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商阳光充沛的会议室里，墙上有一幅巨大的油画，是陈琦伟自国外拍得的一件当代艺术作品——欧文·诺曼（Irving Norman）取自著名“摩西十诫”题材创作的绘画。作品以超现实主义手法讽刺了现代人们对物欲的膜拜和人性贪婪。陈琦伟就坐在这幅画前，侃侃而谈20多年来他眼中的中国企业发展。
　　“不知有多少企业起来，不知有多少企业倒下，此起彼伏。“
　　除了墙上的画，还有一幅未拆封的当代绘画靠在墙边。陈琦伟介绍：“这是我从嘉德拍卖淘来的潘德海的绘画，我一看就很喜欢，那天在拍卖行，到了晚上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整个会场没几个人。那个拍卖师一喊起价，我看没人应，就把它买下来了。也算是一场有缘的邂逅。”
　　陈琦伟在1988年创立了亚商集团，从事证券咨询、上市重组等企业金融服务业务，2001年创立亚商资本。在中国市场拥有20余年的企业咨询经验和10余年的投资资历。同时，他也手执教鞭，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与博导。身兼老师儒雅和商人精干的他，在生活中也是一个懂得享受的人：打高尔夫、旅游、品红酒，陈琦伟身上，印证着亚商集团20多年发展的缩影：稳扎稳打，步步向前。
　　亚商的三次转型
　　1988年，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系教授的陈琦伟不满足于只研究理论，带着几个学生创办了后来被媒体称为“文科教授的成功实验室”的亚商集团，从此开始了他半学半商的道路。
　　这是不少媒体对亚商资本起源的描述，但陈琦伟说并不十分准确。“一开始几个朋友喊我创业，当时创业的人也挺多，我想那就创业试试看吧。谁知道后来做的挺好的，就不能再松手了。”
　　“刚开始规模如何？”
　　“很小，就是一家小型公司。”
　　到了1990年，随着沪深证交所建立，亚商的业务开始转为证券咨询，做起了股评。之后，1993年，亚商召开了“上市公司规范管理研讨会”。这在当时的中国证券市场是一次创举，吸引了证监会的许多领导以及几十家上市公司参加。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亚商开始意识到上市公司股权变动的价值。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奠定了亚商比较早期的对企业价值的认识。”陈琦伟说。事实上，这也是亚商的第一次转型。
　　亚商的第二次转型发生在1997年，当时在中远并购众城、上房收购嘉丰等案例中，让亚商在证券界树立了“并购专家”的形象。
　　一战成名之后，1998年，亚商企业咨询有限公司成立，开始为企业提供管理咨询。许多上市公司邀请亚商策划收购兼并方案，一些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如成都、重庆、甘肃等也请亚商做他们的资产重组顾问——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亚商一开始就把投资重点放在西部。陈琦伟认为，这为亚商之后从事投资积累了很多有利资源。
　　1999年，陈琦伟在对硅谷考察时受到启发，认为当时的中国资本市场缺乏对企业发展潜力的重视，并由此衍生“中证·亚商中国最具发展潜力上市公司50强”评选活动。至今，该活动已经举办了8届——冥冥中，似乎也为亚商一年后进军PE市场埋下了伏笔。
　　“我们跟很多行业中最好的上市公司都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这对我们投资很有利，对投资企业的判断，只要跟他们聊一聊就可以了解。”
　　您从学界跨越到商界，有没有创业上的故事或者感动自己的故事？
　　严格来说我是个特例的情况，因为当时我还没有离开学校。90年代初，中国真正改革开放，我有机会感受到了社会变革。以中国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来说，我可以第一线感受社会的走向，所以说从整体上能抓住时代跳跃的脉搏。而且我创业也没有太多的功利思想，不是说想赚大钱或者什么，而是为了享受创业的这个过程，不要让自己和社会的环境太过于脱节。
　　学者身份对商业方面有什么影响？
　　有利有弊。有利方面来讲，不会很冲动。我理性，所以不会有太大风险，行事比较稳健。
　　我曾经和熟悉的朋友聊亚商，聊我们的长处是什么。股市发展、房产发展都是从90年代开始的。有些企业家有经商的天赋，这部分不在少数。第二类人就是比较特别，和政府的关系好，能拿到独特的资源，拿到批文，这些事实上也是中国市场最先成功的一类人。
　　而我们成功可能只能靠专业的成功。专业就是你对你所从事的行业很了解，你的处事方式有你的基因和背景在里面。我们员工都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我跟员工也分享这点，我们要靠专业来创造价值，而不是走关系什么的。我们的团队一出去，就要给人一种很专业的感觉。当然我们也有困惑。因为靠专业的话，付出是实实在在的。没有捷径可以走，过程也会很漫长，但是这一路会比较稳健。
　　
　　凭“企业价值”不凭直觉
　　2000年初，靠做股评和炒股赚到“第一桶金”的陈琦伟开始了对亚商盈利模式的思考，他认为“二级市场的股票盈利模式肯定长久不了，把钱跟二级市场挂钩不安全”。
　　那么，怎样才能让钱跟二级市场脱离直接关系呢？陈琦伟的视线放到了当时还在蹒跚学步的中国PE市场上。
　　是年，亚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同年，由亚商发起设立的成都新兴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亿元。亚商正式开始做投资。
　　陈琦伟当时的想法很单纯，“不是为了赚钱，只不过是因为投没上市的企业就可以把炒股的钱转移过来做PE，不再让钱跟二级市场挂钩，把咨询长长久久地做下去”。
　　为此，亚商在一开始，先后成立了两家PE/VC基金，成都新兴和泛亚策略，并且“规模都不是很大”。
　　亚商投资的方式比较谨慎，这也是陈琦伟一再强调的：不要铤而走险。他说，一路过来看到太多企业家的成败，很多就毁在心浮气躁上面。有的企业家本来发展的挺好的，钱一多就开始得瑟，有的甚至去买足球队，后来钱就打了水漂。亚商也投资过类似的企业。“是被那家企业‘忽悠’过去的”，陈琦伟说。这项投资最终因为该企业的产品从实验室效果转为工业规模生产后，质量无法保证以及该企业负责人对现代企业制度不认可而宣告失败。
　　吸取经验教训后，亚商投项目“更慎重了，会对企业了解得多一点”。2011年，亚商资本在考察的约500个企业里最终投资了27个项目，在各个领域分布较为平均。
　　曾经有人问陈琦伟，亚商会不会像某些国内投资方喜欢渲染的那样：第一眼就决定要不要投某个人，陈琦伟急忙摆手：“肯定不会，我们不是那一型的。”问哪一型？“投资人有两种，一种是很有天赋的，一种是规规矩矩来的。我们就是后者，包括我的公司，我的员工，我最强调的就是专业性。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专业，把事情做好比什么都重要。”
　　“中国的投资情况与美国有很大不同，美国的经验认为如果投50家企业，只要5家成功，45家失败都没有关系。中国则是80~90%的投资都不应该输。决策上要更重视风险控制，我厌恶风险。这决定了我们‘激情’不起来，得以取胜的是专业能力、价值观和模式。”
　　不过陈琦伟说，慎重也有标准。行业、附加值和跟管理团队的磨合度是判断一个企业是否值得投、有没有价值的最主要的三个因素。
　　此前领投福建圣农，正值禽流感爆发，很多投资机构对这类企业避之不及。亚商投资团队十几次深入山区，考察企业的管理模式、科技水平、疾病控制能力以及团队执行力，最终基于企业价值的判断和市场空间而决定投资。拿到的价格也比较合理，而这个项目给亚商带来了几十倍回报。
　　而有几类项目是他不愿意浪费时间考察的。比如企业的盈利原因是有几个大客户，而对少数客户依赖程度太大，意味着风险很大。或者企业的销售收入主要依靠政府采购。
　　“判断一家企业，我们希望是以市场的办法获得盈利，商业模式要有可持续性，有独特性和进入门槛。对于投资机构，企业家关注的是增值服务和专业服务，是他所不熟悉但在企业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资金。”
　　在他与企业家的沟通中，非常重视企业家表现出来的事业心和意志力。曾经他们看中一个项目，产品极具优势，规模扩张后预计很快便能够盈利。企业的创始人很聪明，非常希望能够获得投资。
　　“谈了几次，我发现他有一个想法，就是赚到钱后不打算再继续做实业，也想去做投资。或许他的想法没错，但我们并无意投资一个只打算赚一轮钱的企业。”这家企业最终没有通过投资决策。
　　“价格是另外的因素，我们看重管理团队跟我们磨合的潜力，它是不是有一个长久的事业心。”
　　陈琦伟认为，企业价值跟产品价值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产品是要卖给消费者的，而企业是卖给市场投资者的。
　　“业务、产品、销售情况、利润、增长率等等可能是大多数PE的判断标准，但陷阱也常会在这里面发生。有时不是人家故意骗你，而是其他因素，比如说市场不行了。失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据了解，目前亚商资本旗下管理着从事成长型企业投资的基金—亚商创投；及专门从事早期创业型企业投资的基金—创业加速器。注意选择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不那么光鲜的企业，“挑粗看上去有问题的，通过我们的服务来增值，把灰姑娘变成白雪公主”。
　　陈琦伟说，PE带给他的是一种额外的感受和学习机会，因为“跟投资机构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是真真实实的，虽然有时候会吵架，会互相争执，但很有意思”，而且，“PE做的好的话会有很多故事。跟二级市场不一样，二级市场的故事更加花哨，PE相对比较正规。所以，PE在市场上能活得更长久。”
　　“PE对我来说，是一种lifestyle，而不是一个生意模式。”
　　现在手头还有自留项目么？
　　不会。因为我们的理念一开始就很清晰，就是专注。人性是有局限的，不要想象自己无所不能。要做就做专业的投资商，专业的资本家。当然很多大企业家也投资，但是他们企业还是做得很尽心尽力的，顺便做些投资。PE界是专业的正规的投资阶层。
　　亚商主要投哪些领域？
　　我们聚焦于中国未来5-10年内会有高速增长的具有比较竞争优势以及巨大市场潜力的行业，尤其紧紧围绕13亿人口的消费升级和内需拉动的领域，如消费连锁、新型服务业等，深度挖掘行业中拥有开明而富有行业经验的团队，并且增长稳定的企业，特别是：清洁能源、新材料；消费连锁、新型服务业及现代农业；生物医药、医药物流及设备；先进制造业；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及文化娱乐。
　　现在发展不是人类社会目前主要面对的问题，以前大部分人都认为首先要解决发展的问题，但现在不是了。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90年代初以中国当时的状况是对的，包括摒弃争论，都是对的。现在大的趋势是什么？是调整。往大的说，世界市场体系都在调整，往小的说，家家企业都在调整。我们在选产业上，比较挑和以后的新的调整方向比较吻合的产业。
　　新兴产业这块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因素在里面，你们是怎么平衡的？
　　从产业的风险来言，传统产业的风险也很大，像现在钢铁行业几乎是全行业亏损。所以重要的还是对企业的把握。新型产业相对比传统产业风险小，像移动互联网是比较高风险的领域，但它回报很高。
　　您在判断企业时，最看重它的哪些素质？
　　第一是它的持续可成长性。其次就是行业，这个行业必须是朝阳产业，是我们认定有未来的新兴产业。新兴产业是会变的，但只要行业是对的，增长模式是对的，我们就有信心。
　　投资这么多家企业，就从人来讲，您觉得成功的企业家有没有什么公共特质？
　　共同特质是有创业的先行条件，有意志力执行力判断力，我对任何企业家都是有尊敬之意在里面的。我认为凡是企业家都是了不起的，他们敢担当，有责任心。所以我总是说，企业家和公务员相比，前者的人生更加真实，有起有落，有悲有喜。
　　你们从未试过高风险投资？
　　不是高风险，但还是有一些风险。我们关注的是持续的可成长性，但不是看未来会给我多少回报，是看你企业能不能一直活下来。对我来说，活下来比有多少回报更加重要。
　　“咨询＋投资”模式
　　在2009年，陈琦伟认为国内的PE泡沫化已现端倪，即开始进一步推动亚商资本的转型。他的计划是要“像建蓄水库一样”打造一个平台，集中具有潜力的早期企业资源，将人才、服务、经验等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创业资源综合服务提供商”。
　　在其主导下，这个“资本＋导师”的想法很快便吸引了包括杉杉控股董事长郑永刚、美特斯邦威创始人周成建、红杉资本中国创始合伙人沈南鹏等一批国内明星企业家和投资人共同参与，成立了国内首家以增值服务为导向的创新性风投基金--创业加速器，由陈任董事长。
　　陈琦伟的理念是，创业加速器为创业和成长期企业提供早期投资和管理提升服务的专业投资及投资服务整合。在企业发展早期投资和介入，通过投资+贷款+咨询的模式，服务方式包括股权投资、贷款、管理顾问等。
　　“我们很多项目不是因为要投资才找到的。而是因为做管理咨询开始接触，发现成长很好的企业，而它也有结构改善、战略调整的需求，就投了。”
　　福建圣农就是亚商模式下的典型例子，“最早也是因为做咨询了解的，然后看好这个企业，就一直观察它，跟踪了2年多才决定投资。”
　　陈琦伟认为，把咨询跟投资结合起来已经成了亚商独一无二的优势，“咨询带来增加值，增值服务很明显，投资就做得很专业”。而且不是投资经理跑一圈就算了，投了以后，亚商的咨询团队会扎进去，为他们做后续咨询，比如股权激励、改善财务结构、银行信贷的调整以及完整的融资上市计划等等，这些都是很多民营企业非常需要的。
　　在退出机制上，陈琦伟说亚商的风格是“不拘一格”。
　　以宁波贝发为例。亚商投了500万美金，之后不到8个月，该项目被渣打银行看中。但贝发剩下的投资额度只有500万美金，渣打方面觉得太少，贝发让渣打来找亚商商议，亚商考虑后决定出让股权，最后“赚了一倍多一点”退出。
　　除此之外，亚商投资的企业中，三鑫玻璃是上市后退出；爱大制药在美国OTCBB上市。
　　亚商的创业加速器和李开复的创新工场区别在哪里？
　　李开复主要是投资互联网。他的创业天使投资的成分多一些，更加理想主义。越往后越现实，越往前越理想。我现在是现代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中间。
　　您的想法在推进过程中遇到过什么难点？
　　我们国内的生产环境比工业发达国家差很多。第一代企业家完全是靠自己摸索，非常的个人化。大政策后中国人民靠自己的勤劳找到了一些机会。早期企业诚信度很高，守约，大家都以为企业做产品做技术，做业务有市场就可以了，其实最重要的要有企业文化。
　　亚商投资企业上市的情况是怎样的？
　　现在上市的比如像福建圣农发展，成都卫士通，深圳三鑫股份，四川升达林业，上海超日太阳能，苏州天顺风能，国腾微电子，7天连锁酒店等等。但是上市的过程是一个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过程，不是传说的中的很光鲜很荣耀那种。
　　您对宗教的看法？
　　我赞赏各种宗教。我以前教书的时候，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信教的，信佛教和信基督教的都有，我很尊敬他们。人没有信仰是很可怕的，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大部分公众精神没有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