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币”,已经成为一个棘手的国际性难题。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制假者的伪造手段也越来越高明。
　　
　　据我国公安部相关资料显示,2009年在打击假币的“09行动”中,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假币犯罪案件658起,捣毁印制假币窝点5个、加工窝点11个,共缴获假币3.7亿元。
　　台湾警方也破获了一个专门假造人民币的犯罪集团,抓获了六名嫌犯,截获的假钞成品、半成品大约一亿三千万。当警方赶到这个印钞窝点时,点钞机还在刷刷地工作着。摊满两张台球桌的假人民币印制非常逼真,只有从细微的防伪线、人像的毛发茂密度来判断真假。警方介绍,六名嫌犯花了近千万新台币,购买了大型专业设备,没日没夜地加工印制假币。
　　有资料显示,多年来,台湾始终是假人民币的主要印制基地之一,据台湾警方描述,在台湾岛内,假币制造窝点不仅拥有一流的设备,而且已经形成相当规模。据称,早期的制假者使用的是手工制版技术,这需要将钞票放大100倍～200倍,然后将其中细节一点一点地模仿。随着伪造技术的提高,制假者更加注重对纸张材质和触感的要求;在印刷中更加注意细节;并开始借助电脑制版,用以克服人工制版的不足。
　　台湾警方称,这些假币通过多条途径运往大陆。假币常常被紧紧地包扎在防水布中,由渔船秘密夹带。一旦遇到非常情况,假币会被迅速沉入大海。
　　假币之祸并非中国独有。打开网页,搜索“假币,假钞”,成千上万的信息便会扑面而来。“假币”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棘手的国际性难题。
　　据国际刑警部门披露,目前全世界流通的美元、英镑、马克、法郎、日元等几十种货币,都被国际伪钞集团制贩过。而美元更是难以避免地成为假币集团伪造的主要目标。
　　美国国家安全相关部门经过研究指出,一些假币制造者制作的假美钞,已经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必须通过精密仪器的鉴定,才能分辨出真假。雪上加霜的问题是,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现金短缺,也促使了假币加快出笼。美国主管假币问题的特工处称,有迹象显示,越来越多的制假者正利用电脑、喷墨打印机及彩色复印机等现成的办公设备制作假币。
　　据美国2007年统计的数字显示,世界各地流通的每100万张100元美钞中,就有30张左右是假币。加拿大中央银行曾规定,如果100万张货币中有100张假币,则被视为“假币流通危险临界线”。如今,加拿大中央银行不得不将这个临界线提高到100万张中有120张假币。
　　来自印度情报机构和印度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在印度流通的卢比中假币总额为510亿美元,而真币的总额约为1400亿美元。照此推算,印度市场上流通的卢比中假币占了大约25%。
　　自2002年1月1日欧元问世之日起,欧元就成了假币制造者的新目标。欧洲中央银行公布,2008年上半年查获的欧元假币大幅上升,比2007年同期猛增了约18%,而2009年上半年欧洲地区共查获41.3万张欧元假纸币,数量比2008年同期增加了32%,比2007年同期大增了56%。
　　目前流通中的欧元纸币面值分别为5欧元、10欧元、20欧元、50欧元、100欧元、200欧元和500欧元。面值20、50和100假的欧元仍是假币“主力”, 占查获欧元假纸币总数的95%以上,其中面值20欧元的最多,占近一半左右,欧洲央行认为,欧元假币剧增主要是因为造假技术已被更多人掌握。
　　欧盟刑警组织曾经发出警告说:“欧元作为排在美元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货币,已经对造假者具有了很大的诱惑力。”
　　相关资料显示,世界主要货币的假币制造地分布在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
　　美元在哥伦比亚;印度卢比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梅加拉亚和曼尼普尔;欧元在保加利亚、立陶宛等东欧国家;人民币在台湾及广东、福建沿海地区。
　　假币的的泛滥尽管是个世界难题,许多人或许已经见怪不怪,然而,自2008年下半年的一段时间里,在我国东南沿海城市频繁出现,并迅速蔓延至内地许多城市的一系列“HD90” 假币案件,所表现出的异常,引起了普通民众的种种猜疑:像这样规模较大、密集出现的事件,假币犯罪团伙是否只是单纯出于获利的目的而为?人们进一步推测,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是否存有犯罪团伙更大的经济阴谋呢?
　　存有这种担忧的人们并非空穴来风。
　　历史上,假币的运用一度曾经超越经济领域,被扯进了国际政治甚至战争之中。在战争状态下,利用国家机器,印刷敌对国家货币,扰乱对方的经济秩序有真实的案例。二战期间,日本曾出于搅乱中国经济的目的,伪造过大约40亿中国货币。这种兵不血刃,企图击败对方的战略,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
　　有资料显示,英国是这一战术的开创者。早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就曾经伪造过大量美国大陆票用以破坏殖民地经济。
　　美国内战时期,北方政府也对南部邦联发起“假币战”,据说当时制造的假币质量极高,几乎达到难辨真伪的程度。
　　1940年4月,英国特情组织的负责人曾拜会首相张伯伦,询问在敌国领土上可否散播伪造的德国马克。张伯伦经过反复权衡认为,英镑和德国马克的实力悬殊,“如果德国报复,我们明显会比他们损失大”。张伯伦最终没有批准这个在他看来有点“可耻的计划”。
　　几乎与此同时,纳粹德国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决定。
　　在保安负责人海德里希的支持下,纳粹德国策划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企图大量伪造英磅借以击垮英国经济。
　　负责实施这一计划的是党卫军军官本哈德·克里格尔,因此,这个阴谋被命名为“本·哈德行动”,纳粹为此集中了德国最优秀的雕刻专家、造纸技术专家以及负责推算英镑编码的数学专家。
　　战前的英国纸币设计极其精细,不列颠尼亚女神的图案是特别委托设计的,水印工艺是一位造诣精湛的大师的杰作。十字形交叉的亚麻纸质地密实,其使用的多层叠加工艺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数字编码系统经过深思熟虑。总之,英国的纸币简直就是艺术品,几乎无人能够仿制。
　　美国《时代周刊》资深记者劳伦斯·莫尔金,通过广泛的调查,在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后,将“本·哈德行动”的来龙去脉写成了一本书《克里格尔的部队》,副标题叫作——纳粹的伪钞计划与十九街区的囚犯。因为当时这个伪钞制造者的基地,设在所谓的十九街区,书名就来自于此。这些材料把整个制造伪钞的规模和实施的细节都向世人作了比较详细的交代,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些结论,纳粹德国的伪钞制造规模是空前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对敌对国的官方货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仿造。
　　海德里希在宣告行动开始时曾发布过一份最高机密文件。文件写道:“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制造假钞,而是经过批准的复制纸币。这些纸币必须是最完美的复制品,必须让哪怕最有经验的纸币专家也无法辨别其真伪。”
　　本·哈德建议采用纳粹最容易控制的犹太囚犯制作假钞。为此,他遍走德国控制的纳粹集中营,挑选出134名犹太囚犯,组成了一支技术精湛的造假队伍。德国人的造假车间设立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第十八和十九街区。“本·哈德行动”极端秘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一行动的存在,营区的卫兵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守卫的是什么。
　　莫里茨在《19街区的伪造者》一书中回忆道:指挥者走上前说:“你将见到你所不该见的,你将听到你所不该听的。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印刷车间,从现在起,你们属于我们。这个街区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它和整个集中营没有任何关系。禁止任何尝试与他人的交流,破坏和不听从指挥都将被判处死刑。”
　　90多岁的博格是一名斯洛伐克犹太人,曾是那支造假队伍中的一员,当年他和同伴们曾经制造出了近乎完美的假英磅。后来,博格将这段经历写成了回忆录——《魔鬼工厂》。2008年,根据博格等人的经历改编的电影《伪钞制造者》,荣获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出于道义上的原因,在整个伪造期间,博格与他的同伴们曾冒着杀头的危险不时地在假币上做些不易被察觉的暗记,希望银行出纳能够由此识别出这些假币。
　　博格在回忆录中透露了这样一个情节,因为当时英国的老百姓和银行,在使用大面额的钞票时,都习惯把钞票折叠起来,然后用别针别起来,钉在一起。“本·哈德行动”的计划者,想利用这样一个细节使流通出去的伪钞看上去是真的。他们就让专人负责在伪钞上打针孔。负责打针孔的犹太囚犯利用了纳粹德国不知道的常识:英国民众出于对本国货币的尊重,打针孔不会选择在大不列颠这几个字母上面打。这些犹太囚犯偏偏把针孔打在大不列颠的字母上,他们期待这些伪钞流通出去后,能很快被地辨认出来。
　　当年博格与他的同伴伪造的假币面值分别为5英镑、10英镑、20英镑以及50英镑。据统计,在高峰期,一个月制造的假币总额就超过了八百万英镑。党卫军甚至用假币拼成“英格兰银行”的字样,作为嘲讽的标志镶在造假车间的门上。有资料显示,这一时期,柏林制造的英镑甚至比英国伦敦制造的还要多。纳粹集中营的造假车间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英格兰银行”。
　　德国纳粹利用各种途径将这些假币流通出去,用以破坏英国经济。与此同时,假币还被作为很多纳粹关键性行动的活动资金。比如营救墨索里尼,贿赂,非法买卖艺术品,购买大宗货物,以及其它各种层次的秘密交易。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德国出动大批机群在英伦三岛空投假英镑。英国人在金钱的诱惑下失去了绅士风度,争相拣抢,致使交通中断、工厂停工,市场上甚至出现了激烈的抢购风潮,进而导致物价飞涨。英国政府急忙采取紧急措施,下令关闭全国的商店以防止假币充斥市场,并随即封锁了所有的国际港口和机场,禁止旅客出境,以防假币流向国外。
　　假币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英镑的信任。截止1945年,近三分之一的英镑是假币!一名印刷工人粗略地计算整个行动所生产的假英磅的数量为一亿三千五百万,这相当于今天的30亿英镑。虽然这个计算极有可能低估了假币的总体数量,但这一数字已足以让世人震惊了。
　　1944年12月,战局对纳粹德国越来越不利。造假车间被废弃。按照计划,所有假币制作人员将被迁移奥地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地区。博格及其同伴被命令毁掉所有的证据和线索。他们连续工作了几天几夜,焚烧了一摞摞的假币并摧毁了印刷假币的机器。德国人甚至安装好了炸药,准备杀死所有参与伪造假币的囚犯。
　　 既然假币曾经作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的一种武器,一些普通民众出于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担忧,加之世界金融局势的风云变幻,很容易将系列“HD90”假币案件同历史上的“假币战”相联系。那么,在现今的条件下,假如真的存在一个规模较大的犯罪团伙,它能够依靠使用“假币武器”来抑制我们的经济领域的崛起,破坏我们在金融危机中的恢复能力吗?
　　专家认为,假钞在和平年代并不可怕,只有在特定的战争中,当作一种战争手段和战争武器使用时才非常可怕。现在却没有这种可能性。第一,现在执法效率高;第二,大量现钞集中使用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大家都是通过划款,通过有据可查的电子方式进行交易。
　　世界经济的复杂性使这种伪钞战发挥作用的空间、范围被大大地压缩。“HD90”假币案件基本上可以判定,它是犯罪集团为了获取非法利益的一种犯罪行为。
　　制贩假币是被国际社会公认的一种严重经济犯罪行为,历来为各国政府和人民深恶痛绝。它不仅扰乱了各国人民稳定的经济生活,而且直接扰乱了一个国家的金融秩序。
　　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均禁止任何人制造和使用假币。
　　我国古代自秦以后,就开始收归铸币权,不允许民间私铸。而严格禁止私铸,由政府专门控制货币的铸造权,则始于汉武帝时期。自此以后,历代政府都采取了禁止私自制作货币的政策。可是,盗铸金属货币和私印纸钞的活动很少因法令的禁止而停止。历史上,制造假币与打击假币双方始终处于一种“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相互博弈并不断升级的格局中。
　　在中国,一些朝代的统治者往往直接将禁止伪造的文字刊印在纸币的票面上,以起到震慑作用。元代中统元宝交钞上印有“伪造者斩”的字样;至元通行宝钞的正中央印有“伪造者处死”五个醒目的大字。
　　明、清两代也将严禁伪造的条文刻印在纸币的正面,时刻告诫人们不许违法盗印。明朝的大明宝钞正面的下半部分印有这样的律文:“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明确规定禁止伪造宝钞。
　　这些处罚都是直接针对假币的制造者和流通者的。严惩假币制造者的理由很简单:制造假币不仅是对整个国家的一种犯罪,同时也相当于向统治者“宣战”。 很多专家对假币现象的定性是:货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生产假币就是对国家权力的破坏。
　　中国古代为了打击私铸与伪造的行为,官方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措施。
　　汉代规定私自铸造铜钱者,主犯和从犯都要在闹市被处死,以警告不法之徒。
　　宋代如果发现造假,地方官员要负连带责任,如果私铸钱币的行为没有被及时发现,地方上负责社会安全、巡查犯罪的官兵要被判处一年徒刑。
　　元代,纸币是唯一流通的法定货币。元代法律对伪钞犯罪的惩罚区分得相当细致。譬如官方会区分伪钞仿制的逼真程度和是否能够流通而处以不同的惩罚:如果伪钞造得好,能够流通的,为首者处死,从者杖断。如果伪造得不好,或未被使用,则不会被处死而只采取流放远地的惩罚。
　　清代对私铸货币的惩处也相当严厉:首犯斩首处死,从犯和买卖使用者处以绞决;犯罪实施场所的房主、邻居以及主管官员明知有人私铸铜钱却不告发,捉拿归案者,一律比照从犯定罪,处以绞决。
　　中国古代铸造技术落后,铸钱往往需要征用大量的工匠,大型的钱监甚至有上千人之多。如果疏于管理,则会出现盗铸、私贩等现象,成为官府的大患。因此当时就有官员指出:在官府没有铸钱任务的时候,应该管理好这些工匠。这样才能杜绝工匠们就地转化为制假者。所以,在宋朝的绝大部分时期,当某个钱监停止铸钱的时侯,往往并非遣散工匠,而是派往其它的钱监继续使用。这样,等将来重新开铸时,仍然可以召回这些工匠继续使用,从而有效地防止了铸工流散到民间引发私下盗铸的现象。
　　北宋中期,四川地区首先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纸币出现后,伪造者在盗铸金属铸币的同时,又开始大量地印制伪钞。为了防止民间私印伪钞的犯罪活动,宋及以后的各个朝代都采取了形式多样的防伪措施。
　　官府在长期与伪钞博弈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他们最终选择了一种难以伪造的特制纸张——川纸,作为印钞专用纸,严格禁止民间私自采购这种纸张。与此同时,宋代纸币还采用铜版套色印刷,画押等防伪措施。
　　纸币防伪措施中的画押,其实就是长官的一种签字,但是这种签字不见得是签名,因为画押的内容不见得是他的名字,有时是做的一种记号,这种防伪措施很有个性化,所以很难造假。这个防伪措施也被后来的纸币印刷所采用,直到近代我们用的纸币上还有银行行长、一些有关负责人的签字,这跟古代的画押是有继承关系的。
　　纸币的印制和使用必须要经过官方认可,官方将收到的钱数记在纸钞上,经签押后,方可做为现钱使用。朝廷、省、府、县,钱庄逐级留有印记,这套程序在当时堪称一种有效的防伪措施。大清宝钞上的层层印记或签押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宋以后的各个朝代,各地官府都在钱局中设有辨钞人,专门帮助百姓识辨纸币的真假,同时普及相关知识,提高辨别真伪的能力。
　　鼓励知情者告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打假手段。宋代规定告发者赏银千贯;金代规定赏银三百贯;元代规定除赏银五锭外,还将犯人的家产全部赏给告发者。至元通行宝钞钞面上明确印有:“首告者赏银伍锭,仍给犯人家产”。 明朝的大明宝钞正面也印有:“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这些奖赏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起到了打假的作用。
　　纸币换届也有利于防止伪造。宋朝纸币存在着换届制度,所谓“届”就是相当于今天“批”的意思。每届纸币的形式相同,标有届数。每届纸币规定了一定的使用期,通常是三年,然后统一收回。每次换届都要重新制版,图文的不断变化给造伪者带来一定困难。同时,在新币与旧币兑换过程中,还要制定出详密的制度,检查是否存有伪币,防止鱼目混珠。
　　明末清初,西班牙本洋、墨西哥鹰洋等银元由西方传入中国。这些银元由于便于计算,方便实用,图案漂亮,很快便被使用者接受了。而如何鉴别假币也就同时成了一个令人头痛的大问题。钱庄、商号在经过长期摸索后终于找到了一些应对假币的独到招数。凡是过手的银元、鉴定过的,在上面打一个记号,打记号的同时,也看看里面是不是加铅了,银元过手一次打一次,千疮百孔。后来改用橡皮章打,橡皮章不破坏银元的外貌。钱庄、商号看到凡是橡皮章打过的,就不用鉴定了。橡皮章上面都有几个字,比较多的叫去印不换,意思是不能擦掉,擦掉就不认了,要重新鉴定;还有一种叫去印不兑;还有叫模糊不兑:图上弄得模糊了也不认。用这种方法鉴别真伪,保护自己。
　　今天,在应对假币的战斗中,世界各国一方面严格地控制有关钞票的制作、防伪等技术的任何细节,将其列为最绝密的范畴。另一方面,各国政府也绞尽脑汁,不断寻找自己的妙招,试图从多种角度遏制假币的泛滥。
　　美国特工处是调查和打击美国货币伪造的主要机构。为了便于调查,特工处专门设立了一个“样本贮藏室”,分类保存着上万种假币样本,并记录了伪造者或发行者的相关信息。国际警察总署认为,每个国家时隔5～7年就应该更新一次钱币防伪技术。这个结论源自他们的调查计算,他们认为在这段时间中,伪造者很有可能掌握了这些技术。
　　澳大利亚是最先提出采用塑料制品印刷小面额钞票的国家。在很多情况下,假币制造者是将真的小额钞票漂白去色,然后在这张“真纸”上直接印制大面额钞票,所以在检验时,真假难辨。而改用塑料印制小钞后,假币制造者就失去了纸张来源,打击效果显著。
　　随着社会的进步,各国政府同时也意识到,打击假币不应只在钞票上做文章,改变各国的消费习惯也能起到有效的防范作用。大多数发达国家鼓励民众使用信用卡、借记卡和个人支票等非现金交易方式,这减少了假币流通的机会。事实上,在韩国,很少发现伪造韩元的报道。这是因为韩国人很少使用现金,更习惯刷信用卡。
　　假币的出现,是存在了两千多年的棘手问题。在目前,我们也许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在今后的一定时期内,假币仍将继续存在。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国力的增强,人民币的信誉在国际市场尤其是中国周边地区不断提高,人民币流通市场还将进一步扩大,人民币作为币值稳定、信誉高的货币,必会成为国际国内不法分子为牟取暴利而大肆伪造的重要目标。
　　作为普通人,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学习,提高防范意识,掌握应对假币的本领。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随着各国政府打击假币犯罪力度的不断加大,假币终将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