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还需要族谱吗？一个人的价值需要一个宗族去肯定吗？需要感受到自己与族人之间的纽带并因此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坐标吗？通过宗族这个有共同意志的社群获得任何具体利益吗？答案似乎不那么确定。
　　 但在“富者建祠奉祀，贫者同堂共飨”的古代，或者不那么久远以前，就在我们的祖父辈，农耕社会的记忆深入骨髓的那一代人，族谱的意义可能远非生活在都市中的我们所能想象。
　　 拿粤地举例，明清以来多以族望自豪，皆聚族而居，明朝的理学家陈白沙（广东人）曾经在他给某族谱所撰写的序文中讲到一个故事，1449年南海县受黄萧养盗寇之乱，邓氏族人逃命，其中有位妇人逃亡路上得知丈夫没带族谱，又返回去拿，说：“贼且至矣，他物易得耳，谱亡，文献无征。”
　　 这位妇人冒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这个族谱，甚至没有她自己的名字。她保存的，可能正是族谱这件事物对一个中国普通乡村人的心理意义。著名社会學家费孝通已经分析过，中国乡土社会的家庭结构与西洋不同。西洋家庭中，夫妇关系是主轴，而中国乡土社会中，家是一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主轴是父、子、孙，是纵向的而不是横向的，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担负，所以，家必须是延续性的，家变成了族。
　　 基于这种心理，族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这种“纵向”的延续变成文字的形式，确切地记载下来。这样的心理根基可能还是社会结构带来的利益需求。这样的记载，明确地决定着很多资源的分享、权利的分配。
　　 而这样的心理记忆，仍然保留在一部分人的生活里，虽然今天的人们已经很少能从宗族中获得具体的帮助，但在民间，比如岭南珠三角的乡村里，至今仍有类似这样的痴心者。
　　 对于一个社会观察者来说，族谱的价值不仅仅是保存了家族的谱系地图，还标明了一个人的血脉源流。族谱的存在，是一种延续历史的有用的文献。英国社会学家弗里德曼曾经这么说，族谱就是一整套关于源头与关系的声明、一份约章、一个开枝散叶图、一个广泛的社会组织的框架、一个行动蓝本，族谱是一种政治陈述， 因而是人类学的上佳课题。
　　 基于这种思路，也许可以这么说，族谱的存在让每一个与之相关的人都思考族群和社会组织框架的问题，思考自己的行为与身份在一种更广大背景下、而不是个人背景下，可能存在的不同意味。这样的思考给了每个人新的看待自己的角度。人不再是孤立的一个人，而是携带着家族的血液和记忆，功过与荣辱，在这样的思考角度下，行为模式也会有微妙的变化。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陈思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