅要尽量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诉求，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且还要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对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的参与和追求，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以人为本的丰富内容完全超越了历史上的民本思想，它要求执政党不仅要保障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而且要做到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不断满足人民的多方面需求，逐步推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再次，依靠的对象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把国家繁荣富强的希望寄托在王公大臣身上。帝王英 明神武，大臣克尽职守，国家就兴旺发达，一般民众生活就相对好些。否则，国家就混乱衰亡，民众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虽然承认领袖人物的伟大作用，但更强调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文明和财富的真正创造者，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胡锦涛同志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本，就是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就是要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团结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代表群众利益。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能够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依靠群众，得到了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最后，实现以人为本的保障机制不同，发展前景不同。在封建专制社会，得民心、顺民意、爱民利民、取信于民等可贵思想，由于缺少民主和法制，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农民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无法调和的，以民为本的理想从未真正实现过。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黄宗羲提出的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等包含以人为本内容的进步思想，只能是一种美好愿望，而不可能变为现实。与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不同，共产党人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全部工作的根本。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法律制度、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立健全权力运行机制，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的监督，在制度上为实现以人为本提供了有力保障，为实现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与西方人本主义相比所体现的民族性
在西方，人本主义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那时的智者派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曾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肯定了人的主体地位，把人看作是评价万事万物的标准。在中世纪，神权高于一切、统治一切，人的地位、价值遭到摧残。针对中世纪扼杀人之本性的神本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斗士们把斗争矛头指向宗教神学和封建等级制度，反对神道，尊崇人道，批判愚昧，倡导理性，轻蔑信仰和彼岸，重视尘世和此岸，把人从天国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这场运动以其理性和人道主义的内核而成为人本主义思潮的肇始。经过两个多世纪的争论，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以康德和费尔巴哈为代表，就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近代形态的人本主义思潮。尽管费尔巴哈不能正确理解人的本质和实践的作用，但他重视人，把人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和哲学的最高对象，提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观点，确立了人的主导地位。
到了现代，面对资本主义科技理性的过度扩张，人的自由受到理性的严重束缚，一些哲学家由过去对普遍人性的追求转向重视个体存在的感觉、情绪、意志、本性和本能的研究，更关注人存在的意义。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呈多元化趋势，但多数学者表现了对人的命运的关切和对人的自由、尊严的追求。他们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异化的事实，试图为消除异化、实现人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到了后现代，一些学者对以人为本的观念和价值持怀疑态度。福柯就悲观地认为：“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这里的人将被抹去，即指以人为本的观念和价值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受到重创。
我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吸取了西方人本主义的积极因素，比如，对人的命运的关切和对人的自由、尊严的追求等一般内容，但却具有不同于西方人本主义的中华民族性。第一，反对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不同。从文艺复兴到近代，斗争的对象是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神学的以神为本，所追求的是人的尊严和理性；现代人本主义思潮不满于对普遍人性和自由、平等、博爱的一般颂扬，普遍反对科技理性，他们关注感觉、情绪、意志、本性和本能等非理性因素对于人的存在的意义。我国的以人为本主要是反对“以物为本”，即见物不见人，只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的错误观念，追求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以及可持续发展；反对忽视群众利益的“以官为本”思想，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第二，理论依据不同。人本主义以唯心史观为理论基础，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即抽去人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而仅把人看作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他们所说的人不是真正从事物质实践活动的人，他们以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评价社会历史发展的准绳，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一进入历史领域，就成为唯心主义了，因而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则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把人的物质实践活动、现实生产劳动作为出发点。马克思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中的人，就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广大人民群众，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同，物质生活状况不同，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不同，因此，解决的问题、采取的措施也不同。例如，中国对人权的关注，就更重视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显然比西方号称是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更符合现阶段的中国国情。第三，发展的前景不同。西方早期的人本主义理论对于反对封建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起了巨大作用，但由于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正拥护，改变社会的效果有限。特别是到了近当代，人本主义理论虽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令人深思且影响巨大，但是他们脱离实践，其学说主要表现为理论批判，实际地“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不大。海德格尔本人曾经坦言，他的“哲学将不能引起世界现状的任何变化，不仅哲学不能，而且所有一切只要是人的思索和图谋都将不能做到。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度我们”。在中国，党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党在推行以人为本战略决策的过程中不仅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我党坚持以人为本，不仅仅坚持理论上的先进性，而是更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谋发展、促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因此，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能够逐步改变现实，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以人为本民族性的集中体现：中国国情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 后，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获得巨大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是改革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有失公平。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不少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改革的成果不能惠及全体人民，社会危机的某些因素有所增加。
第二，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经济虽高速发展，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却相对滞后。一些地方只注重经济数字的增长，或大搞“形象工程”，或弄虚作假，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进步，对关系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事情却很少关注，普通百姓没有得到多少实惠。
第三，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恶化了人的生存环境。部分干部发展观念落后，简单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单纯追求数量的扩张和速度的增长，不重视质量和效益，生产效率偏低，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出现了资源紧张、能源枯竭的局面，部分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发展难以为继，生存环境恶化，严重影响了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背离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标。
第四，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3000美元。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这一阶段，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如果处理好各种关系，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搞得不好，就会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拉美国家。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已面临或将要面临上述类似挑战，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正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党中央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及新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把坚持以人为本作为其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性，是中国独特国情的反映，其民族性主要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总结，是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良方，其突出特点是这一理论的现实有用性，对现实和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从理论方面讲，以人为本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本。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是一致的，社会主义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就是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主体，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社会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做到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不断推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反对以物为本，反对不顾人的全面发展而片面发展经济，反对破坏生态环境。第二，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解决了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坚持以人为本要求领导干部在制定政策和实际工作中坚持公仆观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各项工作中必须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作为一个执政党，只有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对以官为本，才能赢得群众的支持，不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这一理论要求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三，以人为本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发展是解决中国面临的主要困境的基础，也是实现以人为本的物质保障。以人为本的发展不是只追求经济发展，而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总之，这些理论解决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等重大理论问题。
从实践方面讲，以人为本的民族性突出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具体体现在落实以人为本方略的主要举措中。
首先，逐步建立和推行科学的政绩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防止和反对任何“政绩工程”，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使落实以人为本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群众要求。
其次，民生问题是落实以人为本的核心问题。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生活不够富裕，民生问题仍然是普通群众的头等大事，关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把民生问题解决好，最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良好的民意基础。民生是国家之本，这是由中国独特的国情所决定，也是以人为本民族性的突出表现，不同于西方人本主义偏重理论建构和对社会的反思批判，也有别于发达国家大多数人所追求的得到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高级需求。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方略后，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不断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加快实施重大民生工程等惠及民生和造福于民的措施，保证把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就业、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文化教育事业等民生问题落到实处，确保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受损害。
再次，重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中国，农村人口众多，也是中国的独特国情，只有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的利益得到维护，才能说得上落实了以人为本的战略决策。新世纪关于“三农”的六个中央一号文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保障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别。取消农业税，种粮给补贴，义务教育免学费，以及正在推行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合作医疗制度等民生工程，使亿万农民正在迈向新农村建设发展的新阶段。不仅如此，农村的民主政治也取得巨大成绩，农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有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综上所述，以人为本的中华民族性体现在这一思想是对中西文化的继承和超越上，体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特征、思想内容和实际工作中。探讨以人为本的中华民族性，在理论上有利于探讨如何构建有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特色理论，在实践中有利于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责任编辑：文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