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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一生坎坷，他三岁登基，在位三年后退位，按袁世凯对清室的《优待条例》，溥仪退位后皇帝的尊号不变，并仍住紫禁城。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又推出溥仪做皇帝，这次仅11天就宣布退位了。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除出宫，他只好去天津居住。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秘密把溥仪弄到东北，让他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1945年日本投降后，溥仪被苏军抓获押往苏联，1950年9月苏联将他移交给中国。1959被特赦。特赦后的溥仪回到北京，先住到他五妹的家中，然后去当地派出所申报了户口，从此成为一位普通的中国公民。
一、末代皇帝蒙新中国眷顾，首批特赦幸福再婚
1959年12月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犯人被通知到俱乐部大厅集合。大家进门后看到台上挂着巨幅横标：“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台上坐着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两位所长和其他有关人员。会议开始以后，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走到讲台中央，拿出一张纸念道：“爱新觉罗·溥仪!”
这太出乎意料了!他认为自己罪行重大，即使得到特赦，也不会是第一批。但是他没有想到，第一个特赦的确实是自己。溥仪激动地走上台，颤抖着手接过特赦令，失声痛哭。
本来，溥仪的名字不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第一批被特赦的名单之内，他的弟弟溥杰的名字却在其中。但是，特赦名单呈到毛泽东那里后，他看了看，提笔批示：“要赦，就先赦‘皇帝’，共产党有这个气魄!”
于是，那份特赦名单上溥杰的名字就换成了溥仪。第二年，溥杰也被特赦了。溥仪成为公民后，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没有哪一个国家那么宽宏大量，能把末代皇帝保存下来。正是这种宽阔胸襟，继末代皇帝成为普通公民之后，1965年7月20日，新中国又迎回了“末代总统”李宗仁。
李宗仁能够回国，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起了不小的作用，李宗仁为中共大度地接纳了昔日的封建帝王而感动。
1965年7月20日下午，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飞抵北京。他走出机舱，看到机场上彩旗猎猎、人群攒动。面对如此热烈的欢迎场面，他百感交集，两行老泪夺眶而出。他擦着泪水，走下舷梯。周恩来总理和北京市市长彭真首先走上前去握手表示欢迎，然后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陈叔通，国务院副总理贺龙、陈毅、罗瑞卿，全国政协副主席叶剑英、傅作义、蔡延锴以及副总参谋长王新亭等陆海空三军将领。还有李宗仁所熟识的国民党进步人士和当年参加北平和谈的代表团成员：王昆仑、朱蕴山、卢汉、邵力子、刘斐、屈武以及他的旧部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
欢迎的人群中，引人注目的还有爱新觉罗·溥仪。周恩来总理给他们引见时说：“溥仪先生新生了。你看他50多岁了，不像吧?”
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和旧中国的最后一任代总统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溥仪望着李宗仁说：“李先生，欢迎你回到我们祖国的怀抱。”李宗仁百感交集地说：“溥仪先生，你的大作我早在国外就已经拜读了，对我启发很大。”
溥仪有了自己的户口后，马上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被安置在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北京植物园工作。1961年3月1日，又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科研室工作。溥仪过起了自己养活自己的凡人生活。
1962年1月31日，毛泽东接见了溥仪、章士钊等几位老人，并在颐年堂与他们共餐。在询问了溥仪一些情况后，主席幽默地说：“几十年前，我也是你的臣民哟!”窘得溥仪语无伦次，不知说什么好。饭后，主席请大家一起合影，本来已经照完了，但是主席发现溥仪站在自己的左边，就说：“客人应该站在右边嘛，右为上。”
于是，让溥仪站到右边后重新让摄影师给他们拍了照。这件事让溥仪陷入了长时间的喜悦之中，这幅照片始终挂在溥仪家里最显眼的位置上。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在本年一月三十日，我们(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同吃饭、照相，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最光荣和幸福的日子，给我给(以)极大的鼓舞力量。”
1962年，溥仪娶了普通护士李淑贤为妻。当年37岁的李淑贤出生在浙江杭州，是北京朝阳区关厢医院的一名护士。因为成了末代皇帝的第五个女人而被世人所知。
皇后婉容是紫荆城内最后一个拥有皇后地位的女性。淑妃文绣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向封建皇帝提出离婚并诉诸法院获得成功的皇妃，从而摆脱了婉容那样的悲惨命运。她用溥仪给她的生活费办了一所小学，亲自任教，终身未嫁，直到1950年因病去世。
溥仪身边的第三个女人“祥贵人”谭玉龄，24岁时不明不白地死去。谭玉龄入宫那年只有17岁，正在北京的中学堂念书，被称为“宫廷学生”。谭玉龄是一个心地善良、性格温柔的女子，不摆皇妃架子，礼貌待客，对下人十分和气。溥仪很喜欢摄影，有人曾根据宫中散落的照片进行统计，据说数千张照片中，皇后婉容露脸的只有八张，而谭玉龄的却有33张之多，可见溥仪是很喜欢谭玉龄的。
第四个便是“福贵人”李玉琴。李玉琴是溥仪从60多张伪满中、小学校的女学生照片中选中的，年仅15岁。她入宫后，被册封为“福贵人”。1957年与在抚顺接受改造的溥仪离了婚。
溥仪的婚姻大事惊动了上上下下。溥仪在颐年堂与毛泽东共餐时，主席说：“溥仪，皇上不能没有姑娘呦，可以再婚嘛!你结婚可不要马马虎虎，要仔细考虑……”
溥仪说：“我要是找不到理想的人，我就不结婚了。”
溥仪与李淑贤结婚时，全国政协研究决定，包下溥仪结婚的一切费用，连他和李淑贤买衣服都可以报销。溥仪很注意节省，结婚总共花了不过几百块钱。场所选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婚礼举行前，溥仪和李淑贤领取了结婚证书。
溥仪的结婚典礼被他刻意选在1962年4月30日晚7点，因为第二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对他来说，成为公民的主要标志，就是成为劳动者。钟点定在晚上是皇族的习惯，当年溥仪大婚也是这个时刻。
下午6点多钟，溥仪和李淑贤乘坐的全国政协派来的“上海”牌卧车刚停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门口，就有朋友开玩笑地拖着长腔喊：“皇上驾到……”除了溥仪的七妹以外，溥仪的几个妹妹、弟弟都偕家眷出席，连溥杰也到了，而且送来了礼物以示祝贺。
溥仪结婚的新闻在国内外轰动一时，中国新闻社特意发了专稿，海内外不少报纸也都登了末代皇帝结婚的消息，还附有溥仪夫妇的大幅照片。
溥仪结婚后，遇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握住溥仪的手说：“祝贺你啊，成立了温暖的家庭。”
二、“文革”中遭遇批判，正义民警周全保护
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年，“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溥仪又成了红卫兵斗争的对象。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北京的民警们曾多次保护这位昔日的“皇上”，使他躲过了灭顶之灾。
“文革”一闹起来，溥仪就赶快辞掉了家里的保姆，每天在家里背诵《毛泽东语录》，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到医院里看病方便。那时到医院看病，医生不是先问病情，而 是先让病人背诵一段《毛泽东语录》。当时，溥仪已经被确诊为肾癌。因此，他用几个月的时间，就把一整本《毛泽东语录》全部背诵下来，从头到尾，一字不差。
1966年8月初的一天，一群十几岁的红卫兵进了溥仪的家门，在院里叫嚷着要破“四旧”，领头的一个红卫兵对着溥仪夫妇喊：“你们房顶上有一对小狮子，这是四旧!”因为是公房，溥仪就给房管局打电话，要求来人处理此事。当时房管局说太忙，没来人。第二天，又来了几个红卫兵，他们这次从院里到屋里转了几圈，反复查找“四旧”，吓得溥仪跑到距家几十米远的西城公安分局福绥境派出所要求保护。当时的所长方桂生、指导员王泽臣被“造反”靠边站了，主持所内工作的是副所长史育才。
溥仪找到史育才时，他正被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搞得焦头烂额。那些日子里，各级政府都瘫痪了，只有派出所的民警们还坚守岗位，继续工作着，史育才和民警们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
当年红卫兵的权力大得惊人，几乎到了为所欲为的程度，这是因为公安部领导传达了三条命令：支持红卫兵；保护红卫兵；红卫兵在社会上做的事情由红卫兵自行处理，民警不得干预。但民警们没有坐视不管，当史育才看见溥仪到来时，就赶快把他领到僻静的后院里，后院有一个很大的葡萄架，史育才抱歉地说：“您看见了，屋里都是红卫兵，正在闹事，先委屈您，坐这儿，这儿很安全，也安静。”
这时，史育才被人喊走，溥仪就老老实实地坐在葡萄架下等着史育才。
原来是一群红卫兵要抄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的家。史育才前去劝说，辩论了半天。红卫兵说程砚秋是地主出身，史育才说他早年曾掩护过共产党，他自己也已经加入了共产党了。红卫兵说他过去演的戏都是毒草，并要拿走他家里的戏装，史育才说戏装归文化部管，谁也没权利拿走。劝说完红卫兵，史育才又让人写了一个“告示”贴在程砚秋家门口，声明41中的红卫兵已经对程砚秋抄过家了，别的红卫兵不能再抄了。
忙乱到中午，史育才猛然想到溥仪还等在后院的葡萄架下，于是赶快让民警杨清兆弄了些饭给他送去。随后，史育才就琢磨怎么保护溥仪。他先向市公安局、公安部打电话，可是没人表态。无奈，他斗胆把电话打到了周总理的办公室。他对接电话的同志说：“我记得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是不是?”
接电话的同志说：“好像是说过这样的话。”
史育才说：“凭你这句话，再加上我的记忆，我们就能保护溥仪了。”
对方说：“好，好。”
史育才长吁了一口气，放下电话来到后院，对溥仪说：“您踏踏实实回家，我让红卫兵保护您。”
“红卫兵怎么能保护我?”溥仪不解地问。
“您别问了，这儿的红卫兵听我的。”史育才边说边把派出所对外对内的两部电话机的号码都告诉了溥仪：“一个打不通就打另一个，直接找我，我派人去。”
送溥仪到门口时，史育才还嘱咐他：“有人敲门别轻易开，问清楚了再开门，有事马上打电话……”
其实，在《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里面，没有溥仪的名字。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回国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铺天盖地而来。郭德洁于1966年3月21日因乳腺癌去世。死后不久即被某些人诬陷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战略特务”，其接头人是王光美，借此为打倒刘少奇夫妇和陷害周恩来制造舆论。周恩来忧心如焚，急忙于8月30日夜里拟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里面包括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章士钊、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李宗仁、程潜等。国庆节，毛泽东邀请李宗仁上天安门，故意站在城楼中间热情地握住他的手，大声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李宗仁因此得到特殊保护，自然感到莫大的安慰。但他对这场运动是无法理解的，尤其是看到连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贺龙、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都纷纷被打倒，更感到困惑不解。
第二天晚上，溥仪就慌张地给史育才打电话：“我家里来了一些红卫兵客人……”
史育才带着红卫兵纠察队赶了去。
史育才带去的红卫兵是他特意留在派出所帮助应付混乱局面的，作用既相当于后来的联防队，也是“一物降一物”的方略，因为当时的红卫兵是“老子天下第一”，只有红卫兵纠察队能管住他们。所以，史育才把家住本管界的红卫兵总部西城纠察队的陈闯、王建国和一个姓于的三名“西纠”队员留在所内，组成红卫兵纠察队，同时告诉他们：周总理说了，要保护溥仪和许多名人。于是这些红卫兵就和派出所的民警配合起来，日夜轮流在溥仪住所周围巡逻。
史育才带着红卫兵纠察队赶到一看，几十名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已将溥仪的院子围住。一个红卫兵对溥仪声色俱厉地说：“告诉你溥仪，你至今还那么讲究，那么享受，还吃大米白面啊!你们屋里的沙发必须拿走，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溥仪说：“这是国家安排的，用来接待外宾，是外事工作的需要。”
那群红卫兵根本不听，大声嚷道：“现在没有外宾，就得搬走!”
史育才进了溥仪家的院子，他左右跟着两名带着红箍的红卫兵纠察队员。他问：“你们来溥仪家为何不与我们当地派出所联系?”
“我们是来清算溥仪的反动罪行的。”红卫兵代表答。
“他的罪行是过去的，现在他已经改造好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共产党人把皇帝改造好了。这就是他改造好的证据!”史育才说。
红卫兵被最高指示唬住了，但他们还是不甘心：
“他现在还有客厅、卧室、浴室，住这么多的房子，吃着大米白面，就是资产阶级!”
“溥仪已由当地红卫兵接管，对他过去的罪行你们可以就地批判，但不能带走批斗!”
于是红卫兵们对溥仪一阵声讨后就撤走了。溥仪感激地把史所长他们送出家门，一个劲地点头说：“谢谢，谢谢史所长!”
第二天，溥仪马上给政协机关打电话，让他们把沙发拉走了。
虽然找溥仪“算账”的红卫兵不轻易来了，但保护溥仪的任务仍然很重，许多来京串联的红卫兵总是出于好奇来看“皇帝”。
一天，哈尔滨一中的一些红卫兵来京“串联”，住在南操场小学里。在理发馆理发时，听理发员说末代皇帝溥仪住在这儿，于是闻风而来。
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溥仪先是心惊肉跳，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门，闯进来一群佩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他们大摇大摆地进了溥仪的客厅。溥仪小心地问他们：“你们有什么事吗?”
红卫兵说：“我们来这里，就是要看看溥仪!”
他们东看西看地闹腾了一会儿，溥仪一看不好，怕出意外，马上给史育才打电话。
史育才马上派民警李志义和陈银生带着红卫兵纠察队赶去，对红卫兵说：“溥仪先生属于保护对象，如果不通过派出所，不能随便来访。”
这以后，又发生了许多类似“惊驾”事件，都被派出所民警及时赶来解围。溥仪对此感激万分。在抄家风正烈的时候，他能安然睡在家里，不仅免受抄家之祸，更没受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肉体侮辱，靠的就是派出所民警的保护。而他以外的在京的皇族和皇亲几乎无一人幸免劫难，不仅全部被抄家，还受到心灵和肉体的折 磨：有的被毒打致伤，有的被关进劳改队，有的被“扫地出门”失踪，有的经不住折腾自杀。后来，溥仪又被列入禁止购买大米白面、只准吃粗粮的剥削阶级之列，又是史育才出面，使他家的细粮没有被停止供应。
史育才第二次登溥仪的家门，是陪同西城公安分局新上任的陈局长看望这一地区的重点对象。史育才按响门铃，溥仪正在屋里洗脚，他的妻子李淑贤开门后说：“是派出所的史所长来了!”
“呦!救命恩人!恩人到，快请；快请!”屋内的溥仪边说边忙不迭地穿上拖鞋到院子里迎接。三人坐定后，溥仪说：“最近红卫兵到我家，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家里只有毛泽东像，没有林副统帅的像?二是为什么没有革命对联?我都改正了。”
史育才这才看见溥仪家的客厅挂着的画像和一副对联。一看对联他暗自笑了：
翻身不忘共产党
幸福不忘毛主席
史育才心想，贫苦人出身的用“翻身”一词恰当，皇上怎么也用这词啊?并和陈局长小声说了对联的可笑之处。
也许是溥仪听到了史育才和陈局长的话，过了一些日子，他特意请史育才再来家里“验”一下对联。史育才觉得挺对不起溥仪的，本来就被吓得度日如年了，自己还议论他的对联。但他还是去了。
进了溥仪的客厅，史育才发现，对联已换了，上面写着：
“时时事事听毛主席的话，字字句句照毛泽东思想办事。”
“史所长，您看，这样合适不合适?”溥仪在旁小心地问史育才。
这回史育才马上回答：“合适!合适!您觉得合适就合适!”
这也许是溥仪一生留下的最后一幅墨迹了。
1966年11月，史育才又接到溥仪打来的电话，说“福贵人”李玉琴要从长春来找他出示证明她在伪宫内被压迫身份的书面材料，请史育才给自己出主意怎么应付李玉琴。
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劳动改造时，管理所允许犯人家属来探监。李玉琴曾去看过溥仪几次，但后来不肯去了，最后与他离了婚，嫁人后过上了正常人家的生活。“文革”降临后，她的“福贵人”历史自然瞒不过红卫兵，不仅她自己被禁止参加一些活动和受批判，丈夫也因为她而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大字报贴到她家楼下的大门上，家被抄了，孩子也受到株连。无奈之下想起了让溥仪给她开“证明”，以此度过那场人祸。
史育才对惶恐的溥仪说：“别怕，她来找你要通过当地派出所，到时候你看事情不好就打电话给我，我会派人来的。”
1967年3月，局势更加混乱了，溥仪的病也更加严重了，因医院取消了对他的特殊待遇，他只好住在普通病房。此时，李玉琴带人找到溥仪，索要她是伪满宫廷的受害者、被压迫者而不应该成为“文革”批判对象的证明，同去的人还嚷嚷着要把溥仪揪回东北斗争，溥仪只好在病床上口授了一份“证明”给了李玉琴。当时的溥仪已经因为肾功能问题引起尿毒症，生活上无法自理，洗脸都费劲了，医院的医生对李淑贤说，溥仪可能好不了了。
9月，溥仪的病到了晚期，幸有妻子李淑贤始终在其身边照顾，使他在生命最后几个月里还能感受到人间的温暖。溥仪告别人世前，两次让妻子李淑贤去派出所找史育才，请他到医院来，说想见见他。而此时的史育才正在偏远的北京郊区“办学习班”，身不由己，所以最终未能了却溥仪的心愿。1985年，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拍摄的电影《火龙》里以史育才为原型的人物“史所长”，满足了溥仪的临终请求，到医院见了他最后一面。史育才看到这部电影后，心里很不是滋味。
1967年10月17日凌晨，溥仪与世长辞，终年61岁。在周总理的关照下，溥仪家族举行了小型的悼念仪式，然后将这位末代皇帝跟普通公民一样火化。事后看来，当时在非常时期，处理规格是低了一些。不过，这种丧葬方式还是恰如其分的。
溥仪去世一年多后的1969年1月30日午夜，李宗仁也因患直肠癌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在弥留之际，他口授了一封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两次表示感谢之情。信中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关于溥仪骨灰安置何处，周总理指示可由家属自由选择，革命公墓、万安公墓和人民公墓均可。家人考虑应与溥仪的最后身份相符，最后选择了八宝山人民公墓，并与其他公民的骨灰一样，采取了收藏在壁架中的最普通形式。
1995年1月25日，经过考虑，李淑贤决定将丈夫的骨灰由八宝山人民公墓迁到清西陵溥仪的“万年吉地”故址旁的“华龙皇家陵园”内。华龙皇家陵园紧邻清廷皇陵区，溥仪墓与光绪的崇陵紧紧相连。
溥仪去世后，“文革”仍在进行，形势混乱。史育才受到冲击被下放劳动，以后他与李淑贤就中断了联系。
1979年，史育才恢复工作后，调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机关做后勤工作，此时李淑贤也早已搬了家。20世纪80年代末，史育才与自己在北京朝阳区政协工作的一位亲戚聊天时得知了李淑贤的下落。原来李淑贤的家由西城区搬到了潮阳区团结湖居民区，她本人也当选为潮阳区政协委员。史育才很高兴，但转念一想，李淑贤现在的境况比以前好多了，也许并不需要自己的帮助了，于是请亲戚把自己的联系方式转告给李淑贤。
几天后，史育才接到了李淑贤的电话。史育才当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香山疗养院的院长职务，可李淑贤依旧称他“史所长”：
“史所长，您可是好人!这些年您还好吧?我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好，要不我就看您去了……”
史育才与李淑贤续上联系后，与妻子时常去看望她。她无后，也无亲密朋友，显得很孤独。当时，李淑贤正因《我的前半生》一书的著作权归属之事打官司。这起诉讼案件是我国发生较早、影响最大的著作权纠纷案件，被称为“天字第一号”。从起诉到终审判决历时近10年，惊动了地方法院到最高审判机关等三级法院，并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两届首席大法官的关注。李淑贤为此耗费了极大的精力，加之她与溥仪家族的关系也处得不太好，所以看上去很疲惫虚弱。
1994年，李淑贤搬到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居住。因为住在5层，年670多岁的李淑贤几乎不下楼，请了一个帮工，每周去她家三次，帮她买菜。收拾屋子。李淑贤搬家后，马上把新地址的电话告诉了史育才。有一次，史育才去看她，发现她家的居室西晒，就问她为什么不安装遮阳伞?她苦笑着说：“我一孤老婆子，找谁安装呀?”
第二天，史育才就带人来给李淑贤的三个西面的窗户都安装上了遮阳伞。李淑贤非常感激。
自从与李淑贤联系上后，史育才每年都收到李淑贤寄给他的贺年卡，感谢他近30年来对她以及她家庭的关怀。但李淑贤病逝的时候，史育才没得到消息，因此也没能去送行。
一、末代皇帝蒙新中国眷顾，首批特赦幸福再婚
1959年12月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犯人被通知到俱乐部大厅集合。大家进门后看到台上挂着巨幅横标：“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台上坐着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两位所长和其他有关人员。会议开始以后，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走到讲台中央，拿出一张纸念道：“爱新觉罗·溥仪!”
这太出乎意料了!他认为自己罪行重大，即使得到特赦，也不会是第一批。但是他没有想到，第一个特赦的确实是自己。溥仪激动地走上台，颤抖着手接过特赦令，失声痛哭。
本来，溥仪的名字不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第一批被特赦的名单之内，他的弟弟溥杰的名字却在其中。但是，特赦名单呈到毛泽东那里后，他看了看，提笔批示：“要赦，就先赦‘皇帝’，共产党有这个气魄!”
于是，那份特赦名单上溥杰的名字就换成了溥仪。第二年，溥杰也被特赦了。溥仪成为公民后，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没有哪一个国家那么宽宏大量，能把末代皇帝保存下来。正是这种宽阔胸襟，继末代皇帝成为普通公民之后，1965年7月20日，新中国又迎回了“末代总统”李宗仁。
李宗仁能够回国，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起了不小的作用，李宗仁为中共大度地接纳了昔日的封建帝王而感动。
1965年7月20日下午，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飞抵北京。他走出机舱，看到机场上彩旗猎猎、人群攒动。面对如此热烈的欢迎场面，他百感交集，两行老泪夺眶而出。他擦着泪水，走下舷梯。周恩来总理和北京市市长彭真首先走上前去握手表示欢迎，然后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陈叔通，国务院副总理贺龙、陈毅、罗瑞卿，全国政协副主席叶剑英、傅作义、蔡延锴以及副总参谋长王新亭等陆海空三军将领。还有李宗仁所熟识的国民党进步人士和当年参加北平和谈的代表团成员：王昆仑、朱蕴山、卢汉、邵力子、刘斐、屈武以及他的旧部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
欢迎的人群中，引人注目的还有爱新觉罗·溥仪。周恩来总理给他们引见时说：“溥仪先生新生了。你看他50多岁了，不像吧?”
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和旧中国的最后一任代总统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溥仪望着李宗仁说：“李先生，欢迎你回到我们祖国的怀抱。”李宗仁百感交集地说：“溥仪先生，你的大作我早在国外就已经拜读了，对我启发很大。”
溥仪有了自己的户口后，马上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被安置在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北京植物园工作。1961年3月1日，又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科研室工作。溥仪过起了自己养活自己的凡人生活。
1962年1月31日，毛泽东接见了溥仪、章士钊等几位老人，并在颐年堂与他们共餐。在询问了溥仪一些情况后，主席幽默地说：“几十年前，我也是你的臣民哟!”窘得溥仪语无伦次，不知说什么好。饭后，主席请大家一起合影，本来已经照完了，但是主席发现溥仪站在自己的左边，就说：“客人应该站在右边嘛，右为上。”
于是，让溥仪站到右边后重新让摄影师给他们拍了照。这件事让溥仪陷入了长时间的喜悦之中，这幅照片始终挂在溥仪家里最显眼的位置上。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在本年一月三十日，我们(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同吃饭、照相，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最光荣和幸福的日子，给我给(以)极大的鼓舞力量。”
1962年，溥仪娶了普通护士李淑贤为妻。当年37岁的李淑贤出生在浙江杭州，是北京朝阳区关厢医院的一名护士。因为成了末代皇帝的第五个女人而被世人所知。
皇后婉容是紫荆城内最后一个拥有皇后地位的女性。淑妃文绣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向封建皇帝提出离婚并诉诸法院获得成功的皇妃，从而摆脱了婉容那样的悲惨命运。她用溥仪给她的生活费办了一所小学，亲自任教，终身未嫁，直到1950年因病去世。
溥仪身边的第三个女人“祥贵人”谭玉龄，24岁时不明不白地死去。谭玉龄入宫那年只有17岁，正在北京的中学堂念书，被称为“宫廷学生”。谭玉龄是一个心地善良、性格温柔的女子，不摆皇妃架子，礼貌待客，对下人十分和气。溥仪很喜欢摄影，有人曾根据宫中散落的照片进行统计，据说数千张照片中，皇后婉容露脸的只有八张，而谭玉龄的却有33张之多，可见溥仪是很喜欢谭玉龄的。
第四个便是“福贵人”李玉琴。李玉琴是溥仪从60多张伪满中、小学校的女学生照片中选中的，年仅15岁。她入宫后，被册封为“福贵人”。1957年与在抚顺接受改造的溥仪离了婚。
溥仪的婚姻大事惊动了上上下下。溥仪在颐年堂与毛泽东共餐时，主席说：“溥仪，皇上不能没有姑娘呦，可以再婚嘛!你结婚可不要马马虎虎，要仔细考虑……”
溥仪说：“我要是找不到理想的人，我就不结婚了。”
溥仪与李淑贤结婚时，全国政协研究决定，包下溥仪结婚的一切费用，连他和李淑贤买衣服都可以报销。溥仪很注意节省，结婚总共花了不过几百块钱。场所选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婚礼举行前，溥仪和李淑贤领取了结婚证书。
溥仪的结婚典礼被他刻意选在1962年4月30日晚7点，因为第二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对他来说，成为公民的主要标志，就是成为劳动者。钟点定在晚上是皇族的习惯，当年溥仪大婚也是这个时刻。
下午6点多钟，溥仪和李淑贤乘坐的全国政协派来的“上海”牌卧车刚停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门口，就有朋友开玩笑地拖着长腔喊：“皇上驾到……”除了溥仪的七妹以外，溥仪的几个妹妹、弟弟都偕家眷出席，连溥杰也到了，而且送来了礼物以示祝贺。
溥仪结婚的新闻在国内外轰动一时，中国新闻社特意发了专稿，海内外不少报纸也都登了末代皇帝结婚的消息，还附有溥仪夫妇的大幅照片。
溥仪结婚后，遇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握住溥仪的手说：“祝贺你啊，成立了温暖的家庭。”
二、“文革”中遭遇批判，正义民警周全保护
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年，“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溥仪又成了红卫兵斗争的对象。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北京的民警们曾多次保护这位昔日的“皇上”，使他躲过了灭顶之灾。
“文革”一闹起来，溥仪就赶快辞掉了家里的保姆，每天在家里背诵《毛泽东语录》，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到医院里看病方便。那时到医院看病，医生不是先问病情，而 是先让病人背诵一段《毛泽东语录》。当时，溥仪已经被确诊为肾癌。因此，他用几个月的时间，就把一整本《毛泽东语录》全部背诵下来，从头到尾，一字不差。
1966年8月初的一天，一群十几岁的红卫兵进了溥仪的家门，在院里叫嚷着要破“四旧”，领头的一个红卫兵对着溥仪夫妇喊：“你们房顶上有一对小狮子，这是四旧!”因为是公房，溥仪就给房管局打电话，要求来人处理此事。当时房管局说太忙，没来人。第二天，又来了几个红卫兵，他们这次从院里到屋里转了几圈，反复查找“四旧”，吓得溥仪跑到距家几十米远的西城公安分局福绥境派出所要求保护。当时的所长方桂生、指导员王泽臣被“造反”靠边站了，主持所内工作的是副所长史育才。
溥仪找到史育才时，他正被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搞得焦头烂额。那些日子里，各级政府都瘫痪了，只有派出所的民警们还坚守岗位，继续工作着，史育才和民警们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
当年红卫兵的权力大得惊人，几乎到了为所欲为的程度，这是因为公安部领导传达了三条命令：支持红卫兵；保护红卫兵；红卫兵在社会上做的事情由红卫兵自行处理，民警不得干预。但民警们没有坐视不管，当史育才看见溥仪到来时，就赶快把他领到僻静的后院里，后院有一个很大的葡萄架，史育才抱歉地说：“您看见了，屋里都是红卫兵，正在闹事，先委屈您，坐这儿，这儿很安全，也安静。”
这时，史育才被人喊走，溥仪就老老实实地坐在葡萄架下等着史育才。
原来是一群红卫兵要抄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的家。史育才前去劝说，辩论了半天。红卫兵说程砚秋是地主出身，史育才说他早年曾掩护过共产党，他自己也已经加入了共产党了。红卫兵说他过去演的戏都是毒草，并要拿走他家里的戏装，史育才说戏装归文化部管，谁也没权利拿走。劝说完红卫兵，史育才又让人写了一个“告示”贴在程砚秋家门口，声明41中的红卫兵已经对程砚秋抄过家了，别的红卫兵不能再抄了。
忙乱到中午，史育才猛然想到溥仪还等在后院的葡萄架下，于是赶快让民警杨清兆弄了些饭给他送去。随后，史育才就琢磨怎么保护溥仪。他先向市公安局、公安部打电话，可是没人表态。无奈，他斗胆把电话打到了周总理的办公室。他对接电话的同志说：“我记得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是不是?”
接电话的同志说：“好像是说过这样的话。”
史育才说：“凭你这句话，再加上我的记忆，我们就能保护溥仪了。”
对方说：“好，好。”
史育才长吁了一口气，放下电话来到后院，对溥仪说：“您踏踏实实回家，我让红卫兵保护您。”
“红卫兵怎么能保护我?”溥仪不解地问。
“您别问了，这儿的红卫兵听我的。”史育才边说边把派出所对外对内的两部电话机的号码都告诉了溥仪：“一个打不通就打另一个，直接找我，我派人去。”
送溥仪到门口时，史育才还嘱咐他：“有人敲门别轻易开，问清楚了再开门，有事马上打电话……”
其实，在《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里面，没有溥仪的名字。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回国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铺天盖地而来。郭德洁于1966年3月21日因乳腺癌去世。死后不久即被某些人诬陷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战略特务”，其接头人是王光美，借此为打倒刘少奇夫妇和陷害周恩来制造舆论。周恩来忧心如焚，急忙于8月30日夜里拟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里面包括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章士钊、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李宗仁、程潜等。国庆节，毛泽东邀请李宗仁上天安门，故意站在城楼中间热情地握住他的手，大声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李宗仁因此得到特殊保护，自然感到莫大的安慰。但他对这场运动是无法理解的，尤其是看到连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贺龙、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都纷纷被打倒，更感到困惑不解。
第二天晚上，溥仪就慌张地给史育才打电话：“我家里来了一些红卫兵客人……”
史育才带着红卫兵纠察队赶了去。
史育才带去的红卫兵是他特意留在派出所帮助应付混乱局面的，作用既相当于后来的联防队，也是“一物降一物”的方略，因为当时的红卫兵是“老子天下第一”，只有红卫兵纠察队能管住他们。所以，史育才把家住本管界的红卫兵总部西城纠察队的陈闯、王建国和一个姓于的三名“西纠”队员留在所内，组成红卫兵纠察队，同时告诉他们：周总理说了，要保护溥仪和许多名人。于是这些红卫兵就和派出所的民警配合起来，日夜轮流在溥仪住所周围巡逻。
史育才带着红卫兵纠察队赶到一看，几十名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已将溥仪的院子围住。一个红卫兵对溥仪声色俱厉地说：“告诉你溥仪，你至今还那么讲究，那么享受，还吃大米白面啊!你们屋里的沙发必须拿走，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溥仪说：“这是国家安排的，用来接待外宾，是外事工作的需要。”
那群红卫兵根本不听，大声嚷道：“现在没有外宾，就得搬走!”
史育才进了溥仪家的院子，他左右跟着两名带着红箍的红卫兵纠察队员。他问：“你们来溥仪家为何不与我们当地派出所联系?”
“我们是来清算溥仪的反动罪行的。”红卫兵代表答。
“他的罪行是过去的，现在他已经改造好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共产党人把皇帝改造好了。这就是他改造好的证据!”史育才说。
红卫兵被最高指示唬住了，但他们还是不甘心：
“他现在还有客厅、卧室、浴室，住这么多的房子，吃着大米白面，就是资产阶级!”
“溥仪已由当地红卫兵接管，对他过去的罪行你们可以就地批判，但不能带走批斗!”
于是红卫兵们对溥仪一阵声讨后就撤走了。溥仪感激地把史所长他们送出家门，一个劲地点头说：“谢谢，谢谢史所长!”
第二天，溥仪马上给政协机关打电话，让他们把沙发拉走了。
虽然找溥仪“算账”的红卫兵不轻易来了，但保护溥仪的任务仍然很重，许多来京串联的红卫兵总是出于好奇来看“皇帝”。
一天，哈尔滨一中的一些红卫兵来京“串联”，住在南操场小学里。在理发馆理发时，听理发员说末代皇帝溥仪住在这儿，于是闻风而来。
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溥仪先是心惊肉跳，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门，闯进来一群佩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他们大摇大摆地进了溥仪的客厅。溥仪小心地问他们：“你们有什么事吗?”
红卫兵说：“我们来这里，就是要看看溥仪!”
他们东看西看地闹腾了一会儿，溥仪一看不好，怕出意外，马上给史育才打电话。
史育才马上派民警李志义和陈银生带着红卫兵纠察队赶去，对红卫兵说：“溥仪先生属于保护对象，如果不通过派出所，不能随便来访。”
这以后，又发生了许多类似“惊驾”事件，都被派出所民警及时赶来解围。溥仪对此感激万分。在抄家风正烈的时候，他能安然睡在家里，不仅免受抄家之祸，更没受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肉体侮辱，靠的就是派出所民警的保护。而他以外的在京的皇族和皇亲几乎无一人幸免劫难，不仅全部被抄家，还受到心灵和肉体的折 磨：有的被毒打致伤，有的被关进劳改队，有的被“扫地出门”失踪，有的经不住折腾自杀。后来，溥仪又被列入禁止购买大米白面、只准吃粗粮的剥削阶级之列，又是史育才出面，使他家的细粮没有被停止供应。
史育才第二次登溥仪的家门，是陪同西城公安分局新上任的陈局长看望这一地区的重点对象。史育才按响门铃，溥仪正在屋里洗脚，他的妻子李淑贤开门后说：“是派出所的史所长来了!”
“呦!救命恩人!恩人到，快请；快请!”屋内的溥仪边说边忙不迭地穿上拖鞋到院子里迎接。三人坐定后，溥仪说：“最近红卫兵到我家，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家里只有毛泽东像，没有林副统帅的像?二是为什么没有革命对联?我都改正了。”
史育才这才看见溥仪家的客厅挂着的画像和一副对联。一看对联他暗自笑了：
翻身不忘共产党
幸福不忘毛主席
史育才心想，贫苦人出身的用“翻身”一词恰当，皇上怎么也用这词啊?并和陈局长小声说了对联的可笑之处。
也许是溥仪听到了史育才和陈局长的话，过了一些日子，他特意请史育才再来家里“验”一下对联。史育才觉得挺对不起溥仪的，本来就被吓得度日如年了，自己还议论他的对联。但他还是去了。
进了溥仪的客厅，史育才发现，对联已换了，上面写着：
“时时事事听毛主席的话，字字句句照毛泽东思想办事。”
“史所长，您看，这样合适不合适?”溥仪在旁小心地问史育才。
这回史育才马上回答：“合适!合适!您觉得合适就合适!”
这也许是溥仪一生留下的最后一幅墨迹了。
1966年11月，史育才又接到溥仪打来的电话，说“福贵人”李玉琴要从长春来找他出示证明她在伪宫内被压迫身份的书面材料，请史育才给自己出主意怎么应付李玉琴。
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劳动改造时，管理所允许犯人家属来探监。李玉琴曾去看过溥仪几次，但后来不肯去了，最后与他离了婚，嫁人后过上了正常人家的生活。“文革”降临后，她的“福贵人”历史自然瞒不过红卫兵，不仅她自己被禁止参加一些活动和受批判，丈夫也因为她而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大字报贴到她家楼下的大门上，家被抄了，孩子也受到株连。无奈之下想起了让溥仪给她开“证明”，以此度过那场人祸。
史育才对惶恐的溥仪说：“别怕，她来找你要通过当地派出所，到时候你看事情不好就打电话给我，我会派人来的。”
1967年3月，局势更加混乱了，溥仪的病也更加严重了，因医院取消了对他的特殊待遇，他只好住在普通病房。此时，李玉琴带人找到溥仪，索要她是伪满宫廷的受害者、被压迫者而不应该成为“文革”批判对象的证明，同去的人还嚷嚷着要把溥仪揪回东北斗争，溥仪只好在病床上口授了一份“证明”给了李玉琴。当时的溥仪已经因为肾功能问题引起尿毒症，生活上无法自理，洗脸都费劲了，医院的医生对李淑贤说，溥仪可能好不了了。
9月，溥仪的病到了晚期，幸有妻子李淑贤始终在其身边照顾，使他在生命最后几个月里还能感受到人间的温暖。溥仪告别人世前，两次让妻子李淑贤去派出所找史育才，请他到医院来，说想见见他。而此时的史育才正在偏远的北京郊区“办学习班”，身不由己，所以最终未能了却溥仪的心愿。1985年，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拍摄的电影《火龙》里以史育才为原型的人物“史所长”，满足了溥仪的临终请求，到医院见了他最后一面。史育才看到这部电影后，心里很不是滋味。
1967年10月17日凌晨，溥仪与世长辞，终年61岁。在周总理的关照下，溥仪家族举行了小型的悼念仪式，然后将这位末代皇帝跟普通公民一样火化。事后看来，当时在非常时期，处理规格是低了一些。不过，这种丧葬方式还是恰如其分的。
溥仪去世一年多后的1969年1月30日午夜，李宗仁也因患直肠癌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在弥留之际，他口授了一封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两次表示感谢之情。信中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关于溥仪骨灰安置何处，周总理指示可由家属自由选择，革命公墓、万安公墓和人民公墓均可。家人考虑应与溥仪的最后身份相符，最后选择了八宝山人民公墓，并与其他公民的骨灰一样，采取了收藏在壁架中的最普通形式。
1995年1月25日，经过考虑，李淑贤决定将丈夫的骨灰由八宝山人民公墓迁到清西陵溥仪的“万年吉地”故址旁的“华龙皇家陵园”内。华龙皇家陵园紧邻清廷皇陵区，溥仪墓与光绪的崇陵紧紧相连。
溥仪去世后，“文革”仍在进行，形势混乱。史育才受到冲击被下放劳动，以后他与李淑贤就中断了联系。
1979年，史育才恢复工作后，调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机关做后勤工作，此时李淑贤也早已搬了家。20世纪80年代末，史育才与自己在北京朝阳区政协工作的一位亲戚聊天时得知了李淑贤的下落。原来李淑贤的家由西城区搬到了潮阳区团结湖居民区，她本人也当选为潮阳区政协委员。史育才很高兴，但转念一想，李淑贤现在的境况比以前好多了，也许并不需要自己的帮助了，于是请亲戚把自己的联系方式转告给李淑贤。
几天后，史育才接到了李淑贤的电话。史育才当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香山疗养院的院长职务，可李淑贤依旧称他“史所长”：
“史所长，您可是好人!这些年您还好吧?我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好，要不我就看您去了……”
史育才与李淑贤续上联系后，与妻子时常去看望她。她无后，也无亲密朋友，显得很孤独。当时，李淑贤正因《我的前半生》一书的著作权归属之事打官司。这起诉讼案件是我国发生较早、影响最大的著作权纠纷案件，被称为“天字第一号”。从起诉到终审判决历时近10年，惊动了地方法院到最高审判机关等三级法院，并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两届首席大法官的关注。李淑贤为此耗费了极大的精力，加之她与溥仪家族的关系也处得不太好，所以看上去很疲惫虚弱。
1994年，李淑贤搬到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居住。因为住在5层，年670多岁的李淑贤几乎不下楼，请了一个帮工，每周去她家三次，帮她买菜。收拾屋子。李淑贤搬家后，马上把新地址的电话告诉了史育才。有一次，史育才去看她，发现她家的居室西晒，就问她为什么不安装遮阳伞?她苦笑着说：“我一孤老婆子，找谁安装呀?”
第二天，史育才就带人来给李淑贤的三个西面的窗户都安装上了遮阳伞。李淑贤非常感激。
自从与李淑贤联系上后，史育才每年都收到李淑贤寄给他的贺年卡，感谢他近30年来对她以及她家庭的关怀。但李淑贤病逝的时候，史育才没得到消息，因此也没能去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